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性哈斯巴拉的演变：以色列和海外犹太聚居地
这些对学术界（更宽泛地讲是公众的普遍观点）中的反以偏见的感知，激励犹太社群开始在两个层面上展开行动。首先是明确的有组织的回应。2002年，在查尔斯和林恩·舒斯特曼家族基金会的资助下，包括美国犹太人委员会、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反诽谤联盟、犹太虚拟图书馆、西蒙·维森塔尔中心和希勒尔基金会（TheHillel）在内的33个主要的犹太组织和团体，共同创立了“以色列校园联合会（ICC）”。据其网站所称，以色列校园联合会要“扩展校园中以色列支持者的网络，并为其助力。就可能会影响到以色列的议题，联合学院和大学中的关键领袖，对那些校园中反以色列的活动予以还击，以便为以色列在校园中创造出积极的改变。”除此之外，它“还会向校园里的社团，以及国内国际的以色列的校园支持者们提供信息、资源、训练、领导机遇，战略建议和策略协助。”类似的组织，如“与我们同站立”以色列维护组织（StandWithUs）、“大卫计划(DavidProject)”、“以色列计划（theIsraelProject）”同样在配合着以色列校园联合会的活动，为其以学生、学者和公众为目标的媒体行动提供支撑。
第二个层面更大的交锋来自于犹太慈善家们，他们力图创立以色列研究项目（ISP）来形塑学术空间，藉此来支持以色列。一本2005年的《高等教育年鉴》记录了这一现象，报告称犹太慈善家们“通过资助众多以色列研究的讲席、中心和项目，力图向在他们看来是在为‘支持巴勒斯坦’而游说的论调进行反击。”查尔斯和林恩·舒斯特曼家族基金会——它是“以色列生存权”项目、圣约之子会青年组织，还有以色列校园联合会等组织的主要合作伙伴——身先士卒地向布兰戴斯大学捐赠了一笔一千五百万美元的巨资（另外一千五百万美元则来自其他犹太慈善家们），借助于这笔资金，舒斯特曼以色列研究中心于2007年正式建立，并由伊兰·托恩（IlanTroen）任中心负责人。年鉴中进而还记录道，“正是对阿拉伯-以色列在大学校园内冲突的感知，使得[艾兰]托恩教授能够在布兰戴斯大学谋得一席之地。”在这所中心之前，布兰戴斯大学还拥有一个暑期以色列研究所（SIIS），它是2004年主要由校方、美国犹太人委员会，还有一些犹太慈善家共同建立的，其宗旨在于“设立能借助严谨的学术来理解以色列的系所，同时也协助他们自己的大学设计关于以色列的科目和课程体系。”
更为新近的2012年，查尔斯和林恩·舒斯特曼家族基金会又创立了以色列研究所来帮助“提高并拓展美国乃至全球讲授、看待、欣赏现代以色列的途径。”在以色列前任驻美大使伊塔玛尔·拉比诺维奇（ItamarRabinovich）的领导下，该研究所支持了众多文化外联活动，提供博士和博士后的奖学金资助，为那些“对以色列略有所知，但尚不足以开设课程的教授”设计了教师培训服务，至于学者，则提供给他们“到以色列旅行，提高语言技能，参加其他能帮助他们发展和提升以色列研究课程（质量）的活动的机会”。拉比诺维奇反复强调该研究所并不是一个“政治游说团体”，无疑也没有任何“进行游说的意图。”他同时也说，关于以色列，“人们可以对特定的政策提出批评”，“但犹太人也有资格拥有他们自己的国家意识形态。”
以色列游说话语中的中国
这项考察在瓦尔德这里得到了加强，因为他的主要论点是，全球犹太共同体必须全面地配合以色列，因为它将“直接影响到犹太人在未来的命运”。这种配合的一条可行出路，就是“要让中国认识到犹太人所面对的全球挑战和地区危险，同时也意识到在国际性和地区性的地缘政治方面，中国和犹太人所可能要共同承担的重大问题。”瓦尔德认为，在和中国打交道时，犹太人共同体必须要将四个形塑着这条出路的“动态/动量”纳入考虑。首先是阿拉伯和伊朗的石油对于中国经济日渐增长的重要性，它加固了既存的“亲阿拉伯”的态度，（犹太人）必须也应该设法去撼动这一点。其次是推测中的中国穆斯林和中国汉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前者日渐增长的斗争性，这种形势为以色列（同中国的）的联系及合作提供了新的接触点/抓手。再次，则是中以关系的状态，这里瓦尔德看到了美国犹太社群在其中作为中间人和引导者发挥作用的可能。最后当然是中国自身同以色列和全球犹太人的关系，它的状态将会受到上述三个因素的影响，同时也会反过来影响它们。
瓦尔德认为，对中犹关系（涵盖了中以关系）的培养应该托付给全球犹太共同体，而不是以色列，他提出，一个“世界犹太人的永久代表团，应该维持与中国政府当局和机构的融洽关系，帮助增进中国和更广阔的犹太世界之间的信息流通，互相理解,以及合作。”这无疑会让那些“暗暗觉得有时候比起遇到以色列犹太人而言，国际犹太人更容易遇到”的中国人，愈发巩固这样的认识。瓦尔德认为，海外离散犹太人将会是以色列利益的促进者，因为，无论是出于国内的还是国际的考虑，在（中国）这样一个政治环境中，同以色列任何形式的“公开”勾连都可能引发焦虑。例如，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期间，（中国）官方就表现出了亲阿拉伯的态度，但在瓦尔德看来，其中仍留有犹太组织可以发挥影响来帮助以色列的余地，特别是考虑到中国当局可能“更愿意看到非以色列籍的犹太领袖而不是以色列人自己在中国媒体上表达意见。”
唯一可以预见的是，正如瓦尔德所说，“有足够的迹象表明，中国领导人将会越来越多地倾听他们的学者所给出的专家意见。”事实上，在他的论文中，瓦尔德单独辟开了一个部分来讨论中国的学术景观，还有中国各种各样的学术中心（中国社科院和重点大学）之间权力的相对平衡，在它们之中，瓦尔德又着重点出了那些“有门路”进入政策制定圈的，还有“想要树立自身在中东研究方面的竞争力，但苦于资金限制或短缺而无法找到一流专家”的机构，因为它们更有可能会考虑寻求犹太慈善家的支持。培养与各种学术空间的关联十分必要，但瓦尔德也强调，考虑到与权力中心的邻近关系，“北京是一个（尤其）需要加强的‘薄弱环节’”。
结论
问题当然不在于说，这样的游说正在进行——尽管有人可能会诟病这种政治化对学术界的扭曲，而在于说没有反叙事/对应叙事（counter-narratives）与之平衡，也没有能够获取的替代性资源。这类事务的状态所能引发的最大威胁——对阿拉伯国家尤甚，对伊朗和其他穆斯林国家也同样适用——是这种向中国学者和研究人员“解释”中东的一边倒叙事，会逐渐固化。当然这并不是说，中国学者在其中都是信息小白鼠，但是亲以游说活动者一方长期的投资必将转化为一种日益强大的影响力，进而会形塑后代学者之中有关中东的话语。
为了应对这种游说，当前的阿拉伯外交的进路和面向中国的外联必须做出巨大的改变。尽管这些年来有一些形式的学术参与——北京大学阿拉伯语系的苏丹·卡布斯讲席，北京外国语大学的谢赫·扎耶德阿拉伯语与伊斯兰研究中心，还有日益增长的沙特的交流项目和学术计划（书展，图书翻译等），但这些努力都仍不够充分，而且大部分都仅限于伊斯兰研究和阿拉伯语研究。在切实与中国大学、智库，还有致力于地区研究的系所的互动方面，或者更开宗明义地说，在加强中国学者对当今阿拉伯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性问题，以及社会文化等问题的理解方面，（阿拉伯国家）几乎无甚作为。这还意味着，尽管（阿拉伯国家）和本土的回族穆斯林社群的联系多少有了些进展，但和更为广大的汉族人口之间几乎没有什么交流。一些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阿拉伯，以2010年上海世博会中的参与为缩影，一直在力图参与中国的公共空间，但这些努力仍然相当不够精细，一味追求“面子工程”。更困窘的是，包括沙特在内的很多阿拉伯国家，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作为公共关系的主要集结地——都缺乏一种独立持久的数字在场。
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必须要严肃考虑在中国制定一种新的公共外联政策的需求，包括在学术界内要有更为积极的参与。这将意味着，在中东研究乃至以色列研究项目的发展方面进行投资，推动与有影响力的智库和政府所辖研究中心的战略对话，将有关阿拉伯世界的文本翻译成中文，为实地调查提供便利，与政府和媒体实体进行直接的对话，邀请研究人员来巡回讲学，还有其他种种可能的进路（值得推进）。然而，这种外联应该从性质上避免沦为阿拉伯版的“哈斯巴拉”，避免为某个“单独的”阿拉伯国家做说客，应该适合于从地区的视角，协助中国的研究人员实实在在地了解现实，而其中，批判的声音和与之对应的声音是一个整体，两者皆不可偏废。这些工作不应该被摆在那些中国致力于犹太人和以色列研究的中心的对立面上，因为，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上，要推进真实客观的学术讨论，离不开它们的在场。
更加明智的选择，可能是将其他地区行动者——特别是那些不赞同阿拉伯官方叙事的——也纳入到这项学术外联的进程之中，例如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乃至可能需要像科普特人、亚述人、库尔德人等少数群体的参与），通过一个整体的努力来完善和提升中国人对这一地区及其诸多社群的理解。与此相偶联，阿拉伯国家也必须开始这项进程，提升它们自身关于中国的知识储备，只有培养了与中国学术界的联系，这一进程，才有可能被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