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是不顾个人安危，冒着枪林弹雨在卢沟桥等地采访，拍摄中国护战第一照，及时报道的方大曾；一位是不计个人得失，坚持深度采访，十五年如一日在全国各地汇集资料，还原历史真相，拍摄纪录和出版专著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冯雪松。一位是历史上留有深厚记忆的记者，一位是坐在我们身边让我们充满敬意的记者。”中国记协党组书记翟惠生铿锵有力地如是说，并号召广大新闻工作者缅怀方大曾，学习冯雪松。
历时十余年，艰辛寻访，以一己之力孤单前行，在历史的碎片中不断“连连看”，真实还原了一个“消失”了70余年的优秀记者——方大曾。
《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真实再现了这一寻访过程，两代记者跨越70余年的隔空对话，传递出两颗灵魂的同频共振。新闻学界泰斗方汉奇评价：这是对中国新闻事业史人物研究和中国战地新闻摄影史研究的一大贡献。而范长江之子范苏苏则说，该书为青年人信仰的天空点亮了一颗耀眼的星。
方大曾从历史中走了出来：方大曾纪念室建起来了，校园行公益计划付诸实践，该书繁体字版也在澳门隆重发行了，书的所有版税及收入，作者留作方大曾基金奖励年轻人……
方大曾，消失70余年后，走进了公众视野
——中国记协组织座谈会纪念方大曾；繁体字版首发式和方大曾遗作展，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等出席。而2012年，方大曾一百周年诞辰纪念时，访谈节目中一个互动网友都没有，非常落寞。
记者：最近方大曾（又名“小方”）挺“火”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出版后，社会上掀起了方大曾热，不少学校组织学生去方大曾纪念室缅怀学习。中国记协在今年5月举办《冯雪松追踪采写方大曾事迹座谈会》，中央主要新闻媒体代表及科研院校代表都做了发言，并进行了广泛报道。据了解，中国记协为个人召开座谈会，今年只有2人得此殊荣，另一人是汤计。在追踪采访方大曾的时候，您想过会有这样的结果吗？
8月，在澳门举办的《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繁体字首发式和方大曾遗作展，澳门特区行政长官崔世安、中央驻澳门联络办主任李刚及外交公署特派员等都出席了。与三年前方大曾诞生100周年在央视网做纪念日访谈时，一个互动网友都没有的落寞情景形成鲜明对比。
冯雪松：寻访方大曾多年的故事，被上海一家出版社知道了，他们于2013年8月约我写这本书，我非常兴奋，于2014年6月写完。当时出版社谈版税什么的，我在合同上除了写名字和身份证以外，其他都空着让他们填。只要书能出来，就算对这十几年寻访有了一个交代，当时没想太多。
书出版后，方汉奇先生充分肯定该书及方大曾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把这本书推荐给“中国新闻史年鉴”，希望列入该年鉴。还希望有一天，“方大曾”这个条目能列入《中国大百科全书》，成为目前新闻出版卷108个人物词条后的第109个。
结缘小方，以一己之力，横穿历史的荒山野岭
——报题不顺利，采访多曲折。为一点点把他夯实，在北京图书馆里，我度过了4个半月。后期，摄制组的人陆续走了，只有我一人坚持。
记者：《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详细地记叙了您与方大曾的深厚渊源。一张普通的传真纸，几句简单的介绍，与栏目定位相去很远，很多人也许当即扔进了废纸篓里。而您，却把这一个偶然的际遇，变成了一段传奇。这是冥冥中的天意吗？
冯雪松：偶然与必然是互相转换的。看似偶然，其实是一种必然。1999年的一个下午，我收到了一张传真，上面写有方大曾的简单介绍，说他拍摄了几百张历史照片。我一看，就来了兴趣。但这个选题跟我所在的栏目关联度不大，报题并不顺利。
见到精心保管着几百张底片的方大曾妹妹方澄敏老人时，由于中风，老太太拿出一张哥哥的照片，举着，看着我，哗哗淌眼泪，满脸的无助。哥哥小方在1937年神秘失踪，母亲就在东单协和胡同的家里等了他32年。当时院子里有间小方用木头做的冲洗底片的小暗房，平时和颜悦色的外婆，只要孩子们靠近，马上就疾言厉色：“赶紧离开，那是你大舅的东西！”老人的遗嘱就是，用这个小木屋做口棺材，他要永远跟儿子在一起……
记者：当时有关方大曾的资料凤毛麟角，中国新闻史上没有他的任何痕迹，中国摄影史上也只支离破碎地提到他几次，加起来不足一百个字，连一个生平都没有。从一张传真开始还原、拼接历史小碎片，还要用画面的形式呈现，碰到的困难应该不少吧？
冯雪松：准备着手做时，资料太少，我就沿着小方报道中提及的路径寻访，走了两趟。第一趟没人愿意跟我走，认为去找一个70年前就消失了的人，是在做无用功。我只身一人坐大巴和火车，走了保定、太原、大同、石家庄等地。那时，找宣传部、党史办、方志办，还找年龄较大的老同志问。怕接近不了小方，就找气象台等单位，通过查气象，判断他处在怎样的环境中。
后来正式拍摄了，每顿饭的预算4个人只有50元钱，几乎只能吃主食。到了后期，摄制组的人都陆续走了，只剩下我一个人。
冯雪松：确定选题后不久，父亲被查出了癌症，给毫无思想准备的我当头一棒。我是草原的孩子，来到北京是想干事来的。纪录片第一版因经费不够，只拍了北京。领导觉得片子不错，给了经费让接着拍，于是我就去外地拍。拍到小方就读的中法大学时，家里催回说父亲不行了，回到家第二天父亲去世了。在家里待了三天，处理完后事，我带着摄制组去山西接着拍，赶在2000年11月8日，中国首个记者节播出了第二版。
那时，也可以选择照顾父亲，但片子就会草草收场，小方反正找不到了，就拿素材编呗，很多人就是这么做的，剩下的经费还可以挣下。但我却选择了往里搭钱，我珍惜和方大曾的这次感动相遇，如果不去一点点寻找，他就真的消失了。认知小方的历史价值，首先要跟他在同一个频道，有同样的价值观、人生观。
一开始是以我一己之力，把小方从荒山野岭的地底下一点点推上来，现在以媒体人集体的力量来宣传他，仿佛走上了高速公路。但那个时候，没有任何力量来拉我，我必须用尽我的所有力气。而且，那时的拍摄团队停拍一天的各种损失，我承担不起呀。父亲走了，给我留下无尽的哀思，我想他一定会理解我的。
寻访小方，16年不曾歇息，只为给民族一个交代
——拍摄关系结束，但渊源没法剪断。开始是为了给小方家族一个交代，不断往前走，觉得该对民族有个交代，给后人留下一种追随的精神。
冯雪松：拍摄任务结束，但与小方的渊源却没法剪断。一开始，寻找某种程度上是为了给他的家人一个交代。但是不断地往前走，小方的价值愈加凸显，我觉得所做的这件事，是对我们民族有个交代。“传承民族精神，弥补国家记忆”，不应该把这样一个对历史有贡献的人忘记。
寻访的路越往下走，越觉得有太多事情要做。比如，方大曾的作品除了有大量照片，还有通讯、消息。我想把多年收集的这些通讯全部梳理出来，请20位范长江奖得主谈体会，出一本书，我相信，这也很有价值。
追随小方，是一本开放的书，永远在路上
——寻找和介绍的过程，是净化自己的过程。希望更多人加入寻找方大曾的队伍，这个队伍越壮大，传递的正能量就越多。
记者：中国记协党组书记翟惠生说：“两代记者的故事追寻的是同一种精神。因为这种精神，使中国记者始终面向现实，不畏艰难困苦，记录世界，牢记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鼓与呼的责任。”在您看来，这种精神有哪些内涵？
冯雪松：方大曾身上的朴素、敬业、怜悯的家国情怀最让人感动。同时代的很多人有相机，但是大都以拍风花雪月、美女月光、写意之类为主。他的视角对准普通大众与基层，给那些不相干的老百姓拍，拍门口的车夫、苦力，却舍不得给家里人拍。他妹妹说，我们不敢要求拍照，都怕碰钉子，哥哥跟门口的车夫熟极了，出来进去都打招呼，但是从来不坐洋车，到哪儿都骑自行车。父亲译学馆毕业，留过学，就职于外交部，母亲是一个开明的家庭主妇，家庭环境很好，他却从小觉悟很高。
寻找和介绍方大曾的过程，也是净化自己的过程。方大曾在25岁失踪之前，是一个通透、阳光、率真的人，几乎没有瑕疵。他留下的都是正能量，这些正是年轻人需要的。我通过小方反观自己，用小方精神来指引自己。我与方大曾相互成就，这其中由艰辛变成的快乐和成就感，是无与伦比的。
原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李东东看了书后说：“在学习继承新闻前辈优良传统的时候，我们常常想到的是忠诚、执著、敬业、奉献，优秀的新闻人应当是优秀的文化人，这些在雪松同志身上，欣喜地都看到了。”这样高度的评价，对我是一种鞭策，对年轻人，是一种启发。
我希望通过校园行，让方大曾的热度不断持续，使他的精神深入人心。在每次结束讲座的时候，我都希望大家加入寻找方大曾的队伍，这个队伍越大，影响力就越大，传递的正能量就越大。在书的后记里，我说希望它是一本开放的书，虽然由我来执笔，但是它属于全社会，大家都可以共同补充、修正那些未知的部分。
记者：《方大曾：消失与重现》一书的所有版税及收入，您为何分文不取？这么多年的寻访，都由自己的工资支撑。
冯雪松：留作基金，全部用于宣传推广方大曾，希望有一天设一个“小方奖”，奖励有新闻理想、专业素养、职业精神，为新闻事业奉献的年轻人。港澳记者曾问我，是哪家基金支持这么多年的寻访？我说是家庭基金。为此，我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