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省理工（MIT）的开放课程（OCW）及开放课程社团
在MIT开放课程开发投放不久，MIT开始招募其他“顶级”大学加入开放课程社团（OCWC）。信息时代早期，即使在发达国家信息文盲也很多，只有象MIT和耶鲁这样的品牌才有他们需要的人才。（要知道当时的电影、电视和杂志还在教导大家怎么穿衣打扮如何控制体重呢。）社团启动没几年，世界各地许多一流大学也启动了类似项目，加入了开放课程社团。每所学校都象MIT一样采用了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By-NC-SA)许可协议，虽然从技术上他们有选择任何开放许可的自由。
在此期间，MIT以外的开放课程项目的课程数量超过了MIT。这对该领域是一件大事，令人奇怪的是，这并没有给MIT在开放课程学校中的影响力带来多少影响。毕竟，他们一直是第一，而且在未来的日子里将继续被视为开放课程运动的领袖，而这个未来则不是本章能够覆盖的。虽然读者可能不会把犹他州立大学和MIT、耶鲁、东京大学和其他“名牌”大学相提并论，我们在此阶段也有一个开放课程项目。正是在此期间，我第一次感受到在协议许可范围方面存在着问题，而且我们也把犹他州立大学开放课程里的大部分课程从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By-NC-SA)变成了署名-相同方式共享（By-SA）。
MIT的开放课程项目和开放课程社团为许多原本根本没有机会与MIT在任何其他项目上合作的许多学校，组织和个人提供了合作机会。MIT开放课程的翻译伙伴不断从世界各地涌现，自愿将MIT的英语材料翻译成其他语言。几乎每一个新的非英语开放课程项目都提供两套课程—-母语版和英语版—-以便在该社团有一席之地。我从第一手材料知道主要是非英语学校对这样做是否必要存在疑问。就连法国的开放课程，虽然在此阶段不象其他许多开放课程那样积极参与社团，也为他们的法语教材提供了英文版。关于“西方帝国主义”的传统有不少秘密宣传。开放课程甚至被比作赫赫有名的特洛伊木马，作为西方教学，理念和语言进入不同文化背景的载体，而原本这些都不受欢迎。这让我忧心忡忡。
犹他州，立法机构和开放课程
特别具有历史意义的是选举期间州长召开的市政厅集会上，一名来自犹他大学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问为什么州政府没有更多地鼓励州立大学参与犹他开放课程联盟。州长回答说由于这种教材共享在信息时代很普遍，也由于犹他公民一直通过纳税支持着本州公立大学，他认为学校应该得到更多支持来参与。犹他立法机关给犹他开放课程联盟在2008-2009年预算里拨出了35万美元—-考虑到预算情况，这实在是一个壮举，但每所公立高等教育机构只有35,000美元。
Google的加入与退出
我只能推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的原因。我个人相信犹他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教授与已经毕业的某个博士生有联系，而这个博士生后来在Google工作。也有人说这只是Google利用了这个机会。不论什么原因，Google宣称要将文献数字化的大学合作关系延伸到大学课程里。Google提供了50万美元的课程开发支持，面向任何一所愿意将其500门课程放到类似开放课程的数据库中，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By-NC-SA)许可协议，而Google则豁免非商业性使用条款。这意味着Google能够使用这些资料进行内部培训或另作他用，而其他公司则不可能。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辅助机构和非政府组织（NGO）都对此感到不满但是又不能确定为什么。大学管理者很清楚地知道为什么他们感到不满。他们迅速指出MIT已经为开放课程里不到2000门的课程花了2900万美元。Google回应说他们觉得每门课程1000美元足以为补贴精通网络的大学生完成工作；他们还有eduCommons，而MIT不得不在基础设施上花几十万美元；如果一所大学觉得每门课程花1000美元，他们无法完成该项目，那么他们就不应该申请拨款。看到eduCommons这样被人屡屡提及，我感到很满意。但是我必须承认我也感到有些不适。
小学校先行一步。小学校目录里的课程比较少，而且已经提供了多媒体开发课程或学位。他们把课程开发当成高级项目和独立学习（这意味着学生实际上为开发课程付了学费），而学校也把拨款的一半投入到了营运预算，其他学校和科系则一直经费不足。对于小学校来说，这可真是上帝派来的礼物。
OCW迈向华盛顿
在教育开放历史上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时期（当然这是对我这样的西维吉尼亚人而言）西维吉尼亚参议员RobertByrd宣称他当前任期将是他的最后任期（我觉得那时他好象有108岁了。）他最后的立法将是第三赠地法案（MorrillAct），支持划地而建的大学（译注：通过联邦政府划拨土地的办法而建立的一批高校）创建类似开放课程项目以为公众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这个所谓的Byrd法案通过了，为公立学校建立专款支持他们的开放课程行动。
国会冷落了出版业，或者看上去如此。每个人都在期待出版业能够反击，但是这个从来都没出现。好象恐怖片里拿着锯子的家伙从角落里跳出来之前的寂静—-这个时候你突然意识到音乐已经停了，你只能听到呼吸声。但是挥着锯子的出版商从来都没出现。
然后所有事情都在一瞬间发生了。
法庭，条款和校园
Google通知几所由其资助开放课程的小学校IBM正在内部使用它们的开放课程进行员工培训。Google认为这是明目张胆地违反了开放课程许可中的非商业性条款，并且告诉这些学校它预期会采取法律行为。而这个计划被泄露了。按照原则，这实际上是IBM和这些学校之间的争论，但是因为法律成本是由Google承担，媒体将其演绎为是Google和IBM的对抗。突然之间，开放课程在股市上出了名，而每个人都知道了什么是非商业性—-或者自以为他们知道了。
这场骚动使得两家技术类的美国公司向联邦政府控诉中国公司也用MIT的开放课程材料培训员工。他们希望政府能够采取一些法律或外交措施。消息借着GoogleV.S.IBM大战风潮在Slashdot和Digg等所有技术网站出现，甚至有一两次还在CNN和MSNBC出现。中国方面公开承认事实上他们不仅使用该教材，而且还相当依赖它。他们辩解道有两个原因使他们得到非商业性条款豁免。首先，因为他们是国有而不是私有营利性企业，他们完全符合该条款。其次，他们说根据MIT开放课程的使用条款网页，使用MIT开放课程进行公司内部培训并没有违反作者标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是LarryLessig杜撰了“IP麦卡锡主义”这一名词。而情况也的确如此。来自加州的一名资浅议员明确地向国会提出了这个问题。“象Byrd之类支持第三赠地法案的白痴是最恶劣的叛徒—-自以为是爱国者的叛徒，而其实他们因为极度愚蠢出卖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现在把提供美国最好教育和学习的联邦投资的机器向共产主义竞争者开放，而名正言顺地拒绝美国公司使用。”这场15分钟的演讲在各大网站播出。公众对开放课程持各种观点，从不满到敌对。愤怒的公民对第三赠地法案（MorrillAct）和犹他立法基金进行起诉。组织者采取措施阻止了其他州立法机构的七项法案。
MIT开放课程把重点防在了中国公司的第二个观点上，以改变公众观点。因为是国有企业就可以使用该教材，这是不对的；因为没有违反非商业性条款，公司可以用作内部培训，这是对的。事实上，每个公司都可以使用By-NC-SA许可的教材，只要他们只内部使用。很快每个人都明白了这与Google代表一直告诉媒体和准备告诉法庭的正好相反。
可能很难相信一个文件会有如此不同的解释（除非该文件是经文），但是那是个混乱的时期。一方面，MIT开放课程的用条款网页确实很明确地说道是非商业性还是商业性使用开放课程取决于教材是如何使用的，而不是谁使用。然而在“知识共享”组织的网站上的推荐方案的草稿中却规定什么是非商业性使用。该文件一开始就说明了是否是商业性使用，取决于是谁使用，而不是如何使用。
我知道这个问题很多年了，而且也和“知识共享”组织及MIT的人员都进行了邮件讨论，希望得到解决。但是从政治角度看，这个问题极其棘手，到目前还没有任何起色。
后来才发现这个正是出版商一直耐心安静等待的。一批出版商在幕后策划协调先前诉讼的策略，如果可能就将其合并，并在相应时机提出新诉讼，为此付出了难以置信的大量资源。这场竭尽全力的战争，目标就是摧毁非商业性条款。
出版商的策略很明智，让开放课程法通过，让各个大学在政府资助下制作成千上万的高质量教材，然后让这些教材在By-NC-SA许可下出版。然后起诉等待。看上去除了出版商没有人能够了解的是所有知识共享许可里两项条款之间的相互作用。知识共享许可条款7b说许可是“永久的”，一旦某份教材获得了许可，该许可就不能取消。一朝为知识共享许可，终身是知识共享许可。而该许可条款8c是标准的分割性条款，该条款表明如果法庭因为任何原因判决该许可的某一部分无效，许可的其余部分仍然生效。
换言之，知识共享许可不可撤销，而且如果一部分无效，其他部分不受影响。出版商只需要等到法律取消了非商业性条款即可，然后这个有着各种联系，设备，市场和专业知识的产业就等在着把免费高质量的内容进行出版并推向其他媒体。
他们不需要等太久。公众还在为开放课程亲共产主义的外表而愤怒之时，非商业条款在纽约已经被取消，这个判决很快得到最高法庭的支持。
成千上万的开放课程，在我们睡觉的时候还是By-NC-SA许可，当我们醒来时，已经变成了By-SA。而任何人都对此束手无策。
反冲和休息
教师们愤怒了。全国各地的教师起诉学校，“有意剥削教师们知识产权的经济利益”的官司遍地开花。但是法院匆忙作出了不可思议的决定，这第一批起诉都失败了。剩下的起诉不了了之。面对开放课程的商业使用权被任意处理，教师们只能听之任之。有些博主在思考是否现在的状况是否比以前更有利于共产主义竞争者呢？有些人指出由于共产主义竞争者不再比美国公司更有优势，所以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
出版商发现他们现在的麻烦比大学的还大。大学可收学费，即使他们的在线教材免费。随着法庭重新核准了过去两年中他们大多数出版物的By-SA条款，大多数出版商课本销售变得更加困难。
学生，狂热分子和兼容性
学校为之疯狂。人们发现学生们象厌恶上课和考试一样厌恶课本出版商。甚至最没有学术倾向的兄弟会和女生联谊会也开起了庆功会，在集会上课本彻底屈服于切割机、扫描仪和文本扫描软件之下。一周后，最新专业课本的免费电子版在网上流通，这引起了一些始料未及的变化。
其次，Wikipedia步履艰难的课本项目复苏了。大家把课本剪切粘贴在Wikibook里，然后开始疯狂地评注。曾经在真实考试上用过的考题也成了课文注解。教授课堂演示的手机照片也开始在网上出现。秘密的mp3课堂录音被上传了。关键问题，学生们用只有年轻人才明白的用语对关键问题重新做了解释，然后放进书里。很明显，当学生们觉得自己在互相协助与制度抗衡时，他们会不遗余力地创作出非常宝贵的教学材料。但愿没人告诉他们这个秘密。
这里原来用了收费的知识共享许可。Wikipedia上的内容必须使用GFDL。RTFM你…m0r0nz!!!!只是共享许可不和GFDL合作！把你的收费的（此处删除…）从wikipedia上拿走！！！
大多数学生甚至不理解这条信息的内容。当然，所有材料都在wiki页面的修改历史里保存着，并没有真正丢失。但是对于已经依赖该网站的大部分学生而言，好象所有的信息都永远消失了。愤怒的矛头首先对准了员工，学生们确信他们是幕后策划者，其实真正的幕后策划者是不知名的恐怖分子，他们策划了这次的LLJ，随着上面的文字的解释在网上流传，人们愤怒的矛头最终转向了自由软件基金和知识共享组织这几年中试图相互兼容的尝试，虚情假意的努力换来的失败。
重出江湖,MetaU及K-12
Wikibook的内容以及所有试题，教授的幻灯和其他注释最终出现在了由学生成立的名为MetaU.org(Meta大学)的新wiki上，而且取得了新兼容的两个许可：知识共享和GFDL许可。许多年轻的大学教师干脆绕开了自己学校的开放课程，而选择与学生合作把教材直接放到了MetaU网站上。正如一个大学生朋友告诉我的
把教授的讲义等东西放在学生不能贡献试题和照片等的大学网站上和发电子邮件一样没有意义。这只适合那些弄不懂技术的老年人。我是说，就是我姐姐刚给我的电子书（顺便说一下，她总算毕业了）也毫无意义。为什么大家都要用一个不让你贡献的玩意儿呢？
对于将来过于年轻的读者，他们可能不记得trib是contribute（投稿，贡献）（很显然三个音节对大多数人而言太多了）的缩写，是上传用户贡献的内容的流行用语，不论是视频，音乐，图片或是——我真不敢相信我竟然在打这个—-课堂笔记。
MetaU复出的消息出现在晚间电视新闻上，某个晚上还出现在北卡罗莱纳州几个家庭中。当地校董会刚通过决议，为当地高中采购一套非常昂贵的商业性的工程预科课程。有一名家长是杜克大学的教授，刚刚完成审核一个新的国际科学基金资助的有CommonsCreative/GFDL许可的普渡大学的工程预科课程。这个课程和商业公司能够提供的一样好甚至更好。于是他便联合其他几十名家长让自己的孩子罢课，直至召开公开的听证会，来讨论当有更低廉且治质量相当或更优的课程存在时，是否要花这么钱在商业性课程上。家长们如愿以偿，实际上在21世纪头十年快结束的时候，该课程已经出现在全国上百所高中里。
MetaU，WGU和EMOs
经过斗争而得到的是学习者的乌托邦。不到10年工夫，我们历经了“开放内容”，知识共享，MIT开放课程，Byrd法案，MetaU。从少数几个叛逆的教师的个人网站，到70余个国家数以万计的网上开放课程，再到学生以课程设计者无法想像的方式创造性地将资源反复融合。不过在这一年结束之前，还会有几个意外的大事件发生。
当时，西部州长大学（WGU）一所通过认证的完全在线的大学，学生们通过考试来表明自己的能力，而不需要再学习那些内容他们都已经掌握了的课程。如果你通过了考试，你可以获得学位。如果学生需要辅导，WGU会与其他大学合作让学生进入在线课堂，获得通过WGU考试所需的技巧，知识和信心。
2006年时，我遇到了WGU的几个人，重新建议他们把开放课程内容当成是学生传统在线课堂的免费高质量替代品。可惜时机不巧——当时所有内容都是只读的，在高等教育方面几乎没有动力。不过2010年的夏天，WGU宣布与MetaU达成协议。这是传统的类似IBM/Linux的关于商务和开放资源的安排，也是开放内容领域里此类成功合作的第一例。WGU同意雇佣两名全职wiki园丁负责MetaU网站，并将WGU现有能力标准与MetaU的内容结构相结合。这可以让WGU的学生在准备考试的同时直接使用MetaU的开放内容，而无需等候顾问告诉他们该学什么或者帮他们寻找各个大学的在线课程。这既为WGU的学生提供了快捷服务，又为WGU组织节省了成本，真是太明智了。
为了得到其在教育革新中的领导地位的广泛承认，WGU等待了这么多年，终于成功地卸下了传统大学“只读”的名声。10年前他们利用了因特网技术，现在他们溶了因特网的文化。实际上我曾听到WGU的校长BobMendenhall在2010开放教育会议的主题里（正确地）用了“贡献”这个词。一个真正了解“贡献”的校长…你真让我大吃一惊。
WGU–MetaU约定有两个主要影响。技术上讲，这是2011年以后的事情了，不过它们属于这个叙述，所以我就把他们包括进来。
这一招真是太高明了：实际上竞争性市场帮助人们学习。当接待者无法回答某个问题时，他们根本不花工夫尝试。而能够回答的则尽力给出最好的答案，因为这决定了他们的报酬。学生们声称喜欢这项服务，因为他们知道绝大部分接待者都是其他学生。学生们确实有这么一手。我们对他们的感觉可能正是学生与大学关系的永恒特征。
活在这样的时代真是太美妙了……高等教育就在我眼前千变万化。当然不是所有部分。甚至不是大多数部分。但是确实有一部分在变化。
第二个反响是出现了屡屡被人预言的教育维护机构（EMO）的出现。一夜之间数十家公司冒出来，准备为公司提供员工“最后的终身学习/培训方案”。这些公司也是LearnerSupport的翻版，主要依赖MetaU的内容，但是他们的语气更正式，公司总裁会觉得更可信。象Google和Microsoft这样有钱的大公司将会成为第一批把EMO会员身份放进福利的公司，但是那要到2010年了。
此片段的后记
批评者也想知道这一章是否会讨论更广泛的OER运动。那些这样做的人不会意识到MetaU就是精品OER项目。总而言之，开放课程难以维持，只读的方式主要依靠人数相对较少的大学员工和外界资金。虽然他们很重要，他们的人数不会增加，而且也无法按照原来资助者的想法维持下去。另一方面，OER项目通常是民主混合项目，生死都取决于贡献的质量。Rice的Connexions是一个很好的早期例子。如果我在事件描述中没有提到OER的缩写，那是以为学生作为贡献者不用它。学生们把每一个宣传“OCW品牌”或“OER品牌”或其他品牌都与只读思维联系在一起，不论这些网站是否对允许使用者贡献内容。
编辑也曾问我，“如果您可以回到过去，回到2005年或是2007年，您会对OER领域说些什么？我们如何避免非商业性条款，LibreLicenseJihad等危机？”
我们都倾向于灭烧得最旺的火，也都倾向于采摘挂得最低的果实。在这方面，非商业条款有两个因素与之相反。首先，在真正危机出现之前，只有“假想”问题，当还有“真实”工作需要完成时，没有人愿意花是在假设上。所以没有什么动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其次，非商业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对此完全了解的人少之又少。每个非商业性使用团体都觉得NC应该意味着某种不同的适合他们的东西。知识共享组织怎么能够选择一个团体的阐释而把其他阐释拒之门外？唯一可能的结果是以（宽容地）前所未有的规模增加许可，每个社区都有专卖许可，就是那样定义“商业性使用”。数量很多。这可能会完全削弱知识共享许可的沟通简单性，而知识共享的设计用意原本如此。（唯一比这更糟糕的结果可能是如果法庭同意该条款，允许每个发照人随意规定非商业性，那么就无会无限增加许可。这不仅会削弱知识共享许可的沟通简单性的目标，还会彻底将其毁灭。）因此，除了没有动力解决假想问题，这个具体的假设问题显得非常棘手。虽然这引起了巨变，冲突，迫害和愤怒（有些是对我的人身攻击），从长远看，危机使得法庭宣判非商业性条款无效是世界范围内教授和学习可能的最好结果。
因此，如果我能回到从前，能给那些开放教育的先锋们一点具体建议，那就是：尽早拥抱贡献文化。高等教育无须陷在传统的只读模式。在这段历史上，唯一成功从只读过度到贡献文化的学校是WGU，营利性和开放性大学。原本不必如此的—-高等教育本来无须成为21世纪里被淘汰的产业。我会请求他们睁开双眼，与时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