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诽谤”官员案频发背后的秘密：地方官员违法成本几乎为零。
哈哈，帽子还在！（梁伟驰/图）
和近几年层出不穷的诽谤官员案相比，“吴忠帖案”的结局似乎最为完满。吴忠官方不仅承认了这是一起错案，向王鹏道了歉，而且直接经办此案的责任人——吴忠市公安局利通分局局长何泽祥，党委副书记、政委汪洪东均被免职。
然而各方人士并不乐观。一位公安系统人士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说，对地方官员而言，抓一个批评官员的公民，成本小、收益大。一来抓人带来的恐惧，可以立刻减少地方上批评的声音；二来事情平息后，被免职的官员依旧可以得到重用甚至提拔。
南方周末记者在对近年来一系列因言获罪案件的最新调查，印证了这种现象，从重庆“彭水诗案”、山西“稷山文案”、山东“高唐文案”，到河南“灵宝帖案”，当事官员被处以短暂的党纪政纪处分后，纷纷继续升迁之路，而被他们追捕的当事人，至今仍生活在恐惧之中。
免职的官员升迁了
“等舆论焦点过去了，安排到其他部门当领导，因为你受委屈了。”
12月4日，山西运城电视台发出“干部任职公示”，运城市盐湖区委书记李润山将由县处级升为副厅局级。12月6日，盐湖区委办公室向南方周末记者证实了此事，并表示李润山很可能会担任更高的职位。
李润山是谁？他是2007年“稷山文案”中被“诽谤”官员。当时，稷山县人大法工委主任杨秦玉、县农机局局长薛志敬、县委研究室副主任南回荣举报县委书记李润山，结果被法院以诽谤罪，判处3人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三年。
沸沸扬扬的舆论批评没有撼动法院的判决，也似乎没有影响李润山的仕途。2010年，李润山被调至运城市盐湖区任区委书记，虽是平级调动，但稷山县和盐湖区在运城市的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各地因言获罪的案件中，重庆“彭水诗案”影响最大。当事官员、彭水县委书记蓝庆华被短暂免职后东山再起，出任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
2006年“彭水诗案”中，彭水县教委人事科干部秦中飞写了一首讥刺本县公共事务的诗歌，嵌进了县委书记蓝庆华、县长周伟的名字。被媒体报道后，重庆市有关部门进行调查，秦中飞被释放。调查认定，这是一起政法部门不依法办案，党政领导非法干预司法的案件，最初司法机关介入，源于党政领导指示，对嫌疑人的处理，迎合党政领导意图。
当年年底，重庆市免去蓝庆华彭水县县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第二年年初，在重庆市人大会议上，人大代表孙健提出对“彭水诗案”进行行政问责，对滥用公权者追究责任。
谁知，与孙代表的意见相反，一个月后，蓝庆华被任命为重庆市统计局副局长。他的搭档、县长周伟，担任县委副书记。
时至今日，蓝庆华仍是该局第一副局长，正局长空缺。周伟职务未动。
2006年的“山东高唐文案”本来并不为人知晓。高唐县民政局地名办主任董伟、县人民医院主治医师王子峰、县一中教师扈东臣在百度“高唐吧”中，发帖讽刺县委书记孙兰雨，7天后就被“抓捕归案”。
2007年底，媒体曝光此事。结果，2008年2月2日高唐县一次县级干部会议上，聊城市有关领导忽然出现，宣布免去县委书记孙兰雨的职务。
不过，孙兰雨并非从此“赋闲在家”。不久后，他担任聊城市援川办副主任、援川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后，多次在媒体上亮相。今年9月，聊城市人大21次会议，任命孙兰雨为聊城市发改委主任。
一位公安系统人士对本报记者说，大多诽谤案中受到处理的官员都遵循着一个逻辑：“等舆论焦点过去了，安排到其他部门当领导，因为你受委屈了。”
2009年“灵宝帖案”更是如此。在上海工作的王帅在网上举报家乡河南省灵宝县的非法征地行为，遭到家乡警方的跨省追捕。
王帅举报的灵宝市大王庄镇党委书记黄松涛、灵宝市土地管理局副局长李建强事发后被免职。不过没过多久，黄松涛就被任命为三门峡市盐业局局长。李建强则升任灵宝市国土资源局党组成员、副书记。
另外，被处以行政警告处分的灵宝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高永瑞，职务一直没有变动，而处以停职处分的公安局副局长焦占林、法制科科长黄立忠，也仍然在担任原职。
当事人仍生活在恐惧中
“这件事到此为止了，如果再举报，人家科级变处级，处级变厅级了。”
当事官员继续升迁之路，显示他们所在的官场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但对当时的被抓者，生活却远非如此。
宁夏跨省追捕案主角王鹏从看守所出来之后，在媒体面前只表现自如了两三天，就回到了以前的恐惧中。25岁的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发来一条短信，拒绝了采访——“幕后一直有一种邪恶的力量在竭力促成我的这个错案，公权完全成为替个别人泄私愤的工具，我家人的生命安全此前一直受到威胁，直到现在真正的幕后黑手尚未斩断……”
短信里流露的恐惧，令人过目难忘。
另外一位主人公董伟，去年5月病休在家，原因有两个，一是“不想再卷入这个事了，恐慌太大”。二是新县委书记上任后，曾派人跟他谈过，他不愿意给新书记惹麻烦。“稷山文案”中，当时的县人大法工委主任杨秦玉、县农机局局长薛志敬、县委研究室副主任南回荣举报县委书记李润山，一夜之间，3人从国家干部变成了服刑人员，公职全无，至今还待业在家。
杨秦玉和薛志敬，仍在孜孜不倦地上访，希望能撤销判决，恢复职务。不过，无论媒体如何报道，他们已是“输家”。抓人时的恐怖、白天黑夜连轴审讯的煎熬、“号子里”失去自由的痛苦，是批评者们共同的经历。“没有比这个方式更能显示公权力对公民的威慑了。”一位法律界人士评价说。
不仅如此，事件在媒体报道风潮过后，会在当地形成一股杀一儆百的恐惧效应。“这件事过去后，其他干部很害怕，没有人敢举报了。”薛志敬对本报记者说。
公安不得不做的“非警务行为”
“经费、编制、装备全靠地方党委支持，这种事不做，以后他怎么会支持你？”
根据刑法规定，诽谤案件除“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外，都是自诉案件。不过，几乎所有的诽谤官员案里，都有公安在异常积极地动用刑事司法权力。
而据王鹏释放后向媒体表示，吴忠警方审讯人员石志刚曾告诉他，“丁兰玉（马晶晶的母亲）是我们那边的大干部，和她家有矛盾有意见，是自不量力，螳臂当车。”“本来我们也不打算立这个案子的，但是你这次确实把人家惹怒了。”
“如果马晶晶的父母不是官员，公安很难说会主动。”一位公安系统人士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说，基层民警不是法盲，这类案件明显是自诉案件。对于涉及普通公民的侮辱诽谤案，公安立案非常严格。
这位人士认为，这种公安局不得不做的“非警务行为”，通常与上级领导安排有关。
这种“非警务行为”在近年来的诽谤案中比比皆是。从2006年的“彭水诗案”中，秦中飞被当地公安局羁押29天。“高唐文案”中，董伟、王子峰、扈东臣被当地公安局羁押22天。“灵宝帖案”中，王帅被家乡警方羁押8天。
此外在“陕西志丹短信案”、“山东曹县帖案”、“河南沁阳八农民诽谤案”里，公安的作为，没有一件是单纯的警务行为。
谁安排的“非警务行为”？在诽谤案中大多有迹可循：县委、县政府和公检法机关开会，定下诽谤罪名，公安抓人。不过，事件被媒体报道得到纠正后，出面承担责任的，大多只停留在警方层面。
“灵宝帖案”事发后，灵宝市公安局干部被灵宝市委、市政府责令停职或检查。但王帅一年后仍然认为，“这事和公安没什么关系。”他的帖子发出后，灵宝市委市政府曾两次召开会议研究此事，并在第二次会议上决定抓人。而当时灵宝警方并不想抓人，曾将消息传递到王家。在王帅被羁押后，警方又迅速决定将他放出。
了解此案的一位河南公安系统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公安很无奈，明知按照法律和公安办案规则，这个案子不成立，但又屈从于现实环境的压力。
他注意到，诽谤官员案大多发生在县一级城市里，“这一级的领导‘法盲’最多，监督制约极其缺乏。”基层公安干警虽非法盲，但绝不会对党委政府的要求说一个“不”字。“经费、编制、装备全靠地方党委支持，这种事不做，以后他怎么会支持你？你怎么带队伍？这叫做关键时刻和党委政府保持一致。”
和党委政府保持高度一致的不仅仅是公安系统。“稷山文案”中，法院的表现也堪称表率。县委书记李润山更为此提供了一个“反面”证明，当时他接受媒体采访称，法院“从轻处理”，还是他从中说的情。
近几年，官员遭诽谤案逐渐从以往的名誉侵权案演变为刑事案，法学界关于诽谤罪“去刑化”已经呼吁多年。国家有关部门同样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今年1月，公安部下发文件，要求各地公安机关深刻吸取沁阳市公安局滥用刑事司法权力、盲目迎合领导意图、错误办理诽谤案件的教训。9月，最高检察院发出通知，将诽谤案件的批捕权上移至上一级检察院。
这些举动都引起了媒体赞赏，不过实际收效甚微。“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权力日益膨胀，上级部门监督很难奏效，错案违法成本很低。”北京外国语大学研究新闻与法律的学者展江说。这几年诽谤官员案中，真正的责任人，都没有得到真正问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