陈左高是怎么成为“中国日记史研究第一人”的呢？这要从他小时候的求学说起。
陈左高出身在上海，生前曾与友人谈及对日记写作及学术研究的兴趣时曾说过：“从十岁起，即萌发写日记的兴趣，后来遇到国学大师唐文治教授诵读古文，唐先生教泽，获益匪浅，及至后来，从诵读古文到研读古代名人日记，一步步对日记写作与学术研究有了兴趣。”
陈左高与唐文治的相遇是在一九三九年。当时创办于民国9年、地处惠山之麓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称国专）迁至上海不久，陈左高便以优异成绩考入该校。国专学校设二年预科三年专科，分文学、哲学、史地三科。当时唐文治（字蔚芝）任校长，他敦聘王蘧常任教务长。
一九四五年，陈左高完成国专学业考入复旦大学，开始与学林前辈及师友交往求益，他耳闻目睹，每获心得，便悉数记入个人日记之中。自此，他开始了长达二十多年的日记，每日所记均可作独立华章，精彩叠出，内容多珍贵史料。一直到“文革”止，共积累日记三十二册，用荣宝斋瓷青纸作封面，以丝线精装，可见他对日记写作情有独钟。可惜这些日记在“文革”中皆被付之一炬。
陈左高从自己写日记到搜集历代日记再到研究日记，经历了一个漫长的阶段，而且搜集历代日记再到研究日记几乎是前人没做过的事业，陈左高偏偏选择了这个“冷门”。
陈左高先生对历代日记佚篇的补辑与考证，尤下苦功。他以严肃求实的学术精神，考研着古代每一部日记的作者及流变。一次，陈左高先生找到了清代著名文学家、著作等身的李慈铭还留有《越缦堂日记》及《日记补》，计数百万字。这些日记，对了解当时的社会经济、历史宗教、文学艺术诸方面都具有极大的史料价值。他当即开始研究，但在爬梳考证中，陈左高发现《越缦堂日记》尚残缺不全。传说李慈铭光绪十五年以后的日记，被樊增祥收藏，后樊增祥去世，日记流入书摊，不知下落。对这些说法，陈左高以为大可存疑，不能轻易下结论。他埋首在故纸堆中，又辑得三种，终获其全，解决了百年来的一个悬案。又如海内外认为文廷式日记缺少两种，陈左高又孜孜以求，补辑佚失，纠正了误传。再如，梁启超日记，行世者仅访美日记《新大陆游记》，陈左高又补以驻日所记《双涛阁日记》丰富之。还有明代高攀龙、潘允端，清代查慎行、沈宝禾、王乃誉等日记，皆是陈左高辑佚所得的重要日记稿抄本。
具有悠久历史的日记文本，虽为数浩繁，然由于素无专目，真正刊印成刻本的寥寥无几，有的载见于各种旧报及刊物上，更多的则散落于民间私人藏家。若要阅览访求，实非易事。从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起，陈左高为访求日记文本，奔走于复旦大学图书馆、合众图书馆、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等，不分寒暑风雨，没有节假休日，孜孜矻矻于历代日记的发掘、整理、研究，遍览各种刊本日记及手稿、抄本日记，还从大量新旧杂志、文集、年谱中，一点点辑录、挖掘出大量散佚日记，经其寓目并研读的日记达一千二百多种。尤其是一些手稿、抄本，大都散佚，或属私家庋藏，难以涉猎，师长友朋得悉陈左高潜心研究日记，纷纷为其推介或伸出援手。
复旦大学的陈仲明教授主动将翁同龢、曾国藩等日记长编十多种借给他。陈教授的这些书籍解放前都存放于外滩中国银行大楼底层的保险室内，牢牢钉在一只只大木箱中。陈仲明教授后来得知陈左高研考需要，亲自带人启箱取出，再用车运送到陈左高家，令左高深受感动。
赵景深先生是一位热忱扶植青年学者的教授，他向陈左高提供了不少新发现的稿本日记。明史专家谢国桢买到袁励准的《秋篱剧话》，交到赵景深手中，但他感到这是一部重要的东北地区看戏日记，即写信让左高赶快去翻阅摘抄。藏书家潘景郑慨然将著砚楼所藏二十多种孤本借与左高，多属苏州名家手稿，潘霨治病日记即属其中一种。
更使左高不能忘怀的是，版本目录专家顾廷龙先生对他的关怀。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顾廷龙任合众图书馆馆长，陈左高经常到馆内查找、阅读旧籍的好学身影引起了他的注意，询问之下，方知左高在钻研日记，便赞誉有加，高兴地对左高说:“合众馆时刻都欢迎你来查阅书刊。”由此使陈左高得以在该馆阅读到近二百种古代日记，其中不少是稀有的稿抄本。不仅顾老，就连当年在此看门的杜师傅也被陈左高的坚韧毅力所打动。有一天傍晚，刚下过瓢泼大雨，图书馆空无一人，然而陈左高却蹚着积水，准时来到馆内，杜师傅忙不迭地把左高迎进来，说：“你安心看书，我住在馆里，每天可以多陪你几个小时。”不少前辈知道陈左高迷上日记研究，纷纷给予无私相助，袁道冲老先生即是一位。他辗转打听到陈左高的住处，亲自雇车把他祖传的袁昶《渐西村人日记》手稿七十二册送来，供左高研究使用。这部日记记载着同光年间学术界动态，作者与海外文化交流，以及治学心得，其学术价值不下于《越缦堂日记》。而上海图书馆仅有抄本五册，可见此稿的珍稀与价值。陈子展、周谷城、伍蠡甫等教授，对陈左高研究日记常给予鼓励支持，解疑释惑，使陈左高更坚定地在漫漫学路上跋涉挺进。
陈左高在对日记中的人物、风俗掌故研究后写成的历史人物与风俗掌故，笔法与众不同，均能从古代日记入手，引用翔实，令人信服。如在《龙华溯往》一文中，他以王韬写于咸丰九年（1859）五月十八日的日记为依据，考证出上海龙华在一百五十余年前，还是一处戍防要地，因为王韬日记中写道：“余唤僧启塔，直登其巅。目及十余里外，壁上蜿蜒皆西字，龙华为由松至沪扼要之所，设戍百人，就桥筑土垒，有大炮二。”如此写作，细节历历可见，为其他文献所无法比拟。再如，时人常谈论上海气候现象，感觉是夏天热甚，暖冬频现。但陈左高查得王萃元《星周记事》日记中却有这样的记述，那是咸丰十一年（1861）十二月二十九日所记：上海从虹桥到新桥，“雪拥及肩，道路不明，足无从入”，连续十数天，雪不融化。徐家汇附近，也是“漫天积雪，风涌如浪”，这时，太平军准备攻打沪郊东南，亦“为大雪所阻”。这些详尽的记载，为研究上海的气候历史，提供了最为原始可信的资料。
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故能畅抒胸臆。陈左高对所述史料熟若掌心，信手拈来，屡屡用于他的各种人物专题，从几百篇写历代文苑艺林人物的旧闻轶事中，可以窥得日记素材占到的重要篇幅。如写李叔同，从其《惠安弘法日记》中获知，自“泉州南门外，乘古帆船航海”，而抵惠安县东郊，南临泉州湾之崇武城讲经。从四月到十二月初三，居无定点，随遇而安，先后住普莲寺、黄善人宅、许连木童子宅及刘清辉、胡碧莲、黄成德等居士宅。在惠安，讲《华严经》《法华经》，几无暇日，到如是堂讲经，听者近百人，由于过度劳累，第二天就卧病惠安之草庵了。又写顾颉刚，从他《西北考察日记》中了解到，他一九三七年至一九三八年间，在甘肃、青海考察学校教育，笔下风土人情，民生吏治，以及个人感悟，事事都按日实录。
陈左高先生从二十多岁起，就孜孜于唐、宋、明、清散文和中国教育史，尤其致力于古代日记研究。几十年寒暑，终于敲开了这扇学术研究的“冷门”，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陈左高还先后在香港《大公报》《澳门日报》等开设文史专栏，广涉政治、经济、科教、文艺诸领域，怀人忆事，秉笔为文，仅在香港《大公报》“艺林”副刊，所刊近五百篇中，写的不乏有龙榆生、张元济、钱仲联、施蛰存等文坛宿老。据统计，他至今仍是发表日记学方面论文最多（200多篇）的一位学者；先后编著有《古代日记选注》《晚清二十五家日记辑录》《中国日记史略》《近代文学大系·书信日记集》《历代日记丛谈》等，成果斐然，卓有建树。2006年，“全国第三届日记论坛”组委会授予陈左高先生最高且唯一的荣誉——“日记写作与学术研究终生成就奖”，高度肯定了他在日记研究领域所作出的非凡贡献。
2011年7月26日，陈左高在上海去世，享年87岁。陈左高晚年还曾有意为长兄陈巨来写传，无奈突患中风，终因握笔维艰，夙愿无法实现，常耿耿于怀，留下终身遗憾。（执笔：陈正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