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最早校刊《史通》的学者是四川左布政使翰林院学士陆深。嘉靖十四年（1535年），陆深“以唐刘知几《史通》刊本多误，为校定之，凡补残剜谬若干言”，还其原貌，重新刊刻。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史通》最早版本，即蜀本。万历五年（1577年），张之象将宋刻《史通》校对刊行，增加了730字，删除了60字，又将“曲笔”“因习”两篇补充完整，“遂为完书”。从此以后，张之象本为人们所普遍接受。万历三十年（1602年），张鼎思将家中的《史通》抄本与蜀本《史通》相对校，勘定为新本。这就是流传至今的本子。
陆深校订蜀本《史通》后采择其中他认为“精粹”的部分附入“后人论史之语”，并参之己见编纂成《史通会要》。《史通会要》不是简单地摘抄汇编《史通》中的内容，其中有补续，也有他阅读《史通》以后的心得体会。如“义例”篇论述的“史之有别”“史之有附出”是《史通》中所没有的。再如中卷的“书凡”“修辞”“叙事”“效法”“隽永”为陆深根据《史通》中的内容所汇编。此外，史馆修史、曲笔等问题是陆深引述的他人见解或发表自己的看法。
《史通会要》不仅对《史通》中的篇目“采其精粹”，而且还进行了补充唐中叶史官建置，陆深还在其中补充了宋代以后的史官状况。所叙史官名称的演变、史官任用状况、史官建置等，是研究宋元至明初史官制度变迁的重要参考资料。
明代学者对《史通》的整理和研究以及对清代《史通》学的兴盛起了先导作用。自明而后，清代何焯、卢文弨、顾千里等人均致力于《史通》研究，也都有校本行世。清代注释《史通》者有黄叔琳的《史通训诂补》，补王惟俭注所未及。而浦起龙的《史通通释》是现今所公认的古代注释《史通》最好的作品。
《史通》在明代的“良史”地位
对明代史学的影响
史家修养。刘知几指出才、学、识“三长”是一个称职的史学家应当具备的品质。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被明代学者所接受，并以此来作为衡量史家优劣的标准。胡应麟在刘知几“史才三长”的基础上又加上了“公心”和“直笔”两条，认为应该客观反映历史，不因个人好恶爱憎而有所取舍。何乔新从“明”“道”“智”“文”四个方面的素质来论述任史之职。孙宜则指出作为一个合格的史家必须先有“达观大同之心”和“舍己从人之度”，然后才“可以定百代之是非裁历代之枉直”。
史书繁简。刘知几提倡编写史书力求“简要”：“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主张文约而事丰。孙宜认为：“作史者岂贵于厌繁而就简乎？”主张详述始末备载史实。胡应麟对史书繁简提出了新的见解，他认为史书的“繁”“简”指的不是文字的多少，而是结构上的安排，史书文字应该繁还是应该简，应当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史书体裁。纪传体和编年体是中国古代史书的两大基本体裁，刘知几《史通》中有“二体”一篇对此首次加以论述，这被明代史学家所认可。何乔新的《何文肃公文集》记述了纪传体、编年体史书的变迁和纲目体史书的特点。胡应麟在《史书占毕》中论述了班固《汉书》对纪传体正史，司马光《资治通鉴》、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对编年体史书的深远影响。
史馆修史。中国古代史馆修史肇兴于西汉，一直沿袭至清末。但史馆修史制度亦有弊端。刘知几就对监修者的“坐啸画诺”、修史者的“争学苟且、务相推避、坐变炎凉、徒延岁月”予以痛诋，转而盛赞司马迁、班固以一己之力著史。明代学者对此均表赞同，一般都认为官修不如私撰。王世贞、詹景凤、何良俊、胡应麟都认为修史必须专于一人。比如，何良俊认为自唐以前诸史，《晋书》最为冗杂，“正以其成于众人之手也”。胡应麟在《史书占毕》中指出，“史非专不可”。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党委书记、中国历史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