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徒手，本名陈国华，福建福州人。1961年12月出生。1982年2月毕业于厦门大学中文系，先后在中国致公党中央机关、中国作家协会、《北京青年报》副刊工作。主要从事知识分子专题资料的收集，著作《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中国文坛纪学》《故国人民有所思》等。
作者：陈徒手
“要求主要门市部张灯结彩，高挂红旗，门面上要悬挂红底金字‘热烈欢呼《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的横幅，宣传橱窗为红丝绒、金字，夜间店面串灯、华灯、探照灯全部开亮。”1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病逝后，中央做出了尽快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决定。酝酿多年的毛选五卷终于有了出版的眉目，北京市印刷厂家开始为此积极进行内部筹备，当务之急是要备齐印刷原料和纸张。
9月27日，市出版办公室打紧急报告给市革委会负责人黄作珍、谢静宜、徐运北，谈及造纸部门欠交出版用纸的现象非常严重，1976年度国家分配给北京市的书刊正文用凸版纸共4921吨，但到了9月市出版办公室才拿到2254吨，没拿到的却有2667吨。尤其是北京造纸一厂欠交的2007吨纸，其中1000吨是印制《毛泽东选集》五、六卷的储备纸。报告中解释说，原来为毛选五、六卷准备的专用储备纸共2000吨，因为已储备五年，按规定应轮换其中的1000吨，出版部门早已陆续调出使用，需要火急补齐这1000吨的储备纸。
之所以北京造纸一厂生产不出52克凸版纸，是因为天津缺原料液氯，造成纸浆供应不正常，逼得市出版办公室5月27日和7月8日连续两次向市委领导、市计委救急，又碰上7月28日唐山大地震，天津供应纸浆更成了大难题。再向国家出版局、轻工业部紧急反映，上级单位也是一时找不到解决的办法。
根据国家出版局的布置，在为毛主席治丧期间，北京市需租型印制人民出版社编的《伟大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三百万册和批邓的三本小册子六百六十五万册，共计用纸450吨。本来此项用纸按惯例应由国家出版局单拨，但上级已无力拨出，只能让北京市动用自己所剩无几的库存纸。最后面对仓库剩下的52克正文纸1100吨，市里制订了应急措施：原定印制第二年春季中小学课本用纸需1100吨，只能请市教育局压缩课本用纸，拨给400吨至450吨作为印刷之用；再以150吨至200吨作为第四季度期刊用纸，其它一般图书暂不印制。下余约400多吨，作为重要政治任务的出版备用纸，任何单位不能动用。
10月22日，市新华印刷厂专门给市化工原材公司发函，内文中首先“戴上”中央决定中的话语大帽子，出版毛选五卷，“这是中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大事，具有极其重大的政治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函件中称，为了尽快做好印制毛主席著作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急需制做特别的油墨，要做好这种油墨需要射光青莲1000公斤、射光兰浆4500公斤、立索尔紫红3165型500公斤、耐晒黄500公斤、金光红1500公斤、酚醛树脂3500公斤、松香特级3500公斤、苯酚1000公斤、甲醇1500公斤、顺丁烯二酸酐1500公斤、硬脂酸铝500公斤，希望按品种数量尽快地协助解决，确保这项重大的政治任务“高质量、高速度地胜利完成”。
原来市储运公司一直对印刷厂家的储存纸长久占用库房有意见，几次向市里告状，希望尽早腾出，只出不进。但10月22日市出版办公室革命领导小组专门回复了储运公司，只简单写了二句话：“我们承担出版《毛泽东选集》的光荣任务，请你公司大力协助储存《毛泽东选集》五、六卷正文、封面、环衬扉页的用纸。”凭着这惹不起的政治“高帽子”，储运公司只能无言以对。
11月9日，市出版办公室派出冯朔、周贵生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手持提取解放牌汽车一部的介绍信，信中提及合同号为2244号，也只写了三句话：“因当前印制《毛泽东选集》五、六卷，急需汽车运纸，请付给是荷。”八天以后，市出版办公室致函市物资局，申请1977年交通工具计划报表，狮子大开口，一下子索要解放牌卡车8部、黄河卡车2部、北京130车24部、北京212吉普车7部、东风后三轮摩托车10部以及上海或北京小轿车2部、旅行车一部，坦承本系统16个单位交通工具不足，运输能力薄弱，特别是大车少，借车困难很大，经常租车，必须解决出版印刷用纸张、书刊成品半成品取送及主要原材料运输等问题，需用吉普车完成工厂之间业务往来、取送稿件，方便郊区各厂工伤事故者、急病号送医院治疗，便于领导同志工作用车及经常的外事活动用车。列举了那么多琐碎的事由，最终抬出头等重要的理由是，“为积极做好出版《毛泽东选集》五卷，并陆续出版以后各卷和筹备出版《毛泽东全集》的准备工作，保证出版、印刷、发行任务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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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初，毛选五卷的出版信息逐渐流传开来，内部传言初步定于一月底或二月初发稿，有人说民族文字版已开始发稿翻译。国家出版局、轻工业部、人民出版社已经为此开过几次秘密的内部会议，主要是研究具体的印刷工作日程安排，并从全国范围内着手考虑各地区印数的平衡、普及版分省印制的调度问题。
譬如确定北京市承担500万册的印制任务，包干供应本市需要。北京新华印刷厂则承担精装、平装、普及本三种版本的排版、制型和打100付纸型的任务，单独承担印制410万册的任务，供应全国。
国家出版局事先拟定毛选五卷的进度要求：发稿后25天开始出书，再过25天即发表新闻，全国同时公开发行。在这50天内，要求新华印刷厂必须先出精装本3万册和平装本40万册供应全国。新华厂加上中央有关厂，共印制普及本2000万册，供应边疆及无自印能力的省份。而北京市负责包干、供应本市的500万册，国家出版局希望在50天内至少先赶制200万册，其中发稿后第24天再分配给市属四个厂印制，在25天内赶制60万册左右。最终包干的500万册，要分配给市印刷一厂200万册、印刷二厂120万册、印刷三厂100万册、第二新华印刷厂80万册。这些印数极为庞大，都是市属小印刷厂一时难以“消化”但也得“啃下”的政治任务。
最大的难题还是出在出版用纸上，国家出版局、轻工业部已在1976年12月在济南召开五卷用纸及其它书刊用纸的生产安排会议，会上明确承认，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国家造纸生产连续七年亏产，未完成国家计划，库存用光，连五卷的储备纸也已用掉大半。北京市代表也在会上表示，北京市库存的毛选五卷两千吨储备纸，已用掉一千吨。会议一致敲定，1977年全国计划生产凸版纸38.9-40.5万吨，分配给出版部门28.3万吨。能拿出四分之三的产量供应出版社，这已是造纸厂家所能做到的极限产量。
1976年10月24日北京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庆祝粉碎“四人帮”
会议一再提示，当年度的出版用纸依然十分紧张，主要是遵照中央部署，全国计划出版毛选五卷两亿册，这就不得不压缩一般图书的用纸，有的省份压缩百分之三十，有的压缩百分之四十。在全国范围内，一般图书的印制压缩幅度如此之大，为十几年所少见。
北京市就属于压缩百分之四十之列，一般图书的用纸为1274吨，正好为1976年的百分之六十。1977年度分配的课本用纸为1833吨，比上一年少分配152吨，期刊用纸还保持在799吨。毛选五卷用纸先保证1290吨，但因要印制500万册，实际上尚差600吨，只能准备从库存中弥补。
市出版办公室最感到头疼的是，印制五卷同印制春季教科书发生矛盾，同时也要保证定时出版的各种期刊、重点图书的刊发。他们首先确定一个强硬的原则安排：首先确保五卷，其次保教科书，再次保期刊、重点图书，至于一般图书、社会印件等等，基本上为五卷让路。
1977年初，又赶上了全国物资管理体制的改革，纸张分配办法也相应改变，在全国统一计划下，纸张生产和分配实行“地区平衡，差额调拨，品种调剂，保证上交”的原则。也就是说，今后纸张的分配是就地生产，就地供应，逐步做到地区自给，以利发挥地方发展凸版纸的积极性，也减轻国家交通运输的负担。根据生产现状，全国省、市、自治区被分为三种情况：一有上交任务的；争取二三年内自给有余的；现在就自给自足的。北京被划为第三类地区，意味着北京市今后多生产纸，就可多出书，完不成纸张生产计划，就少出书。
因涉及重大主题，一些生产上的小难题也摆上市里领导的桌面：印制毛选五卷所需的三面切纸刀的刀片均需更新补充，而机修厂生产刀片的车间在1976年已拆除，现在需要尽快重建，需请市计委批拨建筑材料；无线装订用的热熔胶是有机化工厂生产的，但他们因为没有人力，尚不能提供产品，需要有关部门尽快出面解决，早日提供产品；为了五卷在产品和成品的需要，需用大量的浆活板压活板，市里需保证一定数量的木材供应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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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城电力不足，成为悬在市出版办公室领导们头顶的“利剑”，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印制毛选五卷的停顿，政治后果不堪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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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2、3月间，国家出版局召开了毛选第五卷出版发行工作会议，确认五卷已经中央定稿，可能在3月10日左右发稿，要求4月15日就开始出书。这个会议还未结束，市出版办公室就向市委表态，将动员一切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按时保质保量地出色地完成印制、发行任务，绝不辜负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委托和全国人民的期望。
3月3日市出版办公室郑重地提了一个建议，请市委或市委文化卫生组出面召开一次规模较大的隆重的誓师大会，请市、区（县）各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职工代表都来参加，会期可定半天。市委文卫组负责人徐运北、高戈、王力民都在报告上圈阅，批示同意，并请市出版办公室作好准备，汇报一次，拟出大会的具体方案，然后报市委审批。
有关五卷印制文本的格式也逐渐传达下来，形成一个清晰的模样：五卷正文共32万字，但不包括注释，约16-17个印张。精装、平装、普及本三种版本同时出版，同时发行。精装本，32开，用大尺寸缩印即25开大小，索线订；平装本，大32开，用大尺寸纸印即原25开，无线胶订；普及本，小32开，无线订。三种版本一律横排，用简化字，精、平装本用小四号字，普及版用老五号字。
在毛选五卷全国印制发行工作会议上，有些省出席会议的代表表示，当第五卷的纸型由京沪运送到该省时，省委的主要领导要到飞机场去迎接。市出版办公室及时向市委报告这个信息，并提醒说，当年毛选四卷发稿付排时，北京新华印刷厂曾经开全厂大会举行接稿仪式。
新华印刷厂是一个长期定点印制政治著作的老资格工厂，厂革委会主动向市里表态，第五卷的定稿发到该厂的那一天，也应在该厂举行一个仪式。厂里知道中央原定的定稿计划，就是3月10日发到该厂付排，但人民出版社说有可能提前在3月7日发稿。
市出版办公室接受了新华印刷厂举办仪式的建议，结合原定的开会安排，确定会议的名称为“印刷发行《毛泽东选集》第五卷、贯彻北京市工业学大庆会议精神誓师大会”，但会场没放在新华印刷厂，而设在市印刷二厂。市里决定，如果3月7日发稿，即在这个誓师大会上先举行接稿仪式，接稿后即派人送到工厂付排，如当日不发稿，则在正式发稿时再单独在新华印刷厂举行仪式。不管在哪天举行，都希望市委和国家出版局领导亲自到场，以示隆重。
3月9日，市新华书店根据毛选五卷全国印制发行工作会议的要求，向上级汇报五卷首批分配方案，首先确定首批门市部发行30万册，做到王府井、前门、西单三个重点门市部在开始发行后连续三天有书供应，各区中心门市部在两天内每天有一定数量供应。方案中还定下首批计划发行20万册，做到全市各级党委、每个支部能拿到2至4本，并解决新闻、宣传、外交、外事等单位和野外工作人员的特殊需要，同时照顾一般单位理论骨干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部分阅读需求。
按全国统一安排，北京计划印制毛选五卷普及本500万册，其中350万册计划发行，100万册门市零售，50万册作为机动分配数。3月11日，市新华书店据此又细化了五卷分配方案，规定首批门市发行时全市统一标准，每人只能售与一册，平装本和普及本同时发行，每人也只售与其中一册，而外宾购书数量不限。部队所需第五卷，由战士出版社印制供应，书店要事先向当地驻军联系说明，解放军官兵个人购买，仍应售给。农村发行，则在坚持自愿购买的原则下，做到深入发行。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
市新华书店发文要求，五卷发运工作要做到快分、快运、快发，业务部门做到分秒必争，分发不过夜；储运部门做到鼓足干劲，昼夜收送，争上游，库房不停留；发行部门做到高质量、高速度，随收随发。首批印制的五十万册，保证在统一发行日期前送到各店，区县书店要及时将书分送到各基层发行点。（见市新华书店1977年3月11日《关于“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发行工作的报告》）
中央严令，五卷发行日期要全国统一，对外严格保密。为此，市新华书店规定各部门在统一发行日期前，收到的书要妥为保管，不经领导批准，任何人不准动用。要严格执行保密制度，防止坏人破坏。
在中央公布五卷可以公开发行之前，仍有宣传、理论、新闻等部门以工作需要，纷纷要求能早日拿到书。3月22日，市出版办公室决定以分送工作样书为名，主动赠送各有关部门，其中市委常委、市委文卫组、宣传组负责人各一本，市委各大组、委各二本，《北京日报》、新华分社、市广播电台、市委党校、各文科大学、市属各局、各区（县）委、工青妇各群众团体一律各二本，只送租型印的五卷普及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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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承担印制毛选五卷922.5万册的任务，首批任务要求在4月15日之前完成。至4月15日，北京市印刷全系统共印制全国发行的精装本、平装本、特制精装本、普及本41.2万册，之后又加班加点印制，首批共发行114万余册，使全市区、县包括城市街道、农村生产队在内的所有集体单位都及时见到了红宝书。5月3日，市出版办公室向市委上报五卷首批印制发行的工作报告，自豪地宣称，“这一个战役印制进度之快，数量之多，质量之好，发行工作效率之高，范围之广，都达到和超过了以往的水平”。
报告中坦承，由于“四人帮”干扰破坏对印刷工业的影响，在人力、物力、技术条件、生产安排等方面还存在不少问题和困难，能不能在短期内，高标准、高质量、高速度地完成任务，开始时有些同志感到底气不足，胆量不大。各参战的印刷厂通过宣讲中央十号文件，把“四人帮”罪证材料之一和材料之二结合起来，揭批“四人帮”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原来一些认为由于“四人帮”的破坏、搞好生产只能慢慢来的同志，认识到毛主席著作是反修防修的强大思想武器，为了深入揭批“四人帮”，更需要多印、快印、印好毛选五卷。不少职工表示，我们工人最爱读毛主席的书，早在前几年，就听说毛选五卷要出版，我们满怀激情，等待印制，可是万恶的“四人帮”伙同林彪、陈伯达一起，对毛选五卷疯狂破坏，恶狠狠地要砍掉三分之一，还叫嚷什么“过时了”“只能一篇一篇地出”。即使在印刷工作十分紧张，工人采用“对头班”的情况下，也坚持见缝插针开批判会，把印好红宝书作为重型炮弹，狠狠回击“四人帮”。
印刷一厂全体科室干部齐上第一线，一个月中干部平均劳动达10.7天，有一次发现印张墨不实，分析原因可能是上版不规格，领导干部和工人一起，很快就采取了停机重新上版的果断措施，虽然一时影响印刷速度，但保证了质量。新华二厂党委书记把铺盖搬到厂里，跟班劳动，在战斗紧张的时候，连续二十几个小时不下火线，实现面对面领导，做到了“解决问题不过夜”，对该厂提前超额完成首批印制任务百分之二百三十三起了重要作用。
报告中称许多工人下了日班，上夜班，废寝忘食连轴转，不少工人怀揣假条不休息，主动自觉上战场。印刷一厂一名工人探亲回乡，已经买了火车票，听到印制毛选五卷任务下来，立即退了票，回到生产岗位；印刷三厂装订工人仲伟珍患骨刺症，她忍着疼痛，顽强战斗，创出了超过定额二倍半的高产纪录；新华印刷厂老包装工人、先进生产者孔秀英多次幸福见到过毛主席，她把印制好毛选五卷当作捍卫毛主席伟大旗帜的实际行动，哪儿忙、哪儿累，她就出现在哪里。
印制三厂本是书刊厂中规模最小、条件最差的单位，却首先向各印制单位提出挑战，倡议同兄弟厂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印刷一厂响应印刷三厂的倡议，并在厂内开展车间、班组、机台、个人之间的红旗赛、单项赛、对手赛等等多样形式的劳动竞赛，他们原计划首批印制毛选五卷15万册，通过竞赛，奋斗目标一再修订和提高，最后完成51.5万册。
新华二厂印刷车间工人，为了优质、高效印制毛选五卷，勇敢提出采用单面刷塑料版的建议，这是一项难度很大的建议。厂党委相信工人阶级的智慧，及时给予肯定和支持，经过顽强战斗终于使这项建议试验成功，保证了毛选五卷首批印制计划超额230%。该厂铅印车间六号机台比较陈旧，运转有时不正常，生产质量不合格，一度成了完成印制任务的关键，车间党支部立即召集“诸葛亮会”，围绕机器进行“会诊”，经过三十多个小时奋战，终于解决了问题，使这个老机台的印制质量也达到先进水平。
市出版办公室称，第五卷印制发行工作已进入第二个战役，计划在五月底以前，再印制336万册，为提前完成全年922万册的全部印制任务，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此过程中，强调建立以岗位责任制为中心的规章制度，新华二厂发现单面刷机在印制中，出现一个字模糊不清，不符合质量规定，立即组织力量到门头沟、海淀、迁安等地区，坚持把发出的书拆包检查，直到把不合要求的书全部追回来。
4月15日至30日共发行普及本169万册，在此期间读者因质量差错向书店和印刷厂共退书136册，经查验有破页66册、残页24册、漏页8册、白页13册等，大部系印刷厂印、装工序漏查所致。（见市出版办公室1977年5月17日致市委文卫组《关于印制选集质量情况的报告》）各厂在接到退书后，都召开了专业会分析产生差错原因，印刷一厂等厂党委还召开全厂职工大会，有的厂并将退书及时转至车间班组，发动群众提建议、制订措施。各厂加强对纸张的挑选，像页粘帖检查、大页逐张查、配页数帖、逐本检查出厂成品，努力防止差错产品出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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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3月10日，市新华书店就开始讨论如何办好毛选五卷发行活动，要求主要门市部张灯结彩，高挂红旗，门面上要悬挂红底金字“热烈欢呼《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发行”的横幅，宣传橱窗为红丝绒、金字，夜间店面串灯、华灯、探照灯全部开亮。
王府井新华书店准备在发行初期，中厅红丝绒帷幕洗新，帷幕前原有的毛主席半身胸像不动，胸像前用玻璃柜拦起来，陈列五卷各种版本。把一楼南厅正面十六个书架和玻璃柜全部陈列毛主席著作，特别是突出陈列五卷各种版本，原有的五个历史、地理类书架暂移至中间书岛。已同中央美院联系，希望该院教师彭彬、靳尚谊重新绘出一幅“你办事我放心”油画，悬挂一楼北墙，力争4月15日前画好。
长沙北区政府机关欢庆《毛泽东选集》出版发行
由于承印单位提前超额完成印制任务，截至4月18日实际发行量达114万余册。全市、区、县新华书店以及图书代销点和农村供销社共四百五十余处，计划发行原安排为60万册，实际达到77万册。宣武区采取按各单位人员比例适当分配的方法，做到了及时供应到全区所有单位，一般单位得到书的数量占人员8%，有的单位达到30%。崇文区，对区级以下的每个单位供应五本，区级以上单位适当增加供应量。平谷县在农村每个生产大队平均供应十本，机关、团体供应量占人员8%的基础上，对重点单位的领导班子，做到每个成员供应一册。
市出版办公室4月23日编印的第五卷印制发行工作简报刊载，为了解决运输的需要，朝阳、通县、海淀、昌平等区县调动了各方面的运输力量，统一调度汽车几百辆，采取送、取结合的方法，保证了及时供应。商业、服务、银行、公安交通等单位都直接支援了书店的发行工作。人民银行西城办事处，为了方便书店，给门市部送去了零钱，并派人到书店现场收款；新街口门市部一度停电，地区商店立即送去了汽灯。简报称，这次发行工作质量之好，速度之快，范围之广，达到和超过了《毛泽东选集》第一至四卷的发行水平，受到了需要单位和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热烈欢迎。
6月上旬起，毛选五卷蒙、藏、维、哈、朝五种少数民族文字版陆续出版发行，其中朝鲜文版在北京、延边两地赶印，第一批印十二万册。8月初首先出日文版2000册，发行的第一天送书上门均扎彩车，门市部敲锣打鼓，放鞭炮。
7月18日，市出版办公室正式给市委打了五卷印行发行工作的情况报告，内中称从4月15日正式发行到6月30日止，全市已发行四百八十万册，其中对集体单位计划供应四百一十万册，占百分之八十五点四。全市机关团体、工矿企业、大专院校、街道及公社国家编制的工作人员，甚至到外地插队的八万知青，全部实现了人手一册。全市组织起四百五十多个发行网点，并扩大了工矿企业的业余书店、义务代销员等发行形式。书店职工走街串巷，把一本本红五卷送给各种特殊情况的工农兵群众，广大农村的发行员翻山越岭，专程把红宝书送到偏僻山区的贫下中农手里。
宣传栏上贴出《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学习心得
市里决定，8月份五卷发行工作告一段落，为了减少外流，除重大节日和特殊需要外，一般不再开放门市零售业务，保持四十万册的贮备量，用于以后供应特殊情况的需要。市出版办公室的报告中原有一段判断和总结：“尤其是在‘四人帮’干扰和破坏的影响还正在消除的今天，毛选五卷印制发行工作能够达到目前的程度，大大超出原来的预计。”但领导嫌其语义繁多重复，正式上报后被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