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雪光美国斯坦福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语言是表达的工具、交流的窗口，思想建构的砖石。广义的语言包括了一切形象和符号（imagesandsymbols）。所以，语言与思想这个题目一直萦绕心头。几年前曾写下“穿行于不同语言间的得、失与转变”的感叹，记录了关于语言在穿行于不同文化之间的角色的观察和感受。近来教学阅读材料中不时碰到“语言与思想”题目，索性将新的联想记录如下。
语言与思想
直观来说，语言表达思想。无法用文字/语言表达出来的思想或情感，像荒原上飘游的茫茫水汽，随风而散，日出而逝，踪迹难寻。我以前写道，这些感受稍纵即逝，或只能以最为原始、只有隐约轮廓的感官体验存在着，静静地遗失在白茫茫一片的记忆大地上。
文字语言对于文科学者来说尤其重要，即使做量化研究也是如此。多年前我在教研究生统计课时也特意强调论文写作的重要性：“写作是你与读者之间的最后障碍。如果写得好，文字是你和读者间的桥梁。但如果写得不好，那么，无论前面的量化分析多么精彩也无法传递给读者。”现在有个说法是，政策落实的“最后一米”，即一项政策抵达接受者的最后环节的重要性。这个说法用来形容文字在作者与读者间关系上意义也很恰当。
在全球化的今天，英语成为通用语言。在世界各地旅行中，不难发现，不同文化的人们大致可以用英语交流。有趣的是，交流中的英文可以听到各种口音混杂、表达和语法相去甚远，甚至只是几个关键词强扭在一起，但仍然词可达意，达到交流的目的，可谓“普通话英语”。从这个角度来看，“地球村”的形容不算太夸张。也可以说，人们使用某种通用语言（普通话英语）的范围大致反映了全球化程度。
政治学家迈克尔·达顿（MichaelDutton）（2002）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念史观察。西方对语言的兴趣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有着宗教的深深渊源。圣经中的巴别塔故事（theTowerofBabel）告诉我们，人类本来只有一个种类，一个语言。因为人类的野心蠢举而导致了上帝惩罚，产生了不同语言和人种，彼此间难以交流。而天主教一统天下局面的坍塌，也来自新教革命，特别印刷术使得圣经得以不同语言在不同文化和区域中广泛扩散。因此，“统一语言”成为回归上帝真谛的重要途径。在历史中寻找统一语言的源头成为神学家孜孜不倦的追求。
许多学者包括达顿提出，近代以来的科学提供了一种新的统一语言，普遍适用于不同文化、区域和领域。在这个意义上，科学成为世界上新的一统机制，为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潮流大发展提供了重要推动力。从批判西方中心文化的思路来看，科学延伸至社会科学，力图通过社科语言强调不同文化背后的共性（社会科学所关心的普遍适用的“机制”、“规律”），与历史上西方神学追求的一统语言有异曲同工之效。
在历史上，语言在国家和民族建构过程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尤其是统一思想、建立共享身份方面。民族国家的一个重要标志即是统一语言，行之所至，交流通畅。
反过来说，语言也是思想的束缚，无法用语言表达出来则无法形成思想，无法成型、无法交流。有多少次因为语言表达无力，而放弃了进一步思考或思想的机会？更不用说，因为语言障碍而无法接触到其他思想，如其他语言的作品，也因此限制了想象的空间。英文中一个说法是，“Thinkaloud”（”大声地思考”）就是试图将不成熟的思想用语言——哪怕是磕磕巴巴、断断续续地——说出来、理清楚，组织起来，试图在语言束缚中突围。
语言表达思想而产生意义。语言束缚思想的另外一个意义是，当我们应用已有的词语、概念去思想，即是用这些工具解析意义，也因此被这些工具所限制，犹如算盘、计算器、计算机等工具各有其应用限制。
从这个角度提出了语言与思想、语言与意义、语言与社会科学的新问题和新视角。
语言与社会现实
社会构建的重要中介是跨主体间意义（intersubjectivity），即人们（主体）通过社会互动而产生的共享意义。共享意义建构了我们的现实世界，塑造了我们的社会行动和相互关系。新制度学派的一个重要论断是，当代社会走向高度制度化，而制度化过程是各种制度安排和符号被人们广为接受（Takenforgranted）的过程。跨主体间意义在这里起到了关键作用。
语言作为象征符号，与思想和现实构建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了。
社会现实与极限经历
我们生活在高度制度化了的当代社会，这意味着我们对社会构建的现实习以为常，已经无意识地束缚在已有的时代意义牢笼中。换言之，我们为特定时代、特定文化茧房所困，无法揪住自己的头发而自拔。语言在编织这个牢笼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我们只能用已经赋予意义的词汇、概念去思考；而且语言有其欺骗性。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掩饰思想。以至于从外在的表达形式中，无法推断出其思想的内在形式，因为外在的表达形式并不是为了展现思想的内在结构而设计的，而是为了完全不同的目的。”
幸而，人们尚有偶然机会、借助他力突破之。福柯有一个观点，人们通过“极限经历”（“limitexperience”），包括身体和思想的transgression（越轨行为），才有可能突破思想牢笼，跳出时代思维的局限。这是因为这些有“极限经历”的人们，游荡在在思想笼罩的边缘，行走在”清醒”与“疯癫”之间，更有可能跳出“广为接受”的意义茧房之困，得到拨云见日的新鲜感受。这个思路在加里·古廷（GaryGutting）（2019）有精彩的表述。读到这个说法，心头一震，脑海里浮现出一系列联想。
我想起一位咖啡友说起的经历，他和伙伴们在年轻时代通过吸用化学药物产生幻觉，以便创作音乐。想来这种幻觉使得人们超出熟视无睹的现实，带来新的体验感受，有利于艺术创造。
鲁迅借用《狂人日记》中的“狂人”之口，突破那个时代中封建礼教文化对国民思想的控制，呼喊出“吃人”和“救救孩子”的声音。
还有那些“疯癫”主人公和超现实的写作，《卡拉马佐夫兄弟》、《动物农场》、《百年孤独》、《洛丽塔》、《生死疲劳》，等等……
进而想到，在今天，AI大语言模型的意义是怎样的呢？例如，上文中舒茨的引文就是我将他著作英文版的一段输入ChatGPT翻译而来的结果。AI的翻译省却了我以前经历的苦苦思索、搞清楚原文意思、斟酌中文合适词句的精力和功夫，也因此停止了这方面的思考和体验。当我们把语言、以及各种象征符号生产让位于AI算法，我们如何构建思想呢？社会如何构建现实呢？是不是如福柯所愿，我们仍然可以通过语言来超越或突破主观和跨主体间意义的束缚呢？
在写下这篇感想，通过这个过程来记录、整理、澄清自己的想法时，突然领悟到，阅读这些与自己研究相去甚远、思路新奇近似“疯癫”的各种想法说法，无意间不也是在寻找一种“极限经历”，一种突破思想束缚的尝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