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D·塔拉塞克肖像。“艺术与科学之间的领域充满了潜力。对于来自各个学科的创造性思维在展开合作的时候会发生什么，以及这些互动将如何造福社会，我充满了好奇。”
文_JD·塔拉塞克译_汪芸
“地球史是地球极其漫长而复杂的历史，包括其表面的生命的历史（生物史），这区别于基于人类记录的极其简短的近代史。”
——马丁·J.S.鲁德威克（MartinJ.S.Rudwick），科学史家
——约翰·普莱费尔（JohnPlayfair），科学家和数学家
科学探索的历史以重大发现为标志，这些发现改变了我们对身份、地球以及我们在其中所处位置的看法。这些发现在所有思维领域引起连锁反应，因为它们改变了我们存在的基本前提。世界并不平坦、太阳并不绕着地球转的发现推翻了有关我们在宇宙中物理与等级上的地位的基本信念。同样，深时的发现则揭示了地球的年龄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展览《想象深时》收录了15位艺术家的18件作品，将理性和直觉思维相互结合，通过艺术家的视角审视这一重大地质发现——这也许是地质学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对人类的影响，探索我们如何从个人层面上理解浩瀚的深时并与其建立相互联系。该展览探讨了艺术家在帮助我们想象人类经验领域之外的概念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构建深时
深时的隐喻
——特里·法尔克，摄影师
“如果有人认为一块岩石乏味，这并不是岩石的错。”
——禅宗谚语
安哲铉的装置作品《虚空》。图片由艺术家和C·格里马尔迪斯（C.Grimaldis）画廊提供
现在巴尔的摩生活工作的艺术家安哲铉也运用重复的手法来想象无限的循环。他的作品《虚空》由镜子和灯光等简单的日常材料构成。安的作品让人联想到丹·弗拉文和唐纳德·贾德等极简主义者的作品，他们结合使用普通的日常材料来创造体验空间。在作品《虚空》中，观众站在这件高7英尺、宽6英尺的作品前，镜子中的光反射会产生重复的反射效果，让观看者感觉自己面对着无限远，而自己的倒影则处于中心位置。尽管安出生于韩国，但他的艺术训练主要是来自西方的。对其作品更加宽泛的解释可能包括佛教哲学的“空性”，寻求事物和事件的真实本质，或者正如佛教作家和导师刘易斯·里士满所说的那样，空性意味着“事物并不像我们所执着的自我所假设的那般存在着”。在这次展览的背景下对安的作品的这种阐释开启了文化、宗教与科学观念之间看似和谐的关系之间的比较。
位于纽约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入口处的恐龙装置周围的人群。图片由美国国家科学院文化项目提供。
阿尔弗雷多·阿雷金，《深时飞行》，2010，布面油画，46x26英寸。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埃尔丁的约翰·克拉克的著名版画作品《苏格兰杰德堡的赫顿地层不整合》。经佩尼库克（Penicuik）的罗伯特·克拉克爵士（SirRobertClerk）许可转载。
作为一种认识方式的艺术
“我们应该少说话，多画画。我个人希望完全放弃言语，像有机自然一样，用草图传达我要说的一切。”
——歌德，德国作家
“如果你描绘不出它，那就说明它还没有发生。”
——约翰·杜威，地质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
任何曾经在黑板上解答过数学方程式的人都知道做标记的行为对于组织想法以及解决问题有多么重要。尼娜·塞缪尔是在克兰布鲁克艺术博物馆举办的“我的大脑在我的墨水瓶里：作为思考与过程的绘画”展览的策展人，她雄辩地描述了绘画在记录之外的作用。她写道：“绘画实践在传统上被理解为一种描述性的引擎：一种记录艺术家所观察到的世界的手段。但纸上的草图也可以代表心理过程的具体化，成为塑造曲折思绪的工具。绘画的力量及其设计一个想法并影响我们对世界看法的能力直接源于其标记制作的媒介属性。”
地质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约翰·杜威的绘画。很大一部分有成就的科学家也从事创造性实践。由约翰·F·杜威提供。
诺贝尔奖获得者比英国皇家学会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更有可能有着艺术和手工艺方面的爱好，而由后者组成的群体对艺术和手工艺的爱好又高于SigmaXi会员和美国公众。该研究的作者指出，“鉴于这些学科在大多数课程中被边缘化，对科学家进行艺术和工艺培训的公共事业有可能对公共决策和教育产生重要寓意。”从这项研究中很难得出明确的结论，但有证据有力的表明，思想领袖至少不会受到部门化思维的限制，并且可以在不同的认识论之间自如地穿行。艺术和科学的重叠之处在于，两者都是涉及创造力行为的认知过程，并且在最佳的状况下还涉及探索与发现。
地质学家兼制图师玛丽·撒普与同事布鲁斯·希森在20世纪70年代制作了第一张全球海底地图。图片由拉蒙特-多尔蒂地球观测站提供（Lamont-DohertyEarthObservatory）。
文化和个体与深时之间的关系
“人不可能在想象自然的时候将自身排除在外。”
——埃米特·高文，摄影师
万年钟表明了我们思考长期项目及其影响的方式需要进行范式转变。仅凭事实和数据就足以改变人们的行为或对政策产生影响吗？尽管这看起来很合乎逻辑，但人们无需阅读太多公共政策历史就可以看出，单纯靠科学证据并不足以令人信服。艺术家很可能无法解决巨大的挑战，但他们可能会以文化意识和影响力的形式做出贡献。然而，艺术家擅长的是在情感以及/或个人框架内处理想法。以科学事实和研究为基础的艺术作品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未经开发的领域。
大卫·梅塞尔在1983年至1988年期间创作了《黑色地图》系列。这个系列最终引发了他更大尺度的作品《采矿项目》，其中包括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犹他州、新墨西哥州和蒙大拿州的铜矿、金矿以及银矿的黑白航拍图像。这些照片描绘了美国西部作为人为造成的创伤地的景象。根据艺术家的说法，标题《黑色地图》来自马克·斯特兰德的一首诗，所指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尽管这些图像记录了这些区域的实际情况，但它们就如黑色的地图一般，从本质上来说是不可读的。正如斯特兰德所写的那样，“没有什么能告诉你你究竟在哪里/每一刻你都在体验从未涉足过的地方。”梅塞尔认为这些图像不仅是枯萎遗址的记录，而且也是诗意的渲染，或许以某种方式反映了造成这种状况的人类心理。
这张由雷切尔·萨斯曼拍摄的照片，题为《休恩松#1211-4033（10,500岁；塔斯马尼亚州雷德山）》（HuonPine#1211-4033(10,500yearsold;MountRead,Tasmania)），描绘了休恩松林地之外的约翰斯顿湖的景观。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结语
本次展览中展出的艺术家的作品并不提供证据，而是提出了一个问题：艺术的力量是否有可能促进人们对科学所揭示的自然世界产生深刻的认识。2010年，生物学家E.O.威尔逊在在线研讨会“视觉文化与进化”组织的访谈中为艺术家和科学家提出了这样一个挑战。他指出，科学家常常无法传达对自然世界的敬畏和惊奇感，而这恰恰是科学探究背后的驱动力。他还指出，艺术家有能力启发我们，但他们经常对科学有误解。建立在知识基础之上的艺术作品具有更大的权威性，并增强了其具有重大意义地参与到更广泛的跨学科对话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