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最新的理论中最突出的，包括医疗化，社会资本，街坊劣势和健康生活方式理论。每一种理论观点都倾向于采用一种新结构的方法，从而标志着结构实体对健康影响解释的回归。
关键词：健康社会学，近代社会学理论，迪尔凯姆，韦伯，中程理论
作者：威廉·考克海姆(WilliamCockerham)。原文是英文。
美国健康社会学：最新的理论贡献
这篇论文的研究目标是美国健康社会学的最新理论。在美国，这一领域已经从其主要与理论无关的早期名声，转变为一个高度理论化的社会学分支学科。美国主要的社会学院系都进行了大量的理论工作，而健康社会学或医学社会学则发展成为一门分支学科，并通过其与普通社会学共同的理论基础和方法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当代医学社会学有大量丰富的文献，有该分支学科自己特有的理论，其中一些基于社会学的普遍观点，另一些则是其独特的主题。其结果是，美国的健康社会学家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充分地利用社会学理论。
范式的转变
考虑到理论工作被三大传统分类围困的现状，可以假定，说一般社会学的理论发展，特别是健康社会学的理论发展，正陷入困境。这并不准确。问题在于过时的分类，而不在于缺少充满活力的理论或理论化。当然，我们在21世纪头十年看到的是增长和变化。最重要的是，正如我们所注意到的，集中于社会建构的理论是回归社会学本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聚焦于健康社会学理论工作中所谓的“新结构”的扩展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首先，认识到代理导向的理论不能充分解释社会结构对个人或对彼此之间的影响。忽视这些影响的社会行为的解释和理论是不完整的，因为它们忽略了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人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结构。
其次，如今先进的统计技术已经唾手可得，这使得研究人员能够确定连续的或多层次的社会结构对个体健康的单独影响。这不仅包括层次等级模型和类似的技术，还包括生物标记数据的测量，以揭示社会结构变量对生理结果的影响，如适应负荷、炎症或糖皮质激素分泌。分层线性模型（HLM）通过在每一个等级上比较回归方程的变化和变动幅度，同时确定不同等级的结构变量对健康结果的相对影响。与此同时，等级1的个体，等级2的家庭，等级3的街区，以及结构层次中更高层次的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的强度也可以被确定。
根本原因
另一项研究是费兰等人的研究，他们在一项全国性研究中调查了约371000个调查样本的死因数据。这项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和可预防的疾病之间存在着强关联。具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由于能够利用其资源（金钱、知识等）获得延长寿命所需要的东西，因而从可预防的疾病中存活下来的概率明显较高。相反，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人就越有可能死于本可以避免的疾病。研究发现，能否从容利用社会经济资源是死亡率持续有差异的一个关键性因素。Chang和Lauderdale以同样模式所做的另一个全国性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高的人明显更有可能通过使用他汀类药物逆转他们以前的高胆固醇，而社会经济地位低的人此时可能胆固醇就高。
当根本原因理论被简化为最基本的命题时，它表明这样一种观点：由金钱、知识、权力、声望和社会关系组成的资源对保持健康优势至关重要。相反，这些资源的缺乏或短缺会导致不良的健康结果和更早的夭亡。首先，拥有资源的人受可预防疾病的威胁更小，而且通过有能力使用他们的资源取得更积极的效果。收入较低、受教育程度较低和社会地位较低，缺乏这些资源的人不仅面临更大的风险，同时更有可能让风险成为现实，而且还减弱了防止出现负面后果的能力。
医学化
医学化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彼得·康拉德（PeterConrad）的工作，医学化理论在北美和欧洲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医学化”是指“医疗化”，在健康社会学中，医疗化是指非医疗问题（越轨行为、自然生活事件、生活中的问题和身体改善）在不同程度上被重新定义为“医疗化”的过程，医疗行业将对这些问题的管理进行管辖。也就是说，本来身体状况或行为会被定义为罪孽或犯罪，由教会或法律控制，但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疾病，需要通过医疗来控制，就像某些身体差异，如身材矮小，女性乳房小，男性秃顶。因此，我们看到了一种被称为“医疗化”的趋势，以前的非医疗问题被定义为医疗问题并被当作医疗问题来对待，通常是疾病或失调。
社会资本
在研究文献中，社会资本通常被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结构来加以描述，这种社会结构由特定的街区和社区的居民之间有合作精神的关系网络构成。一个人与父母、邻居、社区团体、教堂、俱乐部、志愿服务组织等社会整合的程度，可以客观地测量这个人的社会资本。提供社会资本网络的特征是人际信任、互惠和互助的规范，以及一种支持性的社会氛围。在这种氛围中，人们互相照顾，并以一种归属感进行积极的互动。一直以来，人们都发现，与那些缺乏这种资源的人相比，生活在这种支持性网络中的人拥有更好的健康状况和更长的寿命。在存在严重社会问题（如犯罪、压力、贫民窟）和社会网络崩溃的地区，社会资本的减少或缺失，致使居民健康状况不佳，寿命较短。
林南认为社会资本是对社会关系的一种投资，人们可以用它来缓冲压力和抑郁，而皮埃尔·布尔迪尤认为社会资本是通过个人在社会群体中的成员身份积累起来的一种资源。然而，社会资本不只是个人的财产，它也是社会网络的一个特征，个人从中获得心理和物质上的利益。布迪厄强调网络的资源，罗伯特·帕特南强调网络的凝聚力。帕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一种社区层面的资源，这种资源不仅反映在社会关系中，而且还涉及到社会关系的规范和信任程度。他坚持认为，社会资本对健康值得肯定的影响来自于自尊的增强、支持感、获得群体和组织资源，以及紧张状况下的缓冲能力。在帕特南看来，社会网络是对健康功效最大的决定因素之一。在回顾了几项研究后，他发现，与那些与家人和朋友关系密切的人相比，那些与社会脱节的人死于各种疾病的可能性要高出2到5倍。
社会资本的各种理论，如帕特南、林南和布迪厄的理论，都是迪尔凯姆自杀理论的当代应用。他的社会团结和社会事实的概念仍然适用于说明社会资本是如何保护个人健康的。社会资本理论引起了医学社会学家的兴趣，因为它是一种可以将不平等与健康联系起来的社会机制，或者反过来说，社会资本水平高的街区和社区可以优化人们的健康水平。然而，社会资本研究给出的信息并不是说个人层面的特征不重要或者是应该被社会资本所取代，而是说像社区网络这样的结构变量可以对健康的因果关系产生影响。
街区劣势
健康社会学中一个相对新兴的研究领域是“街区劣势”，它专门研究什么是不健康的城市生活条件。这项研究聚焦的变量不是个人，而是特定的街区，譬如物理环境（包括住房、水和空气的质量），可用的服务（包括银行、警察、消防、环境卫生和医疗卫生），和社会文化因素（包括社交网络、单亲家庭），以上这些因素可能会通过心理压力损害健康或使人暴露在不健康的生活环境中。街区拥有所需要的资源以促进身体健康，或者相反地通过既促进健康又损害健康来伤人。
健康生活方式理论
韦伯的“生活方式”概念与布迪厄的“惯习”概念相结合，成为科克汉姆健康生活方式理论的核心。布迪厄把惯习描述为一种心智结构或有秩序的认知框架，它使个人倾向于遵循一种特定的行为方式，而不是作出与其他人相反的抉择。这些感知是在记忆中通过社会化、经验和现实的阶级环境发展、形成和保持的。虽然选定的行为可能是没有先例的，甚至与规范性的期望相反，但典型的行为选择是与特定的群体、阶级或更大社会的禀性和规范相一致的。因此，尽管人们有能力做出不同的选择，但他们倾向于以可预见的和习惯的方式行事。通过选择性感知，习惯将愿望和期望调整为“可信的类别”，从而为行动的可能性和可能的形式设定界限。
如图所示，考克海姆首先特别列出了“结构变量”，分为四类：(1)阶级，还有(2)年龄，性别，种族／民族，(3)群体（如宗教、亲属关系）和(4)生活条件；其次是“社会化的社会背景和经验的影响”；第三点是“生活选择（能动性）”。以上三类结构变量也共同构成了第四点，“生活机会（结构）”。选择和机会相互作用，促使第五点“采取行动的倾向（惯习）”的形成；这又导致第六点“行为（行动）”；健康行为或行动分为两个方向：第七点，包括饮酒、吸烟、饮食和其他与健康有关的行为；第八点是健康生活方式的模式，通过与惯习的反馈，在对健康生活方式的复制（或修改）中使其结果重现。由此，我们看到古典理论家（韦伯）和当代理论家（布迪厄）的思想结合起来，为的当代结构主义理论装的健康生活方式现象提供了基础。
结论
理论的应用在美国健康社会学中是繁荣的，这一点在最新理论中尤为明显，在解释健康和疾病的社会决定因素时，社会结构重新变得突出。如前所述，这种发展得到了研究方法的实质性帮助，这些方法提供了过去常常不存在或未开发的结构效应的测量方法。在任何社会活动中，结构都需要被考虑进去，而当代医学社会学的下一个发展阶段似乎正是这样做的。虽然经典理论仍然影响着当前健康社会学的一些工作，但是很少有当代的理论“学派”与著名的理论家联系在一起，这似乎是当代理论化的一个特征。否则，明显的趋势是使用“中层范围”的理论，这些理论既适用于健康社会学特定的实质性研究领域，也适用于这一理论发展时期及其相应的方法学进展。如本文所讨论的，这些最新的理论中最突出的，包括根本原因，医疗化，社会资本，街坊劣势和健康生活方式理论。每一种理论观点都倾向于采用一种新结构的方法，从而标志着结构实体对健康影响的解释的回归。（唐钧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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