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些论述中，詹明信依然坚持一种激进的、革命的立场。他将“后马克思主义”的出现以及其所宣称的马克思主义“危机”或“死亡”，理解为资本主义新一轮重组和扩张在意识形态的表现；他指出反乌托邦焦虑的蔓延是由于“对变革的希望已被对损失的恐惧所取代”，因此要在文化诊断和治疗中解决这种乌托邦焦虑，重新激发起人们对不同于资本主义的另一个世界的想象；他肯定了革命性暴力的必要性，指出一场变革运动如果“不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那么它就不一定伴随着暴力”，但是如果它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那么以前在二元对立中占主导地位的一方就必然会诉诸暴力反抗”，因此暴力是“真正的社会革命进程正在进行的外在标志或明显征兆”；他客观分析了苏联解体的原因，指出苏联的崩溃是因为它在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背景下，盲目地“进入了一个它无法生存的环境”；他分析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与日俱增的重要性，指出”当对社会的结构性认知受到阻碍时，道德化政治就会发展起来”，因此今天宗教势力和种族主义与日俱增的影响“可以理解为对社会主义失败的愤怒”，他们“绝望地盲目试图用新的动机来填补这一真空”。
第一个主题
“后马克思主义”经常出现在资本主义本身发生结构性蜕变的时刻。
马克思主义是关于资本主义的科学，或者换一种更好的表述，为了同时赋予这两个词以深度，它是关于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科学。这一方面意味着，在宣布资本主义和市场取得最终胜利的同时庆祝“马克思主义之死”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后者似乎预示着前者将有一个安全的未来——撇开资本主义和市场的胜利究竟有多“彻底”的问题不谈。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矛盾”并非某种以无形的内部消解的形式进行的，而是相对有规律的，至少可以在事后被理论化。例如，在资本主义的任何特定时刻，它所控制的空间最终都会因它在技术上有能力生产的商品而变得过度饱和。这种危机是系统性的。
然而，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种制度或生产方式，它还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出现的最具弹性和适应性的生产方式，并曾克服过这种周期性危机。资本主义通过两种基本战略实现了这一目标：一是体系的扩张，二是生产全新类型的商品。
生产全新类型的商品。克服系统性危机的第二个条件是：求助于技术创新甚至“革命”。欧内斯特·曼德尔将这些变革与刚才描述的阶段相吻合：民族资本主义时期的蒸汽技术；帝国主义时期的电力和内燃机；我们现在所处的跨国资本主义和全球化时期的原子能和控制论，一些人将其称为后现代性。这些技术既生产新型商品，又有助于开辟新的世界空间，从而“缩小”全球范围，并按照新的规模重组资本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用信息或控制论来描述晚期资本主义是恰当的（在文化上也很有启发性），但需要与经济动力重新结合起来，因为从修辞、智力和意识形态上来说，它们往往很容易与经济动力割裂开来。
如果接受这种资本主义时期划分的总体思路，就会立即发现，各种“后马克思主义”（特别上世纪初的伯恩斯坦主义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后结构主义），他们所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危机”或“死亡”，恰恰是与资本主义重组和大范围扩张的时刻同时出现的。紧随其后的是各种更现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程——比如我们这个时代的后现代马克思主义，试图将其传统的研究对象——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新的特征理论化。
第二个主题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自由愿景——摆脱不必要的、可避免的经济和物质束缚的自由，集体实践的自由，在我们这个时代同时受到两个意识形态层面的威胁：一个是“话语斗争”（用斯图尔特·霍尔的话来说），即与世界范围内的撒切尔主义关于市场体系的论争；另一个是更深层次的反乌托邦焦虑和对变革的恐惧。这两个层面显然相互暗示，因为市场理论预设了一套关于人性的观点，而反乌托邦主义则以更具启示性和自由性的方式演绎了这套观点。
话语斗争（相对于赤裸裸的意识形态冲突而言）的成功之道在于抹杀其替代方案的价值，并使一系列主题变得难以提及。它以碎片化、天真、物质利益、“经验”、政治恐惧和历史教训为“依据”，将国有化、监管、赤字支出、凯恩斯主义、计划、民族工业保护、安全网以及最终的福利国家本身等曾经严肃的可能性坚决去合法化。将最后一种情况与社会主义相提并论，使得市场言论获得了双重胜利，既战胜了自由派（在美国的用法是“新政自由派”），也战胜了左派。因此，左派如今被置于必须为大政府和福利国家辩护的境地，而左派在批判社会民主方面的精致而复杂的传统，使其在没有辩证地理解历史的情况下很难做到这一点。尤其是，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历史形势的变化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和战略对策。但这也要求我们与所谓的历史终结——即后现代基本的非历史性进行接触。
第三个主题
但是，这种观点反过来又以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概念“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即革命本身采取立场为前提。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后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武库中的主要展品，正是这一概念非现实性。然而，要捍卫这一概念，我们需要做一些前期准备：特别是，我们需要放弃一切暗示革命是一个预期的时刻而非一个精细复杂的过程的“图标学”。例如，我们在各种历史革命中最珍视的许多标志性形象，如攻占冬宫和网球场宣誓，都需要搁置一边。
社会革命不是一瞬间的事，但它可以从现存系统变革的必要性角度得到肯定，在这个现存系统中，万事万物紧密相连，相互关联。这样的系统要求一种绝对的系统性变革，而不是零敲碎打的“改良”，因为“改良”是贬义上的“乌托邦”，即虚幻的、不可行的。这就是说，这种制度要求在意识形态上有一种激进的社会愿景来替代现有的社会秩序，在当前的话语斗争状态下，这种愿景不再是理所当然的或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而是需要重塑的。宗教原教旨主义（无论是伊斯兰教、基督教还是印度教）声称要为消费主义和“美国生活方式”提供一种激进的替代方案，只有在传统的左翼替代方案，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革命传统突然显得不可用时，这种宗教原教旨主义才会大行其道。
我们必须把革命想象成一种过程，一种对现存系统进行破坏的东西，想象成一系列的要求，这些要求可以由一个预期的或政治的事件触发，如左翼在选举斗争中的胜利或殖民权威的瓦解，但随后会以越来越广泛的民众参与和激进化的形式出现。这些新的民众诉求从迄今为止一直沉默和贫困的民众中不断涌现，甚至使表面上左翼的政府也变得激进起来，并迫使国家进行更具决定性的改革。于是，国家（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世界也是如此）以经典的方式极速分化对立，每个人都必须站队，无论多么不情愿。暴力问题随之而来：如果这一进程不是一场真正的社会革命，那么它就不一定伴随着暴力。但是，如果它是社会革命，那么以前在二元对立中占主导地位的一方就必然会诉诸暴力反抗，那么，仅从这个意义上说，暴力（无论多么不可取）就是真正的社会革命进程正在进行的外在标志或明显征兆。
因此，这里提出的更基本的问题不是革命的概念是否仍然可行，而是民族国家自治的概念。我们必须要问的是，在当今的世界体系中，是否有可能让一体化的任何部分脱钩、脱节（用萨米·阿明的话说），然后追求一种不同的社会发展模式和一种截然不同的集体工程。
第四个主题
苏联的解体不是因为共产主义的失败，而是因为共产主义的成功——只要我们像西方一般意义上理解的那样，将共产主义的成功理解为仅仅是一种现代化战略。因为即使在十五年前，人们也认为苏联正是通过快速现代化才赶上了西方（我们几乎已经不记得这种官方的令人焦虑的观点了）。
还必须强调的是，效率、生产率和财政偿付能力等范畴是一种比较性的范畴，也就是说，它们的后果只有在几个不平等现象相互竞争的领域中才会发挥作用。只有在老式机器和老式设备进入其势力范围，从而受到竞争挑战时，生产率较高的技术才会淘汰老式机器和老式设备。
这就引出了第三点，即苏联“变得”效率低下，并在试图融入一个正从现代化阶段向后现代阶段过渡的世界体系时崩溃了。在文化动机（消费主义、更新的信息技术等）的驱使下，在精心策划的军事技术竞争的吸引下，在债务的诱饵下，在不断强化的商业共存形式下，苏联社会进入了一个它无法生存的环境。可以说，苏联及其卫星国一直就像在意识形态和社会经济的球形穹顶下一样，被孤立在自己特定的压力区内，现在却开始轻率地在没有准备好宇航服的情况下打开气闸，从而使自己及其机构受到外部世界特有的无限强烈的压力。其结果可想而知。就像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巨大的爆炸压力对附近脆弱的结构所造成的影响一样；或者就像海底水压对为上层空气而进化的无保护生物所造成的怪异和变形的影响一样。事实上，这一结果证实了沃勒斯坦的先见之明，即苏联集团尽管重要，但它并不构成资本主义制度的替代制度，而只是资本主义制度中的一个反制度空间或区域，这个空间或区域现在显然已被炸毁，只有少数幸存的小块区域还能继续进行各种社会主义试验。
第五个主题
在当前的晚期资本主义体系中，在后现代性中，在曼德尔的第三阶段信息化或跨国资本主义中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政治运动以及思想和理论抵抗的形式），必然有别于在现代时期、第二阶段、帝国主义时代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它们与全球化的关系截然不同，而且，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相比，它们似乎更具文化特征，从根本上取决于迄今为止被称为商品物化和消费主义的现象。
文化对政治和经济的重要性与日俱增，并不是这些领域趋于分离或分化的结果，而是商品化本身更加普遍的饱和与渗透的结果。商品化已在文化领域的大片土地上占据了一席之地，而这些土地迄今为止一直受到文化的庇护，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与商品的逻辑是不一致的。今天，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商业，其结果是，过去被认为是专门的经济和商业活动的大部分也成为了文化活动。在这一表征下，所谓的图像社会或消费主义的各种诊断都需要归入其中。
从更广泛的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在这种分析中具有理论优势，即它的商品化概念是结构性的、非道德化的概念。道德激情会产生政治行动，但只是最短暂的政治行动，很快就会被吸收和重新整合，而且很少会与其他运动共享其具体问题和主题——但只有通过这种融合和构建，政治运动才能发展壮大。事实上，我很想反过来说，当对社会的结构性认知受到阻碍时，道德化政治就会发展起来。今天，宗教和种族的影响可以理解为对社会主义失败的愤怒，以及绝望地盲目试图用新的动机来填补这一真空。
至于消费主义，很多人希望它被证明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因为人类社会有必要经历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消费主义，哪怕只是为了更自觉地选择某种根本不同的东西来取代它。但是，对于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来说，对消费主义的沉迷在客观上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样看来，20世纪60年代激进理论的前瞻性诊断，即“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种革命性的力量，因为它产生了新的需求和欲望，而这种需求和欲望是资本主义无法满足的”，现在有可能在全球规模的新的世界体系中得到实现。
在理论层面上，我们可以认为，目前亟待解决的长期结构性失业、金融投机和资本流动失控、图像社会等问题，都是在所谓的缺乏内容、抽象性（而不是另一个时代所谓的“异化”范畴）层面上深刻关联的。当我们再次讨论全球化和信息化问题时，辩证法中更矛盾的层面就出现了。当新的世界网络（左翼、商界或右翼）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可能性，与当今世界体系中自主性的丧失（任何国家或地区都不可能实现自身的自治，或与世界市场脱钩）一起出现时，就会出现一种看似难以摆脱的顽固困境。知识分子不可能仅凭某种思想就找到穿过这一困境的方法。正是现实中结构性矛盾的成熟产生了对新的可能性的曙光预期：然而，我们至少可以像黑格尔所说的那样，通过“紧紧抓住消极的东西”来保持这种困境的活力，通过保持这种活力来期待某种新的东西出人意料地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