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玉娇事件发生在2009年，到今天已是8个年头了，我还是第一次听到一位当地“父母官”为一位民女鸣不平，为一位受贪官污吏侮辱而手刃淫官的烈女子叫好，而且动了粗口：“如果我在她身边，我会动刀子捅了这两个王八蛋"。可憐当年的邓玉娇，是以杀人罪被逮捕起诉的，消息传出，全国震惊!各地前来声援的人，挤满了高山小镇一一野山关。警察把她转移到恩施州的精神病院，並捆绑在病床上。我在网上一连写了四篇网文，为邓玉娇辩。第一篇网文的题目是《邓玉娇一一中国“卡秋莎”》。“卡秋莎”是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写的著名小说《复活》中的女主人公玛絲洛娃的昵称，列宁称赞托尔斯泰的作品是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邓玉娇的反抗被镇压，一定会引起人民的抗爭。果然，在人民的抗争下，邓玉娇没能以杀人罪被起诉，而改为“防卫过当”而从轻发落。这仍然认定邓玉娇有罪。我给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俞正声同志写了一封长信，认为邓玉娇事件表明了我们党的党风败坏，资本家和党的官员勾结起来，强暴民女，居然判受侮辱的民女有罪。这件事，牵涉到我们党的性质。
为了迴避人们对邓玉娇的追踪，将邓玉娇一家从野山关搬到恩施，据说，将她母女安置在老高山荒无人烟的山顶，看管电视放射塔。
第二年春上，全国开两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子报女记者，采访中共湖北省委书记，提到邓玉娇案，这位省委书记竟勃然大怒，斥责记者，记者拿出录音笔放到他跟前，他竟失态地动手抢夺录音笔。这一幕立即传到国外，成了国际笑谈。
再过了五年，到了2015年，我的孙子在武汉大学法学院读书，他知道爷爷曾参予邓玉娇这场官司，拿了一篇讲义给我看，原来邓玉娇案已列为教学的经典案例，法学院的教授，曾担任邓玉娇案审判的顧问，讲义中对邓玉娇犯罪的心理分析，邓玉娇杀人的动机是，她曾患有精神抑郁症，因为她有妇科病，因此，对男性的性表达，怀有厌恶和反抗的心理。
武汉大学法学院，是中国新刑法学的策源地，用这样的“法理”来推断邓玉娇的杀人，实在可悲。
陈行甲同志在报告中说:“老百姓的这股怨气、戾气是从哪里来的呢是被我们一些党员干部的恶劣作风给逼出来的”。这才是邓玉娇案的实质。
果然，邓玉娇事件发生不久，湖北又出现了襄樊市红宝石宾馆的女服务员高莺莺墜楼事件，石首市一家大酒店的年青厨师自杀事件。这些事件，都引发了上万群众的介入，特别是石首事件，滿城群众都上了街，冲进了市政府大楼，掀翻了警車，点燃了防爆車，多么大的戾气啊!
事后调查：是因为“大量与事件无直接关系者的介入”。为什么大量与事件利益无关者要介入呢我询问了曾在石首市委工作多年的一位老同志，他回答了我三个字：“黑!黑!黑!”。当年的湖北省委书记，对石首事件也发表了谈话，他说:“石首事件给我们的教训是：'干部要沉下去”。这话讲得比较隐晦含蓄，是指干部高高在上的官僚主义呢还是基层的民怨沸腾呢
全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也都和这些事件的性质差不多。去年有两大事件轰动全国：一是山西太原女农民工周秀云讨薪被警察扭断了脖子而死亡;一是四川阆中八名讨薪农民工被公审、公判。
这是“以人民为中心”吗人民会没有怨气吗人民会没有戾气吗
陈行甲同志不赞同他的同事关于“巴东刁民多”的议论，他努力开辟多种渠道与“刁民"对话，为此他搬到县委宣传部设立的“长江巴东网”去办公，与网民交流。开始，与“刁民”们交流可是不好受的，他在报告中讲的一个故事令人感动:'
没有上访经历的人，可能对领导人每天亲自看五十封邮件的意义不以为然，而对上访人来说，一封邮件立即得到回应，那真是难得可贵。我们看到的、碰到的、听到的、大都是“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我参予过许多次的“厅长接待日”、“局长接待日”、“书记接待日”……等等，大都是军警密布，戒备森严，检查重重。侥倖一见君王面，从没听说“拍板”之事，连心理上的安慰也少见。
不信，你不到旁处，到最高京城去访一访，试试。
到了皇城脚下的天安门，你四处张望，就有警察来盘问，一说是上访的，就把你送到“马家楼”。马家楼是什么地方“访民救助中心”;怎么救通知你家乡驻京办的官员来接你;怎样接上黑保安公司开来的黑车，由黑保安押送;送到哪送到你属地的派出所;送到派出所干什么拿出押送员带过来的北京警察的“训诫书”;这“训诫书”是训诫我的，怎么不给我，而交到派出所因为派出所只有依据训诫书才能做笔录;做笔录干什么“训诚书”就是罪证;什么罪“扰乱社会秩序”这一款你犯了;犯了怎么办轻一点，治安裁决，加重一点刑事拘留;我不服怎么办不明身份的人来了，头套一罩、眼晴一朦，送进“黑监狱";“黑监狱”归谁管高墙电网大铁门，狼狗嗥嗥叫，黑社会的刽子手首先来侍候你，皮鞭、警棍、拳打脚踢，水、火、电任他选，(水是水溺，火是火烤，电是电击)。
“黑监狱”属哪个部门没有部门;没有招牌。不属公安、不属法院、不属司法、不属政法、只见黑社会。
武汉市从“黑监狱”死里逃生出来的有四百多人，组成了“黑监狱受害者控告团”。告到公安局，警察说：“没有黑监狱"，告到法院，法院说:“你们告的主体是谁”一天，黑监狱受害者聚在一起，直奔“黑监狱”去取证，惊动了武汉市政府，由管政法的副市长到现场指挥，带了两三百警察沿路堵截，这一下露了“黑监狱"马脚。原来，“黑监狱”是政府办的，受政府保卫。
十九大的精神，是“以人民为中心";“不忘初心，为人民谋利益”。对“黑监狱"这种残害人民的法西斯暴行，我们决不能容忍。读到陈行甲同志对邓玉娇事件的义愤动粗口，我们怎不感动。
陈行甲同志讲他在巴东办了十七次信息赶集会，动輒几千人。县委书记也和群众挤在一起赶集，男女老少都喊“甲哥来了”。有的老奶奶抱着小孙子走来，把娃子塞到甲哥怀里:“甲哥，让我孙子和你一起照张像!"
读到这里，我仿佛在做梦，美好的“中国梦”。
行甲同志被评为“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他努力践行党的宗旨。不知什么原因，突然辞去党的工作职务，转行民办慈善事业，这一定不是他心之所欲，他不会“看破红尘”“跳出三界外”，用他的话推测说，可能是被巴东八百里的崎岖山路颠簸而出。
甲哥，归来吧!
“不忘初心，为人民谋利益”。任重道远!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愿望”，追求什么两亿多的农民工追求什么成千上万的下岗工人追求着什么几亿的村民土地被流转，追求着什么成百万的市民，房屋被强拆，追求着什么……。
我们家乡的屈原大夫，在竭智尽忠、蔽障于谗、诛锄草茆、披发行呤之际，曾写下了一首千古绝唱：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延伸阅读
基层党员干部在“加强党与群众血肉联系”上该如何作为？
——“网红县委书记”陈行甲在“三里河读书会”给国家部委局处级干部谈学习十九大报告的体会
陈行甲，自2011年10月至2016年11月，任湖北省恩施州巴东县委书记整整5年，曾获“全国优秀县委书记”、“全国优秀党员”称号。一年前辞职从事慈善事业，现为深圳恒晖儿童公益基金会创始人、北京新阳光慈善基金会理事长。图为陈行甲在巴东做县委书记时，探访艾滋病孤儿。
在大家面前，我算是人民群众。我出生、成长在农村，工作多年在最基层，和大家比起来，我身处江湖之远，离真实人民群众的物理距离要近很多。我的理论知识肯定比大家弱，但是我与基层群众打交道的具体感受会丰富一些。
深入学习十九大报告，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让党的阳光没有衰减地传导到每一个人民群众，是多么重要、多么神圣的事情。这是各级党员干部的使命，基层党员干部是特别重要的一环。
一、我曾经面对的基层党组织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的无奈现实
2011年10月，我从湖北省最富的县级市宜都市长岗位调到几乎全省最穷的巴东任县委书记。在此之前，巴东刚刚连续三年发生邓玉娇杀官、水布垭翻船、冉建新暴死等轰动全国的恶性群体事件。到巴东的前三天，我密集地与25名县四大家班子成员分别单独谈话，了解巴东的县情。还记得当初大家普遍士气低迷，对县域经济社会发展持悲观态度。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有7名县级班子成员跟我谈到巴东的刁民多，让我有思想准备。
很快，这种“刁”劲迅速从线上线下向我扑面而来。
那个阶段巴东的群众不仅仅是好上访，而且是好极端访，诸多细节我就不跟大家描述了。最难受的是2012年5-6月，一个多月发生了四起群众自杀事件，有长江大桥跳桥的，有法院门口割腕的，有村委会喝农药的，有跳崖的，都和老百姓反映诉求得不到满足有关，每一起都是闹到我这里才最终收场。感觉到人民群众面对党委政府的心态是“我不得不找你，但是我不相信你”“不给我解决问题就在你面前耍横，甚至横到以命相拼”。当初面对的那个困境是我人生中面对的最大挑战，我以前工作过的地方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恶劣的民风民情。这就是典型的“塔西佗陷阱”了：当执政者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颁布什么样的政策，社会都会给以其负面反馈。
但是，我细细调研、细细思考之后的结论是，不能怪老百姓！老百姓的这股怨气戾气是从哪里来的呢？我的结论是，是被我们一些党员干部的恶劣作风给逼出来的，是被我们八百里巴东崎岖难行的道路给簸出来的，是被发展滞后的千山万壑给憋出来的。
最主要的还是党员干部作风。我只说两件事，大家可管中窥豹。邓玉娇事件当地官方的定性是一起偶发极端事件。我后来在完整复盘之后的结论是，这是一起必然要发生的事件。镇政府两名干部给企业办了一点事，企业给了好处还不算，还得请吃饭;请吃饭不算，还必须得喝酒;喝完酒还不算，还得请洗脚;洗脚找小妹还不算，还动手动脚轻薄人家;人家姑娘愤而拒绝，他们恶语相向还不算，还把姑娘“推坐”，拿出一沓钱在姑娘头上敲……我在全县干部大会上说：这哪里是偶然事件啊!如果这姑娘是我妹妹，如果我在旁边，根本轮不到她动手，我会动手拿刀子捅这两王八蛋的!当初提醒我巴东刁民多的领导中就有原县长，有时我和县长下班后前后脚从大楼门口出来，老百姓一拥而上扑向我，而县长大摇大摆走出去，老百姓根本不找他。这中间的缘由，大概现在他在牢里是想明白了。
我曾在大会上说过，不会无缘无故就发生极端恶性事件的。大风起于青萍之末，这个“末”，就是干部作风，就是基层的党组织与人民群众的距离越来越远了。
二、我的思考和探索
对这个问题，我曾很深入地思考过。
《史迪威与美国在中国的经验》一书中写道，上世纪40年代初去延安采访的美国记者，当时就预言了貌似弱小的共产党必将战胜强大的国民党，因为他们在延安看到的共产党正直廉洁、富于理想主义和牺牲精神，深得人民群众拥护，让人看到希望的光芒;而此时他们在南京看到的国民党则在金碧辉煌中腐败堕落，苟且偷安，离人民群众越来越远，空有一具强大的躯壳，暮气沉沉。
美国记者曾对宋美龄盛赞共产党的廉洁亲民和理想主义，宋美龄一时难以置信。她在窗边凝视江岸沉吟良久，说道：“如果你们告诉我的有关他们的事是真的，那么我只能说，也许是因为他们还没有尝到真正的权力的味道。”宋美龄的话有对国民党当时积重难返的喟叹，也有她对当权者容易骄妄从而脱离人民群众的历史魔咒的认识。现在，我们党已执政68年，可以说深深地尝到了“权力的味道”，但我们没有重蹈当初国民党的覆辙，是因为我们党一直把民心作为立党之本。但是，作为党员干部，我们举目四望，身边确实有些人“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当初为什么而出发”，确实有些人高高在上，漠视群众疾苦，利用手中职权谋取私利，贪污腐败。虽然，这些人是少数，但是对我们党的杀伤力却是巨大的，因为他们使我们党赖以生存立命的民心在流血。
所以，当初我面对那种困境时就这样想，群众还在找我们，指望我们，说明群众还需要我们，我们对群众还有用，要珍惜。我们手头的权力不是我们的私产，如果手握权柄睥睨下层群众，长此以往，群众就会对我们绝望，从而唾弃我们，那我们将什么都不是。所以，善待人民群众，是为我们自已巩固基本盘，是我们的命根所在。
带着这个基本的认识，巴东五年，我在拉近基层党组织和人民群众距离上做了这样一些探索。
1.顺应十八大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反腐正风的疾风厉势，顺应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不遗余力地反腐，打掉了一批非法工程老板，一大批贪赃枉法的干部落马。这方面的例子过去媒体报道很多，我就不讲了。
2.彻底走群众路线，回到人民群众中去。巴东有491个村，按照总书记“省领导要走遍每个县、市领导要走遍每个乡镇、县领导要走遍每个村”的要求，我都走遍了。到任不久我就筹划了一次“县委书记边界行”，拿着地图，先沿着最边远的村子开始走起。到每个村，我有两个必看，一是这个村最穷的几户我必须上门看，二是如果这个村有学校我必须上门看。巴东有3354平方公里，50万人口，当时在贫困线以下的还有16.7万人。走到那些偏远贫困的村庄，一些残败凋敝的景象是很让人难受心痛的。在彻底摸清县情之后，我做了这样几件事：
一是号召全县干部结穷亲。要求全县副科级以上干部每人结一户穷亲，穷亲对象必须是最穷的，由各村申报到乡镇公示之后确认。在县委组织部设立“结亲办”，督办这件事落到实处。我带头结对一名艾滋病孤儿小航，也是艾滋病患者，我帮助他治病和上学。我在大会上表态“只要我还在，只要他还在，这门亲结到底”，我离开巴东之后，这个孩子仍是我的孩子，去年春节我们就还在一起。我自己身体力行，到有35名艾滋病患者的村子和所有艾滋病人同桌吃饭，互相夹菜，一起喝酒;遇到天生没有双臂用脚生活自理的残疾村民，用手握着他的脚，拥抱他，鼓励他自强发展，这些示范也起到了带头作用，全县干部结穷亲活动一直得以持续。
三是保障社会治理中群众的参与权、知情权，让百姓真正“当家作主”。在精准扶贫中，精准识别是第一关。如何精准识别“谁穷、谁不穷、谁真穷、谁最穷”，群众心中有杆秤，朝夕相处的乡里乡亲最有发言权。巴东县探索了“屋场院子会”，我亲自设计了屋场院子会“八步走”的开法。贫困户的精准识别与评定，从由政府部门认定改为群众集体讨论确定。所有流程公开，在全体群众“眼皮子底下算账”，精准程度大幅提高。全县共召开屋场院子会5000余场次，收集村民意见建议近6万条，核查调出建档立卡贫困户5780户14000余人，重新调入建档立卡贫困户5810户14752人。
△2016年3月3日，水布垭镇杨柳池村“农村信息赶集”现场，村民把孩子塞到陈行甲手中照相
4.转场公益，探索服务弱势群众的新路子。我于去年12月任期届满时辞职，人生下半场专职从事公益。我做这个选择是深思熟虑之后的结果。一是聆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在农村出生长大，成长的经历让我对服务于草根的公益有一种渴望感，觉得这就是我每天早上起床就想做的事;二是我感受到时代的脉搏。随着《慈善法》的出台，公益事业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三是我看到做事的空间，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急需党和政府的引导和管理，也需要有一批能够代表主旋律的个人和机构去参与。我多年在基层工作，深知底层疾苦。作为一个党培养多年的干部，看到了这个时代的呼唤。所以，我来了。
我现在和公益伙伴刘正琛共同发起的联爱工程，愿景是“联合爱，让因病致贫从现代中国消失”。具体要做的事是“儿童癌症综合控制”(ChildhoodCancerComprehensiveControl)。行动方案是在试点地区广东河源建立三个中心：肿瘤社工中心(服务于患者)、优医中心(服务于医生，提高贫困地区医疗水平)、医疗技术评估中心(HTA，探索将新药纳入医保目录的方法和路径)。希望通过试点，探索因病致贫这个社会难题的规律性解决办法。说实话，由于这件事以前没人做过，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但是这种苦活、累活总要有人做。我是带着这种想法上路的。
现在可以简单地给大家报告一下我的工作进展了。如果说我刚开始的心态几乎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现在的心态已经是“知其可为而为之”。我得到了很多超乎预期的支持，有来自政府机关的，有来自企业的，当然还有大量来自普通老百姓的。比如中兴通讯的工作人员主动上门找到我，深圳的城市传奇英雄、中兴通讯创始人侯为贵老前辈亲自接见了我三次，前不久侯老还专门给我开了办公会，对我的公益社会实验给钱给人，表示“哪怕你的公益实验失败的可能性大，中兴通讯也会支持”。我对未来有信心。
三、作为基层干部对国家部委局处级干部的建议
我在基层工作多年，我们读到的好多文件政策，其实都是出自于大家这些部委机关的局处级干部之手。今天难得有机会被大家请到这里，我斗胆代表基层干部向大家表达一下心声，顺便吐吐槽，如果说得不对，希望大家海涵别介意，我们可以讨论。
国家层面关于基层的政策，绝大部分是符合基层实际的，但是也有极少数在我这个曾经的基层官员看来有点不接地气。比如关于贫困村与非贫困村的政策处理上，贫困村和有些非贫困村在精准扶贫之前差距并不大，通过对贫困村的众多帮扶措施，现在是非贫困村反而相对贫困，基础设施欠账更多，群众意见大。在深度贫困地区，区分为重点贫困村和非重点贫困村，但非重点贫困村在实际工作中被理解为非贫困村，国家没有任何项目支持。像这种政策就是对最基层的实际情况掌握不准的体现。
如何更接地气，我有三个建议给大家。
一是看待基层的视角很重要。最好不要以俯视的角度来看待基层。基层干部的理论水平和宏观视野与大家肯定不在一个量级，但是他们和具体实践是零距离的，春江水暖鸭先知，他们就是脚在水里的鸭子。大家要注意避免看待基层干部戴有色眼镜，要么觉得他们水平太低看不上，要么觉得“中央政策是好的，都是基层这些歪嘴和尚把经念歪了”，设身处地理解基层的难处，更有助于看清基层的问题。
三是要珍惜到基层挂职的机会。部委的干部下挂到基层，国家这个制度设计对大家、对基层都是很好的链接剂。我在巴东期间也有几个挂职干部和我共过事，这其中有来走走过场的，也有非常出色给力如及时雨的。我的体会是，基层极其缺乏理论知识的指导，而国家部委干部又缺少和基层人民群众直接接触的机会，对大家来说是难得的接地气的机会。
前不久曾经有个国家部委的朋友跟我说，前几年他们部里有个干部挂职两年回来说，感觉价值观快要坍塌了。我估计他是在基层看到了一些不堪的现象，但是又感觉无力改变，所以才会有此感叹。这种情况肯定是少数，但是他的感受也多少说明一些问题。对于大家这些高知干部来说，从国家部委到基层，这个距离是不是多少有点像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呢？费孝通先生做乡土调查时期的中国，很多人看到那个时代如酱缸，毫无希望，但是费孝通看到的却是深层的《乡土中国》，他对中国基层社会结构和文化分层如缕的分析，至今看来仍然动人。
习总书记讲“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大的政党。大就要有大的样子。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人民进行伟大的社会革命，也能够进行伟大的自我革命。我们要永葆蓬勃朝气，永远做人民公仆、时代先锋、民族脊梁。”作为一名基层党员干部，欣喜地看到党不忘初心，正在不断加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这是党之幸，国之幸，时代之幸。
离开巴东前，陈行甲去艾滋病患儿小航家看望他，小航是陈行甲的干儿子，陈行甲告诉他，“我要走了，以后你还是我的儿子，永远都是。”现在，小航在云南国际慈善机构里读书和治疗，身体学习都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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