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所是中国国际法学的研究重镇。她的前身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研究室和最早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国际法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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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美国左翼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通过展开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金融化过程中各种深层次矛盾的激化、右翼民粹主义政权的危害以及跨国农业综合企业进行全球土地套利所引发的生态和流行病综合灾难的探讨，深刻地揭示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下，资本主义制度的系统性失败和急遽衰败，已经演变为一种灾难资本主义。灾难资本主义促进了西方“工人阶级意识觉醒”和共产主义话语的重归，西方社会抵抗运动重新“回归激进政治传统”。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及其危机的日益加深，中国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所体现出的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使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成为一种替代性道路思考。
关键词：灾难资本主义垄断资本学派资本主义危机
一、西方国家疫情防控失败的经济根源
（一）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形成的国际产业链、价值链存在结构性缺陷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西方媒体曾报道了美国纽约市西奈山医院的几名护士由于医院缺乏足够的病床、呼吸机等医疗设施，穿着由塑料垃圾袋改造的防护服的惊人消息，随后又爆出美国各州和多家医院从紧张的全球供应链和特朗普政府手中争夺个人防护医疗用品的消息。美国作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制造业强国为什么却生产不出口罩和防护服呢？这引发了国内外学术界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形成的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的深刻反思。福斯特和苏万迪认为，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形成的全新国际剥削体系构成了21世纪“晚期帝国主义”的深层结构，全球劳动力套利所涉及的国际产业链-金融链的中断，有可能在仍以停滞、债务和金融化为特征的世界经济中引发灾难性的崩溃。
总之，新冠肺炎疫情暴露出跨国资本建构的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的结构性弊端。大卫·哈维（DavidHarrey）从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与剩余价值实现条件之间的矛盾出发，深刻地揭示了“资本在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分配、消费、再投资等环节追逐利润的过程中表现出的矛盾，构成资本主义经济无限扩张和增长的螺旋式模式。新冠肺炎疫情意外事件的出现，阻碍和中断资本流动、中断供应链、生产链，并进一步引起需求和消费萎缩，这导致了资本无休止的螺旋式积累正在从最富裕国家内部崩溃……它正在检验马克思所说的‘过度消费和疯狂消费’，预示着整个体系的可怕的和怪异的崩溃”。
（二）新自由主义对公共福利的攻击造成灾难性后果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西方社会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失衡，一边是超级商业巨头的股价高歌猛进，一边是低收入群体饱受疫情带来的失业、饥饿和死亡之苦，然而政府却对贫富两极鸿沟视而不见、对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活状况置若罔闻。这种资本至上、政府缺位的运作机制必然将积累数十年的社会矛盾推至临界点，引发资本主义价值危机和社会动荡。
二、西方国家疫情防控失败的政治根源
号称拥有最先进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和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美国却成为疫情最严重的国家，折射出当代资本主义危机已由经济领域蔓延到政治领域。福斯特在《特朗普在白宫：悲剧与闹剧》一书中指出，权贵阶层深深渗透进美国的政治体系，美国自由民主代议制已经蜕变成亿万富豪阶级用金钱收买选票的政治献金制度，向着寡头民主制蜕变。特别是纽约房地产大亨和亿万富翁唐纳德·特朗普（DonaldTrump）作为右翼民粹主义的领袖，导致了新的专制资本主义政权和右翼政策的实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特朗普政权只为金融大垄断资本利益服务，而罔顾穷人、有色人种的生命健康权益，这是美国国家治理在抗击疫情方面失败的深刻制度根源。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政府只关心公司盈利和为亿万富翁谋利，对人民生命安全和生活状况置若罔闻。特朗普本人为大垄断资本的经济利益考虑，导致其三心二意地抗击疫情，并积极推动经济过早地“重新开放”。他的选举团队甚至鼓吹，“可能有数十万美国人被病毒杀死，他们将主要是穷人和少数族裔，主要不是特朗普的选民。让我们继续努力，力争尽快让人群获得群体免疫”。特朗普政府还强调此次病毒攻击的主要人群是老年人和具有基础病的弱势群体，普通人没有必要过度担忧，放任甚至鼓动民众自由活动，教堂礼拜、婚宴、球赛、马拉松、总统候选人演讲集会等照旧进行，最终酿成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恶果。诺姆·乔姆斯基（NoamChomsky）愤怒地提出应当任命一个公民法庭来调查、追究唐纳德·特朗普、鲍里斯·约翰逊（BorisJohnson）、贾尔·博尔索纳罗（JairBolsonaro）、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Modi)等人在抗击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中所犯下的人道主义罪行。
此次全球重大公共卫生紧急事件凸显新自由主义政府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国家治理失败，标志着西方政治制度和国家治理模式已进入了一个急剧“衰退期”。西方民主代议制的制度缺陷是：多党轮流执政、政党分肥、政党攻讦造成持续的政局动荡；“三权分立”制度设置常常演变成议会、政府行政和法院权力掣肘、相互拆台、相互攻击，“否决政治”一再上演，使政府不能就经济社会重大问题及时作出决策，甚至出现政府运转失灵。弗朗西斯科·福山（FranciscoFukuyama）剖析了美国政治急剧衰败的表现：第一个失衡是美国的权力制衡制度。对权力的制约本意上是使出现暴政的可能性降低，但也使得政府最日常的决策变得非常困难。但由于第二个失衡，即过去20年出现的高度政治极化和右翼民粹主义政权的崛起，使权力制衡制度成为不可逾越的障碍。政治极化引发了政治停摆，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党争屡屡导致政府预算案难以通过，联邦政府近20次被迫关门，最近的一次就发生在2013年。每次联邦政府关门都带来巨大经济损失，影响民众正常生活。
到2021年，为了掩盖美国政府疫情防控的严重失败，特朗普采用煽动病毒溯源政治化的手段来转移国内矛盾和危机，甩锅推责，企图趁机遏制中国。一年多来，美国持续将疫情政治化、病毒污名化、溯源工具化，严重干扰和破坏国际溯源研究合作，给各国抗击疫情、挽救生命制造困难和障碍。总之，资本主义政治制度走向急剧衰败已成为世界各国的共识。
三、制度性种族主义是西方国家动乱的主要社会根源
父权制白人至上主义和定居者殖民主义的影响以及对有色人种劳动力的剥削一直是美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基础。从17世纪到1960年，欧洲裔美国人（尤其是英裔美国人）在识字、移民、投票权、公民身份、土地征用和刑事诉讼程序方面享有法律特权，而美洲原住民、非裔美国人、亚裔美国人和拉丁美洲人在美国社会中一直遭受种族歧视、种族隔离政策的侵扰。制度性种族主义已经深深渗透到美国的警察、法院和监狱系统，导致不平等判刑、种族歧视性执法、警察暴行、移民驱逐和移民家庭分离——甚至将婴儿从母亲的怀抱中夺走。这些行为的目的是要维持白人资产阶级对政府权力的控制，确保白人在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永久性主导地位。
其次，西方发达国家在疫情防治上把重点放在本国，而忽视国际团结和医疗援助。特别是一些发达国家在疫苗国际合作方面采取的不合作和自私态度，导致这种流行病在第三世界国家演变成一场重大的社会灾难。第三世界国家尽管人口结构比较年轻化，但慢性病、呼吸系统疾病、环境污染和营养不良的情况普遍存在，加上国际产业链、价值链的突然断裂，大规模失业和贫困的发生，导致发展中国家新冠肺炎病人的死亡率飙升。然而，当第三世界国家的那些高度脆弱的人们焦急地等待接种疫苗时，美英和其他一些富裕国家则实行“疫苗民族主义”，蔑视国际人权义务，努力囤积尽可能多的疫苗，逃避发达国家应该承担的国际道义责任。国际疫苗监督机构“人民疫苗联盟”（PeoplesVaccineAlliance）2020年12月的一份报告称，由世界卫生组织牵头的为“贫穷国家”提供疫苗的努力面临“资源严重不足”的危机，但仅占世界人口14%的富裕国家却购买囤积了世界一半以上的新冠疫苗。
四、资本全球土地套利是促发新冠肺炎疫情的生态根源
福斯特和苏万迪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以及日益严重和更加致命的其他大流行病的威胁，实际上是金融垄断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全球商品链和跨国农业生产引发的生态灾难的连锁反应。因此，不应当将今天世界性的传染病视为偶发性问题或随机的“黑天鹅”事件，它反映了资本主义的结构性危机。当代历史发展的逻辑表明，人类需要一个更为公正的社会再生产系统，在保护自然的同时促进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福斯特和苏万迪借用马克思的原话比喻道，资本与自由市场加剧了社会与自然的物质变换的断裂，新冠病毒的肆虐正是从这个裂缝中被召唤出来的恶魔。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摧毁地球环境和生态系统，日益严重地威胁着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可持续发展和地球行星安全，要制止未来出现更多的新流行病，就需要彻底颠覆帝国主义农业综合企业的整个结构。只有通过阶级革命才能真正创造一个公正、可持续发展的社会。同样，前英国工党领袖杰里米·科尔宾（JeremyCorbin）在2021年6月的一次集会上发表讲话也称“气候和环境危机本质上是一个阶级问题”。
五、灾难资本主义的替代道路
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肆虐将资本主义在经济、政治、社会、生态等诸多方面的软肋同时暴露出来，西方国家政府不仅无力解决由国内的经济危机、贫富分化、社会撕裂和政治极化等所导致的“政治合法性危机”，而且还不断抛出“救市优于救人”“群体免疫”等罔顾人权和生命价值、让世人瞠目结舌的应对措施，呈现出资本主义的灾难性失败。灾难资本主义再次激活了西方左翼知识分子和民众关于共产主义的想象、开启了共产主义话语的复归，各种反抗警察国家暴力以及寻找新的替代制度的社会抵抗运动“重新回归激进政治传统”，无论是美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第三世界国家，人们都开始想象和探索替代资本主义的道路。
（一）西方左翼社会运动“重新回归激进政治传统”
自2008年国际金融经济危机以来，各种反抗资本主义的欧美激进社会运动风起云涌。受突尼斯“阿拉伯之春”运动催化，2011年在美国爆发反对不平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一运动迅速蔓延至加拿大、英国、西班牙、法国等西方国家。2020年5月，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白人警察暴力虐杀非洲裔黑人乔治·弗洛伊德（GeorgeFloyd）引发全美大规模抗议示威活动，至少有140多座城市的抗议者涌向街头高呼“我无法呼吸”“黑人的命也是命”，爆发了反制度性种族主义的大规模示威游行。2009年欧洲债务危机爆发后，欧洲多国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加剧了民众贫困，导致西班牙、英国、意大利和希腊等多国爆发以反紧缩政策为主的抗议运动。2016年法国爆发了“黑夜站立”运动，反对政府颁布的损害劳工权益的劳动法修改草案，2018年爆发抗议法国政府调高燃油税的“黄背心”运动，等等。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广大雇佣劳动者的“阶级意识”一定程度上的觉醒，西方正在步入一个阶级分化日益明朗、阶级斗争日益激烈的时代。美国共产党在2020年最新党纲中呼吁，“我们的国家、人民和自然环境正在被少数富有的金融垄断大资本集团的贪婪所摧毁……工人阶级想要拥有一个真正人道的社会，需要进行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变革，只有通过社会、经济革命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迈出重要的一步，人们才能抛开对医疗保健和教育、失去生计和尊严的担忧，才能消除广大劳动人民的经济不安全感，为每个人提供充分发挥人类潜力的机会”。
2021年7月23日，国外左翼网站“新时代媒体”发布了欧洲马列毛主义政党和组织第七届全体会议的决议，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正在蓬勃兴起，并列举了拉丁美洲的马列毛主义政党、巴西革命农民运动，特别是秘鲁、印度、土耳其和菲律宾正在进行的革命运动。会议提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力图推动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部分的欧洲地区共产党人的团结斗争。
总的来看，21世纪的欧美左翼激进社会运动爆发频率高、抗议规模大、辐射范围广，提出实现社会公正、分配正义等诉求，并且越来越多的西方共产党和工人党意识到通过议会选举来“夺取”国家政权是不现实的,只有在得到工人阶级拥护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才有可能颠覆资本主义，实现社会主义。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发展中国家走共同富裕的新型现代化道路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力量平衡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大国和发展中国家力量在上升，而新冠肺炎疫情放大了金融垄断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使西方社会陷入困境，美欧国家急于向外转嫁国内危机，右翼民粹主义、排外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以各种手段打击所谓“战略对手国”，直接导致了地缘政治冲突升温、文明隔阂加深、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紊乱、国际贸易失序和大国间非理性博弈，严重违背了各国人民对公正与公平、和平与发展、主权与尊严的诉求。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倡议建立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针对世界经济长期疲软、发展鸿沟持续扩大，国际金融危机、国际恐怖主义、传染病跨境传播、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愈来愈成为制约世界和平发展的瓶颈，各国都迫切期望全球治理体系发生深刻变革，积极探索一种资本主义现代化之外的、更加公平正义、互利共赢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中国在尊重世界历史发展规律和人类社会整体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向国际社会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和建构方案,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
首先，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战役中，中国践行“人民生命至上”而不是金钱至上的价值观，把人民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疫情中，中国共产党毫不犹豫地将人民的生命安全置于首位，果断采取隔离措施，迅速调集全社会资源、人力资源和医疗物资应对疫情，为全球抗击疫情积累了成功经验并树立了典范。与西方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政府优先考虑经济利益、抗疫不利、最终导致疫情广泛蔓延的局面形成鲜明对比。同时，中国政府认识到，世界只有全面加强国际合作，才能打赢这场与致命传染病的战斗，为此中国政府积极与国际社会携手合作抗疫，推动构建人类健康生命共同体。与某些西方大国囤积疫苗的自私自利的做法不同，疫情发生以来，中国已向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医疗物资、资金和技术支持，向19个国家派出21支医疗专家组，并已向53个国家提供了疫苗援助。在疫情期间，中国政府通过中欧班列畅通粮食、原材料和医疗救护物品通道，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抗击疫情作出重要贡献，充分展现出中国政府的国际人道主义和人类共同价值旨归。
作者：吴茜，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李小玲，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