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在中国建设古典学学科，既不是出于纯粹“好古”的超然理想，也并非出于文物整理与考据的单纯知识兴趣，既不是出于对西方学科体制的简单照搬，也不是以西方中心论的视野对中国文明多重审视。事实上，从古典学的角度来看待、研究中西人文学问，本质上源于一种中国学人对自身文明复兴的文明意识，这也正是古典学在博雅教育中能够发挥核心角色的关键所在。
古典教育与文教制度
无论中国还是西方的古典时代，国家或者政体都把对美德的寻求作为其主要目的和取向，并体现为以古典教育为核心的文教制度。对于“以德治国”为导向的政体来说，追求德性本身就成为政治的一种超越性目标。从政体取向来说，德性政体将自身理解为一种作为文教制度的国家。德性政体本身意味着对好生活的寻求和塑造，首先是因为国家通过文教实践为人的灵魂打开了一条超越人世的精神通道，而经史经典与古典教育则恰恰为这一精神通道构建了底层的根基和框架。对经典的学习能够将人塑造成精神有力的担纲者，这也正是中西文明无不强调经典在文教制度中具有重要地位的原因。
思想交汇与文明定位
在中西方思想深度交汇的当代文明处境下，古典学将为博雅教育提供辨识思想脉络的明晰视野。原因在于，古典学的学科精神在本质上蕴含着文明体探寻、确立自身思想定位的精神尝试。在长远的文明历程中，中国文明的发展总是伴随着对自身文明传统的梳理与分辨，并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总结与再认识中创新和推进。从《庄子·天下篇》对古典道术源流的总结，到《论六家要旨》对诸子学问的梳理，从《汉书·艺文志》对先秦典籍与学术流派的厘清，到《四库总目提要》对历朝经史著述和思想的系统整理，中国历代古典学者对文明发展中的思想源流的辨识与梳理，早已源源不断地汇入了中华文明的思想经脉。
在此意义上，在当代大学的博雅教育中，深刻理解青年学子在当下文化场域中的智识处境，并帮助其获得精神定位的思想坐标，古典学的学问意识能够发挥难以替代的作用。毕竟，当代中国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若要获得纵深推进，就必须在深入了解西方古典文明根脉的前提下理解西方现代思想的精神变迁。从古典学的视角来说，为了在明辨西学源流的基础上对西方传统进行分辨、筛选和创造性吸纳，客观上要求中国学人将剖析西方思想的思考尺度从“中西之争”深化为“古今之争”。
为学通古今开拓新的人文视野
在此意义上，以“古今之争”的问题意识审断西方传统，对西方文明中差异分明的不同阶段及其各自的精神取向建立起明晰的认识大有裨益。这种认识不仅能够让我们避免不加分辨地混同和吸纳西方思想，也能够使我们免于通过依傍特定西方现代观念的方式重解或者重构自身的文明传统。更为重要的是，这种公允的心态和求真的态度，本身就是中国古典学问以慎思明辨的态度面对不同思想传统时应有的精神取向。从这个角度说，从古典学的视域出发对文明传统的深入理解和准确分辨，也恰恰是中国学人在博雅教育中需要复兴的人文视野。
总结起来，如果将博雅教育放到文明意识复兴的视角来看待，那么可以发现，无论是从心灵质地的培育，还是从精神视野的澄明来看，博雅教育都意味着回归大学人文教育的本质——培养具有文明视野的君子人格。这也正是古典学这门学问从其古典时期便沿承下来的基本精神。事实上，正如《论语》结尾章节的深切教诲所言——“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古典学的研习始于对良好性情质地的体认，拓展于明达通融的精神视野的展开，但最终将上升为对国家与民族事业的文明担当的使命感。由这种古典学视野所推动的博雅教育，因此值得成为大学人文教养的有力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