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以后，中国与东南亚之间贸易数据不断增加，美国和东南亚之间的数据则主要依赖美国进口，传统经济分析认为这一现象说明东南亚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增强了。然而，对数据的判断存在分歧。从全球价值链和贸易增加值的角度看，亚洲和北美之间的原材料、半成品等贸易都在缩减，中国对东南亚中间产品、生产设备等贸易增加。这一方面表明中国正在不断攀登全球价值链位置，另一方面则说明东南亚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是片面的。以最具代表性的越南为例，越南从中国进口中间品，并将成品销往美国，形成了一条中国-越南-美国的价值链循环，由于其最终品出口严重依赖美国，所以美国对越南价值链地位的影响不容忽视。因此，确切而言，东南亚在中间品贸易上依赖中国，最终品出口上依赖美国，而这种价值链关系对经济和区域政治的影响还有待讨论。
▲2022年11月，拜登在东盟峰会。图源：路透社
与此同时，东南亚在中美贸易摩擦中的应对和变化，尤其是2019年以来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也成了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热点之一。例如，随着中国崛起，很多国际关系文献讨论东南亚邻国面临选边站的难题，如果中美经贸摩擦继续加深，导致中美关系进一步紧张，甚至出现全面战略竞争态势，那么到底有哪些国家将率先作出选择站在中国或美国一边，这显然是国际关系中一个值得讨论的重大问题。又如，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曾经流行过地区国家“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概括，那么中美贸易摩擦将成为一个极好的试金石。从各国的应对（甚至一些政策辩论）中，可以发现哪些国家的确因为经济上过于依赖中国，而选择支持中国的政策主张，又有哪些国家根本没有这种担心，而难以纳入这一分析框架。进一步而言，可以据此评估周边国家究竟如何平衡经济利益和安全利益。上述两个问题都可以从东南亚如何应对中美贸易摩擦来加以考察，这也是本文试图加以分析的部分内容之一。
本文也将致力于探索更具趋势性和根本性的一个变化。这场非同寻常的贸易摩擦发生在新的全球经济时代，即地区经济关系很大程度上基于产品过程，而不仅仅是民族国家甚至产业之间或者内部的分工。在这一新时代中，分析经济关系的模型已经发生重大改变，人们的利益关系及在政策上的应对思路都有很大的不同。
如要正确评估国家的政策，首先要准确了解经济交往的收益及其在各层级的分配。这一点，无论对以整个国家为分析单元的现实主义来说，还是以个人或者团体为分析单元的自由主义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但从现有的中英文国际关系学术文献来看，人们对不同贸易关系模型之间差别的分析远远不够。有时候会发现很多争论之所以难以形成基本的结论，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人们所使用的基本模型的差别，人们试图争辩的对象完全不在一个量级，据此导致建立在基本认知模型上的理论推理也大相径庭。因此，一些涉及理论和立场的争论，归根到底是源于对现实认识的巨大差异。
1中美贸易摩擦对东南亚影响的争论
迄今，对中美贸易摩擦如何影响东南亚，媒体和学界存在不同看法。概括而言，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悲观的，认为随着中美贸易摩擦愈演愈烈，产业链有可能中断，在重组过程中东南亚能否继续保持优势并不确定。第二类从国别角度出发，呈现出风险识别和应对的差异。这两类观点适用于不同的行业或部门，个别案例中还有更为复杂的情形，各个阶段的风险有大有小。第三类是乐观的，认为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东盟国家都将从中美贸易摩擦中获益。中美贸易摩擦不仅迫使中美两国企业从中美之外购置产品，也将导致部分产业从中国转移，这是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看法。与其他地区只是从中国简单转移购买对象相比，东盟的获益主要来自产业的转移，即中国将一部分零部件转移到东南亚，在东南亚国家组装之后再出口到美国。
（一）东盟分裂论
“东盟分裂论”这种观点通常认为，东盟缺乏经济上的自主性，而是更大的地区网络的一部分，甚至全球体系的一部分。虽然佩雷拉的观点不同于世界体系理论的主张，而是更多从价值链角度来考察，但就其对东盟发展前景的判断而言，与世界体系论有类似之处。在世界体系论者看来，东盟的发展是更大体系变化和发展的一部分，受制于体系。东盟作为一个地区组织，在过去50年里尽管推出了“东盟方式”，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长期以来困扰东南亚各国的边缘地带发展困境。如果中美贸易摩擦导致传统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崩溃，那么东盟也将分裂为不同次区域，成员国关系有可能恶化，甚至连寻常国家间的正常贸易关系也无法完全建立。
中美贸易摩擦的激化进一步扩大了这类观点的影响力。2019年4月，美国参议员马可·卢比奥（Marcorubio）联合30多名国会议员组成跨党派小组，要求中国在美上市企业加强信息披露。卢比奥还发起一项议案，提议将那些拒绝向美国监管机构开放审计的中国企业和其他企业摘牌。此举被很多人认为是中国金融开始“脱钩”，造成一些中国企业考虑在香港上市，如阿里巴巴以及中芯国际等。瑞士宝盛银行集团首席投资顾问伊夫·邦杰（Yvesbonzon）甚至认为，两国之间正在进行的贸易摩擦可能会导致到2030年出现一个“两极世界”，中美经济和金融周期脱钩，科技生态系统分离。
（二）东盟获益论
与上述基于长远发展趋势的预测不同，多数舆论调查及判断是中短期的，而中短期的结论依赖于具体的国别和产业，因而呈现出多样性，但总体上认为东盟成员国在经济上将获益。2018年10月，世界银行经济学家首次估算了贸易摩擦对东亚的贸易投资影响，其评估主要建立在三种效应基础上，分别是直接效应中的贸易替代和投资转移，以及间接效应中的中间品贸易。在贸易替代方面，越南、菲律宾和柬埔寨相对于其经济规模而言具有最大的潜力。就投资转移而言，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和菲律宾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而在价值链层面，参与度高的国家和地区受损比较大，特别是马来西亚对中国出口下降损失将达到GDP的0.2%，其次是新加坡和泰国，而柬埔寨、印尼和越南等受影响相对较小。
2019年1月初，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研究所（YusofIshakInstitute）在调查1000多位东南亚专业人士后发布了一份报告，认为有40%的受访者表示并不清楚中美贸易摩擦对他们国家有何影响，20%的人认为会有负面影响，也有1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国家将从贸易摩擦中获益，其中柬埔寨、马来西亚和越南的人气最高。结合世界银行经济学家的评估发现，不同行业的人难以对三种效应叠加后的综合效果做出准确判断，一是因为需要基于数据的精确计算，二是不同国家的不同区域和行业差别显著。该调查结果虽然并不完全确认中美贸易摩擦与所在国的所有事实，个别可能还存在互相矛盾之处，但总体上却显示出东盟舆论的多样性，以及中美贸易摩擦的不确定性，原因正是在于中美贸易摩擦存在贸易转移、投资转移以及中间品贸易等不同效应。
日本野村证券的经济学家再度强调了进口替代效应和生产转移效应。前者主要是短期的，即中美两国增加从中美之外经济体的进口，后者是中长期的，跨国公司把生产转移到中美之外的国家和地区。据估算，马来西亚将是进口替代的最大受益者，越南则是生产转移的最大受益者。在进口替代方向上，位于马来西亚之后的依次是泰国和菲律宾。马来西亚受益的产业主要是电子器件、液化天然气和通信设备，泰国则是自动数据处理产业，菲律宾主要是电子器件产业。在生产转移方向上，继越南之后依次是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从上述报告来看，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主要受益者。
（三）东南亚风险增长论
尽管如此，世界银行报告《应对日益增大的风险》也承认，短期内东南亚获益很多，长期而言风险增大。报告的专栏《中美贸易紧张关系对东亚发展中国家贸易的影响》指出，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加剧，首先发生的是贸易转移。东亚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商从中受益，越南和马来西亚分别跻身中国和美国市场增速的前五名，而柬埔寨（来自美国）和蒙古国（来自中国）的绝对收益相对较小，但相对于其国内生产总值却有显著增长。世界银行还针对关税增减做出了场景预想。第一种是截至2019年5月的关税幅度，在这种场景下，东亚国家的净收益是增加的。显然，这种模型推断与在此之前多数媒体对东南亚的评估是一致的，是已经发生的事实。与很多人的预测不同的是，第二种场景预测认为，如果中美对所有产品征收25%的关税，东南亚的收益将比第一种场景时更大，特别是越南。不过，随着形势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影响到中美两国国内投资（经济增速）的话，那东南亚的风险将显著增大，来自进出口的短期收益将很快随着贸易的转变而丧失。需要注意的是，世界银行推断的第二种和第三种场景还远没有变成事实。
世界银行的第二种场景预测与联合国贸发会（UNCTAD）的预测有很大的不同。2019年2月初，联合国贸发会在年度贸易政策报告中，首次计算了关税提高至25%时的全球贸易场景。就贸易转移效应而言，东南亚的贸易增幅小于日本和欧盟，在东南亚排在第一位的是越南，其次是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菲律宾排在最后。但从价值链看，中美互征关税也波及产业链上的供应商。贸易摩擦对国际生产网络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很多公司将离开中美两国到其他地方生产。北美和东亚两个地区都将受到很大冲击，东亚尤其严重，贸易额将收缩1600亿美元，而欧盟将成为产业转移的主要获益者。
2019年10月1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会见了新一轮中美经贸高级别磋商的中方负责人刘鹤，双方认为在诸多领域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中美对此次会谈的成果并没有达成一致，特朗普认为目前只是第一阶段，今后将跟进第二和第三阶段的协议，中方则没有这么明确的规划。但舆论认为中美达成协定的可能性上升，亚洲股市也积极上扬，各方对东南亚的看法又开始出现变化。马来西亚表示，将增加支出抵御中美贸易争端的影响，同时积极争取贸易摩擦中的中国投资者，预计今后几年中国对马来西亚投资将达到美国和欧洲对马来西亚投资的水平。而印尼则被普遍认为是这场贸易摩擦的输家，在33家迁往海外的中国企业中，有23家选择了越南，10家选择了马来西亚、泰国和柬埔寨等国。为此，印尼政府宣布，计划将公司税税率从目前的25%降至20%，以吸引更多中国企业转移到印尼。
如图1所示，按照UNCTAD提供的基于BPM6整理的数据，东南亚国家是国际贸易舞台上的重要角色。2005年，作为一个整体，东南亚的贸易额超出中国360多亿美元。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东南亚与日本的贸易额开始拉开较大差距，中国在贸易总量上追赶美国的速度加快。2018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首次突破5万亿美元，仅比美国少约4000亿美元。2018年，东盟对外贸易总额也达到3.5万亿美元，是日本对外贸易额的1.9倍。就数量关系而言，讨论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东南亚地区，显然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图1的另外一个重要结论是，东南亚的新加坡、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6国约占整个东南亚贸易额的98%（占比从2005年的98.2%下跌至2018年的97.0%）。因此，绝大多数文献所讨论的东南亚贸易也是基于对这6国的分析。事实上，在IMF的《世界经济展望》统计中，有单独的东盟5国的统计项，该东盟5国包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按照IMF的分类，新加坡属于发达经济体。从贸易上看，20052018年，新加坡年均占东南亚贸易额的36.4%，但近三年占比下跌2018年为33.6%，是2005年以来最低的一年。
（一）中国与东盟贸易
如图2所示，自2019年1月起东盟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当月中国东盟贸易额为517亿美元，中美贸易额为457亿美元。这更进一步证明了需要深入讨论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的东南亚。2018年，中国东盟贸易额月均达到493亿美元，2019年1-9月上升至月均502亿美元。图2还表明，2019年9月，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已接近与欧盟的贸易额，差额仅为33亿美元，而该月中国东盟贸易额超过中美贸易额103亿美元。鉴于中国与欧盟的贸易从7月回落，而中国与东盟的贸易自6月以来一直持续扩张，有理由预期2020年东盟很可能成为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不仅与欧盟的贸易额下跌了，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额自7月开始也在下降，延续了2018年9月以来的势头。总的来说，在世界经济增长态势趋缓、中国外贸环境转差的情况下，2019年7月以来中国东盟的贸易增长已成为非常突出的亮点。
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中国与越南、马来西亚的贸易增速。2016年1-7月，中越双边贸易额达到522亿美元，超过马来西亚成为中国在东南亚的最大贸易伙伴。在中国与东南亚贸易中，长期以来中国是顺差国地位。根据IMF数据，2014—2017年，中国与东盟贸易的月度顺差均值为56.6亿美元。2018年中国对东盟的月度贸易顺差缩小为39.6亿美元。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2019年1—9月，中国对东盟的月度贸易顺差扩大到65.5亿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大量增加了对东盟的出口。
如图3所示，自越南超过马来西亚之后，中越贸易的月均增速明显快于其他东南亚国家，中越双边贸易于2017年8月超过100亿美元，2018年9月接近150亿美元，2019年9月再创新高达到152亿美元。另外，近年来中马贸易也处于上升态势，特别是2019年初达到历史新高，自2019年5月起更是月均超过100亿美元。显然，这一结果否定了世界银行2018年10月的研究预测。需要格外重视的是，中国东盟贸易增加主要来自中国与越南的贸易增量。2019年1—9月，中国与越南的月均顺差为29.1亿美元，不到中国东盟平均贸易顺差的一半。特别是2019年9月，中国对越南的顺差缩小到6.2亿美元。而在此之前，2014-2017年中越贸易的月顺差均值为27.7亿美元，2018年月顺差均值为16.7亿美元，显著小于东盟平均水平。因此，中国不仅增加了对越南的出口，而且极大地提高了自越南的进口。这意味着中越贸易的内容和结构正在发生迅速改变，如果中美贸易摩擦继续深化，可以预判这种变化还将持续下去，甚至出现中国自越南进口超出对越南出口的情况。
（二）美国与东盟贸易
从美国方面来看，东盟是美国的第五大货物出口市场，仅次于欧盟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如图4所示，美国商务部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东盟月均货物贸易为231亿美元，2019年1—9月，美国东盟月均货物贸易为246亿美元。图4还表明，2019年1月，墨西哥超过中国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019年2月，加拿大超过中国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2月以后，中美贸易额虽有所上升，但截至2019年9月，中国仍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在美国主要贸易伙伴中，中美贸易经历了巨大的波动，而其他贸易伙伴相对稳定，显然这主要是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图4还表明，2018年1月—2019年9月，美国与欧盟、东盟的贸易额稳步上升，与加拿大、墨西哥的贸易额在2019年前后有较大波动，后者则涉及北美自由贸易区被《美墨加协定》替代的新变化。2018年11月30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在阿根廷出席G20领导人会议期间签署了《美墨加协定》。协定的内容主要是美国农产品获得更多加拿大市场准入，另外是数字经济及汽车产业的变化，新版协定要求汽车40%的零部件在时薪不低于16美元的地区生产，这对墨西哥不太有利。但是，面对美国的压力，墨西哥参议院还是于2019年6月率先批准该协定。
从进出口总额来看，图4显示的数据并不能体现出东盟受到多大的影响，进一步分成进口和出口来看，近两年美国与东盟的贸易则表现出新变化。如图5所示，2018年1月以来，美国对东盟的出口实际上比较稳定，月度波动不超过10亿美元。但在进口方面，尤其是2019年6月以来，则发生了显著的变化。2018年1—6月，美国从东盟进口月均153亿美元，7-12月的平均进口额上升至165亿美元。2019年1-6月，美国从东盟进口月均达到167亿美元。2019年7—9月，美国从东盟的月均进口额接近190亿美元。从进出口数据来看，美国与东盟的贸易主要得益于美国的进口增长。
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东南亚国家是增加了对中国的依赖，还是继续维持了对美国的依赖？如果中国的产业转移到了东南亚，通过东南亚向美国出口，那么从理论上说，东南亚仍然没有改变对美国的依赖而且将继续增强对美国市场的依赖。因而，需要更加翔实的数据以及不同的理论视角，分析到底是中美贸易摩擦改变了传统的三角贸易关系还是东南亚在此之前就改变了趋势。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可能已经改变了东南亚的贸易结构和模式，而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仅仅只是趋势当中的一个重要变量。从前文罗列的数据看，依据总量贸易视角，在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后，尽管东盟超过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东南亚与中国贸易额的上升幅度并未高于东南亚与美国贸易额的上升幅度。2018年，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月均493亿美元，2019年1-9月达到月均502亿美元，月均增幅不到10亿美元。2018年美国与东盟货物贸易额月均231亿美元，2019年1-9月上升至月均246美元，月均增幅约15亿美元。考虑到东盟与美国的服务贸易只占双方总贸易额的10%，即便计入双边服务贸易，下述判断仍然成立，即东南亚对中国的依赖高于美国，但贸易摩擦爆发后这种依赖并未进一步深化，反而发生了向美国进一步靠拢的微弱趋势。
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东南亚对中国和美国的贸易额都有显著增加。上文分析表明，中国与东盟贸易额增长主要来自对东盟的出口，特别是对越南的出口，美国与东盟的贸易增长则主要来自从东盟的进口，特别是来自越南的进口。因此，在中美贸易摩擦加剧的背景下，依据总量贸易数据，涌现出一种中国向越南出口、越南再向美国出口的新贸易格局，取代了一部分传统上由中国直接向美国出口的产品。因此，很有必要讨论，中国-越南-美国正在形成一个紧密的产品贸易互动局面，对理解这个地区的贸易关系及地区一体化具有新的启示意义。
（一）价值链贸易的基本定义与统计进展
按照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20：在全球价值链时代以贸易促发展》中的定义，“全球价值链是指将生产过程分割并分布在不同国家，企业专注于特定环节，并不生产整个产品。”与传统的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贸易统计只涉及两个国家（进口国和出口国）不同，价值链贸易卷入多个国家，这给统计造成了巨大困难。研究全球价值链的权威学者判断，“贸易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已经达成了这样的共识：以贸易总值为基础的官方贸易统计存在着严重不足，已不能反映当前全球价值链为基础的国际贸易的实际情况。同时，各类官方国际统计机构也充分认识到，建立以增加值为基础的新贸易统计法则的重大意义，即需采用新的方法对全球生产分块化背景下的国际贸易流动进行衡量。”
联合国贸发会2013年发布的《世界投资报告：全球价值链，促进发展的投资和贸易》即开始重视价值链问题。报告认为：“全球价值链日益增长的重要性使人们认识到，传统上计算国际贸易的方式可能不再胜任。越来越多的工作致力于清算全球价值链对全球贸易的‘重复计算’的影响，确定贸易中的附加值，确定附加值在终端产品最终消费前如何在国家间沿全球价值链移动。”该报告提供的数据表明，2010年全球出口增加值对GDP的平均贡献为28%，其中发达经济体约为31%（欧盟占39%、日本占18%、美国占11%），东亚和东南亚为30%。2010年，在19万亿美元的世界商品和服务出口额中，外国用于进一步出口的贡献约为5万亿美元，这部分即是全球贸易被重复计算的部分。
（二）东南亚与中美的价值链贸易
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之后，经济学界普遍认为，中美贸易摩擦将通过全球价值链影响到其他地区，特别是东亚地区。一般认为，全球价值链有三个较为显著的地区，分别是北美、东亚西太平洋以及欧洲，在这三个地区价值链中，太平洋两岸的价值链相互联系要比欧洲的价值链更为紧密，分工更加细致。2018年12月，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在《亚太贸易投资报告2018》中指出，由于通过全球价值链实现区域一体化，该地区间接受到对从中国出口的商品征收关税的影响。2017年度，亚太地区出口总额中有69%的货物为原材料、中间品和资本品。其中向中国的出口占这些货物出口的27%。这些出口品被中国用作对美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出口产品的中间投入品，因而也将受到中美贸易摩擦的影响。
联合国亚太经社理事会基于亚洲开发银行提供的投入产出表数据，构建了一个衡量地区内经济脆弱性的指数，结果发现，蒙古国是该区域最脆弱的经济体，其次是中国台湾、澳大利亚和韩国，前者主要是出口原材料，后者则主要是有关机电的中间品出口。而东南亚经济体中，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菲律宾，面临着中等程度的脆弱性。南亚和西南亚以及北亚、中亚经济体面临的风险较低，这些区域并没有显著融入与中国出口挂钩的全球价值链，而且这些经济体出口也是多元的，对中国的依赖并不深。同时，该研究还构建了机会指数，结果表明，由于越南具备优质的劳动力优势，而且其最终品出口主要面向美国，因而很有可能取代中国成为全球价值链中新的组装中心。
与此同时，2008年的金融危机为越南创造了一个重要的产业提升机会。RIETI的数据表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在越南对中国出口货物中，中间品占比从不足20%迅速攀升至2017年的52.5%，越南从美国进口货物中，中间品占比也从2008年的37.5%攀升至2017年的57.9%。因此，在这一中国-越南-美国三角贸易关系中，中间品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中间品进出口的显著特点是存在大量的与其他国家的零部件贸易。此外，2017年，越南对美最终品出口额为375亿美元，对华最终品出口额为104亿美元。因此，尽管中越总贸易额几乎是美越的2倍，但是由于越南的最终品出口严重依赖美国，美国的市场需求将决定越南参与价值链的方式，因而美国才是决定越南贸易政策的主要外部力量。
就衡量贸易对一国GDP的贡献而言，只有在国内产生的增加值才能列入，可以借助国内增加值占总出口的比重来比较东南亚国家在日益扩大的贸易中的收益大小。如图9所示，2010-2018年，包括东南亚国家在内的亚太18个经济体用于出口的国内增加值平均从73.3%上升至75.5%，增长2.2个百分点。第一类，增幅超过这一平均值的经济体包括越南（9.9%）、中国香港（6.8%）、中国（5.7%）、菲律宾（5.4%）、韩国（3.4%）和马来西亚（3.1%）。这些经济体显著提升了国内增加值在出口中的份额，国内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地域和产业都有所扩大。这一数据与上文得到的看法一致，东南亚的主要贸易参与者其国内增加值占比总体上低于地区平均水平，如最高的菲律宾2018年占比为71.7%。第二类是新加坡、中国香港这样的转口贸易港，2018年新加坡占比为38.1%，香港是42.1%。第三类，国内增加值占比高却并不能表明参与程度扩大，如蒙古国、印尼、文莱和缅甸，其主要是出口自然资源、石油或其他商品，这些货物的出口很少需要吸收来自国外的中间投入品。
如果从增加值贸易视角看，表2数据显示，在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之前，东南亚主要贸易国的最终产品出口严重依赖美国市场。由于缺乏有关最终产品的最新数据，还没有办法评估中美贸易摩擦爆发之后整个东南亚的进展，但UNCTAI-Eora数据库提供的国内增加值数据表明，东南亚国家整体上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2018年比2017年上升0.2个百分点，而2012-2017年上升了2.2个百分点，因此可以说贸易摩擦导致国内增加值上升的幅度减弱。事实上，这种变化不仅仅来自贸易摩擦。有的研究认为，全球价值链扩张的趋势已经放缓，原因不仅仅是英国脱欧、贸易摩擦，也包括全球需求的变化、亚洲区域一体化的加强以及生产活动向母国的回归。就东南亚而言，2018年东南亚国家的分化依旧存在，部分增强了出口中的国内增加值比重，例如文莱（0.3%）、马来西亚（0.1%），而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越南、老挝基本没有变化，减少的国家有新加坡（0.1%）、柬埔寨（0.1%）和菲律宾（0.1%）。
从世界银行的分类来看，东亚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处于不同的位置。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报告2020》认为，虽然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方式不同，但在全球价值链一体化的类型和升级方式上存在一定的规律性。1990—2015年，在146个国家中，以下四种类型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特别显著：（1）商品；（2）有限的制造；（3）先进的制造业和服务业；（4）创新活动。如表3所示，东南亚国家存在上述四种类型。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这四种类型的价值链位置将如何对中美贸易摩擦作出应对。不过，这已经超出了本文设定的初始目标。
4东南亚增加值贸易的国际政治经济学
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出发，政治关系将影响贸易的流量，反过来说，经济关系的紧密与否也体现出政治关系的好坏。从总量贸易看，中美贸易摩擦并没有改变东南亚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只是这种紧密关系的增长趋势略有减弱，原因正是由于全球价值链放大了关税保护的效应。从增加值贸易角度看，东南亚最终品还是依赖于美国，但中间品贸易的数量和比重都大幅度向中国靠拢。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中间品贸易的政治效应。当中间品在跨境贸易中因多次交易而受到关税影响时，实际上不仅延缓了企业交易的速度，也降低了当地收入。
国际经济学界对有关全球价值链的研究是最近20年兴起的一种潮流。戴维·哈默斯等人1998年发表的《垂直专业化与世界贸易性质的转变》以及2001年发表的《世界贸易中垂直专业化的性质与增长》等文献，不仅提出了重要的研究议题，也提出了测度全球价值链的方法，因而迅速成为全球价值链研究领域的代表性文献。一般而言，经济学家研究东南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不会讨论太多的政治变量，而是着眼于经济学理论建构与经验验证。研究东南亚是否从中美贸易摩擦中获益对不同国家的看法差异很大。例如，越南尽管是最大的出口方，但越南也面临着如同中国一样的难题，即真正掌控在越南手中或者说越南能够拿到手的贸易收益很少，如何评估参与价值链的收益仍是难题。对于东南亚各国的决策者来说，通过价值链提升竞争力也是一项紧迫的任务。
但反过来想，如果所有国家都试图提高价值链中的地位，从低级往高级攀升，那么一旦处于高端产业链的国家被原本中低端的国家赶超，将产生严重的政治后果，这正是中美贸易摩擦的一个重要动因。对于这个问题，经济学界的研究仍不够充分。此外，有经济学文献认为，由于生产分散，强化“制造业”这样的部门，其实是一种评估经济业绩和制定公共政策的错误方式，因为竞争力已不再仅仅取决于国内制造业综合管理系统的集群，而越来越依赖于成功整合生产链中的其他任务。就中美贸易摩擦中双方对高技术竞争的看法而言，经济学界虽然研究成果颇多，但并不能充分解释特朗普政府贸易政策的巨变。
与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不同，从IPE角度研究中美贸易摩擦以及东南亚的分工地位，需要超越单纯的经济视角，考虑政治的因素，特别是中国的政策主张和效应。比如，既然产品分工这么有利于中小国家参与，为什么像中国这样的大规模国家减少了国内生产增加值的比重，而美国和日本的显著特征却是高额的国内增加值成分？多数解释认为，这是分工高低所致，中国也只是处于中低端工序上，目前仍处于价值链从中低往中高攀升的阶段。
但是，我们也不能忘了，客观上中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主张不同于西方，尤其在理念上存在显著差异，比如中国曾将“早期收获”用于构建与东盟的新型经济关系。与经济学家单纯强调国内增加值在出口中占比越高越好不同，IPE研究必须考虑政治经济的相互依赖关系。比如，如果一国的出口品国内增加值非常低，则意味着其他国家参与该国出口品的增值很少，该出口国所推动的产业链条并不长，没有将很多国家吸纳到产业链中，故形成了传统的中心一外围结构。如果一国的出口吸纳了很多别国的中间品，尽管从数量上衡量该国出口品中的国内增加值可能不高，但由于和很多国家形成了良好关系，这种基于更长价值链条的贸易关系将是十分稳定的。分析表明，在中美贸易摩擦背景下，中国与东南亚正在形成这种新的贸易关系。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东南亚国家能否持续从贸易摩擦中获益，取决于很多因素。东南亚国家不仅需要加大基础设施和产能投资，还要通过项目培训或在东盟内部转移熟练劳动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创造良好的商业环境，吸引投资者进行长期投资，并与区域外经济强国保持良好关系。前者是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倡议获得东南亚积极支持的重要动因，后者则需要东南亚国家的持续投入以及东盟的制度建设，很大程度上也依赖于各国的政治共识。目前，东盟仍然限制低端劳动力在地区内的流动，我们可以预期，中美贸易摩擦导致劳动密集型产业往东南亚转移，各国的劳动力将有能力参与更多的生产工序，未来的地区制度调整需要适应这种新趋势，而中国也应参与其中。
在中国周边的各个方向上，中国与南亚的地区一体化建设是最弱的。相比之下，东南亚的区域内贸易占比仅次于欧洲和北美。随着中国与东盟的经贸关系更加紧密，虽然从总额上看还低于中国与东北亚的贸易额，但生产工序正在大规模扩展，因而成为检测和完善新理论的最佳区域。已有的国际贸易理论已经充分揭示，地缘邻近和文化邻近有助于解释国家间的贸易量，中美贸易摩擦将权力竞争因素对地区分工的影响提升到一个高度，而作为市场力量的经济要素与作为影响政府政策的政治进程如何互动，则是IPE研究的特色所在。
5结语
目前，关于中美贸易摩擦如何影响东南亚的舆论，可分为短期和长期两种，短期影响又可分为整体上有利和局部不利，长期影响则是不利的。这些研判主要基于两种分析工具，即贸易总值和增加值贸易。从贸易总值看，东南亚对中国的依赖加深了，这不仅表现在东盟取代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而且将来很可能还进一步变成最大的贸易伙伴。从总量上看，中国与东盟的贸易额两倍于美国与东盟的贸易额。中美贸易摩擦发生之后，东盟与中美各自的贸易额仍在继续增长。但需注意到，东南亚国家整体上与美国的贸易增幅略微多于中国，每月达到5亿美元。尽管这一差额不足中国东盟贸易额的1%，不到美国东盟贸易额的2%，但目前并不清楚，这一趋势是否预示着更大转变的开始。例如，有很多人担心中美经贸“脱钩”。从增加值贸易视角看，美国仍然是东南亚国家最终产品的最大出口市场，而中国是东南亚国家中间品的最大出口市场，且中间品贸易的数量和增速均大于最终品。与最终品相比，中间品更容易受到关税的影响。不过，在理论上，中间品贸易与最终品贸易的政治效应究竟如何还值得进一步研究。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缺乏详细的数据完整地评估东南亚国家增加值贸易的影响，且对于中间品贸易的政治效应也不够清晰。尽管从逻辑上说，零部件贸易多次往返不同国家，只要将各国的关税与零部件联系在一起，就可以测算关税的效应，但事实上要在模型中完全剔除其他因素的影响是很困难的。例如，世界银行在《世界发展报告2020》中曾提及物流对零部件贸易的影响可能比单纯增加1%的关税来得大。而且，部分学者已经指出，参与全球价值链的不完全是整个国家，而是局部地区和局部行业，如服装、电子、机械和汽车等。那么，一个合理的推断是，一个国家在对外贸易上是否坚持对外开放，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两个因素，贸易获益集团（地区或者行业）的政治影响力以及中央政府对国家利益的考量。就IPE的视角而言，除非各国中央政府能够统筹安排价值链的动力和效应，否则自由贸易将扩大国内收益的不均衡分配，进而阻碍全球价值链的发展，这正是目前西方反全球化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