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示】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
一、完成现代化转型需要速度基础上的高质量
从1978至2008年30年年均增速GDP高达9.8%，至2018年40年平均增速也在9%以上。2021年GDP总量达到114万亿人民币，17.5万亿美元，人均1.25万美元，接近达到世界银行划定的高收入门槛。按照十九届五中全会确定的现代化两步走战略，至2035和2050年，我国GDP还需要两个翻番（达到人均2.5-5万美元，不计币值变化和发达国家标准变化【当前标准3万美元】），也就是在未来30年间，年均GDP增速仍需稳定在5%左右。达成这样的目标，肯定不会轻松。
从世界各主要经济体尤其是从二战废墟中崛起的亚洲若干经济体发展的经验看，发展的共同轨迹是初期高速增长，达到一定高度后会逐级下台阶，进入发达状态后，就会稳定在某一较低水平上。原因是一个国家的发展是从贫穷到富裕、从不发达到发达、从传统到现代的过程，是一个国家从经济到社会再到文化整体转换的过程。在发展的初期阶段，经济可以不触动原有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结构，在既有的秩序中单兵独进，但进入特定阶段后，就必定会触动既有的经济社会文化结构，要求其随经济增长一起变动，实现现代化转型，这就会使发展变得及其复杂，矛盾冲突增多，增长速度自然也就放慢下来。
中国也不例外，我们大概从2008年经历全球金融危机冲击后进入这种阶段，这也是自那时以来，经济增长速度从10%以上逐级下台阶到2019年的6%左右的原因。2020年的2.3%是疫情冲击的非正常状态，2021年的8.1%也是疫情控制以后低基数基础上的非正常状态，两年平均5.1%，虽然也可以认为是低于正常状态的数据，但从仍在下降通道的长期趋势看，未来要大幅度跃升也很难。现在看，2022年确定的5.5%增速也是个客观但并不保守的指标。因为中国经济尚未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判断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中摆脱出来，又遇到了俄乌冲突这样具有更大不确定性的复杂局面，在深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状态下，必定会对我们今年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带来更多的困难。
也就是说，我们面临质量和速度双重压力，要在保持较高增长速度的前提下实现高质量发展。
兼顾速度的高质量发展，是经济持续中高速增长和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基础上实现的发展。这是从现代化规律认知得出的判断，也大体符合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要求。其中的核心因素包括：
1、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转向主要依靠要素效率提升，也就是技术进步。与此相应的概念包括外延增长转向内涵增长、资源依赖转向技术依赖、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效率标准由单要素生产率转向全要素生产率（TFP，主要靠技术进步）；
2、经济结构持续优化升级。随着效率提升和总量增长，既定的存量结构会无法容纳大量产能，过剩产能必定向新领域释放，产业和产品链条持续拉长，消费需求结构也会持续拓展。效率提升、总量增长需要结构持续优化升级支撑；
3、全方位深度开放，畅通内外循环。开放程度越高，市场空间越大，既定存量下随效率提升和总量增长带来的产能释放空间越大，越能在既定存量结构下实现更大规模的增长；
4、市场化程度提升，也就是市场主体规模扩大和自主权增加。因为市场主体按照自己意愿和利益目标进行的决策和采取的行动效率更高；
5、共享成果，缩小社会成员收入差距。共享成果不仅是公平正义的需要，更是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条件。因为收入差别越小，中等收入群体越大，吸收过剩产能的能力越强，既定存量结构下实现经济增长的空间越大；
6、低碳绿色。既是破解有限资源约束实现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也是破解环境压力和约束，满足居民生存舒适感和幸福感，真正实现以人为本发展的需要。
这大体上也是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所要求的内容。
衡量高质量发展的指标体系，也应该由技术进步和全要素生产率、经济结构优化度、开放度、市场化程度、衡量社会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碳排放强度等构成。
当然，上述六点只是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角度说的，这是实现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前提，同时，实现社会高质量发展也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社会高质量发展包括教育、医疗、养老社保水平持续提升，居民素质、社会责任意识提升，社会组织架构及政府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升等等，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综合衡量指标体系也应该把这些元素纳入进去。这非本人所长，就不赘述了。
三、实现高质量发展需要解决的若干重点问题
1、深化政府创新体制改革和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
目前的制度设计看起来像是创新投入政府主导，不仅创新规划和方向选择依赖政府，资源分配也依赖政府——比如以重点项目、重点研究机构、重点大学、重点实验室和重点工程技术中心等名义分配资源，主要的创新型人才也都集中在体制内政府所属事业单位，由政府财政供养。虽然也有税前加计扣除、鼓励企业招才引智等支撑政策，但企业可用创新资源有限，企业创新主体地位确立还有很多制度上的障碍。从体制内来说，障碍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对体制内机构中创新人才自由流动和兼职政策还存在诸多限制；二是政府项目资金使用限制过多，尤其是劳务支出限制过多。
2、税制整体改革基础上开征房地产税
3、真正落实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
民营企业天然是市场经济主体，按照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其决定性作用的制度设计，民营经济发展壮大自然是内在要求，我们也一直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理念，大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但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民营经济独立发展的空间似乎始终受到挤压，发展积极性和潜力释放始终有所抑制。比如金融资源民营企业易得性低，且财务成本高，能源资源及基础设施建设领域民营企业进入仍然障碍很多，等等。前两年我们在河南某民营经济发展比较好的一个市县调研时，当地领导告诉我们，民营企业家有三种类型和三种心态，一是想洗手不干，二是被动维持，三是小步慢走。这从民营经济投资增速放缓等宏观统计指标中也能反映出来。
民营经济积极性受挫的一个负效应是政府在经济发展中被动冲锋，在民营经济投资放缓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就拼命挖掘政府投资潜力，持续加大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投资力度，造成这些领域投资过度，从而进一步挤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空间。也是在上述市县域考察时，地方政府领导告诉我们，他们的主要工作是努力寻找可以政府投资的项目。
4、拆除制度壁垒，畅通内循环
畅通内循环，不仅是接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问题，更重要的是制度互联互通问题。这又两个层面，一是城乡之间，二是区域之间。由于计划经济提质的遗存，以及现代化过程中公共产品分层供给体制的不完善，到目前为止，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仍然存在着严重的壁垒，阻碍着要素的自由流动和资源的优化配置。
城乡之间的问题主要源于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就业转移和乡村人口大规模城镇化迁徙。派生出来的问题，一是进城非农就业转移青壮年劳动力与未能同步迁徙的家庭分离，造成人户分离及留守老人儿童问题，以及城市非户籍常住人口公共产品差异化供给问题；二是农业规模化市场化现代化趋势和使用权碎片化家庭占有问题，造成流转不畅和租佃制经营和成本居高不下问题；三是农村人口空心化和建筑空间不断拓展造成的重复建设浪费问题。这些现象的背后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制与用途和使用权重新配置需要之间的矛盾，突出表现是城乡之间要素不能双向流动，农民进城受到鼓励，城里人下乡受到限制。
四、几点政策建议
1、改进项目资金管理和放宽兼职限制
一是放松科研项目立项机构对项目承担人研究过程和研究资金使用的控制和限制，项目承担人在对结果负责的前提下，允许其资助使用项目资金，允许其用项目资金发放劳务费，甚至雇佣者工资；
二是高等院校、科研机构等体制内科研人员在保证完成本职工作任务前提下，放开其兼职限制，允许其进入企业自由兼职，并依法获取合理收益。
2、开征房地产税与减征个人收入所得税联动
组织力量按照经济社会现代化要求，系统研究间接税制向直接税制转换问题，研究税负水平和税负结构问题，整体设计适应于现代经济社会制度要求的直接税体制，明确增减机制，为开征房地产税奠定基础。在完成方案设计之前，可以先尝试用减征个人收入所得税方式扣减房产税增收额。
3、农地（耕地和宅基地）在确权基础上实现自由流转
依据存量农村人口或承包现状立法明确农户对集体耕地的永久使用权，明确不随农村人口城镇化迁徙而强制改变，主动让渡者随其自便。在此产权和使用权结构下，通过政府租金补贴方式鼓励职业农民承租和使用权持有人转让。
依据占有现状明确宅基地使用权，在此基础上，鼓励自由流转，鼓励城里人下乡承租和承接。鼓励城里资本下乡投入乡村基本建设。未来乡村居民点规划和归并整合，均遵循现代化空间演化规律，以及居民自愿原则。
4、基本公共产品全国供给均等化基础上逐步实现人口自由迁徙
以现代社会治理原则设计公共产品分类分层供给制度，教育、医疗保、社保等基本公共服务要最大限度地做到全国供给水平的均等，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互联互通和在区域间的便捷转移。
取消户籍制度，按照身份号和常驻地享受差异化地方公共产品供给，全国统一的公共产品供给自然不受居住地变动限制。逐步真正实现全国范围的人口自由迁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