链接一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摘登
1.深化企业内部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能减的制度改革。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强化国有企业经营投资责任追究。
2.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逐步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转为城镇居民。创新人口管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把进城落户农民完全纳入城镇住房和社会保障体系，在农村参加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规范接入城镇社保体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机制，从严合理供给城市建设用地，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率。
链接二讲话
1.我们要勇于冲破思想观念的障碍和利益固化的藩篱
——习近平
2.教育公平具有起点公平的意义，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可以使人们通过自身努力，提升参与平等竞争的能力，这有助于促进社会纵向流动。要缩小中国发展中存在的城乡和区域这两个最大的差距，就要培养更多服务中西部和农村的人才。教育资源要向中西部和广大农村地区倾斜，提升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要加强东中西部教育协作，尤其是国家重点高校，要强化服务国家战略的意识，鼓励优秀教师以多种方式到中西部服务。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让贫困地区的孩子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在教育公平上要多想办法、多做实事。东部地区要创新理念和模式，在提高教育质量上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李克强
链接三名言
1.只要维持公平的教育机会，贫穷就不会变成世袭，就不会一代一代世世代代地穷。
——【英】培根
2.精英群体要从底层吸收精英才能保持活力。
——【意】莫斯卡
3.合理的社会流动缩小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异，缓解了由社会地位差异而产生的隔阂和冲突，从而发挥了社会稳定的功能。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
4.学校是使人从社会底层向社会上层流动的电梯。
——【美】索罗金《社会流动》
5.是故士之子恒为士，农之子恒为农，工之子恒为工，商之子恒为商。
——【中】《管子》
链接四观点
1.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即从一个社会资源分配相对平均化的社会，变成了社会资源分配多样化、贫富分化的社会;从一个构成相对简单的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演变为日趋复杂的、多元化的社会阶层结构。
——中国著名社会学家陆学艺
2.现在几乎没有市委书记、市长与县委书记、县长的孩子上职业院校，就连说职教重要的人的孩子一般都没有上职业院校。职教简直成了“平民教育”的代名词。很多老百姓的孩子上职业院校是无奈之举。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会长纪宝成
3.社会流动的理想状态是合理和充分。合理是指社会流动的性质，充分是指社会流动的数量。社会流动并不是简单地越多越好，首先要合理，关键是给谁提供了社会流动的机会，让谁实现了社会地位的改变和提升;其次才是要有充分的社会流动机会。如果大量优质的社会流动机会被少数强势阶层拥有甚至垄断，而下层社会成员难以获得优质的社会流动机会，这样的社会流动就是不可取的。
——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文化教研部主任龚维斌
4.当代中国阶层的三种观点
主要有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李强的“碎片化”、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孙立平的“断裂化”和中国社会科学院陆学艺的“层理化”。
所谓碎片化即分化了的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不再扭结，呈现无序状态。断裂化则认为随着贫富差距的拉大，社会结构出现断裂，两极化的群体不再有共同利益。所谓层理化，即社会群体横向流动的通道相对畅通，上下流动的通道阻滞，阶层之间形成了分明的界限并且难以实现利益的交流。其结果是阶层关系固化特点。
链接五数字
1.从全国范围来看，目前城乡大学生的比例分别是82.3%和17.7%。而在20世纪80年代，高校中农村生源还占30%以上。近年来农村孩子上大学的绝对人数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加，但农村孩子在大学生源中的比例在明显下降，与上20世纪80年代相比几乎下降了近一半。
——《广州日报》
2.在“985工程”大学里，非农户口的子弟相当于农业户口子弟的2.7倍，“211工程”大学里是1.3倍。大学保送的机会谁最大私人业主子弟是农民子弟的7.6倍，管理阶层子弟是农民子弟的8.5倍，专业技术阶层子弟是农民子弟的10倍。再看自主招生的名额，管理阶层子弟获得自主招生的机会是农民子弟的12.7倍，专业技术阶层子弟比农民子弟高9.5倍。从中我们看到，不单寒门子弟离一线大学越来越远，而且，他们在挤独木桥时，处于竞争的劣势，优势阶层占有的资源和机会就是比弱势阶层的大。
——《时事报告》2011年11期
3.迟福林：我想举三个数字，一个是2012年底城市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差距是3.3倍，如果把社会保障比例计算在内，城乡的实际收入差距在五到六倍。第二个数字，因病致贫是首要因素，我个人调研这个比例高达80%多。第三个，教育在城乡差距中所占的比例高达20%到22%，那么研究发现，全国平均每一万人教育投入可以使12个人脱贫，新的数据可以达到19个人。
——《光明日报》
4.中国(海南)改革研究院初步研究显示，2020年要达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明显提升，大概需要投入6.2万亿元左右。
5.新中国五次社会阶层大流动：1949年1956年中国社会积极阶层关系的重塑。1957年至1965年多维二元身份身份体系的建构。1966年至1977年社会流动的失序。1978年至1991年社会分化与流动模式的转换。1992年以来新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初步成型。
——《当代中国社会流动》
链接六名词解释
1.社会流动(socialmobility)，一个社会成员或社会群体从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转到另一个社会阶级或阶层，从一种社会地位向另一种社会地位，从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的转变的过程叫做社会流动。它是社会结构自我调节的机制之一。
社会流动相应可划分为三个类型：
⑴垂直流动和水平流动
垂直流动是指一个人从下层地位和职业向上层地位和职业的流动，或者从上层地位和职业向下层地位和职业的流动。
水平流动是指一个人在同一社会职业阶层内的横向流动。它多半是地区间的流动，也包含在同一地区的不同工作群体或组织之间的流动。
⑵一生的流动和代际流动
代际流动是两代人之间的职业和社会地位的流动，具体操作是通过测量子女的职业与父亲职业的异同表示出来的。代际流动更能反映社会变迁的方向，改变着社会乃至家庭的职业结构。
⑶自由流动和结构性流动
自由流动是指个别发生的流动，是由个人原因造成的地位、职业的变化或地区的移动。自由流动不会对社会结构和人口的分布产生重大的影响。结构性流动是相对于自由流动而言的。凡是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突变，或由于某项社会发明与创造而引起的相当多的人的流动，包括有组织的和无组织的流动，都是结构性的流动。结构性的流动会在短期内影响社会结构和人口分布的变化。自由流动无定的方向，不能从个别的自由流动中发现社会变迁的性质和趋势;结构性流动是有方向性的，从每一次结构性流动中都可发现社会变迁的性质和方向。
2.阶层固化：是对社会流动的一种反动，也可叫复制式流动。主要指社会纵向流动的通道日渐狭窄，下层社会向上流动受阻，社会结构调整速度变慢，制度变革与调整的动力减弱;个人的后天努力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底层群体向上流动的通道被堵塞，不同社会阶层的成员构成趋于稳定，社会不平等结构被原样复制。
3.代际流动，又称“异代流动”，指同一家庭中上下两代人之间社会地位的变动。一般以职业等作为地位特征，以父母和子女在同一年龄时的职业或其它地位作为比较的基点，考察第二代人(子女)与第一代人(父母)相比，看社会地位有无提高，从中找出引起或未引起变动的原因和规律。这种研究尤为重视父母的教育程度和职业对子女的社会地位的影响。代际流动的状况，反映社会进步的程度和分层体系的变化和发展状况。
5.“数字鸿沟”，又称为信息鸿沟，即“信息富有者和信息贫困者之间的鸿沟”。最先由美国国家远程通信和信息管理局(NTIA)于1999年在名为《在网络中落伍：定义数字鸿沟》的报告中定义。
在现代社会，数字鸿沟有扩大的趋势，并且，信息贫困阶层数字鸿沟上的差距直接导致了社会流动的弱势地位。
6.身份社会，如果一个人在社会中所拥有的权利和义务取决于他先天和后天所具有的身份，这种社会就可以称为身份社会。“身份”在很大程度上还关乎权利和资源分配。“身份”主导之下，“社会排斥”和“社会挤占”同时存在。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衡量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可行标准，社会发展的基本宗旨是人人共享、普遍受益。评判政府基本公共服务的客观标准主要有“4E”，即经济性(Economy)、公平性(Equity)、效率性(Efficiency)、效益性(Effectiveness)。
近年来我国关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论述
2004年9月，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推动经济社会统筹发展;强调重视扩大就业再就业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重视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体育等各项社会事业。
2005年10月11日，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在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首次提出“按照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加大对欠发达地区的支持力度，加快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
2006年10月，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确定了2020年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和主要任务，其中包括“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完备，政府管理和服务水平有较大提高”提出逐步形成惠及全民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把“建设服务型政府”作为重要内容。
党的十七大报告把“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确定为当前深化财政体制改革的一个基本方针。此外，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提出的“重大项目布局要充分考虑支持中西部发展”，也是全面落实中国特色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体系的重要政策保障措施。
2007年10月召开的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把社会建设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和任务;并确立了社会建设中改善民生、加快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基本方针和中心内容;十七大报告中指出，“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必须注重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引导生产要素跨区域合理流动”;要“围绕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主体功能区建设，完善公共财政体系”。
2008年2月，胡锦涛同志对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构想包含三个层次：(1)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应依据经济发展程度和水平，逐步建设。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指导思想是惠及全民和公平公正，但建设步骤要把握水平适度、可持续发展的原则。(2)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长远目标，也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要价值追求，但也需要逐步实现。应围绕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目标，协调处理好公共服务的覆盖面、保障和供给水平、政府财政能力三者间关系。(3)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关键是创新公共服务体制，改进公共服务方式，形成公共服务供给的社会和市场参与机制。通过公共财政、社会组织、企业与家庭的合作，发挥和体现财政资金的公益性价值，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益。
2009年全国财政会议更加明确强调，加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重点加大教育、就业、住房、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投入，并向中西部地区倾斜，以稳定和改善居民消费预期，拉动消费需求。
2010年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有这样的论述：完善保障和改善民生的制度安排，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优先位置，加快发展各项社会事业，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使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
2012年，中国基本公共服务领域首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正式对外公布，《规划》首次明确提出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国家基本标准，提出实施26项保障工程。《规划》提出，把基本公共服务制度作为公共产品向全民提供，是中国公共服务发展从理念到体制的创新。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公民都有获得基本公共服务的权利，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务是政府的职责。通篇贯穿了“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的基本思路。
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紧紧围绕更好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社会领域制度创新，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快形成科学有效的社会治理体制，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有序。统筹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社区建设，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链接七社会学家如何看待社会阶层
1.马克斯·韦伯的“三位一体”模式
西方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对社会阶层的划分有三重标准。即韦伯的三位一体的分层模式。包括财富——经济标准，权力——政治标准和声望——社会标准。财富是指社会成员在经济市场中的生活机会，很明显，具有较多财富和经济能力的人在市场上具有较大优势，即处于更有利的地位。在社会分层的经济标准方面，韦伯主要是从更直接地反映一个人的经济地位——财富多少的角度来分析问题。其次社会分层的政治标准是权力。在韦伯看来，权力是处于社会关系中的行动者即使在遇到反对时也能实现自己的意志的可能性。韦伯认为，这种权力不仅取决于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关系，在现代社会中它也与科层组织中的管理职位有关。最后，声望是社会分层的社会标准，韦伯认为声望与人们的身份有关，也与知识教养，生活方式有关。不同身份群体在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同声望，也具有不同的社会地位。
2.帕累托的精英理论
帕累托认为，人类社会始终存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在任何社会中，总存在着被统治的广大群众与占统治地位的一少部分人之间的分离和某种意义上的对立，后者就称为“精英”。
精英循环是一类精英被另一类精英所代替的政治现象，帕累托认为历史上的政治变迁不过是不同类别的精英之间的恒久性流动罢了在实际的阶级循环中，统治精英总是处于缓慢而又不断的变革之中。
帕累托指出，社会平衡的基本条件就是保持循环路线的畅通，以使执政阶层中总能保持一定数量的精英，一个社会只有当执政阶层的力才干的平均值高于非执政阶层时，才是稳定的。而要经常保持这一点就必须借助于精英循环，即非执政层中的精英人物上升为执政，以及执政的庸才下降到非执政层没有下行的循环，执政层就有可能聚集起一批腐败分子，使得执政阶层能力才干平均值下降，
帕累托用精英循环、精英复制、阶层固化与集团分利来界定社会阶层流动的程度：精英循环通畅表示阶层流动正常，阶层固化不会出现;一旦精英循环受阻，出现精英复制则必然导致阶层固化，且复制程度与固化程度呈成比例的恶性循环关系，一方的加剧势必引起另一方的恶化，而导致精英复制的重要诱因正是集团分利。精英的正常合理流动是维持社会稳定、消除阶层对立的必要机制，保持精英流动渠道的畅通无阻是保证社会平衡的基本条件，因此，阶层固化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各阶层间的精英流动处于常态，而精英流动处于常态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遏制集团分利，打破分利集团联盟以消弭精英复制。
链接八当代中国十大社会阶层及其流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占有状况，作为划分社会阶层的标准，把当今中国的社会群体划分为十个阶层，并对每个阶层的地位、特征和数量做了界定。
1.十大社会阶层
⑴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
指在党政、事业和社会团体机关单位中行使实际的行政管理职权的领导干部。目前，这一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约为2.1%;在城市中的比例为1%-5%;在城乡合一的县行政区域中比例大约为0.5%。
⑵经理人员阶层
指大中型企业中非业主身份的高中层管理人员。这个阶层还在发展之中，在目前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约为1。5%，但在地区之间的分布极不平衡。这一阶层的成员多数集中在大中城市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城市。
⑶私营企业主阶层
指拥有一定数量的私人资本或固定资产并进行投资以获取利润的人，按照现行政策规定，即包括所有雇工在8人以上的私营企业的业主。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育和发展的过程中产生和成长起来的。在人数上，中小企业主构成了这一阶层的主体。就全国而言，私营企业主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0.6%，但地区差异比较大。在私营经济较发达地区，这一比例可达3%左右;而在私营经济不发达的地区，该比例在0.3%以下。
⑷专业技术人员阶层
指在各种经济成分的机构(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全民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事业单位和各类非公有制经济企业)中专门从事各种专业性工作和科学技术工作的人员。目前，专业技术人员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5.1%，但城乡差异很大，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差异也很大。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大中城市中，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所占比例为10%-20%，而在城乡合一的县(市)，其比例仅为1.5%-3%。
⑸办事人员阶层
指协助部门负责人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专职办公人员，主要由党政机关中的中低层公务员、各种所有制企事业单位中的基层管理人员和非专业性办事人员等组成。这一阶层是社会阶层流动链中的重要一环，其成员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后备军，同时，工人和农民也可以通过这一阶层实现上升流动。这一阶层也是现代社会的社会中间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在目前的中国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大约为4.8%。在城市中，其比例约为10%-15%;而在城乡合一的县(市)中，其比例在2%至6%之间。随着工业化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将会有大量的体力劳动者上升流动进入这一阶层，在未来十几年中，这一阶层的人员比例将会有明显提高。
⑹个体工商户阶层
指拥有较少量私人资本(包括不动产)并投入生产、流通、服务业等经营活动或金融债券市场而且以此为生的人。目前，个体工商户阶层在整个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为4.2%，这一比例是根据国家工商部门的登记数计算出来的，但该阶层的实际人数比登记人数多得多。
⑺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
指在商业和服务行业中从事非专业性的、非体力的和体力的工作人员。由于中国目前的商业服务业还不发达，而且产业层次较低，这一阶层的绝大多数成员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产业工人阶层较为类似。目前，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比例约为12%。但城乡之间的差异极大，因为这一阶层与城市化的关系最为密切。
⑻产业工人阶层
⑼农业劳动者阶层
⑽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
指无固定职业的劳动年龄人群(排除在校学生)。体制转轨和产业结构调整导致一批工人和商业服务业人员处于失业、半失业状态。
2.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就十大社会阶层是如何演变形成的，今后各自将会怎样继续演化做了研究。
十大阶层的社会流动表现：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是社会流动链条中的最高端，其它社会阶层成员都希望进入此阶层，而此阶层成员流向其它阶层的几率非常低，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个只进不出的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具有较强的代际继承性，出身于干部、企业管理人员和企业主家庭的人成为领导干部的可能性是其它阶层成员的数倍，并且这种代际继承性在经济改革以后明显增强。
经理人员的社会位置仅次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但这一阶层的代际继承性明显弱于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它是一个正在形成中的较为开放性的优势地位阶层。经济改革以来，产业工人进入经理人员阶层的机会大大下降。这是由于，经济改革以前，许多企业干部是从企业内部的一线工人当中提拔上来的;而经济改革以来，企业选拔管理人员的规则发生了变化。不过，经济改革以来，农民直接流入经理人员阶层的几率在上升，这可能是由于乡镇企业发展的结果。
私营企业主阶层是来自社会较低层的自立创业的优势地位阶层，它基本上没有表现出代际继承性。私营企业主多数来自社会较低阶层，农民占有较大比例。由于缺乏上一代的资本积累，他们大多是创业者，而且大多数私营企业主都有较复杂的职业变换经历。
专业技术人员的代际继承性较强，专业技术人员的子女成为专业技术人员的几率很高。专业技术人员的职业特征要求从业人员有相应的专业知识或技能;缺乏相应知识技能的人无法从事这类职业，这为进入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设置了一道门坎。与此同时，为了获得专业技术人员的从业资格，人们通常需要付出相当程度的努力和金钱投入，一旦从事了这类专业性工作，人们也就难以下决心改变职业。这些职业特性决定了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专业技术人员愿意向上流动进入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私营企业主阶层，而这三个阶层的成员不愿意向下流入专业技术人员阶层。总的来说，专业技术人员的流出主要是两个方向：“从政”(流向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和“下海”(流向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不过，大多数专业技术人员是留在本阶层内部而不流动。
办事人员阶层是社会阶层流动链中的重要一环，其成员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的后备军，同时，工人和农民也可以通过这一阶层实现上升流动。它为较低社会阶层提供上升社会流动机会，它自身成员有较多上升流动机会，但也有可能向下流动的中间阶层。这一阶层在整个社会流动的结构体系中是处于上层阶层与下层阶层之间的交接渠道或“缓冲带”，或者说是中间阶层。
个体工商户阶层是被限制于体制外而很少上升流动机会的中下阶层。它基本上是由体制内无力接纳的人员和被体制内排挤出来的人员所构成。个体工商户阶层中接近1/3的人一开始就从事个体经营;另外接近2/3的人则来自于三个较低社会阶层，即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和农业劳动者阶层;还有少量人员来自两个中间社会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和办事人员阶层。很少有人会从三个优势地位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流向个体工商户阶层。
商业服务业员工和产业工人这两个阶层成员都有一些机会上升流动进入中间阶层，但同时其成员也有可能向下流动进入失业、半失业和无业者队伍。这两个阶层都容纳了大量的农民工，也就是说，这两个阶层为农民提供了上升流动机会，这导致这两个阶层的人员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其成员越来越多地来自农村。
农业劳动者阶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只出不进并具有高度稳定性的阶层，它的代际继承性最强，上升流动机会最少。20世纪80年以前，农业劳动者阶层高度稳定，流出率和流入率较低。80年代，这一阶层的流出率逐渐提高，约2/10的农业劳动者流向其它阶层，主要是流向个体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和产业工人阶层，但与此同时，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流入率仍然较低。90年代，农业劳动者阶层的流出率和流入率都有较大幅度提高，它不再是不流动比例最高的阶层。
各个社会阶层的流动路径和流动模式显示出，当前社会阶层分化正趋向于结构化，社会阶层之间的界线日益明晰，社会上层与社会下层之间的社会距离拉大，处于较低位置阶层流动进入社会上层的机会明显减少。但与此同时，短距离社会流动(由中层进入上层和由下层进入中层)机会在不断增多，另外，新生阶层为人们开辟了一些新的上升流动渠道。
随着中国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一方面，职业地位正在取代政治地位，教育、业绩或能力这样的后致性因素对个人地位的获得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指出，受教育程度是人们获得初次就业职业地位的最主要因素。
链接九经验和案例
1.如何培育中产阶层
⑴日本靠福利培育中产
除了经济政策外，各种福利制度对于培育中产阶级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61年，日本实现了“全民皆保险”，所有国民都加入了国民健康保险制度，1961年4月开始实施《国民年金法》，养老金也得到保障，同时早就开始实施的义务教育是免费的，学校质量均一，不存在择校问题，所以居民没有医疗、住房、教育这三座大山的压迫。这些都有利于中产积极的存在。同时，日本脑体分化不严重，体力劳动者工资一样很高，甚至超过脑力劳动者。
日本扩大中产阶级是多个因素相叠加实现的。在日本的高速经济增长期，作为加强中产阶级的政策体系，从税制，就业制度，产业保护等方面都值得注意和借鉴：高收入者要缴纳高额所得税;维持到退休的终身就业以及基于“年功序列”工资体制的“正式职员”;零售店、香烟店和酒店的许可证制度和距离限制(一定范围内不允许开设其他同类店);对于大巴车和出租车业者的严厉许可证制度等等。
⑵挪威致力于确保收入平衡
挪威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也像其他北欧国家一样，贫富差距比较小，社会各阶层的界限不是特别明显。当然，挪威的主要社会阶层就是中产阶层。近年来，在欧债危机的冲击下，挪威的中产阶层结构依然稳定，基本保持了平稳发展的态势，使得社会和谐局面在总体上得到较好的维持。分析起来，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挪威成熟的工资调整制度。
无论是在企业还是在公营单位(政府部门、教育机构、医院或养老机构)就业的职工，每年5、6月份都要按行业，由各自工会代表出面，集体与雇主协会代表进行关于当年工资上调幅度和待遇改善的谈判。这一工资待遇调整机制过去一直运转良好，双方都能经过多轮谈判，在最后一刻达成协议。
挪威中小企业众多，全部员工只有老板一人的公司也不鲜见。这些公司老板，会把开给自己的工资降到法律允许的最低限度。其原因是挪威的高税收制度。挪威个人所得税税率从25%到45%不等，工资越高，家庭负担越轻，适用税率越高。许多公司把利润用来扩大经营规模、改善经营环境、拓展经营领域，把生意做大。这样做，要比给自己发工资交税，合算得多。
由此可以看出，挪威工资制度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特别注重平衡，在注重职工和雇主利益平衡的同时，也不忘城乡居民收入的大体平衡，这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动态平衡调节机制确保了挪威社会的稳定。
⑶美国中产趋于萎缩
自从二战以来，美国已经取代英国等欧洲强国，成为世界经济霸主，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实现了有房、有车、有稳定工作的“美国梦”。充裕的资源禀赋、强大的制造业基础和创新能力、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优越位置、无可比拟的全球金融资源调动力等都在支撑着美国民众的“美国梦”。
但是，近年来美国的贫富悬殊却有扩大的迹象。据美国知名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近期公布的一份报告显示，自2000年以来，美国中产阶级规模继续萎缩，相对购买力日益下降，生活受挫感增加：85%的美国中产阶级人士认为，想要维持像样的生活水平比十年前更难。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则显示，从2007年到2010年是美国贫困人口连续攀升的四年，仅在2010年当年，美国的贫困人口就增加了多达260万人;若计入通胀因素，美国普通民众的家庭收入已萎缩到了1996年的水平。2011年只有51%的美国成年人属于中产阶级，远低于1971年61%的比例，而与此同时，最富有阶层的人口比例由1971年的14%上升至2011年的20%，低收入阶层的人口比例也从1971年的25%上升至2011年的29%。
很多美国普通民众指出，在30年前的美国，如果公司老板拿到普通雇员10倍以上的薪水都不好意思回家，因为他们和普通雇员住在同一个社区里，现在很多企业老板和雇员都不住在同一个社区里，他们拿着普通雇员800倍的薪水也不奇怪。很多美国中产阶级父母悲观地认为，子女未来的经济前景会和他们一样糟糕。
美国中产阶级家庭普遍认为，这种局面是政客、银行家和大企业的错。金融过度创新、上市公司丰厚的股权激励、倾向于富有阶层的税收政策、强势利益集团对社会财富分配的绝对话语权等都是造成这种局面的诱因。过低的资本利得税是造成当前美国贫富悬殊拉大的重要原因。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在2012年出版的著作《不平等的代价》中，将美国贫富悬殊拉大和中产阶级利益受损归咎于体制因素，认为是市场投机和政治运作综合作用结果。美国当前的政治体制被强势经济集团绑架，正将美国市场和税收制度朝着有利于富豪利益的方向塑造;这种局面不仅造成美国经济增速下滑、社会动荡增多等显性后果，也造成了更严重的隐形后果，平等竞争的美国国家形象逐渐黯淡，民主制度对民众的关切日益淡漠，国家凝聚力正在下降。
⑷中国香港：公平—中产形成的关键“土壤”，可复制—中产的价值所在
大量形成中产的1970年代，对香港意味着三件事：一是经济进入飞速发展期;二是社会因成立廉政公署日益走向公正、开放和廉洁;三是政府开始推行公屋、义务教育、新市镇等系列民生政策，香港社会日益向现代化转型。
有了“起点公平、机会均等”的社会土壤，中产人士依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路径便具有可复制性，他们会成为社会纷纷效仿的榜样，由此形成全社会努力向上、奋发有为的良性情绪和氛围。
事实上，这种“可依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社会氛围和人生信念，在今天的香港依然很普遍。
成功路径“可复制”，是中产的重要价值所在，有助于整体形成“奋发向上”的氛围，推动社会步入良性轨道。
中产阶级的价值观，往往是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其依靠个人努力改变命运的人生轨迹，具有可效仿性和榜样价值，对于推动一个社会的进步具正面意义。
2.邯郸打造“无择校城市”
⑴兼并校、联盟校，消灭农村薄弱校。邯郸市教育局把城区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成功经验向农村推广，除了“兼并校”之外，还大力推广了“联盟校”。据统计，全市新建立346个农村校联盟，涉及753所学校，400多所相对薄弱的农村学校通过与强校联盟，迅速提高了办学质量。
⑵建“盟县”、结“盟校”，消除跨县择校。2010年，全市共有12个区县结成了6组“盟县”。市教育局专门出台了“盟县”的管理办法和考核标准。规定“盟县”间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每学期召开两次交流会;共同制定“盟县”间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的中长期规划和近期实施方案;建立“盟县指导委员会”共同解决难点问题;组建跨县域的“盟校”;建立跨县域的盟校管理制度，建立统一的学校管理、师资共享、教学质量监测制度，实行校长、教师双向交流，教学计划、管理制度、教研活动、质量考核实行“四统一”。
2009年全国会议后，“盟县”间建立了113组“盟校”，交流教师2400多名、校长50名，使偏僻农村县的140多所学校达到全市最优质学校的办学水平。偏僻农村的孩子享受到了和城里孩子一样的优质教育。广平县农民姚国杰本打算让孩子到邯郸市的汉光学校去读初中，汉光中学与当地的学校结成“盟校”后，他便决定让孩子留下来。他说：“真没想到，在这么偏僻的农村也能上全市最好的学校!”
3.【视频】制度创新破解教师流动难题
“名师都在名校”这一客观存在，是很多城市“择校”潮一浪高过一浪的重要原因。为了从根本上让择校热降温，各地的教育部门积极探索，通过人性化的制度安排，促进名校长、名教师向薄弱学校、农村学校流动。
今年秋季开学，南京市大批校长、教师踏上了新的工作岗位，原来在优质学校做校长的李建华就是其中一位。这学期，他被交流到一所薄弱学校当校长，这所学校80%的学生来自进城务工人员家庭，师资配备比较薄弱，上任伊始，李建华就开始了他的改革。
李校长还开辟了教师培养的双向通道，把学校的老师送出去取经，把名校教师请进来送课，让学校的教学质量很快得到提升。很多家长反映，孩子不仅成绩好了，也变得自信了。
名校教师和校长的合理流动，是南京义务教育均衡配置资源的关键一步棋，今年，南京市还出台政策，明确在同一学校任教满6年、离法定退休年龄在5年以上的教师，在同一所学校任职满两届的校长，都要进行交流。
为了让教师流动能够常态化，不少地方在人事管理制度上大胆创新，突破了教师人事关系固定在学校的束缚，实行“区管校用”的政策。
有了体制保障只是第一步，要让名校长、名教师真正愿意流动，还需要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杨晓霞老师是浙江嘉善一中的“王牌教师”，最开始听说自己要交流到薄弱校嘉善五中，她也有自己的顾虑。
然而，杨老师还是踏踏实实参加了交流。因为嘉善为他们这些交流到薄弱校的老师拿出了一整套的“保障措施”，比如能够优先参加培训，以保证教师的专业成长，名师从城镇学校交流到农村学校去，教师津贴也要提高2倍。
4.美国的教育公平
美国在提高教育质量、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促进教育公平方面所做的努力有目共睹。例如美国政府推出学校选择计划，意图解决贫富分化和教育质量差异。奉行多元的办学模式，为公众提供更多自由选择的空间，兴建了一批诸如磁石学校、特许学校、家庭学校等模式的多样化的学校;向家庭分发教育券以补贴学费，家长可以用教育券来支付学费、课程或其他教育项目，从而把竞争机制引入公立学校体系，通过教育券制度实现公立学校的优胜劣汰，同时也帮助了低收入家庭。这样既向学生提供了教育福利，又使学校有了办学的自主权和积极性，同时还把受教育的选择权交给了学生。
根据美国教育政策中心对联邦政府干预教育历史的分析结果，政府干预基础教育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主要表现在：每个社区的公立学校都向所有学生开放;美国各州建立了比较高的学术标准，以改善教和学，同时，学生选择学术课程的百分比不断提高;学生种族歧视在法律的层面上宣告结束，自此以后，非洲裔美国人的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更多的资源被用于教育低收入的孩子，根据审计总署的统计，就初等和中等教育的资金而言，政府提供给每个低收入学生的额外资助是4.73美元，而州的资助只有62美分;被确定的特殊儿童并给予他们特殊服务的学生的数量不断增加，他们能够参与普通课堂，而这一点在1975年之前是不可想象的，当时并不能满足这些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的需要，尽管许多学生学习上有困难但无人过问，还有大约13%的学生被完全排除在公立学校系统之外。
自政府加强对教育的干预以来，反对的声音一直不断。反对者的意见主要集中在政府干预教育是违宪的，等等，因为联邦宪法中没有教育方面的条款，按照规定，教育是属于州和地方的事务。美国宪法第十条规定：“本宪法未授予合众国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分别由各州或人民保留。”因此，美国形成了地方分权制的传统，州政府和地方学区控制着教育的权力。但是不容否认的是，美国用法案来促进教育公平动机是值得肯定的。政府应该在教育平等问题上承担更多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