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人员办公期间利用电脑玩扑克牌游戏，结果，主管所长因监管不力被行政问责，作书面检查并扣发当月奖金；窗口工作人员办公期间因与同事“吹牛”拖误了3分钟，结果，主管局长因监管不力，被罚款500元，并被考核扣分，今年评优无望……
今年3月1日，云南省全面启动行政问责制，截至8月20日，先后问责542名各级领导干部，其中厅级干部13人，迅速形成了一股问责风暴。同时推出的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和限时办结制，与行政问责制相互联系，形成了下级犯错、上级“连坐”式的问责体系，并逐渐开始成为一种长效机制。
2008年6月13日，云南南部边陲的红河蒙自县。
蒙自地方税务局一分局的一名窗口工作人员，在办公期间，与同事“吹起了牛皮”，结果，他的这一举动，引起了前来办理业务的肖先生的不满。肖先生将自己的不满告诉
了前来暗访的《红河日报》记者：“原本我的事情两分钟就能办好，就因为办事的工作人员忙着和另一名工作人员‘吹牛’，结果耗时5分钟。”
6月17日，媒体对此事进行了曝光，结果，在蒙自县地税局引起了一场“地震”。
典型案例
员工吹牛误事局长被罚
蒙自县地税局是省级文明单位，但突然被通报批评，只因员工与同事“吹牛”延误了3分钟，局长赵胜荣说，他的脸面“再也挂不住”了
6月19日，蒙自县地税局局长赵胜荣被叫到了县政府，他与地税局被通报批评，要求反思并整改。
蒙自县地税局是省级文明单位，在去年的行风评议中也得了高分，但突然间被通报批评，只因为一名工作人员办公期间与同事“吹牛”延误了3分钟办公时效，赵胜荣说，会上，他的脸面“再也挂不住”了。
“犯事”的员工受到了处罚，而赵胜荣与当日值班的副局长，同样受到了问责，两人因监管不力，均被罚款500元，而且年度考核要被扣分。
从事了26年税务工作的赵胜荣昨天对早报记者说，他比谁都清楚，“年度考核扣分”意味着什么。“我们单位去年被评为‘一级局’，今年是不可能了。”赵胜荣说，单位被通报批评被扣分，扣分的单位是没有机会评选“一级局”的，而评不上“一级局”意味着没有了优厚的奖金，没有了政治上的荣誉。
单位的荣誉没有了，赵胜荣的个人仕途也将受到影响，“年度考评被扣分，影响评优。”赵胜荣说话的语气依旧平缓。
其实，因员工服务不到位，而被行政问责的不止赵胜荣一人。昆明市西山征稽所的所长晏波，也遇到了类似的事情。因为“一名工作人员在办公期间玩扑克牌电脑游戏”，这名现年34岁的所长与他的副手分别作了书面检查，并被扣发当月奖金。
深度剖析
“管的就是首长不作为”
我国现行的是“首长负责制”，依据权力与责任的对等，“一把手”权力大，就应负相应责任，实质性的“连坐式”问责，符合“首长负责制”要求
只因员工在办公期间“吹牛”、“电脑打扑克”，行政首长就因此被行政问责，赵胜荣与晏波内心起初未免会觉得有些冤屈，但他们明白，这是云南省推行四项制度的结果，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举措，“都是按规章制度来办事的，不冤枉，我接受。”两人均如此表态。
这四项制度，就是云南今年3月初在全省范围内推出的行政问责制、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和限时办结制。这四项制度都有细化环节，例如行政问责制，规定了“办事拖拉、推诿扯皮，监管不力、处理不当”等10种问责情况，并写明了10种问责方式。服务承诺制则是公开向社会承诺服务事项，接受监督；首问责任制是第一位接待的办公人员要在职责内给老百姓充分办理公务或给出指导；限时办结制是在承诺的期限内，完成办公。
四项制度各有效力：问责制解决行政不作为的问题，服务承诺制解决行政不负责的问题，首问责任制解决服务质量差的问题，限时办结制解决办事效率低的问题，这四项制度相互牵制，可形成一个长效机制。四项制度是2008年云南省政府颁布的第一项政令，同时，这也是新一届云南省政府颁布的第一项政令。而据云南方面称，以如此声势抓政府自身建设，注重依法行政、廉洁自律，接受群众监督，在全国各省级政府中，还是第一家。
复旦大学国关学院教授浦兴祖充分肯定了上述四项制度，他认为这将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理念与目标，落实到了制度上，且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从这一点说，云南推行四项制度，具有历史性进步。”
“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主要是为了管理公务人员的行政不作为。”云南省人事厅“三制办”负责人杨毅解释道。“而行政问责制是解决‘一把手’的不作为与乱作为。”问责办的杨文富说道。
在四项制度中，“行政不作为”是非常重要的一项监管对象，而行政问责是在法律与纪律之外的问责，为此，有人称“四项制度”为行政管理意义上的“反渎职”。浦兴祖教授认为这一观点比较贴切。而云南省官方则认为，行政问责是解决法律和纪律难以追究的情形和问题，并与之衔接和相互补充的措施。
云南的行政问责制中，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既是落实四项制度的责任人，又是问责的主要对象。为此，在问责中，形成了“连坐式”的问责。
“违背了服务承诺，办公人员被投诉、曝光，‘一把手’就会被问责，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做不到位，也会有如此的结局。”杨文富说道。
“员工服务质量不好，说明我教育不好，管理不到位，督促不严，我有责任，下次员工被罚200元，我也会跟着被罚款500元。”赵胜荣在被问责后，对下属剖析了自己的责任，同时也扔下了一句“首长”惯用的老话，“下次你们再犯事，上级问责我，我回来就会拿你们‘开刀’。”
浦兴祖说，我国现行的是“首长负责制”，依据权力与责任的对等，“一把手”权力大，就应该负担相应的责任，实质性的“连坐式”问责，符合“首长负责制”的要求，“一把手”被问责后，可以在内部问责具体办公人员。
风暴中心
13名厅级干部9人为公安
对24个率先公开服务承诺的省级部门的服务态度、办事效率等的调查显示，“满意”和“基本满意”的比例都在85.88%以上
有了省级领导的重视，有了制度性的建设，四项制度推行以来，有了初步成效。从3月至8月20日，云南先后问责各级干部542人，其中厅级干部13人，县处级干部171人，乡科级干部295人，一般干部63人；从问责方式看，给予调整工作岗位、停职检查、劝其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建议免职问责的占31.18%。由此，“全省各级行政机关作风明显转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得到增强”。
而在社会调查中，对24个率先公开服务承诺的省级部门的服务态度、服务质量、办事效率、依法行政等方面，表示“满意”和“基本满意”的比例都在85.88%以上。
“目前有了初步成果，但还需不懈努力。”浦兴祖说，行政问责属于政府部门内部的问责，应逐步加强社会各方面对政府部门的监督，例如，加强人大对政府的问责；此外，三级“问责办”属于分级管理，三级是指导与监督的关系，“日后应考虑并健全对问责机关的问责。”
云南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事厅厅长解毅则表示，四项制度的实施过程是政府转型的过程，也是构建“民本”为核心的新型政府文化的过程，除了在思想上要从“官本位”向“民本位”转变，还要以量化的指标体系推进绩效评估的法制化。
此外，在行政问责中，一些公务人员被劝引咎辞职、责令辞职、建议免职问责，这打破了公务员“只进不出”的惯例，而国家公务员局正加快正常退出机制等法规政策建设，公务员面临“不称职就离职”。
早报记者在采访中，得知民众对问责的“大官”更感兴趣，想得到更多的信息，但遗憾的是，云南省并未公布被问责的13名厅级干部的详细信息，记者也仅仅了解到其中有9人就职于云南省公安厅。“公布被问责的13名厅级干部的详细信息，是必要的，做好事就要尽量做好。”浦兴祖说道。
在采访中，杨文富说他不喜欢媒体用“问责风暴”来形容云南的问责制，因为“云南的行政问责不是一时，而是一个长效机制”，而杨毅则告诉早报记者，“三制办”正在着手制定科学完备的“三项制度”的考评方法，使三项制度更加系统化。
机构揭秘
省级“两办”编制仅10人
从3月至今，在当地媒体对“问责风暴”的报道中，“问责办”屡见报端，但“三制办”寄居在一幢普通的办公楼内，很少有人知晓
其实，目前这两个部门都在相对简陋的办公室内办公，分别隶属监察部门与人事部门。云南省政府在省监察厅专门成立了云南省问责办公室，定为正处级部门，定编5人，全面负责省政府的问责工作和全省行政问责的组织、协调、督促检查和指导工作，并在工作经费上给予保障。此外，州市、县也建立了“问责办”，三级“问责办”属于分级管理的模式，而问责形式实行“一级抓一级”。
“三制办”，即服务承诺制、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办公室，隶属于省人事厅，与问责办一样的级别和人员编制，承担着综合管理和指导全省行政机关“三项制度”工作，研究健全实施“三项制度”的办法等职能。
“一个台前，一个幕后！”知情人士这样形容“问责办”与“三制办”。从3月至今，在当地媒体对“问责风暴”的报道中，“问责办”屡见报端，但“三制办”寄居在一幢普通的办公楼内，很少有人知晓。“我们在幕后做了大量工作。”“三制办”的杨毅说，他们目前只有4个人（还有一个编制目前空缺），要完成三项制度的全面落实工作，工作量大，“看各类文件，研究方案，经常加班加点。”
四项制度得到了省领导的重视，省委书记白恩培就行政问责工作作出批示，而省长秦光荣则坚持每月专题研究一次全省实施行政问责等四项制度工作。
由此，“问责办”与“三制办”的办公人员不管是台前还是幕后，都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洋气”。(于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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