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广锠：数字化 开创古籍整理新局面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历史已经证明，中华民族有着高度文明自觉的优良品格。所谓“高度文明自觉”，不仅指中华民族对自己创造的文明具有高度自信，而且指从古至今中华民族始终采用各种方式力求将自己的文明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传承下去。典籍是文明传承的主要载体，皓首穷经、孜孜不倦整理古籍的人士前赴后继，代有人出。在此进程中，中华古籍经历写本、刻本、近现代印刷本等不同时期，现已踏入数字化的大门。

古籍整理尚处初级阶段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人类社会已进入数字化时代，古籍整理也开始利用数字技术，但总体看仍处于数字化初级阶段，没有真正摆脱传统古籍整理模式束缚，没有真正发挥数字技术优势以开创古籍整理新局面。

所谓“传统古籍整理模式”，简单讲就是东汉刘向总结的“校雠”方式。所谓“校”，指某人对某一文本进行阅读，依据上下文理，校正错误。所谓“雠”，则由两人合作，一人执一本宣读，一人对另一本逐字核对、校改。随着时代的发展，后代的古籍整理逐渐演变为由某位整理者一人校对两本或数本，最终定稿。一个人，无论学术水平多么高超，能力总有局限；无论工作态度多么精审，人力终有穷尽。所以，采用这种方式完成的成果，难免存在种种不足，以致自古流传这样的感慨：“校书如扫落叶，旋扫旋生。”任何一位古籍整理者，都不敢说自己的工作尽善尽美。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某类文献、某种典籍，不少整理者反复进行整理。如敦煌变文、敦煌本《坛经》的整理校注本，据我所知，至少都在10种以上，多的甚至超过20种。虽则如此，至今尚未出现一个学界公认的“善本”。大量劳动的付出，其间有多少有效劳动或无效劳动，实难统计。

问题还在于，传统古籍整理虽然为读者提供一个整理本、一份校勘记，读者可以对照校勘记阅读整理本，但由于整理者没有提供他所依据的原始资料，因此，如校勘工作本身有疏漏，即整理本的错误没有反映在校勘记中，或校勘记不能反映底本、校本的真实情况，读者就颇为困惑了。例如，国内某权威出版社出版的二十四史，向来被视为古籍整理的翘楚，但至今依然有人不断发现问题，提出商榷，原因就在于此。学术研究要依靠文献资料，如果文献本身的准确性无法保证，那学术研究又如何保证水平、不出错误？

数字化将大大提升校勘效率

利用数字化技术，开创古籍整理新局面的基本原则：一是起于最底层。古籍整理要从最基础原始资料的图形文字、书写符号的切割开始。亦即将所有用于校勘的古籍原本上的全部文字与符号统统切割下来，存入数据库。二是信息全覆盖。信息采集要覆盖原本上的全部原始资料，亦即保留原本中一切可供研究的信息。三是过程可追溯。利用数字化技术，通过人机互动的切字、认字、定字、校勘、标点等工作环节最终完成古籍整理。整个工作流程的每一步都有记录，都可以追溯与检查，包括每一环节所用资料、所做工作、所得结果。四是功能可扩展。界面友好，可与读者互动，并可随时根据新的情况扩展功能。

由此完成的数字化整理本，将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多层次、多功能的纵深优势，将被整理古籍的文字、文物、文献、研究史等各种信息链接为一个整体，予以立体化呈现。该成果将具有开放性，为读者提供互动平台。读者可以在该平台追溯、检查整理者的全部工作及所用各校本文字、符号的原始图版，评点整理者的工作，提出修订意见，使整理本得以不断修订错误，逐渐升级，最终臻于至善。这种数字化互动模式将彻底改变古籍整理中大量出现重复劳动的现状，使每个整理者的工作、每位读者的修订都成为对该被整理文献的有效学术积累。这种整理本也将为知识点的采集、知识网的构建等各种后续工作赋予更加坚实的基础。

（作者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敦煌遗书数据库建设”首席专家、上海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