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非只有当今世界才有信息爆炸、知识过剩。对知识过剩的抱怨自古存在，因而从来就有管理过剩知识的需要，工具书的编纂正是适应这一需要的表现。本书展现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另一个历史场景，那是一个印刷术改变信息生态的时代。作者试图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寻工具书诞生发展的肌理与脉络，探索工具书的产生过程中学者、作者、出版者、使用者的交互作用，并讨论工具书的编撰与出版对那个时代的阅读史、学术研究、信息处理方式等文化实践方面的影响。
在从业七八年、值“七年之痒”时，偶尔会想到“出版的意义”这个问题。离开学校、进入出版界，听闻目睹各种“现状”，没有老师和前辈告诉我，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历史上和现实中的意义是什么。一旦有了这念想，我开始漫无目的、一面在哈佛燕京图书馆搜罗各种形式的中国近代出版资料——书、出版书目、小册子，一面茫然于如迷宫般的怀德纳图书馆书架间，企图从“人类的天堂”寻找意义所在。就在这时，我认识了安·布莱尔教授和她所讲授、研究的“书史”。
安的研究集中在15-18世纪的欧洲史，早期的兴趣在科学史、学术史、思想史，博士期间师从时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安东尼·格拉夫敦，毕业论文写的是波丹，出版有《自然的殿堂：波丹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并为剑桥撰写了《剑桥科学史》的“自然史”部分。后来，她的兴趣转向书史、欧洲文化史和知识史，在书史研究领域发表论文，组织研讨会，十分活跃。
2006年底，安的书史和前现代欧洲史课程已交替进行过若干轮，当朝晖告诉我编号为“History3010”的书史研究生阅读课就安排在圣诞节后的春季学期，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运气。在哈佛，大小课程，授课老师拥有唯一的决定权，能上与否，只需要询问教授本人的意见。朋友代为询问的结果是可以，于是在每周一下午的4点到5:30，在CGIS的南楼153室，开始了一个比较系统的了解过程。
这是一本学术书，读时却令人产生诸多感慨。相传希波克拉底讲的“人生短暂，技艺永恒”固然可贵，后世的解读阐释更令人唏嘘。塞涅卡延伸为“博览群书扰人心神”，所以应阅读经典；弗朗西斯·培根却由此格言启发寻求新科学的出现，倡导归纳法，他相信大量的信息积累是向驾驭和认识自然迈进的宝贵台阶；老普林尼为他的《自然史》中有从一百个作家的著作中搜集到到两万个res（事物）而自豪，因为它彰显了“博学”；中世纪的《万物宝典》共四部450万字，而18世纪中国的《四库全书》就达到8亿字。樊尚曾在《万物宝鉴》“长序”中言及编撰缘起，恳切之情，溢于纸表：“我念及书籍浩繁，光阴短暂，记忆脆弱，不容许将所有载籍之事铭记于心。尽管众兄弟中我资历最浅，然勤奋思考，长期苦读众家典籍，接受前辈建议，我竭尽所能从所读全部书籍中掇拾菁华，最终以提要概述的形式编成一书，将无论我圣教神学家，还是异教哲学家和诗人，以及教俗两界的历史家皆收录其中。”这种超越知识过剩，试图“尽可能多地全面囊括资料，以达到广博详尽掌握知识”的精神，其实是跨越时代的。
我不能肯定从书史中可以找到了出版的意义，但对书史的学习让我心里踏实许多。学期末，也值回国之际，在安的officehour,我前往道别。送给她类似集邮册的东西，里面有剪纸、书法、京剧面具图像等对中国文化的粗浅表现，制作并不精美，价格很便宜。我一直记得她打开时惊喜兴奋好奇的眼神，像小孩得到一个新玩具，连声道谢。我说我做出版，她说在高校工作，虽然薪水不高，但其实她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有报酬就很不错。记得樊尚曾自责自己“犯下好奇的罪过”，而在那时，我希望自己能好奇地一直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