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2017年1月14日，著名语言文字学家、经济学家周有光先生与世长辞，享年112岁，50岁之前他是金融学家，50岁之后，转而从事语言文字研究，后来被称为“汉语拼音之父”
周有光：宁夏这个地方很有趣味，我们去的地方是在叫做平罗西大滩，这个地方是空旷的地方，没有人的，你一眼看上去二十里路，没有一个人都没有的，我们到了那面要大家宣誓，永远不回去了，许多人去了都不高兴，我觉得很好，我说我不是下放我不会看到这样的地方。有一天我们接到紧急的通知，明天清早5点钟就要开会，因为我们开会都是，不是一两个钟头完了，一定是很长很长的会，我就戴了个大草帽，我准备中午太阳太大的时候用的，想不到大概到了10点多钟，来了一群大雁从我们头上飞过，不知几千个，甚至几万头，也不知道多少万，黑压压的一片飞过你的头上，到我们头上那个大雁的领导一声怪叫大雁大家都下大便，大雁的大便下来像雨一样，就是一身，本地人说他们知道大雁大便是集体化的，但是呢下到人头上大概一万年只会碰到一次，所以我们幸运得不得了，我呢很好，戴了一个大帽子，不戴帽子的人狼狈得不得了，这个大雁的大便搞到头发里头几天都洗不干净，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到年老了呢总会遇到许多奇奇怪怪的事情，这是我遇到奇怪事情当中一件。
解说：当年一同去的老干部们有的自杀，有的精神崩溃，而那两年多艰苦的宁夏岁月让周老回忆起来竟然满是“趣味”，
周有光：我认为中国古代人讲塞翁夫马焉知非福，你碰到倒霉的事情你不要老想它坏的一面，你要想想好的一面，我到了五七干校，我本来有失眠症，去了以后呢没有脑力劳动了，只有体力劳动了，我的失眠症就好了，这不是好处吗，是叫塞翁夫马焉知非福。
苏培成：他多次跟人讲，他遵守一个信条就是不要让别人的错误来惩罚自己，温文尔雅，遇事不惊就是他主张的语文改革，实际呢，是有很多人犯罪的，有的人讲的话一很刺耳包括在网上上的，但是周老都泰然处之，我也见过他回答别人的问题，有人给他写信，跟他提出不同观点进行商榷，他都是用一种非常平和的心态，这不是一种造作，不是作秀，这是他先生的文化修养达到的一个境界。
解说：两年多过去了，1972年春天，周有光终于被通知能回北京，在国务院里，这群高级知识分子被集合起来训话。
周有光：他说，说（我）你们这些人，都是没有用的了，都是社会的渣滓了，你们回家吧，优待你们，回家以后呢，工资都恢复了，在家里没有事情，什么事情都没有做，那么很好，我就趁此机会呢我研究了许多问题呀，材料要把它整理成书，我就趁这个机会呢我一本一本书可以出来，对我来讲是很好的。
文革后周有光出国参加会议出发时钱包被领导收走
田桐：1979年文革后第一次周有光代表中国参加“国际标准化组织”会议，3年后他的提案获得批准，也就是“以汉语拼音为标准拼写人名和地名”开始在全世界推广使用，周老说，从那以后人家就知道我没有死掉，于是常常有人邀请我出国。
周有光：1979年年底，领导派一个人来看我，说你赶快准备，下个礼拜你代表中国到巴黎去开会，我说我不想出去，这衣服都破光了，他说衣服破没有关系，你赶快去做最好的，从袜子一直做到大衣，做最好的衣服，回来一概都交公。
解说：送周有光走的时候领导派了个人来说，你是联合国教科文请的，他们给你很多钱，我们就不给你钱了，结果还拿走了周有光的钱包。
周有光：他说人民币那个时候不许带出去的，你的皮夹子拿出来你回来再还给你，我的皮夹子就交给他了，我口袋里面没有一分美元，也没有一分人民币就上飞机了，人家说，那么你怎么敢上飞机呢，我说人已经到了飞机的门口了，你不上也要上啊，一到巴黎大使夫人开了汽车来接我，第一桩事情她叫我们不要到，不要先到大使馆去，照道理应当是先到大使馆去嘛，她说我们先到教科文组织的总部去拿钱，她知道我没钱，她知道，那真是有趣味的事情，这也是真正有趣味的事情。
张允和：外面有句话，我非常反对，发表余热，我认为年纪大的人啊，他要发起热来相当烫。不会汉语拼音，他搞的汉语拼音我不会，但是我心想试试看，有个好老师嘛，他就教我，他就教我啊，打就打了，他说你不要一个字一个字打，你最好用个词，用词打，他教是教得非常非常好，我这个老师真是好老师啊，第一个打7个字，中华人民共和国，7个字一气打出来，哼，得意得很，一看好极了，打了两个月以后我就写信给我大姐，我就打了亲爱的大姐，好了，亲字打得出，爱字怎么也打不出呀，哎呀，我叫周有光，我说不行了，我爱不了了，我爱不了怎么办呢，哦，周有光告诉我，你要先要打个零，零声母，因为爱没有声母啦，要打个零声母才能打AI，我说我觉打字机是非常非常高兴的事情，就是亲爱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多爱国啊。
解说：2002年8月14日，张允和女士去世，享年九十三岁，失去老伴的周老制定了“三不主义”，一不立遗嘱，二不过生日，三不过年节。日常生活越来越简单，生活需要也越来越少，但他仍然保留了老伴在世俩人几十年的老习惯，上下午各喝一杯红茶。
苏培成：老人嘛，寂寞，老伴也没了，老朋友也没了，你想啊，人在高龄以后啊，孤单，知心的朋友都没了，我们都是晚辈，他年纪大了，他愿意有人去，他愿意有人去跟他聊天，他也获取些信息，但他年纪大了，我们考虑他健康。
苏培成：你想耳朵、眼睛获取信息的器官都受到影响，也出不去，他能上图书馆吗？对不对，他下楼他散步，现在都去不了，年纪太高了，在这个情况下他在家看几份报也要看几份报，但是他有些海外的朋友有些东西他外语好，他能直接看外国东西，他看书速度很快的，而且我也佩服他，他能够抓住这要点，这新书他一浏览他就觉得哪里对他有用，这就是水平，他能抓住要点，过百的人了有学习的欲望，看新书，有学习的欲望，我们也惭愧，我们比他小这么多，我们学了多少呢，有时候也不够。
解说：余英时先生曾惊叹道一百多高龄的周老，仍然能笔耕不辍，已是人间一大奇迹，而从经济到语文他一直在追求中国现代化的建设，他是真正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在”的知识人。以一位知识分子的智慧和历练来审视自己所走过时代，周老有很多话说得点到即止，他说自己年轻的时候有点左倾幼稚病，而现在老了要追求真理，当我们问他，您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最应该了解的是什么，周老留下了这样的一段话，
周有光：应当了解我还是那句话，要了解过去要开创现代，中国的传统当中有一个缺点，就是只讲四海之内，没有四海之外的观念的，这是中国人的缺点，可是今天呢，整个要改变，因为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国内已经是很大的，可是无论你再大也是一个国家嘛，世界上面有那么多的国家，所以今天任何一个国家已经不能是单看本国，还要看世界，更重要地要从世界来看本国，这样子呢你就会了解本国。
田桐：周老的人生其实个“错位”的人生，大学毕业大可以和其他同学一样去当外交官，但他却选择了国家最需要的经济，本来可以在海外享受优越的生活，但他却选择了回国，本来研究经济已经有了不小的成就，但他却被指定去研究语言，这些转变究其原因无非是“国家的需要”，对于此一大事，他真的做到了，“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的地步，面对这样的“错位”人生，周老曾经说人生很难按照你的计划进行，因为历史的浪潮把一切都打乱了，人生原来就是一朵浪花。
主持人：姜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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