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代理人”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外国代理人”是指接受外国政府、组织或某个反对势力的委托和资助，并为其从事某种非商业性活动（主要表现为政治活动）的组织和人员。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将“分化”的目标重点转向了中国。近些年来，基于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地缘政治的竞争和战略的不信任，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妄图在我国发动“颜色革命”的战略图谋一刻也没有松懈。邪教组织的出现和存在为西方提供了契机和突破口。
出于政治因素的考量，在西方社会，“法轮功”问题被堂而皇之地建构成“人权问题”，对其邪教群体及其领导者的行为却鲜有指摘。当前“法轮功”等邪教组织实已沦为国际敌对势力侵蚀我政权基础、侵害群众基本权益的政治工具、“外国代理人”。因此，流亡海外的“法轮功”不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邪教组织，还是一个反华政治组织。被西方社会当作“人权问题”轻拿轻放的“法轮功”，借此玩弄“人权战术”，肆意编造渲染“活摘器官”谣言、污蔑中国政府，以一副“受害者”的姿态获得西方社会的同情，取得反华势力的资助，并且不惜通过示威、骚扰、恐吓等极端方式来抵制批评言论，其丑恶嘴脸和险恶用心日益被有识之士看穿，其“活摘器官”谣言也随着中国近年器官捐赠与移植事业的蓬勃发展而不攻自破。“法轮功”谣言的传播离不开它在海外建立专门的媒体平台和作为载体的一系列宣传影片、印刷物和演出。而这些媒体宣传活动离不开西方反华势力的资金支持，这些资金是西方反华势力意图通过将“法轮功”培植为“外国代理人”，再通过“外国代理人”散播政治谣言，来作为西方反华势力在我国发动“颜色革命”的敲门砖。
“法轮功”被国内依法取缔之后，早已成了丧家之犬，之所以还能苟延残喘，完全是因为其投敌叛国，向西方反华势力摇尾乞怜、甘为走狗，心甘情愿地充当干涉中国内政、破坏社会稳定的政治工具。近年来，在其“主子”的支持下，“法轮功”建立起了一整套网站、报纸、电台、电视台等反动宣传机器。他们利用这些机器大肆制造散布“九评”“三退”“酷刑迫害”“末世论”等谣言，其中以“活摘器官”为甚，恶毒攻击政府、抹黑中国形象，政治化意图和倾向十分明显。就当前意识形态之争难以停息的国际局势而言，“法轮功”邪教组织网络谣言的政治化色彩还将更加浓厚。
因此，以“法轮功”炮制的“活摘器官”谣言为例，搞清楚该谣言的运作机制及其背后“法轮功”邪教的资金链源头，“外国代理人”及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等如何通过插手过问他国的“人权问题”、制造国际舆论来影响西方国家的外交决策，以及已沦为西方政治工具的诺贝尔和平奖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可以帮助我们更加清晰地看穿“法轮功”反华、反动的本质，看清西方反华势力通过资助境外非政府组织、尤其是所谓“人权组织”培植“外国代理人”来遏制中国的发展和崛起，改变乃至颠覆我国的政治话语体系，把西方价值观强行推送到世界各地的险恶用心。
一、“活摘器官”谣言事件始末及谣言发起者、造势者、鼓吹者、发酵平台
1.“活摘器官”谣言事件始末。
辽宁省血栓病中西医结合医疗中心（苏家屯血栓病医院）
同年7月6日，在“法轮功”授意下，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前司长大卫·乔高（DavidKilgour）和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Matas）（下文简称两个大卫）发表了一份《关于指控中共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污蔑中国政府大量非法摘取“法轮功”练习者的活体器官。2007年1月31日又发表了这份报告的修订版，2009年11月16日，260页的《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成为了这份报告的第三版（作者也因此书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2012年又更新了第四版。
大卫·乔高（左）和大卫·麦塔斯（右）
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网页截图
2.谣言发起者。
3.谣言造势者。
“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DAFOH）为“活摘器官”谣言的另一个重要推手，自称2006年成立于美国华盛顿区，是“国际间的独立组织”，“旨在对医学界及社会不道德和非法的摘取器官提供客观证据”。主要成员有10人，主席为托斯坦·特瑞（TorstenTrey），另有一个由12名专业人士组成的咨询委员会，亚洲区法律顾问为朱婉琪。其官方网站Dafoh.org创建于2007年8月3日。该组织曾出版《国家掠夺器官》一书，作者包括托斯滕·曲瑞和《血腥的活摘器官》的合作作者大卫·麦塔斯。
4.谣言鼓吹者。
大卫·乔高，1941年2月18日出生，加拿大前国会议员、亚太司前司长。乔高长期鼓吹人权，2005年，当他还是无党派的下院议员时，曾威胁时任加拿大总理的保罗·马丁，如果加拿大不对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提供更多帮助的话，他将撤销对马丁政府的支持。大卫·麦塔斯，1943年8月29日出生，加拿大温尼伯地区人权律师，曾是中国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的辩护律师。两个大卫不但在台湾受到过吕秀莲的热情接待，还曾经要求各国政府和运动员抵制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两个大卫从来没有到过中国大陆，却在两个月内完成对中国政府提起指控的“活摘器官”调查报告。二人以作者、发言人及多个非政府组织人权机构成员的名义参与推进“活摘器官”谣言发酵。
5.谣言发酵平台。
二、“法轮功”邪教的资金链源头和谣言传播运作机制
近年来，在公安机关严厉打击后，“法轮功”邪教组织在境内基本瓦解，公开滋事逐渐减少，活动能量也大幅下降，但在境外势力的煽动渗透下，其网上网下串联，境内境外勾结，捣乱破坏行径持续不断。
挪威特罗瑟姆大学原教授詹姆斯·路易斯以“追逐金钱”来描述“法轮功”的谣言产生和传播的利益机制。他追溯了20世纪50年代，美国中情局利用秘密手段破坏与美国利益不一致的外国政府的各种做法，指出这一回顾有利于我们理解李洪志是美国政府的工具这一观点。路易斯研究发现，2000年，受美国政府资助的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执行创始人之一、自由之家（FreedomHouse，由美国国会资助的另一个非政府组织）董事会副主席马克·帕默（MarkPalmer，曾担任美国外交官）成立了一个新的政府支持的非政府组织——“法轮功之友”（FoFG）。通过“法轮功之友”的年度税档案发现，“法轮功之友”给“法轮功”媒体和公关活动捐助了大量资金。
众所周知，这个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早已劣迹斑斑，被我外交部频频点名。它通过各种形式传播所谓“美式民主”，拿着美国国会的“黑钱”干“黑事”，那些美国政府不能做的、不愿做的“脏事”都交给它做。近年来，它更是将中国作为重点目标，频频资助“疆独”“藏独”“港独”等势力，干涉中国内政。而自由之家与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狼狈为奸，其领导层由新保守主义者和美国激进外交政策的支持者主导。
马克·帕默的同事、美国国防部前官员迈克尔·霍洛维茨（MichaelHorowitz）多年来一直为“法轮功”站台。霍洛维茨是新美国安全中心（theCentreforaNewAmericanSecurity）的研究员，该中心为美国智库，由美国政府、北约和武器制造商提供资助。2010年，霍洛维茨在华盛顿特区与“法轮功”代表以及获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支持的中国国际援助基金一起，呼吁美国政府增加对互联网自由技术的资助，以“消除专制政权建立的防火墙”。
意大利政治研究协会媒体主任妮可·拉斯凯尔也披露了加拿大媒体基金对“法轮功”的资助，指出这些资助都是以反华宣传为中心。
三、“外国代理人”与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
作为“外国代理人”的组织和个人，其从最初通过各种手段来从所在国家打探各种信息的间谍活动，发展到造谣生事、赞助选举人、政治游说、煽动群众、攻击政府政策，甚至策划实施恐怖袭击、发动“代理人战争”等各类政治性活动。从现实危害看，“外国代理人”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家安全的新领域，直接危害国家政权和社会稳定。而在之前被“颜色革命”或“街头革命”的国家，都存在有组织的“外国代理人”发号施令的情况。可以看出，“外国代理人”往往是骚乱爆发和能否控制的关键。事实上，无论是2011年“阿拉伯之春”，还是2014年乌克兰“橙色革命”，以及试图推翻突尼斯、希腊、利比亚、乌克兰等国家政权的反对派主要领导成员，表面上看大多是民主人士、“民意代表”，实际上都是亲西方势力或受外国势力资助的“代理人”，打着“民主、自由、富强”的旗号，唤起民众的“憧憬”，将民众卷入“革命”的洪流。
有鉴于此，发展中国家学者普遍对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持审慎态度，如兰密施·塔库（RemeshThakur）等认为，“西方人权非政府组织是西方国家干预发展中国家人权发展的一颗棋子，本质上维护的是发达国家利益”。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黎尔平、李开盛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强调：“西方非政府人权组织代表的是西方社会的整体利益，是以维护西方人权价值为主要动机。”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本应是非政治性、非营利性、不受任何政府支配的独立的民间组织。但“颜色革命”中，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支持与其身份不相符的反政府活动，此类现象随处可见，其背后有西方国家政府的授意和支持。在一定程度上，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煽动地方民众进行政治抗争、具有明显政治意图的行为“实际上已沦为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人权外交、实施国际人道主义干涉的政治工具”。
四、诺贝尔和平奖与“活摘器官”谣言
可以说，到目前为止，“活摘器官”谣言是“法轮功”炮制的所有谣言中最为“精彩”，也是最具“生命力”的。而这份“生命力”，与西方反华势力的多方“加持”是分不开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加持”，就是《血腥的活摘器官》的作者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这无疑是给这份名为“血腥报告”实际上对中国政府及中国人民也真的非常残忍血腥的虚假报告镀了一层“洋金”。美国《福布斯》杂志曾针对特朗普获诺贝尔奖和平奖提名时评述说，提名某人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惊人的容易，因此，获得提名也非常容易被政客用作宣传工具，而这些政客的目标可能与诺贝尔委员会的初衷相悖。尽管在明眼人看来，诺贝尔和平奖早已与它的初衷相去甚远，但全世界依然有大量不明真相的人，在他们心目中，诺贝尔和平奖是非常崇高的一项世界性大奖，它超然、中立、不受外界的政治影响或诱惑，而只是凭委员们的良知与判断，颁授给那些对世界和平作出巨大贡献的人士。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作者所写的书，必然也是客观公正的，至少是值得人一看的。
在诺贝尔和平奖过去100多年的获奖者中，以来自英国、美国以及英联邦国家的人士居多，三者相加共有近40人。其次就是来自欧洲其他国家的人士，再次是英美意图“和平演变”（即“颜色革命”）的国家中的人权活动家。这种颁奖分布的算计背后就是丘吉尔在1948年10月9日提出的“三环外交”战略构想：大英帝国和英联邦国家为第一大环；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与美国等信奉基督教的英语世界为第二大环；联合起来的欧洲算是第三大环。而英国是三个大环都归属的唯一国家。
诺贝尔和平奖的得奖分布统计与“三环外交”战略的高度重合，昭示和平奖的政治倾向：在冷战对抗中为英美西方大国占领道义高地并制造舆论以推广西方意识形态服务。
在英美的冷战政策导向下，诺贝尔和平奖以及文学奖被作为“和平演变”的重要舆论武器，颁发给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政治异议人士，寄望他们在诺贝尔奖的“光环”下有力地引导内部发酵，向西方意识形态靠拢。苏联解体，冷战终结，但美国追求单极霸权的攻势并没有终止，反而在打破两极均势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发动热战。在此期间美国加强了对诺贝尔和平奖的操纵，令其颁奖导向服务于美国以“颜色革命”与热战手段相结合以固化单极霸权的战略部署，而颁奖对象则明显地聚焦在中东地区、前东欧地区和中国周边地区。
迄今为止，诺贝尔和平奖授予过两个中国人，一个是达赖喇嘛，另一个是刘晓波。前者是中国民族分裂主义的代表人物，后者是发起《零八宪章》煽动颠覆中国现行宪法和国家政权的刑事罪犯。除达赖、刘晓波之外，“疆独”头目热比娅、流亡海外民运分子魏京生、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犯胡佳等都进入过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名单。不难发现，西方为了干预中国政治进程，强推西方意识形态，只要在反对中国政权方面搞出了大动静，不管是民族分裂分子还是刑事罪犯，都可能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作为奖赏。诺贝尔和平奖近年来对中国的反复非难，实际反映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阵营对中国崛起的恐惧和不安。
近年来，我国综合国力快速上升，经济强劲增长，社会大局稳定，而美欧普遍复苏乏力，对社会主义中国日渐强盛心态失衡。西方不愿意看到中国这样一个在许多方面非常成功的强大国家拥有不同于西方的政治制度。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除了军事上在中国周边制造并扩大朝鲜半岛危机、钓鱼岛争端和南海主权问题等安全议题，在经济上极力策动股灾、撤资做空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每年资助数以千万计的美元给各种“藏独”“疆独”“港独”组织和人权、宪政等非政府组织，为运作“颜色革命”作舆论准备。
而具有全球重大影响力的诺贝尔和平奖，自然也是西方阵营发起意识形态攻势遏制中国崛起的重要选项。诺贝尔和平奖固然对于国际关系和国家间和平解决争端作出过历史贡献，但在冷战启动后诺贝尔和平奖逐渐被英美大国操纵，沦为推广西方意识形态的政治工具。挪威诺贝尔委员会不公开不透明地评奖授奖，有目的地设置热点议题，期望引导国际舆论把整个世界整合到一种以自由主义为主导思想和以资本主义宪政为政治规范的西方意识形态中来。正如对诺贝尔和平奖深有研究的国际时政观察家星野所指出的，“诺贝尔和平奖甚至文学奖，被作为一种政治工具，颁奖被当作接纳一个国家进入‘西方文明俱乐部’的象征和符号”。
因此，中国对已经高度政治化的诺贝尔和平奖不必太当回事，更不需视其为中国社会发展的衡量指标，那只会把中国导向危险的境地，因为诺贝尔和平奖忠于西方意识形态的立场在短期内不会有太大的变化。相反，我们倒是更应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诺贝尔和平奖，将其当作一份反风向标予以审视。
五、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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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刘波.国际人权非政府组织与中东剧变[J].阿拉伯世界研究，2018.
[3]王小石.沦为西方政治工具的诺贝尔和平奖[J].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
[4]陈若曦.防范“颜色革命”视角下香港修例风波研究[D].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21.
[5]杨丽.新媒体时代邪教组织网络谣言的特点、趋势与应对[J].新疆警察学院学报，2016.
[6]《驻欧盟使团发言人：法轮功是反华政治组织》，国际在线，2013年12月12日
[9]《器官移植说法疑点重重——加拿大联邦官员怀疑前议员有关中国政府杀害法轮功成员的说法》，加拿大《渥太华公民报》，格兰·麦克格雷格，2010年12月1日.
[10]《中国“焚尸炉”揭秘》，加拿大《渥太华公民报》，格兰·麦克格雷格，2007年11月24日.
[13]“法轮功”是怎么制造“活摘器官”谣言的，中国反邪教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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沦为“外国代理人”的“法轮功”——从“活摘器官”谣言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