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入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国际局势越来越复杂，形势越来越严峻。特别是特朗普政府挑起的中美经贸冲突刚刚达成第一阶段协议，新冠肺炎疫情又接踵而至，美国借疫情进一步强化了对中国的打压和遏制，包括诱使甚至逼迫其盟友一道“切割”与中国的经济联系。后疫情时代的国际局势如何演进，更充满多角度、多层面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如何准确评估和有效把控越来越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并在此基础上采取切实可行的战略应对，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重大课题。
习近平在2017年底召开的驻外使节工作会议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做好新时代外交工作，首先要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放眼世界，我们面对的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世界多极化加速发展，国际格局日趋均衡，国际潮流大势不可逆转。”经济外交是中国外交大局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做好新时代外交工作”，自然也应包括做好新时代经济外交工作，从而也必须“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必须正确认识世界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关于世界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及其总体态势与主要趋向，各界迄今尚未完全达成共识，但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快速崛起、大国实力对比关系发生显著变化、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全面变革以及区域合作格局正在加速调整等四大层面，看法似应基本一致。本文即拟从这四大层面展开讨论，重点分析世界百年变局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产生何种影响，提出何种要求，以及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如何顺势而为、因势利导、乘势而上。不当之处，恳请学界批评指正。
一、体现新兴市场国家群体崛起
习近平在谈到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首先指出的是“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快速发展”。2019年9月国务院新闻办发布的《新时代的中国与世界》白皮书也明确指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最大变化，就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那么，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群体崛起的实际态势如何？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的影响怎样？如何应对？这些应是首先探讨的议题。
（一）增长优势促成地位快速攀升
（二）新兴大国发挥关键引领作用
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庞大群体中，大国因其实力和地位更具影响力，在整体崛起的进程中发挥了关键的引领和主导作用。因此，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快速崛起，也突出表现为新兴大国实力显著增强，地位快速提升。如将金砖五国（BRICS5）作为新兴大国的代表，与代表西方发达国家的G7进行比较，可清楚看出新兴大国经济实力快速增强与全球地位快速提升的显著态势。如表-2所示，从2000年到2019年，金砖五国的GDP总量由27615亿美元增至209195亿美元，增长6.57倍，G7的GDP总量由219960亿美元增至396275亿美元，仅增长80.16%，新兴市场大国的增长幅度是G7的8.21倍。同期，金砖五国占全球GDP总量的比重也由8.16%升至24.16%，上升16个百分点，而G7所占比重则由64.96%降至45.76%，下降19.2个百分点。金砖五国相当于G7的比重，由2000年的12.56%升至2019年的52.79%，不到20年间上升了40.23个百分点。
（三）坚持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
（四）发挥发展中大国的引领作用
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整体快速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国带动和引领的。未来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能否继续保持这一势头，发展趋势与前景如何，在很大程度上也要靠中国来带动和引领。2000—2019年，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总量增长了4.9倍，而中国则增长了10.6倍，是整体平均增幅的2.4倍。同期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占全球经济总量比重提升19.3个百分点，其中有12.7个百分点是由中国贡献的，贡献率高达65.8%，中国在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经济总量中占比也由17.2%提升至40.6%。据此，在“中国是发展中国家的身份定位”之上，还必须坚持“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一同样重要的身份定位。因此，新时代的中国不仅要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还必须站到广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前列，担当大国责任，代表广大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说话。这也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使命和义务。
伴随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快速崛起，其在全球治理体系中的权益理应得到体现，诉求理应得到满足，在重要国际机构和国际组织中的代表性与话语权需要相应增大。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外交必须坚持发挥发展中大国的引领作用，努力团结广大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争取提升在全球治理体系与重要国际机构中的代表性与话语权。对此，中国决策层早已形成明确共识。在2014年11月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即明确要求，“要切实推进多边外交，推动国际体系和全球治理改革，增加我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话语权。”在翌年9月的联合国发展峰会上，习近平又向国际社会明确宣示：“中国将继续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站在一起，坚定支持增加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中国在联合国的一票永远属于发展中国家。”
充分发挥发展中大国的引领作用，应重点利用好金砖国家与G20两大国际协调机制。在2019年11月14日金砖国家领导人巴西利亚会晤公开会议上，习近平再次强调：“金砖国家应该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积极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要坚决反对保护主义，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提升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发言权和影响力。要推动将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核心位置，坚定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应对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实现经济、社会、环境各领域协同发展。”
（五）拓展发展中世界的合作空间
二、反映大国实力对比显著变化
当今世界依然是大国主导的世界，世界百年变局的另一突出表现和重要趋向，是大国实力对比关系正在发生显著变化。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外交必须充分反映这一变化。
（一）大国实力对比的演变态势
（二）中国经济外交的大国特色
大国实力对比关系如此显著的变化，促使步入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外交必然越来越体现“大国特色”：一是能力空前增强。伴随经济实力、综合国力尤其是战略资源日趋雄厚，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话语权快速提升，经济外交可以获得空前广阔的施展空间，从双边、区域、多边等多个层面，以及贸易、投资、援助等多个领域，为开放型中国和世界经济的发展和稳定，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更加强劲的动力。二是责任空前增大。大国必然要有与其实力和地位相称的大国担当，国际社会也必然对大国提出更高的要求和期望，必然要求其提供更多的国际公共产品，对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完善作出更大贡献，在经济合作、发展援助、环境保护等方面承担更大责任。三是压力空前加重。作为实力快速增强、地位显著提升的新兴大国，必然要面对来自传统大国的战略竞争/遏制压力，这一压力首先来自美国。如何化解来自美国的战略竞争/遏制压力，应对目前的中美经贸冲突和美国操纵的经济“切割”或“脱钩”风险，这是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最大压力和挑战，必须集中全力应对。
关于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的大国特色，或曰新时代中国推行的大国经济外交，既有研究已取得不少重要成果，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大国经济外交不同于一般经济外交，其将首要战略目标确定为“通过影响、修正和制定国际规则来塑造有利于本国的世界秩序”，“大国常常通过经济外交手段来塑造有利于自身的全球经济治理制度和规则体系”，“大国经济外交，是大国以权势转移、塑造世界秩序为首要目标的经济外交，其主要特征是拥有大国实力、大国意愿和大国影响。”但由此必然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世界秩序是一体的，而所有大国尤其是传统守成大国与新兴崛起大国都将经济外交的首要战略目标确定为如何将其塑造得对自身更加有利，这必然引发大国之间的战略冲突。新时代的中国要推行大国经济外交，必然也要面对这一重大问题。
（三）大国经济外交的中国特色
（四）均衡发展大国经济外交
（五）全力应对中美经贸冲突
新一轮中美经贸冲突发端于特朗普政府挑起的对华贸易制裁。之后双方围绕经贸问题开始谈判，历经一系列波折，于2020年初达成第一阶段协议，新冠肺炎疫情又接踵而至，美方借疫情进一步加大了对中国的打压和遏制，不仅要求美国企业撤出中国，还联合甚至逼迫其盟友一道与中国经济“脱钩”。目前中美战略冲突正在波及中国所有“核心利益”领域，包括涉台、涉港、涉疆、涉藏，中美经贸关系也因此遭受严重冲击。按中方统计，2019年在中国外贸总体正增长的同时，对美贸易却急剧下降12.5%，占比也从19.2%降到了16.8%。按美方统计，2019年其自华进口和对华出口也分别减少16.2%和11.3%。由于中美分别为全球第二和第一大经济体，双方战略冲突必然超越双边关系，产生重大的全球和地区影响。如何缓解中美经贸冲突、稳定中美经贸关系，是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外交必须全力应对的首要课题。
三、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全面变革
全面变革和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既是世界百年变局的客观需要，也是这一变局的重要变量。在世界百年变局与全球治理变革之间，越来越形成高度互动关系。面对世界百年变局，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外交必须在全球治理体系的全面变革中发挥更大作用，作出更大贡献。
（一）全球治理赤字日趋严重
在2019年3月26日于巴黎举行的中法全球治理论坛上，习近平明确指出，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存在四大赤字，而治理赤字则位列四大赤字之首。他呼吁国际社会要“坚持公正合理，破解治理赤字”，并明确提出了治理赤字的主要表现和应对主张。在国内，习近平也于2015年和2016年两次主持有关全球治理的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并就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发表了重要讲话。全球治理赤字形成并日趋严重的主要背景，是新一轮全球化的全面展开和快速推进对全球治理提出了更加强烈的需求。而在供给方面，以往承担全球治理主要职能的国际组织和多边机制却深陷困境，越来越难以满足这种需求，产生了越来越“供不应求”的严重赤字。如在经济全球化与全球经济治理层面，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国际贸易投资规模迅速扩大、领域不断拓展、业态全面创新、程序日趋繁杂，亟待调整、完善和强化全球贸易投资治理体系，而承担全球贸易投资治理主要职责的世界贸易组织却因谈判进展迟缓、重要机制停摆而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此外，“全球热点问题此起彼伏、持续不断，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难民危机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保护主义、单边主义抬头”，都是全球治理赤字日趋严重的重要表现。
（二）大国主导全球治理体系
实际上，美国在大国实力对比中优势相对弱化，其在提供国际公共物品和主导国际体系、国际秩序层面能力和意愿的退化，在20世纪70年代初的“尼克松冲击”及后来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中即已显现出来，因而美国不得不邀请和要求其他西方大国在其主导下共同承担全球治理任务。这成为1975年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日本和意大利组成“六国集团”（G6），翌年加拿大加入变为“七国集团”（G7）的主要背景。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发生的重大变化，是新启动的二十国集团（G20）越来越成为最重要的国际经济协调机制和全球多边治理平台，也反映了上述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国家的整体快速崛起，国际经济协调与全球多边治理越来越需要新兴市场与发展中大国参与。
（三）从美国主导到中国主张
大国实力对比关系显著变化可以从两大层面来观察：一是大国个体之间的实力对比关系，尤其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美国与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之间的实力对比关系；另一是大国集团之间的实力对比关系，尤其是传统发达大国集团G7与新兴市场大国BRICS5之间的实力对比关系。而无论从哪个层面观察，中国实力显著增强和地位快速提升都是最重要的变化。因此，在美国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陷入困境、其自身也在“退群”甚至“破坏”这一体系时，中国作为快速崛起的新兴大国，理所应当承担起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任。这显然也是世界百年变局对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外交提出的新要求、赋予的新使命。
为有效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尤其是全球经济治理机制全面变革，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外交必须从多个重要层面付出努力。一是主动实现身份转换。改革开放之前，中国总体上游离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之外，或完全被边缘化。改革开放之后很长时期，中国也只是在被动顺应全球经济治理的既定规则和既有秩序，如1986年提出“复关”申请，之后又变为“入世”请求，始终是在接受国际社会的审查，满足既有国际体系的要求。而在步入新时代之后，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货物贸易国和外汇储备国、最大的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大国，越来越有必要和可能转换身份，从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的被动顺应者，转变为主动参与者和积极引领者。
二是明确理念和原则。十九大已将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作为中国外交的最高目标，引领全球治理体系的全面变革也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中国领导人在许多重要国际场合反复强调，必须确立和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在中法全球治理论坛上，习近平明确指出，“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全球事务由各国人民商量着办，积极推进全球治理规则民主化。我们要继续高举联合国这面多边主义旗帜，充分发挥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二十国集团、欧盟等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的建设性作用，共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政府或其主管部门也分别就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重要全球治理机构的改革提出了明确立场和原则。
四、推动区域合作格局加速调整
区域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表现，区域合作机制与多边治理机制一样，都是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世界百年变局下出现的另一重要变化，是区域合作格局加速调整。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外交要顺应、引领这一变化。
（一）从多边机制到区域合作
20世纪90年代后，经济全球化对全球经济治理的需求空前增强，而以往承担全球治理主要功能的多边治理机制却深陷困境，在此背景下各种形式的区域合作框架开始蓬勃兴起、快速发展，成为填补多边治理机制失灵造成的治理空白的主要方式。从多边机制到区域合作，是20世纪90年代后全球治理体系演变的重要趋向，也是世界百年变局的重要变量。如图-1所示，向WTO申报的区域贸易安排（RTA）件数，在1955—1959五年间只有4件，之后虽有增长，直到1985—1989五年间仍只有105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快速增加，1990—1994年153件，1995—1999年314件，到2015—2019年更达1506件，每年平均高达300件。
（二）区域合作形成三极格局
（三）欧美区域合作遭遇反动
（四）东亚区域合作后来居上
（五）中国引领东亚再创奇迹
东亚地区曾经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形成了一整套经济发展的“东亚模式”。在欧美的区域合作进程遭遇反动、合作模式暴露内在矛盾和缺陷、难以继续发挥示范作用的背景下，东亚区域合作正在积极探索适合自身特点和时代特征的新路径和新模式。
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新时代，适逢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深度交融、强烈互动，其影响之深、波及之广、射程之远，使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面临的内外局势发生深广变化，机遇前所未有，挑战空前严峻。综上所述，本文主要讨论了世界百年变局对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产生的影响、提出的要求和可行的应对，显然主要侧重于外部国际局势。在此还有必要从国内局势变化的视角稍作补充，重点说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对中国经济外交产生何种影响、提出何种要求。习近平在2017年底驻外使节会上关于如何做好新时代外交工作的讲话，在指出“正确认识当今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之前，也要求“首先要深刻领会党的十九大精神”。十九大精神集中反映在十九大报告中，与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的直接关联，集中体现在如下三大层面。
经济新体系引导中国经济外交新趋势。经济外交直接关涉经济与外交两大领域。关于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十九大报告的主要精神是“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为此主要提出六个层面的新要求，其中与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外交联系最直接、最密切的是其第六个层面——“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也即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外交必须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从而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服务。因而，新时代的中国经济外交应主要展现如下新趋势：第一，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高质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并将其置于重点和统领地位；第二，以“引进来”与“走出去”并重为原则，推动形成双向均衡发展的投资格局，尤其要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开山辟路、保驾护航；第三，以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为原则，推动形成区域开放新布局，尤其要为西北沿边与内陆扩大开放拓宽渠道、畅通道路；第四，以促进口与稳出口并重为原则，助力推进贸易强国建设；第五，以全面扩大开放为原则，积极参与和引领全球经济治理，全面推进和引导区域经济合作；第六，以创新对外贸易投资方式为原则，为加快培育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服务。
外交新布局指导中国经济外交新走向。关于新时代的中国外交新布局，十九大报告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其主要精神指导着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的发展方向和总体走向。第一，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繁荣的世界，其核心是“要同舟共济，促进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这将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的主要目标和发展方向。第二，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包括新型国际经济关系，其关键是实现合作共赢，这将成为新时代中国经济外交的指导思想和基本遵循。第三，夯实全球伙伴关系的经济基础。为此要推进大国政策协调合作，缓解经贸摩擦，避免经贸冲突。要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方针深化周边经贸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合作。第四，助推新时代对外开放，为拓展和稳定对外经济关系、促进“一带一路”建设、支持多边贸易体制、推动区域经贸合作提供切实有效的外交支撑。第五，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参与和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建设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