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转折性意义的年份，十分关键特殊。既是收官之年，也是谋划之年；既有老课题需要跟踪，又有新情况需要面对。教育改革发展在完成阶段性历史任务基础上，开启了迈向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新征程。教育理论研究立足经济社会大变革，深入探查教育重大问题、前沿课题，促成教育知识持续累进。
01
从在线教育到混合教育
在线教育不是一个新的事物，世界上第一门在线课程出现于1981年。但2020年年初，一场人类超大规模的在线教育实践，把在线教育推向新的应用和检视之中。在线教育迎来了验证自己假设的绝佳机会，教育形态悄然发生变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教育正在成为一次重大教育变革。
（一）在线教育确保了“停课不停学”
突如其来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冲击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深刻改变着世界，改变着生活。灾难突然降临，“教育专家们一直在预测的学习的将来，突然降临”。在教育系统面临停摆危机的紧急时刻，在线教育站上了风口浪尖，实现了“停课不停学”。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紧急上线，发挥了战略作用。高等学校实施的超大规模在线教学实践，经受住疫情检验，成为与线下课堂教学质量实质等效的有力举措。在此次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在线教育实现了我国教育教学的多个“第一次”，如第一次全类型、全学段、全员在线教学，第一次研究生招生在线复试，第一次毕业生在线论文答辩，第一次大规模在线考试等。可以说，一场在线教育的大规模实验，开启了人类教育史上全新的一页。这为学校实施智能教育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实验机会，在整合教育资源、课程的直播与录制、网络与信息技术保障、学生组织管理与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积累了组织大规模在线教育的诸多宝贵经验。也许，怎么形容在线教育在疫情期间的支撑作用都不为过。
（二）“热现象”背后的“冷思考”
与此同时，研究者也在反思，对“热现象”进行“冷思考”。反思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一方面是直面实践问题，另一方面是检视理论基础。从直面实践问题看，尽管在线教育本身具有无限的潜力，但其面临的挑战也是巨大的，学生层面、教师层面、内容层面都有挑战。比如，有关调查显示，在线教学满意度低于线下教学，师生对在线教学持续使用意愿普遍偏低。更进一步讲，存在有效管理体系尚未形成、学校师生对在线教育教学的理解不充分、在线课程设计和实施有待改进、可用资源相对不足、教师未掌握在线教学的特点及教学方法、学生信息素养不匹配、基础设施设备总体发展不平衡、在线教学质量亟须整体提升等问题。从检视理论基础看，除了传统的学习理论外，联通主义成为在线教育新的理论基石，协作式学习理论是被广泛用于在线教育的教学理论之一。
有研究比较系统地回应了对在线教育的关键质疑，比如，如何看待在线教育的不足、如何评定在线教育质量、在线教育所假定的自适应学习能否站住脚等。认为尽管在线教育有不足，但看待不足时不要掉入“苏格拉底陷阱”；对于在线教育质量和效果评价，准实验研究范式是有局限的；在线教育设计的基础不是学习风格偏好，而是“教学单元”重构；在线教育发展的未来在于教育大数据。这种既有现实观照又有理论支撑的方法论非常值得肯定。
（三）迈向混合教育新形态
02
奇点临近与原点回归：
智能时代的教育变革
前面关于在线教育的讨论，引发对一个基本问题的追问，即技术与教育变革的关系。从教育变革的历史可知，教育变革往往受思想或技术驱动，有时候思想的力量大一些，有时候技术的力量强一点。
当前，一场以人工智能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或称之为工业4.0，正引领人类进入一个新的智能机器时代。技术驱动教育变革有了更多可能性。在推动教育深层次、系统性变革的同时，也使教育面临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和潜在风险。
（一）智能时代必然会推动教育发生变革
人工智能、第四次工业革命、工业4.0、智能时代、智能机器时代，这些表述不同但指向趋同的概念，已经成为教育学术的热点话题。毫无疑问，智能时代必然会对教育产生影响，推动教育变革。变革的路径，一是先改变社会生活，从而对人及其人的教育提出新要求。如有研究指出的那样，智能时代将深刻改变人类生活，智能社会的发展从知识能力结构、职业需求的变化，对教育内容、人才类型、教育模式等提出一系列新要求。二是工业4.0技术的本质特征直接影响劳动力市场，从而通过影响劳动者技能与教育挂钩。工业4.0技术具有互操作性、虚拟化、权力下放或分散、实时能力、服务导向、模块化等一系列特征，在宏观层面上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影响，在中观层面上对企业内部劳动组织产生影响，在微观层面上对劳动者技能产生影响，还有直接重新定义人才而影响教育。智能机器对教育最大的冲击在于他改变了对人才的定义，而要培养新型人才，现有教育的组织形态和过程都需要巨大变革，而不是简单的改良或增加一两门课程。这些路径，区别不外乎是间接影响或直接影响，但都清楚地表明，智能时代教育变革大有奇点临近的趋势。
（二）智能时代教育变革的方向
从教育体系变革看，应发展灵活的以能力为本位的基础教育，为整个职业生涯奠定坚实基础；实行产教融合，推进职业教育教学模式变革；改造高等教育，培养工业4.0时代的创新者和领导者；大力建立学习型组织，促进员工终身学习。从人才培养规格看，应对智能机器挑战的教育策略应该是培养“人”的特点，拉大人与机器的差距，而不是让人更机器化。需要更多地注重培养人的道德伦理素养、价值判断能力、创造性、社会情感能力以及直觉判断能力。着力培养新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数字化、智能化、国际化、创新型、复合型高端人才。从教育者角度言，与人类教师丰富的教育智慧和教学策略相比，现有人工智能系统的“智能”水平还是比较低的，能解决的教育问题也是有限的。人工智能的深层次应用还需要突破技术层、伦理层、系统层和效果层多层困难和障碍。必须承认，人工智能推动教育变革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工业化教育”向“智能型教育”转变可能有三重境界：赋能教育，最大限度地提升“标准化教育”的运行效率；创新教育，促进“标准化教育”向“个性化教育”转型；重塑教育，推动教育从“去标准化”阶段迈向“去制度化”阶段。
（三）不能回避的潜在伦理和价值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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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成为重要减贫机制
减贫、脱贫是人类共同的理想。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MDGs）的第一个目标是“消灭极端贫穷和饥饿”；《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中，排在第一的目标依然是“在全世界消除一切形式的贫困”。2020年，国家脱贫攻坚战取得全面胜利。教育作为脱贫攻坚“五个一批”之重要机制，承担了使命，遂行了任务，义务教育有保障全面实现，教育理论工作者于其中贡献了知识与思想。
（一）厘清了教育扶贫的内在机理
（二）形成了中国教育扶贫理论
（三）转向以乡村教育振兴扶相对贫困
在新发展阶段，扶贫转向乡村振兴。在消除绝对贫困后，相对贫困成为今后我国贫困问题的主要表现。教育扶贫自然转向乡村教育振兴，以乡村振兴扶相对贫困。前提是，继续加大对教育事业发展的投入水平，并通过教育的供给侧效应和需求侧效应双重路径阻隔贫富差距的代际传递。关键是，建立健全全民覆盖、普惠共享、城乡一体的教育公共服务制度，推进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让贫困人口获得抗风险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贫困地区内源式发展。重点是，控辍保学需要从外控逻辑走向以改善学校教育过程和厚植家长社会支持氛围的内生逻辑转变。抓手是，有必要建立国家防止教育返贫监测预警和动态持续帮扶机制，建立并完善国家建档立卡贫困户教育发展评估追踪的有关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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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公平迈向追求实质公平
（一）教育公平的标准和评估正在发生变化
分析教育公平的标尺主要来自政治哲学的公平观与正义论，由此教育公平被区分为“分配公平”、“持有公平”、“承认公平”等不同类型；或是从“程序正义”的角度出发将教育公平分为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等基本类型。不管从何种类型看，我国教育公平毫无疑问取得了重大成就，集中表现在人民群众教育权利得以保障，“有学上”的教育机会得以满足，县域内义务教育基本均衡得以实现。同时人们也会看到，一些省市的义务教育发展水平呈现出形式合理性与实质不均衡的困境。折射出老百姓对教育的期待已经不满足于受教育权、“有学上”和义务教育基本均衡，而是更加在意规则公平、“上好学”和优质均衡。教育公平的标准与尺度在变，相应地，对教育公平的判断和评估也在变。教育公平的内涵到了从形式公平向实质公平升级的时候了。
（二）实质公平指向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三）实质公平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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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与课程化：
思想政治理论课新坐标
思想政治理论课（以下简称思政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重要内容，是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根本保证。党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思政课建设，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取得了突出成效。思政课的新的纵横坐标已基本搭建。
（一）思政课是培养时代新人的关键课程
思政课极端重要，对思政课的认识同样极端重要。要高规格、大力度地建设好思政课。一方面，只有高规格建设思政课，才能更好地彰显思政课在新时期的重要地位，凸显思政课作为培育时代新人的主渠道、主途径的功能，更好地发挥思政课在思想引领和价值导向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通过大力度建设思政课，把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紧密结合，形成同向同行、协同发力的态势，才能不断提升思政课程的育人功效。高规格、大力度建设思政课，是思政课功能作用所决定的。思政课建设不仅关系到党的教育方针政策的落实和教育目标的实现，而且关系到整个教育体系的社会主义办学方向，关系到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通过思政课建设，可以更好地实现对学生的思想政治素养、道德素养等的整体培育，它在提升学生的思想政治水平上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高规格、大力度建设思政课，也是思政课现状所决定的。思政课建设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与挑战：对思政课的重要地位依然存在认识不足的问题；思政课的内容不够鲜活；思政课的评价和支持体系还不够完善；思政课仍然存在条块分割、学段割裂、衔接不畅等问题。这些现实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二）完善一体化这个思政课的纵坐标
（三）把课程化打造为思政课的横坐标
过去，中小学有学科德育的说法。现在，一些高等学校在长期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探索出了课程思政，强调各类课程都要承担育人责任，突出全员全程全方位“三全育人”。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育理论创新。不管是学科德育，还是课程思政，本质上体现的都是思政课课程化思想。所谓课程化，是指学生思政教育不只是思政课的事情，而是所有学科和课程都有思政内容，都要发挥思政功能。针对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大家关心几个大的方面如何变化。一是有了课程思政后，学校课程管理有什么变化。有研究认为，应在课程规划上突显育人的中心地位，在课程实施上打造“全学科育人”教学体系，在课程评价上把立德树人成效作为根本标准。二是有了课程思政后，学校思政工作体系有什么变化。有研究指出，应让课程在思想政治工作中成为责任自觉“充分激活”的方面，让课程育人在思想政治工作中呈现“普遍行动”的状态，让课程思政成为思想政治工作体系中“同向同行”的力量，强化课程思政建设的主体自觉和制度保障。三是有了课程思政后，教师育人工作有什么变化。有研究强调，应增强教师课程思政意识，提升教师实践课程思政的能力。
06
公共危机下道德教育反思与进步
道德问题纷繁复杂，道德教育常说常新。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爆发，无疑让人类陷入一场公共危机。危中有机，教育学术界围绕“公共”展开讨论，推动道德教育知识更新。
（一）公共危机引发道德教育讨论
公共危机爆发，人性很容易现原形，更容易引发道德及道德教育讨论。这是因为，从与自身关系看，囿于社会环境、个人经历与舆论导向，人们所获得的“道德观念”也有可能是“道德偏见”；从与他人关系看，边界意识与理智精神的缺乏，使得以“道德”之名的指责，可能走向“非道德”的结果；从与社会关系看，个体“精致的利己主义”追求，使人与社会的关系变得疏离，导致公民的社会责任感不足。其实，这三种情况似乎都和公共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有关。公共规则意识和契约精神一直是我国社会建设短板，在公共危机下，这个短板暴露得更加明显。有研究指出，在公共人的传统先天不足的情况下，在市场经济的当下，“个体人”的加速膨胀，正在呈现和暴露公共人的衰落之势。这个结果与我国强调的公共利益和集体意识优先形成反差。因此，开展以公共精神、公共参与和合作能力为要义的公共品格教育，培养基于公共立场、参与公共生活、开展公共交往、谋求公共福祉、具有公共品格的公共人，通过建立主体的边界意识与理智精神，培养正确的公共价值观，是当前道德教育和道德领域的重要命题。
（二）更加注重健全人格和公共品格培养
人格比分数更重要，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应更加注重学生健全人格培养。“榜样追随”是人格生成的重要方式，通过以“爱”为原发动力，以“同思同构”为本真状态，以“人格生成”为根本朝向的教育，可视作榜样教育的路径。榜样教育并非是树立“道德圣贤”，而是通过榜样示范确立基本道德品质，并以此为起点朝向人格的完整。情感品质是健全人格应有之义。学习者基础性情感品质的培育，形成伦理意识与道德精神，培育道德根基，实现价值育人，也是公共价值观教育的重要路径。在健全人格基础上，应通过公共价值观教育培养公共品格。公共价值观是指社会成员在参与公共生活过程中，逐步建立的价值共识与公共行为准则。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是一种被普遍接受并认可的公共价值观。但在实践中，价值观教育存在着“知而不信、知而不行”的现象，根源在于对价值观的“原初意义”的忽视与遗忘。而唤醒和激活对公共价值观原初意义的深层理解，需要充分发挥道德教育主体本身的主观能动性。
（三）在提高社会文明程度中促进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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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念”视域下的课程与教学变革
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导向正在转向素养。素养导向意味着由讲授专家结论转向培养专家思维。像专家一样的思维，是可迁移的，有助于学生解决真实性问题。然而，如何将素养目标贯彻于课程与教学转型是一个难题。当前理论界和实践界都将目光聚焦于“大概念”。“大概念”逐渐成为落实课程与教学变革的锚点。
（一）课程与教学正在以素养为核心发生价值转型
（二）“大概念”可将素养目标具体化
（三）“大概念”的落实以单元为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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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速时代教师职业发展
（一）“教师职业发展”成为一个有新内涵的论域
（二）加速时代对教师职业发展产生了双向影响
（三）加速时代教师职业发展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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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教育促进健康
（一）教育是影响健康的重要因素
（二）教育何以促进健康
教育如何促进健康，其影响路径主要有两条。第一，教育可以通过提高个人的收入水平进而对健康产生正向影响。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个人能够将从教育中学习到的技能与知识转化为相应的经济资源，从而为改善健康提供物质基础。受教育水平更高的个人，其经济收入通常更高，更有可能参加各类医疗保险，在生病时能够获得的医疗卫生资源也更多。第二，教育能够通过塑造良好的生活方式从而促进健康，即教育能够提高个人的健康素养，塑造良好的生活方式，从而实现长期健康维护。个人的教育水平越高，其掌控生活的能力就越强，选择健康生活方式的意愿也更强；参加运动和锻炼的次数更多，饮食更加合理、作息更加规律，吸烟、酗酒和吸毒等不良行为也更少；更愿意遵从医嘱、参与体检，采取预防措施，强化健康维护机制等。在青年时期，教育主要通过影响生活方式进而促进健康，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作用要远远大于经济收入；此后，教育对健康的影响主要以修复为主，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影响作用会逐渐减弱，经济地位则成为影响健康的主要路径。
（三）改进教育方式促进学生身心健康
从各级教育看，由于早年处于个体器官和组织发育的关键节点，对外部环境敏感、可塑性强，是塑造生活方式和健康行为的重要时期。在这期间，疾病的预防和干预成本更小，收益更大，风险因素的微小改变将会带来终生的健康收益。早期经历对未来健康有着持续的影响，无论之后的社会经济地位如何变化都不会抵消这一影响。因此，加强早期健康教育对促进个体未来身心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从各类教育看，应加强“身”的教育，改进体育课，让学生既爱体育也爱体育课，强化劳动教育；在“心”的教育方面，一方面应加强艺术教育，让艺术教育既有艺术也有教育，惠及全体学生，另一方面应加强心理健康教育，从整体上规划各阶段的具体目标和详细内容，形成横向符合年龄特征，纵向符合人格发展规律，各阶段有效衔接的健康教育一体化新格局。在教育管理方面，应该认识到按能力分班的政策或举措，以及家庭对优质教育资源的激烈争夺，尽管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业表现，但同时也有可能是以他们的心理健康作为代价。弱化基础教育阶段的教育资源分化，减缓教育竞争的激烈程度，加强学校的学生融合，有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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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社会科学能否带来计算教育学
在我国，学科交叉融合已成国家战略；在国外，计算社会科学正引领前沿；在教育领域，技术正在改变着教育；在教育研究中，基于大数据的研究范式方兴未艾。诸种情形似乎都预示着计算教育学呼之欲出，但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
（一）支撑学科的知识生产出现新趋势
（二）计算教育学在主张什么
（三）围绕计算教育学又在争论什么
根据生成教育知识的基础和依据，教育研究范式可分为基于经验、基于逻辑和基于体验三种。计算教育学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科学研究范式？教育的特殊性以及教育主体的独特性决定了计算教育学研究范式不同于自然科学领域，如何利用数据和计算来量化教育主体，揭示教育规律成为争论的焦点。有研究指出，大数据的化约、数据化处理方式与教育的整体性特质并不完全相容，教育活动或人的行为的数学化操作不具有自然科学的数学化操作那样的有效性和可行性。教育知识、教育规律的寻求和表达本质上是原理机制的研究和理论阐释，而不是数据分析。计算教育学的学科归属应该是计算科学和信息科学，而不是教育学。还有，当各种现象与问题逐渐成为一种算法的时候，风险就来了：教育的人文价值蜕化；数据“算法”的确定性与教育的不确定性之间存在着矛盾；智能技术滋生新的政治与伦理议题，人类可能陷入被边缘化的危险。从已有并不丰富的讨论看，正方在信息科学领域，反方在教育学领域。计算教育学之学，与其说是学科之学，不如说是学问之学。也许只有当计算教育学按照自己的方式揭示出真正新的教育规律的那一天，才是这个学问从认知走向认同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