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11月7日，马克斯·韦伯在德国的慕尼黑大学向年青学子们做了《科学作为天职》的著名演讲，这篇演讲对科学工作及其与信仰和职业伦理的关系做了深刻而又有现实感的界定和剖析，影响了几代人，也成了韦伯常销不衰的代表作。
为了纪念一百年前的这篇演讲，韦伯研究者李猛以“我们时代的命运”为核心关切，编选了这本与韦伯对话的文集：不仅全新精译了演讲全文，收录了六篇韦伯同时代人对此篇演讲的批评与回应；还组织国内学人如渠敬东、应星和田耕等为文诠释韦伯当年的思考，直面当下中国日益严峻的学术体制化与专业化困局，借助经典的力量来审视自己的现实处境，为学术研究寻找信仰和职业的基础。
注：国内通行的译本一般将韦伯这篇演讲标题中的Wissenschaft译为“学术”（但在翻译演讲正文时，则不可避免地使用“科学”甚至“知识”等译法），迁就中文的语用习惯，避免读者误以为演讲只限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但无论就演讲在德语学界的语境，还是其后在魏玛德国导致的争论，韦伯的演讲针对的正是现代科学的思想方式、制度化经营与伦理要求对所有科学——无论是“自然科学”（达芬奇、伽利略、斯瓦姆默丹），还是“精神科学”或“历史性科学”（比如古典语文学，“国家学”或国民经济学）——造成的理性化效果。而涉及到文化意义和价值的历史性科学（各种人文学与社会科学），之所以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不是因为它们不是“科学”，而恰恰因为它们也被转变为“科学”——以大学为中心的现代知识体制在专业化的制度经营与生活方式上对这些领域的“研究者”提出了“职业科学人”的同样要求。将标题译为“科学”，既保持了关键术语的一致，也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理解演讲的核心问题。
韦伯在劳恩斯坦城堡（1917年）
韦伯与我们时代的命运
*《科学作为天职》编者说明
文丨李猛
韦伯在1917年11月7日发表“科学作为天职”
演讲的慕尼黑斯坦尼克艺术厅
按照韦伯演讲的惯例，“科学作为天职”并没有预先写就讲稿，而只是准备了演讲关键主题的简要提纲。洛维特多年后仍然对演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苍白而疲惫，急促地穿过爆满的讲堂走向演讲桌……他的脸庞与下巴长满了浓密的大胡子，令人想起班贝格大教堂的先知雕像深沉而炽热的神情。他这场演说从头到尾都没看稿子，也没有停顿索词之处……这演说带给我们的印象是极其震撼的，他的话语之中浓缩了毕生的经验与见识，所有的话都从内心毫无转折地倾掏而出，都经过他批判的理解彻头彻尾地斟酌过，都由于他的富于人性的凝重气质而显得强劲而有穿透力——而正是这种人性的凝重气质凸显了他出众的人格。他提问题之犀利，一如他拒绝诉诸任何方便的解答。他撕裂一切美好憧憬所穿戴的面纱，但是每个人一定都感受得到，他清明的心智深处，有着深刻而真诚的人文理想。在文艺积极分子们做过了不计其数的革命演说之后，韦伯的话可真说是一种救赎”。
一次告诫听众不要等待先知与救世主的演讲，却意外留下了“先知”与“救赎”的印象，无疑反映了当时听众的普遍渴望。
在发表“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前不久，韦伯刚刚参加耶拿书商狄德里希（EugenDiederichs）在图林根的劳恩斯坦城堡（BurgLauenstein）召集的非正式聚会，在5月和10月两度与桑巴特(WernerSombart)、梅尼克（FriedrichMeinecke）等许多文化人以及德国自由青年运动的一些代表人物讨论德国当时面临的文化与政治问题（主题分别是“我们时代的意义与使命”和“国家与文化中的领袖问题”）。韦伯曾戏称以往类似的聚会为“世界观的百货商店”（WarenhausfürWeltanschauungen）。但在劳恩斯坦城堡，韦伯夜以继日地与持有各种不同价值和理念的人交流，激烈反对各种浪漫派的政治主张与文化观点。与会的青年尤其受到韦伯“个性与理智诚实”的感召，渴望韦伯这样的人能够引导他们。韦伯夫人记录了年轻一代当时的情绪：
“年轻人则由于拒绝一切传统价值，尤其是持续导致战争的国家秩序和社会秩序，与老一代人分道扬镳。他们渴望更单纯的存在，新的共同体，新的信念。在他们眼中，这个与上帝相异的世界，已经到了该被摧毁的时候。他们期待着新世界，一个超越国族联合在一起的新世界的降生，在这个新世界中，最终占配地位的是和平、兄弟之情、团结与社会主义”
在德国政治与文化的危机时刻，青年渴望的是韦伯拒绝担当的领袖或者先知。而韦伯之所以“主动接受”“科学作为天职”的演讲邀请，或许正是为了回答这些青年。
《科学作为天职》德文初版（1919年）
韦伯与恩斯特·托勒尔（ErnstToller）
在劳恩斯坦堡（1917年）
为了纪念韦伯演讲发表一百周年，我们编辑了这本文集。感谢李康为我们重新翻译了“科学作为天职”一文,吉砚茹从德文翻译了魏玛时期科学争论的一些重要篇章（其中还包括洛维特在60年代对韦伯演讲的继续思考），渠敬东、应星和田耕从我们今天的处境出发重新阅读了韦伯的演讲，希望能继续韦伯当年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