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今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九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宣布中国支持全球发展的八项行动。其中第五项，中国同巴西、南非、非盟共同发起“开放科学国际合作倡议”，推动全球科技创新成果更多惠及“全球南方”。在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长吴建中看来，开放科学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大学，根本在文化。以下是他在华东师范大学的演讲。
从1088年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在博洛尼亚建立起，大学就扮演着学术中心的角色。由于早期欧洲活字印刷工场大多设在大学城，出版带动了知识的传播，也吸引了更多的学术和文化群体向大学集聚，因此大学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区域乃至世界知识的中心。而由于绝大部分知识储存于图书馆，图书馆便成为大学的心脏。
然而今天，图书馆作为大学“心脏”的光环已逐渐褪去，而大学本身也不断失去原有的知识中心的地位。知识包括其产权正在转移至商业出版社及代理商手中，大学生产了知识，又不得不花巨资将它们买回来，即使如此也越来越不能满足学校自身的教学科研的信息需求。同时资源越来越向少数人倾斜，形成深深的科学鸿沟，那些缺乏经费，尤其是位于“全球南方”的科研机构及人员往往徘徊在鸿沟的另一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开放科学展望：世界各地的现状和趋势》中一项针对被访研究者经常访问的开放获取数据库的调查表明，近85%位于西欧和北美，非洲和阿拉伯地区分别只占不到2%和3%。
仅改变学术评价体系就能缩小科学鸿沟吗？
21世纪初开放获取、开放数据和开放科学的全球浪潮是在学术资源过度商业化和科学评价越趋扭曲的背景下兴起的。学术资源商业化和科学评价扭曲化现象使得资源不断地向那些“关键少数”（越来越庞大的商业巨头和越来越有影响力的学术权威）集聚，深刻影响着学术资源作为公共产品的属性，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
多年来，开放获取、开放数据和开放科学取得显著成果，其中开放获取已基本达到50%的临界点，但总体上进展还是比较缓慢。一份题为《是变革的时候了》的调查报告在对全球1400多名研究人员调查后指出，三分之二的研究人员仍习惯并依赖于影响因子等评价方式。
学术界早就注意到期刊影响因子的滥用对学术评价体系产生的不利影响，把改变科学评估制度列为推进开放科学的首要任务。2013年5月，《旧金山研究评估宣言》应运而生。该宣言提出了18项建议，截至2024年8月，全球165个国家和地区的25340家机构及个人签署了该协议。该宣言提出的是原则性问题，缺乏配套的路线图或实施办法。2015年4月发布的《莱顿研究指标宣言》提出了10条负责任地使用指标的原则，要求凡是接受评估的研究人员的数据和分析都要经得起反复验证。
《旧金山研究评估宣言》以批评期刊影响因子滥用而闻名，但如何看待其他类似指标体系，也是学术界经常需要面对的问题。为此，2024年4月DORA发表《关于在研究评估中负责任地使用量化指标的指南》，指出现有的各式各样的指标都有其局限性，没有一个指标能够用数值来反映研究质量的复杂性，因此提出了五项原则，即清晰性、透明性、特定性、结合上下文、公平性。此外，全球还成立了一个“推进研究评价联盟”，加入者须签署协议，该协议突出强调要确保“研究评估和确定研究影响所需的数据、基础设施和标准的独立性和透明度”。截至2024年7月，已有676个组织加入该联盟。
这些年来，人们已经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阻碍开放研究实现的，不只是现有的科研体系，更重要的是多年来形成的文化。仅仅改变不合理的科学评价体系，虽然有助于提高透明度，增强开放性，但不能从根本上消除科学鸿沟。推进开放研究，培育公平包容的科研体系，不仅有利于推进开放科学发展，而且有利于造就一代新人，引导他们成为有科学道德与人文情怀的科学家。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国家都将开放科学看作是科技创新的抓手，纳入本国发展战略。比如，芬兰教育文化部于2014年11月25日发布了《2014-2017年开放科学与研究路线图》，明确提出芬兰要在2017年成为全球开放科学的领先国家，指出其目标之一是将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成果和数据公开，并明确开放方式。该报告认为，开放为每一个人增加了参与科学发展的机会，并使得他们能更便捷地共享研究成果。知识的开放将有力地推动科技与经济的发展。这是新一轮发展中的重要机遇，谁抓住了这一机遇，谁就抓住了打开通向未来之门的钥匙。
开放研究是一个文化问题
开放获取、开放数据和开放科学是作为一个整体提出来的。这些年来开放获取和开放数据都有一些可喜的进步，但开放科学进展不尽理想。如今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向开放科学过渡是一个复杂多维的过程，不是靠一个项目、一个计划，或几个月、几年就可以实现的。开放科学推进者们相信，开放性不仅可以加快科研的进程，而且通过提高透明度、科学诚信和可复现性，可以让更多的科研工作者及爱好者受益。开放科学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大学，根本在文化。
2018年5月，欧洲研究型大学联盟发布了一份有影响的报告，题目是《开放科学在大学的作用：文化变革路线图》。报告开宗明义，强调开放科学不是教条，它有助于提高效率和生产力、提高透明度和更好地适应跨学科研究需求。要成功实现这一转变，就需要从组织上开展文化变革。报告列出了与文化有关的问题：如研究人员有多大意愿接受和尝试新体系？专著作者多大程度能接受开放获取作为未来出版模式？传统指标在开放环境中是否有效？如何计算开放研究的成本以及谁将为此买单？报告提出了41个建议，要求各大学制定文化变革计划并发表各自的路线图。
爱丁堡大学的经验表明，开放研究是一个整体的战略，不仅涉及教学与科研的政策、实践以及知识生产与传播流程的所有层面，而且需要全方位的参与，无论是教研人员、学生，还是行政领导、系统工程师及图书馆员，都将在其中扮演各自的角色。图书馆员以其与生俱来的信息管理天赋，在整个大学知识基础设施的建设中更为积极主动，这也是爱丁堡大学将开放研究委托给图书馆来承担的重要原因之一。
推动开放研究，图书馆如何作为？
知识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图书馆，图书馆也需要借助这一平台拓展新领域，开发新业务。无论是大学图书馆，还是公共图书馆都可以在推进开放研究上有所作为。一些国际知名大学现在仍很重视其馆藏在世界及所在区域的影响力，无论是哈佛、耶鲁还是牛津、剑桥都会在机构简介中强调其图书馆的世界地位，如哈佛大学图书馆以“致力于扩展世界知识和智慧探索的全球领导者”为目标，剑桥大学图书馆立足于保持其“全球最丰富的文化宝藏和研究资源的收藏者之一”。
1.在对外拓展中增强合作力
图书馆的价值链是从收藏开始的，而学术出版与传播的价值链是从出版开始且无限循环的。从20世纪80年代起，图书馆经历了电子图书馆、嵌入式参考服务、信息素养教育、学习共享空间等的建设和发展。进入数字化转型时代，图书馆使命和目标发生相应变化，很多大学图书馆意识到，除了原有的业务环节以外，作为支撑教学与科研发展的研究数据也必须纳入自己的工作范围，不仅要确保这些资源可发现、可访问，而且也要为知识的可复现、再生产创造条件。过去图书馆工作可以在内部展开，如今则需要与大学内其他各个部门协调与合作。
2.在研究数据创建中提升创新力
近年来，随着开放科学和数据驱动研究的展开，科研机构及研究人员在研究过程中生成和共享的数据量不断增加，为防止这一庞大的资源像传统出版物一样再次落到商业第三方手中，大学加大了从研究数据出发重建知识并致力于开放获取的力度。
研究数据之重要性从欧盟的一项题为“FAIR研究数据的成本效益分析”的调查可以看出来。可发现、可访问、可互操作、可重用的研究数据有助于提高科学数据的开放性、透明性和可复现性，如果没有FAIR研究数据，每年至少会给欧洲经济造成102亿欧元的损失。
3.在负责任出版中发挥领导力
图书馆在世纪之交就已经从事预印本的服务了。这些年来随着开放科学向前推进，图书馆加大了自主出版的力度。目前在国际上已有不少图书馆致力于推进钻石开放获取和学术出版业务。
为进一步推动图书馆出版向规范化、规模化方向发展，美国十大学术联盟和下一代图书馆出版公司于2024年7月宣布一项新的合作，通过创新先进的基础设施解决方案，携手共建开源、社区主导和以学术价值为基础的开放出版平台。
虽然图书馆出版在品牌和质量上还很难与商业出版机构竞争，但只要以开放的精神和透明的原则做好每一本书，以此赢得业界和学界认可和资金资助，图书馆出版一定会走出一条良性循环的新路。
20多年来，图书馆在开放获取、开放数据和开放科学进程中始终扮演着助推者的角色。开放研究不是靠几个工程、几场攻坚就可以实现的，它需要整体的推进、广泛的参与，更重要的是文化的变革。图书馆要真正回到“大学的心脏”的地位的话，开放研究是面向未来不可缺少的重要一环。为此，图书馆要知难而上，勠力同心，在对外拓展中增强合作力，在研究数据创建中提升创新力，在负责任出版中发挥领导力。
【思想者小传】
吴建中，澳门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名誉主任。2002年1月—2016年9月任上海图书馆馆长、上海科技情报研究所所长。2017年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曾任国际图联管委会委员（2001—2005）、上海世博会主题演绎顾问等。出版有《21世纪图书馆新论》《国际图书馆建筑大观》《世博会主题演绎》《转型与超越：无所不在的图书馆》《人的城市：世博会与城市发展》《知识是流动的》等著作20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