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随着逆全球化潮流加剧、中国传统以投资和出口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正难以为继，中国亟需找到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型。但与此同时，国内人口少子化和老龄化趋势加剧，教育、住房、医疗成为压抑消费的“新三座大山”，经济下行和技术进步加剧了人们对失业的焦虑……这些新浮现的经济社会挑战，同样成为了中国经济走出低谷、找到新发展模式的巨大阻碍。如何实现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本文从“三大历史长周期”出发，通过回顾其他国家的经济转型过程，旗帜鲜明地指出：建设福利国家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本文指出，中国旧有的经济发展模式面临的困境是“三大历史长周期”同频共振的结果。全球化钟摆运动（从市场自由化到社会保护的转变）、霸权更迭周期（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和科技革命（新兴产业竞争）共同塑造了当前的国际环境。面对新的国际国内环境，中国以往建立的以世界工厂为代表的外循环模式需要调整，打造坚韧的内部经济空间迫在眉捷。
本文指出，福利国家建设将是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转型与走出萨缪尔森陷阱的核心抓手。面对未来，我们需要改变传统观念，接受全球化逆转和中低速增长的新常态，推动经济发展模式从供给和出口导向转向需求和消费驱动。以福利国家为抓手，促成经济发展模式向以消费驱动的内循环转型。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4年12月号，原题为《建设福利国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读者参考。
建设福利国家*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
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选择
讨论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模式，从历史的纵深与比较的视野把握方向非常重要。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说到底无非是全球化钟摆运动、霸权更迭周期和科技革命这三大历史长周期，在时隔一个世纪以后，又在经历与20世纪上半叶十分相似的同频共振。要充分理解世界正在经历的深刻变化与选择中国经济的未来之路，我们不仅要看看一个世纪前到底发生了什么，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前世与今生有何相似之处，还要看看世界大国，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是如何应对这两次大变局的，以及中国在这两次大变局中走过的路对今后的选择有何启示。
本文认为，首先，无论是一个世纪前，还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每当全球化钟摆运动由释放市场力量向保护社会回摆，霸权更替周期驱动的地缘政治使国家安全变得比效率更为重要，以及各国为发展科技革命带来的新兴产业激烈竞争时，发达国家对外都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通过提高关税防止他国产品冲击本国就业，并力图确保万一爆发战争时本国对能源、资源、供应链和市场的控制，以及通过建立排他性贸易集团在防范主要外国竞争对手的同时扩大本国新兴产业的规模经济。
再次，西方国家在1870~1914年全球化钟摆运动释放市场力量的阶段，建立了各种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又在1930~1970年全球化钟摆运动明显转向保护社会的阶段，建立了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福利国家在西方从发端到普及，一直是自由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为争夺人类社会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地位，通过对自身进行重大修正而做出的政治妥协。在全球化钟摆运动中进行双向的国家建设，是西方国家迄今为止能够安然度过三大历史长周期的波动并维持其全球优势地位的根本原因。
最后，中国在应对三大历史长周期的波动时，先是在1949年后选择了社会主义，采用计划经济为主的内循环模式，同时为国有部门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然后在90年代初至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前又选择世界工厂代表的外循环模式，并通过市场化减少政府在教育、医疗、住房和退休等方面的作用，依靠经济发展的涓滴效应代替社会保障。虽然中国经济在2008年后开始向内需驱动调整，但仍然是以政府投资的基础设施建设和以民间投资的房地产代表的供给侧需求为主，需求侧的消费一直相对较弱。尽管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中国开始注重搭建社会保障体系，但是发展水平与中国经济的体量和国际地位相比仍相距甚远，尤其是对各社会群体的覆盖程度存在较大的不平等。
中国的国家建设亟须一次历史性补课，对改革开放以来渗透经济社会方方面面的效率至上原则做出重要修正，发展能在逆全球化时代各种严峻的挑战面前以公平公正为原则有效保护社会的福利国家；更关键的是，彻底打通福利国家与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之间的任督二脉，让前者成为支撑后者运行的基础。能否完成这个历史使命，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本世纪中国式社会主义能否应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挑战，也将决定中国的市场经济能否避免走计划经济的回头路。
为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需要一场认知革命，打破近半个世纪以来看待经济问题时的三个思维定式。第一是放弃全球化会一直向前发展的线性历史观，严肃对待全球化钟摆运动，在心理上接受中国经济在逆全球化的历史阶段只能中低速增长这一新常态。第二是放弃以外循环为主时期一谈经济就是供给、生产和出口的思维方式，认清在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没有强大的需求、消费和进口，就无法长期支撑供给、生产和出口；只有提高收入在分配中的占比，全面加强社会保障，不断提高国内消费水平，才能继续吸引外资并对冲海外的各种贸易保护主义，进而支撑制造业立国的战略。第三是认清中国经济目前需要的绝不仅仅是一些临时刺激措施，而是现代国家的制度建设，当务之急是以建设福利国家为抓手，促进经济发展模式向以消费驱动的内循环为主转型。
▍三大历史长周期的同频共振与贸易保护主义的兴起
当逆全球化冲击本国就业时，各国都倾向于提高关税把进口商品挡在境外；当地缘政治激化时，各国看待经济问题时都用国家安全取代效率；当科技革命带来各种新兴产业时，各国也都力图通过贸易集团化赢得国际竞争。日趋恶化的外部环境迫使各国不得不从外循环模式转向内循环模式。
地缘政治与国家安全至上原则。全球化逆转通常带来国际经济秩序的崩溃，并削弱既存霸权国在其中的地位。当霸权国日益担心自己可能被新兴大国取代，地缘政治的竞争就变得十分激烈。在奔向修昔底德陷阱的路上，国家安全取代贸易带来的效率和福利，成为大国管理经济的新原则。地缘政治的激烈竞争彻底改变了各国对全球化时期形成的相互之间经济依赖的看法。在20世纪20~40年代，“生存空间”是许多国家主导对外政策的原则，最近几年其翻版开始以“脱钩”“去风险”“友岸”或者“近岸生产”的新形式出现。从国家安全的视角看经济现象的另一个后果是把经济依赖武器化，既存霸权国经常依靠经济制裁来压制新兴大国。英国在一战期间对德国实行了广泛的禁运。30年代末期美国对日本的石油禁运，是日本决定偷袭珍珠港的主要原因之一。俄乌战争爆发后，西方国家把俄罗斯踢出SWIFT，并对它实行了数以万计的经济制裁。俄乌战争以来西方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的行为，导致许多国家开始寻求去美元化，这正在削弱以美元为关键货币的国际金融秩序。在这种日趋严峻的外部环境中，各大国之间必然会进一步降低对潜在敌对国在经济方面的依赖性，并确保万一爆发军事冲突时本国供应链的安全。
▍三大历史长周期的同频共振与福利国家的发展
无论是逆全球化对国际经济秩序的冲击，还是科技革命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中的力量对比，最后都导致既存霸权国的相对衰落和地缘政治矛盾的激化。在充满危机的国际环境中，建设福利国家成为各国向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必然选择。
大萧条与福利国家。在大萧条的冲击下，大多数西方人都认识到，缺少束缚的市场已经成为带来经济危机和不平等的破坏性力量，必须要建立对它的反制。当时人们的共识是只有政府才有足够的体量、资源和意志来扮演这个角色。[3]
罗斯福新政在三个方面重新定义了美国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一是在金融领域通过各种立法约束市场力量，包括1933年分离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并为个人储蓄者在商业银行的存款提供保险；1934年限制商业银行使用保证金购买股票，并成立联邦证券交易委员会来监督金融市场。二是在市场失灵时找到它的替代机制，例如政府通过扩大财政开支，支持各种公共投资项目；《全国工业复兴法》试图支持强制性卡特尔，虽然最终被最高法院判定为违宪。三是与福利国家有关的各种项目。
美国建设福利国家的第一大举措是向民众提供救济。美国于1933年成立了联邦紧急救济署，这个机构在大萧条期间开支达40亿美元，覆盖了2000万的人口，而当时美国的人口规模才1.25亿。为避免州政府的腐败和漫长的审查手续，联邦救济署在各州福利机构之外另建一套救济系统，并规定其工作人员必须接受社会工作专业人士的监督。[4]
第三大举措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美国于1935年成立社会安全（socialsecurity）系统，从失业保险和老年退休金这两个主要方面帮助美国人降低现代生活中的风险。
虽然全球化从80年代初又转向释放市场力量，福利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也经历了诸多改革，但它不仅没有像许多人预测的那样走向衰落，反而展现出比较强的韧性。一项涉及53个发展中国家与14个发达国家的比较研究，考察了各国在1972~1995年间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在GDP中占比的变化。它发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较为明显的反差。OECD国家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在GDP中的占比在1972年的平均数为12%，到了1995年则变为16%。而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数字在1972~1974年间为3.2%，到了1996年则降为2.5%。在此期间，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贸易和资本流动都呈现上升状态，只有社会保障与福利支出出现不同的走向。这显示即使在全球化加速后，发达国家对社会保障和福利支出的重要性仍然有清醒的认识。[7]
20世纪初电气化和流水线技术的广泛采用开启了大规模生产的时代，这从消费端呼唤福利国家的诞生。因为要想支撑大规模生产持续运行，必须不断扩大消费市场。这不仅需要远高于仅能维持基本生计且不断增长的可支配收入，还要对未来收入和抵御风险的能力有充分的信心。美国在20世纪20年代发明了分期付款后，曾一度靠前所未有的金融扩张带来奢饰品消费的增长和商业繁荣，但是工资没有跟上消费增长的速度。资本在只顾赚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为走向大萧条准备了条件。当工资和消费无法跟上新技术的应用，科技革命带来的一时繁荣只能被周期性的萧条平衡。这正是各种只强调供给侧的发展模式看待经济循环时的一大盲点。[10]
在大萧条的巨大冲击下，科技革命带来的产业结构变化，为美国建设福利国家提供了有力的政治环境。当时美国和国际投资者都放弃投资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和农业，转而投资汽车、钢铁、化工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与前者视工会为巨大威胁不同，后者对资本支出中占比较小的劳动力成本没有那么敏感，它们需要的是规模更小、更稳定、素质更高的劳动力。对资本密集型的大企业而言，民主党推行的全国社会福利改革相当于在所有企业之间平摊改革的成本，这非常符合它们的利益。[11]于是，资本密集型产业成为民主党建设福利国家的政治盟友。欧洲各国的情况与美国也十分相似。
对今天的中国而言，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和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使建设福利国家必须提上中国的议事日程。从2022年起，中国工业机器人装机量位居世界第一，这两年中国工业机器人的需求一直占世界总需求的一半以上。2023年中国电子工业和汽车产业的工业机器人装机量分别占全球的62%和48%，二者在2018~2023年期间每年都以平均11%的速度增长。[12]中国新能源汽车造车新势力搭建的工业4.0标准的“黑灯工厂”充分显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对就业产生冲击。人工智能带来的最大挑战是，当更多的人被排除出生产过程，如何解决分配的问题。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经济制度一直是按劳分配，但随着机器人日益取代人的劳动，越来越多的人将会失去参与按劳分配的机会。这将是人类社会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大的政治经济课题之一，在此背景下，福利国家的作用将变得空前重要。
两次世界大战与福利国家。一个世纪前的霸权更迭周期驱动的地缘政治冲突，引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两次规模空前的军事冲突，对福利国家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即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地缘政治仍然深刻地影响着福利国家的发展，最明显的标志是冷战的压力一直把美国共和党往左翼的方向推。共和党的强硬派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面临一个痛苦的选择：是开罗斯福新政以来各种福利国家举措的倒车，还是向工会做出更多的让步。如果坚持其信仰，共和党就应该削弱工会的政治势力，结束政府对经济的规制，大幅度削减政府开支，重建19世纪版本的自由放任。然而，如果这样做，共和党也必须承担失去选票的风险。仔细观察这一时期的美国政治就会发现，共和党为了反共，往往对工会做出比民主党更多的让步。冷战把罗斯福新政开始的自由主义政策，从一个临时的政治运动变成持久的政治秩序。[14]
以上分析显示，一个世纪前西方发达国家为应对三大历史周期同频共振带来的挑战时，普遍建立了以保护社会为目的的福利国家，并实现了以消费驱动需求、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在当今中国，2008年前形成的世界工厂模式仍然有强大的惯性，向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在认知层面仍然面临巨大挑战：为什么世界工厂模式将难以为继？建设福利国家为什么可以帮中国的制造业摆脱困境？
▍世界工厂模式与萨缪尔森陷阱
从全球贸易平衡的视角可以看到世界工厂模式在逆全球化时代的界限。根据OECD的统计，2020年中国制造业产量占世界制造业总产量的35%，是美国的3倍、日本的6倍、德国的9倍，超过后面八个国家的总和，中国制造业附加值在世界制造业附加值总量中的占比也达到29%。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中国出口在世界出口总量中的占比从1995年的3%增长到2020年的20%[15]，2020年中国进口却只占世界总量的11.5%[16]。2023年中国与美国的贸易顺差为3361亿美元，与欧洲的贸易顺差为2910亿欧元。世界工厂模式意味着中国必须依靠其他国家的需求消化自己巨大的产能，而这会直接影响其他国家的就业。世界工厂模式的问题不是产能过剩，而是萨缪尔森陷阱，即通过维持高中低科技所有产业的工作机会实现日本式的“全体就业”[17]。如果中国的进口远远小于出口，别的国家就失去出口的机会，这正是萨缪尔森指出比较优势理论已经无法帮助人们理解21世纪国际贸易的原因。在逆全球化时代各国都争相保护本国就业，继续维持世界工厂模式必然引起与其他国家无穷无尽的贸易摩擦。
世界工厂模式的一个前提条件，是压低工资和社会保障水平，以确保产品的竞争力。而低工资加上须从收入中节约储蓄以应对生活中的各种风险，导致国内需求的不足。这就形成一种恶性循环：越是想增加出口，就越是要压低工资；越是缺少社会保障，就越是要维持所有产业的就业；越是要维持所有产业的就业，就越是不敢与发达国家实行对等开放，也越是要继续与发展中国家争夺低端制造业市场。在地缘政治影响日益严重的国际环境中，贸易失衡不仅使中国经常陷入与逆差国的贸易纠纷，也使国内消费市场失去对外资的吸引力，并缺少对冲他国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真正的以制造业立国不是保留所有产业，让它们进行低水平的内卷，而是通过产业升级换代生产高附加值产品，扩大企业利润空间，提高人民消费水平。
建设福利国家可以帮助中国走出萨缪尔森陷阱。对贸易失衡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读，它在顺差国看来是逆差国严重的储蓄不足，在逆差国看来则是顺差国严重的消费不足。然而，顺差国并不一定非要通过减少出口来实现贸易平衡，增加国内消费带来的进口也可以实现贸易均衡。战后西方发达国家的发展轨迹已经证明，福利国家能支持国内消费市场不断扩大，在对等开放和发展产业内贸易的加持下为他国提供更多的出口机会，并与贸易伙伴保持更和谐的关系。
▍福利国家是发展经济与提高生产力的重要机制
▍内循环经济发展模式的资源配置
任何一种经济模式的运行都离不开由需求与供给组成的循环。世界工厂代表的外循环模式与福利国家代表的内循环模式之间的一个重大区别，是资源配置原则的不同。
外循环模式的特征是国内供给远远大于国内需求，支持经济循环的需求主要来自国际市场，经济体依靠出口完成循环过程并实现经济增长。在外循环模式中，资源配置的原则是最大限度吸引能带来外部需求的外资。由于外资可能带来的外部需求有无限的可能，为吸引外资对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投资，可以给当地经济发展带来可观回报。在这种激励机制下，资源配置向容易吸引外资的沿海地区集中，政府大力建设基础设施，并为外资提供从税收到土地等一系列政策优惠。然而，正如批评者指出的那样，这种以外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无论在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还是在德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都以压低国内消费和工资水平为前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出口的竞争力。[21]
▍建设中国的福利国家从哪里入手？
在中国建设福利国家首先应该从住房和教育开始。曹远征先生曾经指出，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性使市场分层，而坚持为收入增长最快的市场群体设计生产产品的企业，不仅可以保证自身的现金流持续为正并稳定扩大经营规模，还能维持杠杆的可持续性。[22]把这个逻辑用于分析福利国家建设，就应该从能够最大限度地释放消费潜能的项目入手，从而形成一个正向循环：福利国家措施释放巨大的消费潜能，消费驱动的内需增加带来企业投资的增加、经济增长和政府税收的增加，再带来进一步发展福利国家其他项目的经费增加。这个领域就是房地产行业。
这两年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年轻人占比越多的地区消费越弱，原因除了保住工作的不确定性增加外，房贷是主要的压力。[23]2019年中国城镇居民住房拥有率高达96%，即使收入最低的20%的家庭住房拥有率也高达89.1%，均远远高于多数发达国家。2022年房地产在中国家庭总资产中的占比高达70%，部分家庭超过90%。[24]可见，购房占用的资金，是增加居民可调动收入时最重要的资源。释放这部分资金，能最大限度地增加居民的可调动收入，从而最大限度地增加居民的消费。为此，政府应该大力提供经济适用房、保障房和廉租房。如果能通过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支持，把租金或房贷等支出控制在家庭税前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下，居民家庭就可以把一大块可观的额外可调动收入用于消费。
▍讨论
以三大历史长周期同频共振带来的各种危机，不仅在宏观层面使国家安全变得比效率更为重要，也在微观层面使个体安全变得比效率更为重要。未来的高度不确定性极大地影响人们的预期和信心，使他们的投资和消费行为发生深刻变化。
日本企业在冷战期间受益于美国对盟国实行以贸易利益换取政治军事合作的有利国际环境，在一系列鼓励过度竞争的制度和机制的支持下，长期以增长为目的加杠杆投资。[25]然而到90年代初泡沫经济崩盘后，它们开始疯狂地减少负债，即使利率下降到接近于零，也拒绝借钱投资，导致日本经济陷入资产负债表式衰退。[26]在中国，个人对未来收入和职业发展的预期，一直建立在世界工厂大量出口和房地产繁荣的基础之上。然而，近几年在经济下行的压力下，个人预期和信心的下降开始明显抑制消费。疫情后中国的一个突出现象是，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出现非常明显的紧缩。[27]
这些现象表明，当企业和个人预期与信心由于危机发生深刻变化时，如果没有福利国家救济弱势群体，援助企业，降低个人的各种风险，一个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根本没有足够的需求来支撑其循环，只依靠政府财政金融政策的刺激已经无法重振经济。
如果特朗普在重返白宫后真的大面积提高各国关税，那么历史车轮的转动将很像是在与1930年美国通过《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对表。但凡承认20世纪上半叶三大历史长周期同频共振的结果对我们认识未来有些许借鉴意义，都不难想象此事可能引起的连锁反应和最终结局。2018年当特朗普刚刚开打贸易战时，笔者曾经指出，“中国过去40年所处的国际环境从来也没有为中国提供向真正的发达国家迈进的机会——只要出口驱动还可以利用，就连德国也没有能够从压低国内工资和消费的怪圈中走出来，中国更不可能彻底脱离吃廉价劳动力老本的惰性。这次中美贸易战的烈度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国内增长模式转型以及对增长模式进行选择的政治环境”[28]。新冠疫情的暴发在某种意义上延缓了这一转型过程，中国如今不得不面对与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遭遇的十分相似的各种挑战。要想有效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已经和即将带来的一系列危机，中国必须建设福利国家，真正地向以内循环为主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型。
注释
*本文是笔者即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的《把脉：世界格局与中国经济》一书中的一章。
[1][14][21]MatthewC.KleinandMichaelPettis,TradeWarsareClassWars:HowRisingInequalityDistortstheGlobalEconomyandThreatensInternationalPeace,PublicAffairs,2020.
[2]KerryA.Chase,TradingBlocs:States,Firms,andRegionsintheWorldEconomy,TheUniversityofMichiganPress,2005.
[3][10][11]PeterJ.Munson,War,Welfare&Democracy:RethinkingAmerica’sQuestfortheEndofHistory,PotomacBooks,2013.
[4][6]RobertLeiningerandLeslieLeininger,“SocialPolicyoftheNewDeal,”InJamesMidgleyandMichelleLivermore,eds.,TheHandbookofSocialPolicy,SAGEPublicationInc.,2009.
[5]GaryGerstile,TheRiseandFalloftheNeoliberalOrder:AmericaandtheWorldintheFreeMarketEra,OxfordUniversityPress,2022.
[7]NitaRudra,“GlobalizationandtheDeclineoftheWelfareStateinLess-DevelopedCountrie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56,No.2,2002,pp.411~445.
[8]ClaireCainMillerandAliciaParlapiano,“TheU.S.BuiltaEuropean-StyleWelfareState.It’sLargelyOver,”TheNewYorkTimes,May11,2023.
[9]HaroldWilenskyandCharlesN.Lebeaux,IndustrialSocietyandSocialWelfare:TheImpactofIndustrializationontheSupplyandOrganizationofSocialWelfareServicesintheUnitedStates,TheFreePress,1965[1958].
[12]“Record1.7MillionRobotsWorkinginChina’sFactories,”InternationalFederationofRobotics,2024.
[13]HerbertObinger,KlausPeterson,CarinaSchmittandPeterStarke,“WarandWelfareStatesBeforeandAfter1945:ConclusionsandPerspectives,”inHerbertObinger,KlausPetersonandPeterStarke,eds.,WarfareandWelfare:MilitaryConflictandWelfareStateDevelopmentinWesternCountries,OxfordUniversityPress,2018,pp.426~463.
[15]RichardBaldwin,“ChinaistheWorld’sSoleManufacturingSuperpower:ALineSketchoftheRise.”TheCenterforEconomicPolicyResearch,January17,2024.
[16]商务部综合司、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2021年春季。
[17]日本的“全体就业”是指，日本政府为刺激经济增长而采取低税政策，因此在缺少资源发展社会保障的限制下，鼓励大企业实行终身雇佣制的同时，允许中小企业在经济萧条期组织卡特尔限制竞争，同时通过政府规制严格保护城市零售业的夫妻店，其作用也是依靠经济增长的涓滴效应代替社会保障的一种表现形式。参见高柏：《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五章。
[18]NathalieMorel,BrunoPalierandJoakimPalme,“BeyondtheWelfareStateasWeKnewit”inNathalieMorel,BrunoPalierandJoakimPalme,eds.,TowardsASocialInvestmentWelfareStateIdeas,PoliciesandChallenges，PolicyPress,2012.
[19]DaronAcemogluandSimonJohnson,PowerandProgress:Our1000-YearStruggleOverTechnology&Prosperity,PublicAffairs,2023.
[20]高柏：《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1965年的发展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
[22]曹远征：《中国经济的超大规模性与金融创新》，新浪财经，2023年12月17日。
[23][27]高善文：《高善文谈经济转型：车头已经调转了，但车速明显偏慢……》，新浪财经，2024年9月18日。
[24]郭翔宇、曲悦：《“房住不炒”时代的居民家庭资产投资》，清华五道口研究报告2022年第6期，2022年8月11日。
[25]高柏：《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26]辜朝明：《日本的真教训，中国的真问题》，36氪，2024年2月5日。
[28]高柏：《休生养息与强筋健骨——卡莱斯基宏观经济学与未来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载《文化纵横》201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