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何怀宏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罗尔斯《正义论》主译。主要从事伦理学、人生哲学、社会史等领域的研究。为庆祝哲学学院60周年院（系）庆，2016年5月23日，何怀宏教授来到复旦大学，为同学带来题为《生命的从容与执着——罗尔斯的哲学探索》的讲座。今天的周一谈治学，选择了何教授写的《一个学术的回顾》，希望大家在其自叙中有所得。
本文根据何怀宏教授《一个学术的回顾》一文整理而成。
我应邀来写这篇个人学术工作的回顾，一个原因是觉得自己有时停下来往后看看，总结一下过去再往前走，另一个原因是想这可能对别人也会有些益处。我想把回忆的范围基本上限制在八十年代以来，因为这也许能顺便反映这一过渡年代的学术风格的演变，而且在此之前的我也很难说已经走上了学术之路。
我更相信现在的中国学术还是处在一个过渡期，现在中国的学术著作，尤其是社会科学领域里的学术著作，与国际学术主流的同类著作相比差距仍然很大。中国的学术也远未形成一个独立自主、互相引证、分工合作、层次积累推进的体系，而基本上还是自说自话、各说各话。但它也再不是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学术。它实际上两头都没有着落，而还是在中间漂移，但它总归要依据自己的传统而又正视西方思想学术客观上形成的挑战，面对自己的问题，从而走出一条自己的比较合理定型、同时也富有生气和创造性的道路来。而我们现在也确实开始看到了这样的希望：本世纪二、三十年代由于新思想的引入和新材料的发现，中国学术有过一个短暂的灿烂时期，而在临近一个新世纪的门槛的八、九十年代，我们相信也临近了一种新的类型的学术。当然，结果如何还得靠艰苦努力与互助互励，而适时的总结和交流也是不可少的，所以，我想在此说出我的一些学术的经验和体会、其中也包括教训和困惑。
一、我的基础：在马哲上用力最勤
在1978年3月1日的日记里，我尝试整理自己的知识：
自然科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都有一些基础的了解，历史中外皆有涉及，文学甚喜，外文不通。毕业正好遇上文革，虽也曾在收购部门口守过别人卖旧书，也曾为借一本书走十几里路，但阅读不能不打上这一个时代的印记，而我就要从这一个基础开始。除了文学，马克思主义看来是我阅读量最大、用力最勤、读时态度也最虔诚的一个门类，迄今依然。
二、学外语的经历:与世界联系的大门
大概除语言学者之外，一般学者学外语本算不上学术，不宜放到学术回顾中来谈。但对我们这一代早年不得不失学的学人来说，学外语却有着特殊重要的意义，说它是我们与世界联系的窗口还不够，它是我们与世界联系的大门。所以，我们不能不首先逾越这一极大的障碍。
……
三、自由问题：混乱无序必须与希冀期盼并存
我的初步具有学术意义的研究开始于八十年代初对存在主义的研究。当时有几个年青人的死，深深地震动了我：一个是当时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法语系高才生冯大兴，他因在晚上潜入书店盗窃被人发现抓住，在挣脱中击伤一老人致死而被判死刑；另外一个年青人是一位东北医科大学的学生叫苏克俭，他因对生命感到绝望而试图自杀，第一次被人救过来了，大家也给了他热情的安慰和关照，但他在数月之后仍然摆脱不了生命虚无的感觉而再次自杀弃世。使我尤感震动的是他死在第二次，他试图活，周围人也努力想帮助他活下去，但他还是死了。我从内部刊物上读到了冯大兴和苏克俭的一些日记，他们可以说都是才华出众的青年，但却都以自己的方式走上了自我毁灭之途，我深深地为他们感到悲哀，同时自己也试图抓住一点什么，希望能够为他人、也为自己寻找到某种拯救之路。
在存在主义的哲学家和文学家中，萨特自然是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深入后我将对存在主义的阅读面扩展到马塞尔、雅斯贝尔斯、海德格尔、加谬等存在主义哲学家，从萨特那种最极端的强调自我选择的观点后退。我感觉对世界混乱无序，荒谬偶然的感受必须与一种希冀和期待并存，人的心灵必须有所依从、有所敬畏。
四、翻译：培养了我忠于原文的态度
我在八十年代的主要工作是翻译的工作。这些翻译大致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有关伦理学的原理，在译出梯利的《伦理学概论》之后，我又接着翻译了德国哲学家包尔生（F.Paulsen）的《伦理学体系》历史与原则两编。对他们的伦理学见解，我认为虽然不是很具独创性，但却是相当平正清明的，这也正是不仅要表述个人的一种思想、而且要对社会生活发生一种有益影响的一般伦理学原理著作所应具有的一个特点，而这两本书对这一特点可以说表现得相当充分。
第二方面的翻译主要是涉及到有关人生与道德的古代经典，我在译出拉罗什福科的《道德箴言录》之后，又翻译了一位古罗马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安东尼（MarcusAurelius）的《沉思录》，以及一本介绍从柏拉图到马丁路德有关爱的思想的书──《超越的爱》的一部分。
第三个方面的翻译主要是有关社会正义的理论，我和两位朋友合作翻译了罗尔斯（J.Rawls）的《正义论》，后来我又译出了诺齐克（R.Nozick）的《无政府、国家乌托邦》，罗尔斯在西方学术界的地位和巨大影响勿庸多言，他们两个人的观点正好可以构成一种有意义的对立。
我对翻译所取的态度可以说是一种相当诚惶诚恐的态度。我想，在决定译什么书之前，一个译者是可以选择他所愿译的、并认为有价值的著作，一旦决定了译那本书，他就应当把原文视为上帝。在译文风格上，我比较喜欢一种直译和流畅的风格，文学作品的翻译也许还需要一个雅字，对学术著作我想能达到信和达的标准就很可以了。但是，对学术著作的翻译，肯定又不止是一种仅仅外语好、或中文好、或专业好就能把握的单纯技术，只有过来人，才能深知其甘苦，才深知其难而不敢贸然批评。
我至今仍然相信梁启超在本世纪初所说的，中国欲求现代化的自强，当以译书为第一事在当时的有效性，而翻译对今天人文和社会科学学术的建设，也依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翻译对近代思想学术发展的意义不可低估，我们今天的思维方式和所采用的许多概念，实际在相当程度上就受着近代以来翻译著作的影响和支配，钱穆曾批评一些学者极力主张西化或现代化、世界化，却不耐烦坐下来，像佛教西来时玄装等学者那样青灯古卷，数十年、数百年的潜心译书，这一批评是有道理的。无论如何，一些本来有可能译得很好的学者未能拿出一部分精力从事翻译，我总觉得是一种遗憾。
翻译对我渡过八十年代这一学术的恢复和过渡期有着重要的意义，它也许还使我避开了那时相对浮燥和过于激越的学界风气。翻译也是一种精读，翻译还锻练了和培养了我一种工作的习惯，一种耐心细致的风格，一种忠实于原文的谨慎态度，我想这些对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它是我学术工作中必具的一步。
五、西学的训练：多元文化将持久存在
八十年代我首先接触较多的是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哲学史方面。书把我引入了西方哲学的世界，为我进一步去阅读那些原著提供了一个基本的线索，而且正象罗素所说：一种哲学往往是另一种哲学的解毒剂。在那些哲学家的原著中，我比较重视两端：古希腊罗马和近现代，近代我又尤其重视阅读康德的著作，对现代西方哲学的了解我主要限于伦理学及存在主义，但维特根斯坦等思想家也曾强烈地引起过我的注意。
哲学的训练使我接触到一种最高的智慧，但是，和最好的哲学家内心交谈的结果却使我确信，我并不具备系统玄思或严格逻辑推演那样一种纯哲学的气质，这可能也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个弱点。哲学是极个别人的事业，我自己觉得是从事它的人应该很少很少，但又决不可以没有，幸运的是，我看到在八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界，已有人在做出这种艰苦卓绝的努力并有望取得成绩，但更多的人却可能会是徒劳无功而仍不自知。
我还希望不断在西方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心理学以及史学方面进行补课。对西方宗教与文学，我更觉得是情有独钟。我觉得，阅读西学是把自己从一种比较偏执的传统主义中解脱出来的途径，要建立一种现代类型的学术，要进行一种系统的思考，是不可能对西学置之不理的。西学确实要比我们传统的学问更富于思想上的刺激性，也更能提供一种可以用于交流和讨论的概念工具。
六、工作框图：传统文化大死大生的创造
我读研究生的专业是伦理学，在一九七九年春天，我就开始考虑以后要开始研究伦理学，研究“人”。八零年夏天我又再次肯定了这一想法。大概在一九八八年的时候，我越来越感到，有意形成自己世界观的时候，即形成自己的思想体系，形成理论化的世界观的时候临近了。我希望形成一套系统的对于世界、历史、人生、自然、生命、政治、经济、哲学、文化、中国、西方……的看法，既注意察觉它们之间的相互矛盾之处，又试着把这些看法，观点融为一个体系，这一体系也许还是双轨的（作为社会人和作为个人的），但还是要有一个更为根本的统一的东西，要注意补充一些环节，力图自己思考出一切，要消弭矛盾，前后一贯。
（我的工作框图）它反映了我对现代伦理学的性质及主要问题的一些思考：对社会领域与个人领域的一种区分；对价值目标与行为义务的区分；试图在现代趋于多元的社会中寻找一种基本的道德共识的努力。这一分类也表现了我对中国传统类型的伦理哲学及其当代表现形态之一种--当代新儒学的反省。传统儒学在西汉以后的发展看来前一千年较重外王，后一千年较重内圣，这一现象在近代以来从康有为到牟宗三似乎又有一重演，亦即朝向内圣方向的发展渐渐超过外王，所以有人有一戏言似的批评，说是内圣外亡，这一戏言也许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为内剩外亡，在此剩一字可以有两解，一个意思是说相对过剩，另一个意思是说剩余、劫余，传统伦理经过西潮的冲击和本世纪天翻地复的社会变迁，剩下的资源确实已经不多了，人们对之简单地取用甚至糟踏太甚，而创造性的增加却太少，而它看来必须有一种大死大生的更新和创造，才能从其老树上发出更为茂盛的绿枝，传统虽然依旧是我们心中潜藏的饱含生命力的种子，但它也确实需要大量地吸取外来文化的精华，回应其他文明的挑战。
我想我今后的意向是要尽量向两端用力，一端是有关社会的基本结构，另一端是有关一种宗教性或者准宗教性的终极关切，但这两端的探讨需要我采取不同的方式。我首先要把它们区别开来，分开内圣与外王。我目前的研究还主要是在社会方面，且主要是社会史方面，以后可能要转到当代社会，乃至对未来社会的预测和影响，而同时又重视精神宗教，但我在后一方面的探讨又大概不会是纯个人的、纯私人的，而是紧密联系和反应时代与社会的，比如说它可能包括：1目前我们精神状态的社会时代原因；2一种超越精神对目前社会的可能影响，精神在一个最不精神的社会中的突围等等。
迄今我还没有提到我另一方面的著述，那是个人精神涉及到终极关切的一面。除了学术，我还有我的另一面--不时的激情爆发，暧昧、神秘、绝望、宁静的激动或激动的宁静……那是我精神的一个深深隐蔽的园地，我目前还仅仅是在散文、随感中稍稍接近这一主题。八十年代我曾收集了自己的一些随感，名为《若有所思》，九十年代我又把自己的一些散文集为《心灵瞬间》。当然，翻译帕斯卡尔和写作《生命的沉思》也可以说庶几近之。
七、追思古代：传承中国历史文化的责任
前面说过，掌握古代汉语、熟悉古代典籍一直是我多年的愿望，毕竟是在传统的断裂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体依然缺乏系统的把握，而我心里很清楚，我的研究无论如何还是要回到中国的问题上来。为此，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必须先有一个全盘的理解。
在这一阅读过程中，我感觉与古人的生活，尤其是和那些古代的伟大心灵有了某种沟通，产生了一种极其亲切的思慕。这一段全身心投入的阅读对我后来的学术工作极其重要，它不仅使我比较全面地了解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主要内容及其索引，更重要的是，它使我真正开始意识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精神和意义，以及每一个不欲使其精神与文化之薪火中断的存亡继绝者的责任与使命。
八、在思想与实证之间：怎样使思想厚重起来
在我的学术工作中，我一直有这样的困惑：我如何处理思想与实证之间的关系？我应当更偏重思想理论还是更偏重实证材料？我应当更注意满足自己对思想的渴望还是更注意满足自己对扎实学风的同样强烈的渴望？
借用胡适的一个说法，近代以降学者似可分为两类：一是用死功夫者，他们不是无思想力，但思想得尚不很够，甚或只是接受现成的流行观点；二是有活思想者，他们也不是不想用死工夫，但因投身政治运动，或早年暴得大名而未曾下系统的、能与自己思想相应的工夫，思想仍不成体系。但到后来，似已出现一些综合倾向的思想家、学问家，但还是或者想得不够，或者工夫不够，或者方向有误。我希望自己既有活思想，又有死功夫，既象一个敏锐的猎手，又象一个勤勉的农夫。但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否思想家一定要用史学家的工夫？如果不用，扎实如何体现？
我读今天的许多值得读的著作，但几乎都是历史，都是考证，有时觉得时代完全不见了，真正的问题也不见了，使我感到很不满足。其实如果有当代的问题，即使从对历史的研究也能见出来，此诚如韦伯所言，作起学问来要价值中立，但作之前的选题还是可以有价值偏好。
但另一方面，我也极其渴望一种扎实的功夫，我甚至考虑这样一种学术风格：即学术就是学述，或者说学术就是首先学述。即便从思想性的工作而言，也要从传统引申，从前人引申。而在引申之前，先要转述。这种述不是有文学色彩的揉合杂述，也不是思辨风格很浓的理论阐述，更不是博学家的炫耀卖弄，而是更接近于史家的谦虚求实的风格，是板块性转述，是依据主要的几个人集中叙述。这也是回到孔子首先述而不作，回到包容性发展这一中国传统。而要如此，就必须首先有一种艰苦的学习和训练，并不断用这种学习和训练来充实自己，来抑制自己的僭妄和漂浮。可能，有意识地分离自己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思想者和一个布道者的角色正是现代多元社会的一个要求。引证使论著变得厚重——引证使你不得不读许多书，这也是一种学术所要求的迟滞性。有时也需要尽量隐蔽你自己的观点——可能在学术上与在文学上一样，使你的观点尽量缓缓渗出。
但这种思想与实证之间的度又是很难把握的，我想我可能还是更为偏重于思想。
九、从事学术：帮助我认识自己才能的性质与限度
从事学术的过程也是认识自己的过程，前面实际上也已涉及到这个问题，在此我想进一步谈谈如何认识自己才能的性质与限度。人在素质、潜能方面是有差别的，而且差别不易改变，同为文化人、同为学者、同样具有很好的研究能力和写作才能，他们之间却仍有巨大和微妙的差别，由此形成一些大的层次，一个人可以在这一层次内尽量努力，达到这一层次的最高处，但却还是很难、甚至不可能越过这一层次而达到更高的层次，而另一个人可能稍加努力就能进入这一在上的层次。当然，无论是在那种层次，努力和尽分的精神又是同样伟大和相通的，因为这种精神，我们就不能全然以人们外在的成就、以人们所达到的来衡量一个人。
人又是相当容易迷失自己的，甚至可以说，我们寻找自己的道路，或者说自我成长的道路充满着很多偶然性，我们甚至也不知道我所处的今天这种状况是不是我所能达到的最好状况，而可能只知道它基本上让我满意或不满意而已。人也是非常受他自己所做的事情的影响的，所以我们不能不谨慎选择我们所要做的事情，最好不要匆忙地全身心地立即投入某一件事情，自己才能的性质有时很不容易认识。
我经常会琢磨自己，我的思想类型是哪一种类型，并我渐渐觉到了我学术方法上的一些特点：例如我永远不可能晦涩，永远要把复杂的东西弄得明白，而不是相反。金岳霖、牟宗三等走了晦涩的一路，我却是相反，我走的是胡适、钱穆、冯友兰、徐复观比较明白的一路。“永远不可能晦涩意味着：我不擅长创造和处理概念的思想艺术，我只对史实和直觉感到兴趣。但这也许是因为我以前太不注意概念，我今后也许应当比以前更重视对概念的提炼和推演。在方法论上，我想我是一个经验理性主义者，或者说一个历史理性主义者，我的理性思考不太超出我经验的范围，虽然也不是完全依据经验思考。
写作中可以使用两种不同的思维：一是归纳、综合，从材料引申出解释性的结论，另一个则是处理概念，从概念演绎到另一个概念，这是两种相当不同的思维，在社会史的写作中当然要以第一种思维为主，但有时也要考虑运用第二种思维。然而，如何从有些概念能够演绎出丰富的内容，而从有些概念却不能？这就是说：有些基本概念之所以有生命力，可能是因为它来自对事实的概括，当然，概念又有自己的逻辑，会自己自然地产生出一些东西，只要我们善加应用。
我们必须尊重那些思想和学术的大师，学习和研究的过程常常也就是一个与大师们亲近和沟通的过程，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说我们都是依靠大师的，我们要学会尊重那些确实值得尊重的大师们，这并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创造力。我们的思想可能不是很单纯、很明朗，需要从各处吸取养料，就我个人来说，我可能还宁愿自己的思想保持一种适度的模糊和紧张，喜欢有一种很大的张力的空间。我希望我公开发表的文字要尽量明白，而我的思想却不妨有一种深刻矛盾的暧昧。
十、结语：认识时代，用著作说话
好好地认识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我想，这就是我的使命、我的任务。我最重要的使命还是思想，一定要集中精力思考——重要的还不是表达，不是文字风格，而是一定要集中思考和分析实质性问题，界定和澄清概念。二十世纪主要是一个集体行动的世纪，已经积累了足够多需要个人思考、解释和反省的东西，我想，我们也许能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稳定，学者能从容积累和建设现代学术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