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文学编辑长期处于被忽略状态。其实，编辑在文学生成、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时代发展对文学编辑提出新要求，推动了编辑思想、编纂体例、编辑业务的演变和创新。文学编辑参与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文学出版事业某种意义上可理解成文学编辑的精神史与生命史。在不断变化的语境中，“编辑什么”“怎样编辑”“为谁编辑”始终是文学编辑的核心问题。编辑是一门发现的艺术，发现和培养新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形成了一种优良传统。策划和组稿需要发挥编辑的主体性，具有强化内容创新和价值引领的双重意义。卓越的文学编辑以深厚的人文情怀树立审美标尺，提升审美格调和抵制庸俗趣味。精益求精是编辑的使命，优秀编辑以创新举措开创新局面，以工匠精神打造文学精品，为文学经典化铺平道路，促进作家成长。新时代的文学编辑要立足高远，坚守人民性立场，服务读者，引导读者，推动文学高质量发展，在文学事业中发挥更大作用。
关键词：中国现当代文学;文学编辑;第五要素;使命担当;文学史意义
作者黄发有，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济南250100）。
作为显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已获得长足发展，几乎每个领域都有丰硕成果。不过，文学编辑可能是个例外，它长期处于被忽略状态。究其因，恐怕主要有三：一是在传统文学史研究格局中，作家作品研究是主体，编辑从事的主要是幕后工作，往往鲜为人知；二是在传统文学观念中，编辑主要做的是文字加工，是在为他人作嫁衣，辅助性的职业特点决定了它不易为人重视；三是在传统文学传播过程中，光环主要给了作家作品，媒体宣传很少会注意和认识到编辑工作的重要性。事实上，文学编辑工作大量存在，且自成规模与体系。更重要的是，编辑在文学发展特别是经典化过程中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离开文学编辑的文学史既不完整，也不客观，更会颜色尽失。本文拟将文学编辑作为一个整体现象进行系统深入研究，看它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发展过程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其价值意义何在，有何规律性特征，特别是在新时代该怎样发挥文学编辑的功能作用，以便为文学发展、文化振兴、民族复兴、现代化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一、编辑的流变与价值选择
近代以来，时代发展改变了“编辑”的定义，推动了编辑思想、编纂体例、编辑业务的演变和创新。报刊和新式图书出版机构在近代中国出现，催生了新的编辑角色、文化职业和编辑活动。报社、杂志社、出版社等新型媒介机构兴起，不仅让出版物的形式变得丰富多彩，也改变了知识、思想、文学的生产和传播机制，塑造了新的知识阶层及其生存方式、思维方式。1902年，商务印书馆成立编译所。编译所承担翻译、编纂、编辑、出版等职能，是中国现代出版业编辑部的先驱，其运营方式与编辑理念为中国现代编辑制度的建立作出了开创性贡献。时代发展为编辑工作注入新内涵，选题设计、组织稿件、编创互动、宣传营销使编辑工作变得更复杂，也更有创造性和挑战性。编辑的主体性得到强化，编辑人员不同的价值观和实践原则外化为不同的媒体倾向与传播策略，进而塑造思想、文化、文学的格局与生态。
媒体是塑造中国新文学面貌的重要力量，推动了现代文学制度的建立与发展，改变了作家的写作方式，影响了新文学文体的形成与变迁。王富仁提出：“中国现代文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来，其本身就是与文学媒体的变化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没有现代印刷业的发展，没有从近代以来逐渐繁荣发展起来的报纸杂志，就没有‘五四’文学革新。”吴福辉叙述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进程时，从上海望平街这条中国最早的报馆街说起，强调中国现代文学离不开现代报刊出版业的兴起。可见，报刊和新式图书出版机构拓展了文学传播空间，改变了文学阅读状况，为职业作家和文学编辑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文学编辑在中国现代文学流派形成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古代文学家常因风格相近、身处同时代、具有共同地缘或学缘关系，被归入同一流派。现代时期，新媒介是孕育现代文学流派的重要平台。“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新月派”等流派依托文学社团，提出明确的文学主张，拥有多个文学阵地，并与其他社团或流派展开争鸣乃至论战。更多文学流派并没有自觉的主张，而是围绕某一刊物，经过一定的积累，自然而然形成具有共同风格的文学集群。例如，因刊物名称得名的流派，包括“新青年派”“甲寅派”“学衡派”“礼拜六派”“语丝派”“论语派”“七月派”等。这表明文学编辑活动可吸引同道作家，起到凝聚队伍、形成风格、构建流派的作用。文学编辑对文学主张和理想的坚持，会形成稳定、可持续性的选稿标准，使作者群形成合力，在创作方法、审美倾向上自成一脉，促进文学流派的形成。成熟的文学流派与多样的文学风格是文学繁荣的标志，鲁迅、茅盾、林语堂等既是风格领袖，其文学声望和艺术道路具有示范作用；他们又是编辑大家，以独特的编辑实践回应时代关切，拓展作者群体，促进文学流派发展与艺术风格革新。
由此可见，编辑以及文学编辑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它是随着时代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需要而变动的。从历史进程看，编辑特别是文学编辑的作用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得到高度重视，当然，编辑的分工也愈加明确细致，具有系统性、科学化、学科化特点。以往，我们普遍将文学成就归于作家，甚至锁定在独立和狭窄的文本上。其实，文学大厦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没有文学编辑参与、加工、引领的文学创作，不要说文学精品，就是普通作品的问世也是不可想象的。因此，文学编辑本身具有的多重角色以及幕后工作性质，应该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它将作家、作品、世界、读者串联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更具有深入研讨的巨大价值空间。
二、文学编辑要“编辑什么”
编辑并非被动地坐等稿件，也不局限于案头的加工优化，而是要对“编辑什么”有清晰的判断和主动的规划，对“不编什么”有明确的标准，这就需不断做出选择。选择是编辑工作的重要环节，遴选作者、组织稿源都必须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编辑选择不仅影响作家队伍的构成，还会直接影响作品的品质和风格。编辑谁的作品，编辑什么作品，在选择背后体现的正是编辑的价值标准。笔者认为，编辑是一门发现的艺术，在茫茫人海中发现好作者，在汗牛充栋的稿件中发现好作品，在众声喧哗中发现新的审美元素和新的思想火花，是编辑工作的重要内容。
首先，要努力发现和培养文学新人。发现和培养新人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编辑史上形成了一种优良传统。所谓发现的艺术，就是不以一时得失作为判断依据，不以静止、固定的标准作为衡量尺度，而是注重发掘年轻作者的内在潜力。对于面向未来的文学编辑而言，“发现”是一种动态过程，他们善于从不完善、不成熟的创作中捕捉新动向和新变化。文学编辑对文学新人和文学新因素的发掘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学史意义。叶圣陶在编辑《小说月报》时，从自由来稿中发现丁玲的《梦珂》，刊于《小说月报》重要位置；随后，又在头条位置陆续推出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暑假中》《阿毛》等作品，还把丁玲的首部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推荐给开明书店出版。叶圣陶还将戴望舒的《诗六首》发表在《小说月报》，其中的《雨巷》为作者赢得“雨巷诗人”称号。
文学编辑以发现新人为乐，不仅促动年轻作家成长，也营造了一种良性氛围，构建了良好的文学生态。巴金感念叶圣陶的发现：“倘使叶圣老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道路，做不了作家；也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他说，叶圣陶总在紧要关头关心自己，是“我一生的责任编辑”。基于此，巴金做编辑时也坚持从无名作者中发掘人才，从1935年11月至1949年6月，他主编的“文学丛刊”共出版10集，作者绝大多数为正在成长的文坛新锐，出版处女作多达36部，为当时文坛发掘了新生力量。其中，何其芳的《画梦录》、卞之琳的《鱼目集》、汪曾祺的《邂逅集》等，在当时都属于年轻作者的作品。
其次，发挥编辑主体性，通过策划组稿强化内容创新和引领作用。文学编辑不可被动等待，应当以主体性和创造性开展工作：制定详细的编辑计划，根据预定目标遴选合适作者，积极组织文本的写作，促进作品传播。编辑虽身居幕后，但在文学意义的建构与实现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茅盾执笔的《小说月报》的《改革宣言》中，编者勾勒出新的文学蓝图，“同人以为今日谈革新文学非徒事模仿西洋而已，实将创造中国之新文艺，对世界尽贡献之责任”，热切呼唤“写实主义之真精神与写实主义之真杰作”。革新后的《小说月报》倡导“为人生”的文学，以共同价值吸引作者，为中国现代现实主义文学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林语堂1934年4月创办并主编《人间世》，刊物封面印有“小品文半月刊”字样，编者以推动小品文创作为明确目标。林语堂在选择作者方面采用多元化和包容性策略，作家唐弢、阿英、徐懋庸和历史学家简又文、文学翻译家李青崖、哲学家全增嘏等人都被接纳。都市文化发展催生了小品文的繁荣，参与创办并编辑《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的林语堂顺应时势，在探索中拓展小品文文体及其艺术空间。
最后，卓越的文学编辑以深厚的人文情怀作为审美标尺，提升大众的审美格调，抵制庸俗趣味。负责任的编辑深知拒绝的重要性，在确定“编辑什么”时，必须明白“不编什么”。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文学编辑以文学为信念，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凝聚艺术力量，用审美化育人心。鲁迅一直关心青年作家，他将孙用翻译的《勇敢的约翰》推荐给杂志和书店，结果处处受挫，1931年在给孙用的信中说：“书坊专为牟利，是不好的，这能使中国没有好书。我现已筹定款项，决于本月由个人付印一千部。”他创办《莽原》扶持青年作家，既为改变缺乏活力的文坛状况，也为抵制编辑出版界唯利是图的风气。当然，编辑也是一种谋生的职业，但应将赚钱与文学精神相结合。可贵的是，不少编辑倾注毕生心血，自觉承担文化责任和历史使命。1931年，郑振铎等人主编的《编辑者》创刊，在“发刊词”中强调：出版从业者应担负重要责任，“时时都不愿意最小量的有毒之物传播给社会”。
要提高编辑质量，必须堵住人情稿，做到稿件面前一律平等，只认文不认人。如果编辑无法抵挡人情对选稿标准的干扰，就容易催生不良的文学生态。路遥和海波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好友，路遥担任《陕西文艺》和《延河》编辑时，经常给海波退稿。在写给海波的退稿信中，路遥不藏不掖，明确指出稿件的问题：“《芳芳》一稿看来内涵不深，有做作的地方，结局牵强，不好用。”路遥劝说海波“要想取得成功，就要收心务正，只有保持庄严的心境，才可能进入庄严的工作，也才可能取得成绩”。在路遥的督促与鼓励下，海波的创作不断进步。对编辑和作者而言，建立在共同文学理想基础上的情谊才能持久，才能有益于文学事业的发展。
文学编辑在选稿过程中，不是随意的、盲目的、自私的，也不是没有底线要求的，更不是没有根本原则的。它实际上对编辑特别是优秀编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文学新人的成长，文学新作的发表，文学潮流的生成和发展，文坛风气的维护，既需要文学家的创造性劳动和对文学理想的坚守，也需要成熟的文学制度的保障和广大读者的支持，还需要文学编辑的努力、推动和引导。文学编辑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对文学价值的审美判断。坚持严格的价值标准，是编辑的文学理想、文化使命与社会责任的体现。文学编辑通过对作家作品的优选，形成导向作用，既影响文学创作的风尚、思潮与生态，又影响读者的时代感、社会感、审美趣味与艺术追求。因此，不论是文学史书写还是文学理论研究，都不应忽视文学编辑的巨大贡献。
三、文学编辑该“怎样编辑”
怎样编辑文学作品？怎样让好作品写得更好？这是文学编辑需考虑的重要问题。精益求精是编辑的使命。内容是传播的基础，高质量的编辑工作可提高文学品质，进而扩大作品的传播。编辑是职业读者，既要调动自己的文化积累与艺术素养衡量作品的优劣，还要站在目标读者角度对作品内涵与形式做综合判断。与普通读者不同，编辑在守住底线时，还要有包容心，不放纵自己的个人偏好，不排斥那些不符合自身趣味的佳作，接纳锐意探索又有不足的作品。同时，编辑也是一门创新的艺术。文学编辑以独有的创造力，帮助作者寻找贴切、有效的表达方式，让作品得到更好的艺术呈现。文学编辑该“怎样编辑”，可从如下方面进行思考。
首先，以创新举措开创新局面。创造性编辑活动敢于突破陈规，打破思维定式，摒弃习惯做法。编辑要推陈出新，必须有独立的判断力和洞察力，不能按部就班和随风起舞，还需对不断演变的文学走势做精准判断，敢于以前瞻性思维引领文学航向。1949年6月创刊的《长江文艺》，从第2卷第1期开始发起“长江文艺通讯员”工作。这一具有创新意义的举措将作者队伍建设与文学普及工作结合起来，拓展了编辑工作的视野与格局，加强了文学期刊与人民群众的联系，将杂志办成了一所对工农兵作者进行免费文学教育的学校。《长江文艺》是新中国文艺通讯员制度的奠基者，这一模式后来被文艺报刊广泛采用，对编辑制度建设和文学普及工作都产生了长期而深远的影响。
在与时代的密切互动中，开创性的编辑实践以改革精神激活文学的潜力。编辑对文体发展趋势的敏锐判断与有力促进，能为文学文体的发展创造机遇。《十月》在1979年第1期设立“中篇小说”栏目，发表了从维熙的《第十个弹孔》和邓友梅的《追赶队伍的女兵们》。1981年第1期，该刊发表了4部中篇小说，“加强了受到读者欢迎的中篇小说版面”。《收获》1979年1月复刊，在第2期设立“中篇小说”栏目，发表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和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1977—1980）共评出15部获奖作品，《收获》《十月》分别有6部、5部作品获奖，两家刊物在这一文体领域占有绝对优势。两家刊物作为主推中篇小说的领头羊，发表的优秀作品及时反映了社会变革的进程，并且引领后起的文学刊物，共同开创了新时期中篇小说百花竞秀、奇峰迭起的繁荣局面，大幅提升了中篇小说的文体地位与文化影响力，建构起新的文体格局。
再次，为文学经典化铺平道路。文学经典是被建构起来的，文学编辑是促成文学经典化的重要力量。赵家璧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在新文学经典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文学编辑史角度看，这套丛书的编辑并非简单、被动的加工，编者发挥了主观能动性，探索具有创新性的编辑方法。赵家璧集结新文学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作家和理论家，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的成就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为这一时期文学的经典化做了扎实的史料整理与编纂工作，为后来的新文学史书写搭建了总体框架。这套新文学的作品集独创一格，将鲁迅、胡适、茅盾、周作人、郁达夫、郑振铎、朱自清、洪深、郑伯奇、阿英发动起来，请蔡元培撰写丛书总序，请这些大家回望自己亲历的新文学洪流，其编辑行为本身就具有特殊的历史价值。鉴往知来，这套丛书保存了一段新文学家集体的文学记忆，是照亮新文学后续发展道路的精神光束，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难得的价值参照。
文学经典化是一个反复筛选的过程。1978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由《人民文学》举办。而中国作家协会之所以创办《小说选刊》，就是为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遴选初选篇目，茅盾在“发刊词”中强调：“为评奖活动之能经常化，有必要及时推荐全国各地报刊发表的可作年终评奖候选的短篇佳作。”1997年，首届鲁迅文学奖开评，评奖活动由中国作家协会直属的刊物承办，《小说选刊》负责中篇小说奖，《人民文学》负责短篇小说奖，《中国作家》负责报告文学奖，《诗刊》负责诗歌奖。文学奖是检验编辑质量的重要尺度，不少文学报刊与出版机构也设立了各种文学奖项，期望以评奖吸引优质稿源，提升编辑质量。在当代文学评奖史上，编辑是重要的推动力量。作家作品赢得重大奖项，可以提升自身信誉度，积累象征资本，在经典化过程中领先一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的各种选本和“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全集”“新中国60年长篇小说典藏”等丛书，以及联合其他出版机构推出的“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都体现出一种优中选优的经典化意识与穿越历史的艺术眼光。
在经典化过程中，作品本身的艺术质量是决定因素，但一代代编辑的共同努力不应被忽略。编辑以各自的方式丰富、发展了具有经典品格的作品的思想意蕴与艺术内涵。他们立足本职岗位，通过锤炼打磨作品、编选重要选本、促进作品传播等方式，促进了作家作品的经典化。
最后，促进作家成长。编辑对作者具有多方面的作用：当作者松懈时，编辑加以鞭策，督促其不断完善和超越自我；当作者自满时，编辑给以委婉提醒，督促其意识到自身的不足。编辑对作者潜力、才华的发掘与肯定，在作者成长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路遥的中篇小说处女作《惊心动魄的一幕》反复被退稿，后得到秦兆阳热情肯定。在秦兆阳的指导下，路遥进行修改，作品获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路遥说：“这整个地改变了我的生活道路”，并认为“秦兆阳是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1981年春，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王维玲向路遥约稿。编辑收到来稿《生活的乐章》（后改名《人生》）后，经过认真审阅，给路遥写了一封长信，重点指出“结尾较肤浅”，“加林一进村，巧玲就把民办教师的职位让给他，并且对他表现出了不一般的感情”，“读过后感到很不自然”，主张“现实生活给予他这么重的惩罚，他应有所觉醒，有所认识”。路遥接受了编辑的建议，专程到北京改稿，修改稿的结尾深刻有力，发人警醒，《人生》也奠定了作家的艺术地位。王维玲后来一直期望路遥创作《人生》下部，路遥在反复酝酿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平凡的世界》的创作构想。
在传统观念里，文学编辑常被视为缺乏独立价值，仅是一种依附性存在。在过程性视野中，编辑是文学活动必不可少的环节。文学编辑建构并深化了创作、传播、接受之间的关联，为推动文学发展变化注入动力与活力。蒋子龙的小说《赤橙黄绿青蓝紫》曾被退稿，但《当代》杂志的编辑肯定小说“有新东西”，与作者商量修改方案。蒋子龙写《机电局长的一天》，“光是开头，编辑就逼我返工五次”。他形象地阐述编辑与作者的关系：“作家是锤头，编辑是锤把儿；作家是水泥柱，编辑是钢筋，光使劲不露面。编辑把自己的心血藏在别人的成绩里。”李国文对《人民文学》编辑崔道怡充满感激，他说：“编辑对于作者来说，也正是这样的摆渡人。他把你渡过了河以后，人们只知道你的作品和你的名字。但是没有摆渡人的努力，也许你永远站在河边踟蹰，而到达不了成功的彼岸。”
其实，要做一个真正优秀的文学编辑，并非易事！除了一般要求，更有特殊条件，落实到具体编辑过程中，除了爱心、耐心、公心、奉献精神，还要有创新的能力水平，包容万有的胸襟，特别是高尚的审美境界与趣味。“怎样编辑”是文学编辑活动的核心环节之一，涉及做好文学编辑工作的理想境界与具体方法。创新编辑模式，打造文学精品，促进文学经典化和作家成长，这些创造性的编辑活动深度介入文学生产过程中，促进了文学创作、发表、传播、接受，具有无法取代的价值。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中，编辑是文学生产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文学编辑很多时候承担着设计师与组织者的角色。虽然编辑工作者常身居“幕后”，很少走上“前台”，但文学研究不能忽略编辑，否则就难以从整个文学生产过程的角度来审视文学活动，也无法对文学创作、读者接受做出全面、客观的审美价值评判。
四、文学编辑“为谁编辑”
无视读者的编辑肯定做不好编辑工作，但编辑不只是面对某个具体读者或某个阶层、区域的读者，而是为广大读者做事，也就是为人民服务。作为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之一，编辑工作是艰苦、细致的创造性劳动，编辑的思想境界、知识结构、业务水平都直接影响作品质量。成功的文学编辑工作，除了案头业务，更重要的是以文学为纽带，与作者、读者展开多向度对话，交流各自对真善美的体悟。巴金将文学编辑与出版工作视为“把理想变成现实”的一种方式。在检视自己亲手编过的几百种图书时，他说：“它们作为一个时代的记录，作为一个民族发展文化、追求理想的奋斗的文献，是要存在下去的，是谁也抹煞不了的。这说明即使像我这样不够格的编辑，只要去掉私心，也可以做出好事。那么即使终生默默无闻，坚守着编辑的岗位认真地工作，有一天也会看到个人生命的开花结果。”编辑是一门交流的艺术。文学编辑将文学创作、传播、接受等环节串联起来，用自己心血浇灌作者的花园，为读者带来思想的盛宴和美的享受，为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贡献力量。
其次，文学编辑是引导读者的文学教育工作。使读者在文学阅读中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改变气质与砥砺心志，是文学编辑工作的目的之一。高质量的文学编辑工作可弘扬优秀文化，引导读者树立正确价值观。张元济的《别商务印书馆同人》一诗写道：“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以出版实践推进现代国民教育与开发民智，是张元济编辑工作的方向，也是现代优秀文学编辑共同的奋斗目标。鲁迅的《写在〈坟〉后面》对读者念念不忘，“还记得三四年前，有一个学生来买我的书，从衣袋里掏出钱来放在我手里，那钱上还带着体温”，为此“常使我怕毒害了这类的青年，迟疑不敢下笔”，而鲁迅毕生的创作与编辑实践，其目标正是为了“对得起这样的青年”。
叶圣陶提出，其在开明书店从事的编辑出版工作“是教育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决不为了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社会效益，我们决不肯辜负读者”，做的“就是老师们的工作”，目标是让读者“成长为有益于社会的人”。因此，叶圣陶在文学编辑中既看重作品的文学性，也推崇思想性，通过出版好书提升读者的综合素质。上海开明书店1930年1月由夏丏尊创办了《中学生》杂志，叶圣陶从1931年3月开始主持编辑工作，他邀请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朱自清、林语堂、沈从文等一大批著名作家为杂志写稿，这些名家以深入浅出的文字，为中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知识与趣味，指导前途与答疑解惑。叶圣陶为杂志写了大量的《卷头言》《编辑后记》，与中学生平等交流，畅谈现实、思想、学术和生活，诚心实意和中学生交朋友。在编辑过程中，他注重发挥文学笔法的魅力，采用专栏与特辑的形式，妙趣横生地呈现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的知识。
文学编辑对稿件的选择和加工，应承担为文学教育把关的职责，为读者提供优质的精神食粮。好的文学作品可温润人心与催人奋进。在价值观教育中，美好的文学阅读是学校和课堂教育的有益补充。文学作品以情动人，以生动的文学形象感人，可对读者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与说教相比，文学作品在化育人心方面有独特优势，获得的效果也更好。读者阅读文学作品，与作家、作品中的人物进行生命对话，在共情中感悟理解，可加深对人生与社会的认识，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最后，顺势而为，在多元互动中推动文学潮流发展，是文学编辑服务作者和读者的重要方式。编辑是沟通者，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架设桥梁，也是文学与政治、商业、社会、文化之间的中介。文学编辑是联结文学内外的使者，将外部环境的要求、需求传导到文学创作环节，也借助文学生产对时代、现实做出回应，将文学内在的精神力量传达到社会各个层面。编辑建构了一种多向互动机制，在相互尊重基础上，与作者、读者进行有效沟通，协调各方关系，以便消除隔阂、增进理解、加强合作，推进文化建设。在从作家创作到读者阅读过程中，文学编辑既要在编辑实践中正确处理文学与政治、精神世界、社会生活的关系，也是推动作家不断提升的重要力量。作家、读者、编辑构成的“三边互动”，其实质是“文学与人”的多元对话关系。三者通过分工协作和优势互补，合力塑造文学发展的总体趋势。
文学编辑对文学潮流的推动与引领要水到渠成，不能脱离时代，不能脱离现实土壤，不能割裂文学传统。20世纪50年代以《人民文学》为主阵地的“百花文学”，小说、特写、诗歌、杂文、话剧等多种文体各显其能，从不同角度回应人民的现实关切。当时《人民文学》封面百花争艳的系列图案，可视为“百花文学”的精神图像。以秦兆阳、李清泉为代表的文学编辑敏锐把握了奔涌的时代潮流，鼓励作家进行多姿多彩的书写，发掘新的文学魅力。崔道怡1977年向刘心武约稿，遗憾的是他写工人生活的《光荣》没能改好。但刘心武另写的《班主任》获得了崔道怡的高度肯定，认为作品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在编辑流程中，作品传阅后引发不同意见，主持版面的副主编“把握不定”，最后主编张光年解除了一些编辑的顾虑，促成了小说及时问世，催开了新时期文学的“第一朵报春花”。《上海文学》《作家》的编辑风格各有特点，不同程度地影响了寻根文学的走向。《收获》1987—1989年连续编发新潮小说，推动了先锋文学创作的丰富与深化。
文学编辑必须尊重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只有那些能扎下根的文学，才能不断生长，具有可持续发展的空间。在每一别立新宗的文学潮流背后，都能发现文学编辑的身影。他们以奉献和创造精神诠释编辑的内涵与价值。以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王笠耘为例，他与内蒙古小说家结下深厚情谊，他的长期努力使本来薄弱的内蒙古小说得到长足发展，“草原上的作家均把他称为内蒙古文学的‘保姆’”。他不厌其烦地让作家一遍遍修改，让作家在自我摸索中解悟。冯苓植的《阿力玛斯之歌》原稿有一个“雪崩”情节，作者非常得意，王笠耘却要他删掉，理由是内蒙古没发生过雪崩。王笠耘对内蒙古的文化和历史了如指掌，对内蒙古文学牵肠挂肚，对编辑工作的使命感已融入生命深处。在内蒙古当代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开渠引流的编辑将涓涓细流汇聚成滔滔巨流。
中国现当代文学经过百余年发展，在承接古代文学传统基础上，已建立起一种新传统。如果说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是一条大河，文学编辑就是一个个摆渡者，他们不仅是创作、编辑、阅读的串联者，也承担推动文学创新和传承的使命，将创新和传承有机结合起来。在新媒介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文学编辑要充分利用新媒介的优长，对文学资源进行重新整合，发挥文学作品的“母本”优势，探索“跨界”与“破圈”的新路径，促进印刷媒介与新媒介有机融合。新时代的文学编辑要锐意进取，在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建构新的文学形态，塑造更具活力的文学新格局。
如果说“编辑什么”是对编辑内容的筛选，“怎样编辑”是对编辑工作方式的选择，“为谁编辑”则强调的是编辑工作的服务对象问题。文学编辑只有置身于时代发展的洪流，以优秀作品服务与引导读者，促进作者与读者的交流沟通，推动文学潮流向前发展，才能充分践行自身承担的文化使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制度中，如果离开了编辑出版实践，作家的创作、作品的发表和传播、读者的阅读接受等环节都会受到根本性影响。文学编辑深度介入文学发展和文化建设，在经典生成、潮流引领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筚路蓝缕的开拓精神推动文学创新，以薪火相传的坚守传承历史文脉，以显在和隐在的方式全过程参与到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建构中。
五、文学编辑的文学史意义及社会价值
如何看待文学编辑的文学史意义，以及由此延伸出的社会意义，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突破传统和不断发展的关键之一。
最后，编辑应自觉担负起历史使命，推动文学文化发展迈向新高峰。对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文艺创作，习近平总书记既给予了充分肯定，也提出了殷切期望，那就是必须改变“有数量缺质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那么，何以会出现这一状况？以往，人们总是从作家角度来理解，这当然有道理，因为文学创作主体是作家，没有优秀的文学作品，任何努力都是无效的，也是没有意义的。不过，也应该看到，文学生产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包括作家、作品、世界、读者，当然还包括编辑在内的动态发展过程。没有优秀编辑特别是完善的编辑制度机制，只靠作家本人是没办法实现目标的。编辑在路遥的《人生》《平凡的世界》以及陈忠实的《白鹿原》的生成过程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即为明证。事实上，真正优秀的文学名著都离不开编辑的积极参与、认真修改，最后才成为经典。这就为今后的优秀编辑提出了更高要求，也设定了一个更为宏大的编辑队伍建设成长目标。这一任务在新时代变得尤其重要。文学编辑是如此，其他编辑也是如此，他们都肩负着促进文化发展、交流、传播的重大使命，不可对编辑及其工作有等而下之的误解。
文学编辑要准确把握文学流向，积极引导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充分发挥“风向标”作用。在打造文学精品和传世之作的过程中，应加强创作与编辑的深度互动，高质量的文学编辑工作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传世之作离不开慧眼识珠的编辑，优秀的文学编辑群体需要精雕细琢和以身作则，并带动作家坚守文学品质，激发作家的创造力，营造良好的文学生态。新时代的文学编辑应勇于创新，开拓进取，不负时代召唤与人民期待，推动当代文学繁荣发展。如果从文化自信、文明新形态建设层面来说，包括文学编辑在内的我国整个编辑队伍都应该立足高远、不负国家期待和勇于担当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