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澳大利亚出台针对16岁以下青少年的“全球最严社交媒体禁令”。国内外也有教育机构出台类似禁令或倡议。
这些禁令或倡议无形中触及一系列让教育界人士感兴趣的话题：对出生在互联网时代的孩子来说，能否在他们成年之前，设置一个“硬隔离”，避免孩子过度接触、依赖电子设备和互联网？如果下定决心做这件事，治理重点在哪？明知孩子“触网”终难避免，如此“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努力，意义何在？
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部分教育专家、教师和家长代表。
本期受访专家——
郑磊(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数字与移动治理实验室主任)
刘虹(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彭晓芸(曾为上海某高校教师，现旅居英国，二孩母亲)
-本报记者张鹏王星
出生在互联网时代的青少年，真能隔绝于社交媒体之外吗？
上月末，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参议院投票通过法案，禁止该国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这被称为“全球最严社交媒体禁令”。今年9月，英国百年名校伊顿公学宣布，不允许低年级学生白天携带手机，学生必须在晚上上交电子设备。
人工智能浪潮滚滚而来，但在全球教育界，对智能手机和社交媒体说“不”的国家和机构却越来越多。担忧未成年人过度使用社交媒体、受到网络上各类负面消息的冲击，作为应对之举，单纯“禁止”使用社交媒体的“硬隔离”真的可以保护青少年吗？
社交媒体真的让学生发生变化了吗？
记者：都说00后、10后是“互联网原住民”，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似乎都深深地打上了互联网的印记。您觉得，社交媒体真的给青少年带来这么大的变化吗？
彭晓芸：带着家长和教师的双重身份，在与学生打交道的过程中，我能深刻体会到网络世界、社交媒体对青少年带来的影响。无论是中小学生，还是我教书时曾经面对的大学生，注意力稀缺已经是一个全方位的问题，甚至能反映出学生生活的家庭环境。
可以说，网络世界和社交媒体对学生和成年人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当我作为大学老师站在讲台上时，我要变成段子手、脱口秀演员，以此留住学生的注意力。而中小学生的变化则更明显，孩子的阅读能力急剧下降，在应当培养文字阅读习惯和能力的年龄，他们的生活被大量短视频侵占，长远来看，可能到了大学阶段，他们的学习能力和思考力，也会出现断崖式的下降。
刘虹：如果说90后是互联网原住民、00后是数字时代原住民，那么10后、20后的孩子就是数智时代原住民，他们的成长环境中充满各种智能设备和智能服务，这些不仅可以满足他们的学习需求，也能满足社交和娱乐需求。但随之而来的，确实是孩子的人际交往需求和能力的下降。很多孩子不愿和家长面对面沟通，觉得父母和自己不在一个“话语系统”，有些孩子甚至宁可和网络上的“虚拟朋友”彻夜聊天。家长也会觉得孩子越来越陌生，不愿对自己敞开心门。
记者：为什么现在的青少年容易深陷网络的泥淖，背后动因究竟是什么？
刘虹：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青少年的社交媒体管理正成为全球治理的一个新议题。社交媒体带来的网络霸凌、同龄人压力、诈骗等，这些都是没有国界的全球性问题。
正因为家庭内部情感交流的缺失，很多青少年才转战网络、从而获得情感需求上的满足。在网络的虚拟世界里，他们很可能比在家里更容易得到满足和认同。
彭晓芸：此前我们在上海工作学习时，我的大儿子有个困扰。已经上初中的他去公园玩，基本找不到同龄小伙伴。能与他结伴玩耍的多数是幼儿园的孩子，或者他干脆只能看公园里的老爷爷下棋。
郑磊：孩子成绩下降了、出现了心理问题等，成年人常常将其归因于网络的不良影响，社交媒体的不规范等。实际上，如今青少年自由交往和活动的空间已经被挤压得很窄了，如果再断绝网络空间，可能会进一步剥夺青少年的正常社交空间，使他们更加感到孤独和压抑。其实，社交媒体上并不都是负面的内容，也有一些好的作品能积极引导青少年认识世界、学会协作，激发他们的创新思维等。关键在于，如何让平台和政府负起监管责任，让青少年健康安全地“触网”。
让青少年与社交媒体“硬隔离”，可行吗？
记者：或许是看到了网络世界带给青少年社交方面的负面影响，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学校提倡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开通社交媒体账号，从中传递出怎样的信号，您支持这种“硬隔离”做法吗？
郑磊：单纯通过“硬隔离”的方式禁止16岁以下孩子使用社交媒体，听上去力度很大，立竿见影，但其实要思考两个问题：一是我们要禁止的究竟是社交媒体上的不良内容，还是社交媒体这个渠道；二是将互联网一代与互联网完全隔离，是否真能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是否也会带来其他副作用？
对于正在成长的青少年，完全不让他们接触互联网会因噎废食，不利于他们的全面成长。而且，他们终有一天还是会接触社交媒体的，短暂的“硬隔离”甚至可能带来相反效果，越是强烈地禁止社交媒体，越有可能激发他们通过各种“地下渠道”去“偷尝”网络，反而增加了家长监护的难度。
我们真正要禁止的，其实是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那些不利于青少年成长的内容。
比如，平台可以设置“家长控制”功能，由家长作为监护人来为青少年账号设置其可以使用的功能和可接触到的内容，并通过设置密码来防止青少年解锁。从当下的技术能力来看，短视频平台既然能做到精准推送内容，就也能做到对青少年精准屏蔽不利于其成长的内容，关键在于平台想不想这么做。正是由于平台自身利益驱动，政府执法又不到位，防止青少年接触不良内容的声音总是喊了一阵，就没了下文。
刘虹：单纯的禁止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比出台禁令更重要的，是能够提前考虑技术发展对儿童成长生态带来的变化以及未成年人因此产生的变化，从而采取更积极的态度去帮助未成年人拥抱这些变化，而不仅仅是用禁令去堵。
彭晓芸：青少年的成长需要学校与家庭双方配合，尤其是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同伴影响变得越来越重要。当然，这也仅限于16岁以下，实际上，在英国，私立住宿学校对学生的管理，很多也是16岁以上就放开了，不再管控，因为迟早得有这么一天，让孩子掌控自己的生活。
提议16岁以下的青少年远离社交媒体，是为了营造一种社会氛围，愿景是让青少年回归从小与真实社会、真实的同伴打交道的机会，培养他们对生活的情趣，鼓励他们发现生活的美好。如果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一起游戏的伙伴，谁愿意24小时抱着手机对话呢？
让家长放下手机，是“理想主义”还是势在必行？
记者：从蜚声海内外的伊顿公学到国内不少中小学校的禁令试水，都不约而同提及一个类似的观点：鼓励家长以身作则，在陪伴孩子的过程中放下手机，为青少年远离社交媒体做出表率。对此您怎么看？
彭晓芸：我们会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孩子在培训班里上课或者在公园里玩耍，家长就坐在外面刷手机、打游戏。今年八月份我们搬到英国读书后，看到这里的家长会全情投入到孩子玩耍和学习中，很少有家长掏出手机，在各种等候室，常看到家长在给孩子读绘本。
模仿，是孩子与生俱来的能力。想要改变孩子，家长首先要有改变自己的强烈欲望。这可能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改变，想想我们自己，确实动手能力很差，当你能把玩的东西越少，你越是容易依赖网络。
刘虹：数智时代，每个人都需要适应数字生活。家长应该从小开始对孩子们进行相应的教育和引导，教孩子如何使用自媒体，如何在网络上进行健康的社交互动。既要充分利用现代科技带来的便利，积极拥抱变化，又要保持警醒，加强和孩子的沟通交流，注重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安全保护。
无论时代如何改变，爱与关怀作为家庭教育的核心始终是不变的，科技可以辅助教育，但无法替代家长的陪伴和关爱。作为家庭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家长应该用更多的智慧、爱心和耐心，平衡科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帮助孩子健康成长，让家庭教育在数智时代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