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通VIP，畅享免费电子书等14项超值服
首页
好书
留言交流
下载APP
联系客服
2023.02.03重庆
■人口内部迁移的趋势。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境之内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成为令人无法忽视的宏观现象。2010年后，我国的人户分离人口接近3亿，占总人口的比重约20%，其中省内迁移占2/3，省际迁移占1/3。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省际迁移总体呈“孔雀东南飞”的趋势，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福建六个头部省份吸引了超过40%的迁移人口。
■人口内部迁移的意义。一方面，我国人口迁移的直接结果便是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近年来我国人口净迁移对城镇化的贡献超过80%。201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首度超过60%，但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人口的城乡迁移、特别是人口从第一产业往第三产业的迁移并未完成，仍有巨大空间。若假设我国劳动力基数（就业人口）不变，第一产业GDP占比及劳动生产率与美国相当，将释放1.9亿劳动力。另一方面，人口迁移并未使得区域间的经济发展趋于平衡，反而由于集聚效应使得各区域间的经济差距日渐扩张，呈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
引言：国境之内的人口迁移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交通和通讯技术的日益发达，人口迁移在全球日益普遍。跨越国境的人口迁移在学术上被称为“移民”（migration），国境之内的人口迁移则被称为“内部迁移”（internalmigration）。我国人口的跨境流动总体有限：据联合国估算，2017年约有1,000万中国移民在海外生活，中国吸纳的海外移民约100万人，占中国总人口的比重分别为0.7%和0.07%；2010-2015年间，中国每年移民净流出约34万人，占总人口比重仅为0.024%，可谓“沧海一粟”。因此对我国而言，人口的内部迁移是更具宏观意义的现象。
从历史上看，我国人口的内部迁移往往与战争或者自然灾害等外生冲击有关。改革开放前，我国对户口迁移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城镇化进程也因此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84年我国户籍制度开始放松后，我国的流动人口的规模快速扩张，增长速度远超总人口。人口内部迁移也更多地表现出内生性，呈现出从低生产率地区向高生产率地区流动的趋势。
毛主席曾经说过，“人多力量大”。人作为劳动力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动力，人的福祉又是经济增长的最终目的。因此，分析解释人口在我国人口在国境之内如何迁移、为何迁移，具有极其重要的经济意义。而随着我国步入低生育老龄化时代（参见招商银行首席观点《花儿与少年：人口增长的道德意义》），未来人口存量的收缩难以避免，对存量人口的分布及其变化的研究就显得更加重要。
一、内部迁移度量：存量与流量
从现有的统计指标体系看，度量人口内部迁移可以从两个维度出发。一是“存量”维度，根据各省的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关系判断该省人口净流动的累计情况；二是“流量”维度，根据我国人户分离人口与流动人口的数据估测整体迁移规模。
（一）居住状态：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
各地的人口统计口径主要有户籍人口（注1）和常住人口（注2）两种。若一地区常住人口数量大于户籍人口，则该地区处于人口净流入的状态；同理，若一地区常住人口数量小于户籍人口，意味着该地区处于人口净流出的状态。
图1：常住人口与户籍人口的关系
2017年末，在中国大陆的31个省/自治区中，有17个省的人口处于净流入状态（常住人口>户籍人口），14个省的人口处于净流出状态。广东是全国人口流入最多的省，规模达1,852万；上海、北京的人口流入规模分列二三位，均超过800万。河南是全国人口流出最多的省，规模超过1,800万；贵州、四川、安徽的人口流出均超过800万，分列2-4位。
图2：2017年各省人口净流入规模
从近十年（2008-2017）的数据上看，大部分省份常住与户籍两类人口的增速差别不大。其中，北京、上海和天津常住人口的复合增速大于户籍人口，而贵州、广西等省份则相反。值得注意的是，东北三省（吉林、辽宁、黑龙江）的两类人口均呈收缩状态（除辽宁的常住人口外）。而广东的两类人口增长较快，在各省份中仅次于西藏，而西藏人口基数较小，同广东不具有可比性。
进一步考察近五年（2013-2017）的数据，发现我国人口内部迁移似乎更为活跃。各地两类人口增速的散点距离45°线更为发散，表明总体各地人口净流动的规模有所上升。但随着基数的上升，北京、上海和广东的常住人口增长放缓，均出现了户籍人口增速大于常住人口的情况。而新疆和西藏则是全国常住人口增长最快的两个省份。
图3：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近十年复合增速
图4：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近五年复合增速
（二）迁移统计：流动人口与人户分离人口
流动人口与人户分离人口均指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登记地半年及以上的人口。但二者覆盖范围不同，流动人口不涵盖市域内的人口流动，即从人户分离人口[注3]中扣除市辖区内的人户分离人口所得部分。
图5：流动人口与人户分离人口
由于2000年前的人口普查并未对各类型的人户分离人口进行区分统计，使得我国并无2000年以前的流动人口统计数据。但从2000年之后的数据看，人户分离人口与流动人口的变动趋势高度吻合。两类口径统计的人口以同样的趋势变动且差距稳定，表明市域内的人口流动规模总体稳定（约4,500-4,700万）。我国人户分离人口与流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非常稳定，2010年后一直分别保持在21%、17%左右。为了与人口普查口径一致，后文的讨论将主要基于人户分离人口[注4]。
我国人口迁移总体十分活跃，表现为人户分离人口增速远超总人口。根据人口普查数据，我国的人户分离人口由1990年的0.20亿增加至2000年的14.4亿[注5]，十年间复合年化增长率达到22.0%，远高于同期总人口1%的复合年化增速。2000-2010年，人户分离人口的复合年化增长率较之前十年有所下降（6.10%），但依然远高于总人口的增长率（0.57%）。另外，流动人口在2000年到2010年间以6.21%的复合增速从1.21亿增加至2.21亿。
最新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2014年以来我国人口内部迁移的规模边际上有所下降。人户分离人口和流动人口均在2014年达到峰值，分别为2.98亿和2.53亿，之后逐年小幅下降，2018年分别为2.86亿和2.41亿。
图6：人户分离人口和流动人口变化趋势大致相同
图7：人户分离人口保持高增长
二、省内迁移：距离及本土偏好
图8：省内迁移占2/3以上
图9：川渝地区迁移呈增长趋势
图10：各地区省内迁移人口/该省户籍人口
由于省际迁徙的统计数据相对更丰富，下文将尝试对我国人口省际迁移动的空间特征和驱动因素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
三、省际迁移：空间特征
（一）迁移趋势：孔雀东南飞
广东一直是全国人口迁入规模最大的省份。在历次人口普查的人户分离人口中，迁入广东的人口规模及其在全国人户分离人口中的占比始终排在第一位。该比例在2000年的普查中达到35.5%的峰值，其后开始下降，2010年后降至约25%。但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分母效应”：根据人口普查数据，2010年的人户分离人口接近8,600万，是1990年的7.7倍（1,110万）。迁入广东的人口仍在快速上升：2010年达2,150万，是1990年的17倍（126万）。
图11：1990年跨省迁移人口迁入地分布
图12：2000年跨省迁移人口迁入地分布
图13：2010年跨省迁移人口迁入地分布
图14：2015年跨省迁移人口迁入地分布
进一步观察，2000年后，31个省份中，人口省际迁移的目的地集中在6个头部省份，总体呈“孔雀东南飞”的格局。1990年的人口迁移数据尚未表现出明显的集中趋势，迁移人口在各省的分布相对较均匀，排名前6的省份在全国人户分离人口中的占比合计为41.1%。2000年之前，除北上广和江苏之外，山东、新疆、辽宁曾是排名在5-6位的人口流入大省。进入21世纪，排名前六的省份依次分别为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福建，总体占全国人户分离人口的比重在七成左右。除北京和天津外，其余地区均位于东南沿海，占全国流入人口的比例在六成左右。
图15：各省/自治区迁入人口/全国人户分离人口
与2000年相比，2015年人口向广东迁移的比例显著下降，而向江浙沪地区和北京、天津的迁移比例显著上升。广东的迁移人口占比下降了10.7个百分点，江浙沪占比上升8.8个百分点，北京和天津上升4.2个百分点。
（二）空间偏好：就近原则
来自不同地区的人在选择迁移目的地时表现出不同的空间上偏好。迁移群体中的大部分会更倾向于选择迁入相邻省份或相对较近的省份。这也符合“本土偏好”的解释。
（1）来自北方地区的人更倾向于向北方地区迁移，且向北京集聚。2010年之前，来自天津的流动人口迁入河北的比例最大，但2010年天津迁出人口中迁往北京的比例达到30.4%，居于首位。山西、内蒙古、辽宁、山东等地迁入北京的人口比例也呈现上升趋势，2010年从当地迁入北京的流动人口比例分别为24.8%、22.1%、24.4%和19.3%。从河北迁入北京的流动人口规模也是最大的，2010年达到155.9万。
（2）江苏、浙江、安徽的移民主要迁入上海，且集中度不断提高。江苏、浙江、安徽三省2010年迁入上海的流动人口比例分别为49.2%、24.3%和27.0%。1990年与2000年从安徽迁往上海与迁往江苏的人口比例相当，但在2010年上海超过江苏。因为安徽整体迁出规模庞大，在各省份中安徽迁入上海的人口数量最多，2010年达到260.2万。
图16：天津、河北等地迁入北京人口比例最大
图17：江苏、浙江等地迁入上海人口比例大
（3）南方地区湖南、海南、广西主要迁入广东，集中度先升后降。向广东迁移的比例在1990-2000期间集中度提高，2000年从广西、湖南、海南迁出至广东的流动人口比例高达90.6%、77.3%和75.6%，但2000-2010期间南方地区向广东集中的趋势有所减弱。仅从2000与2010两次普查数据推断，这些省份向江浙沪的迁移比例均有所提升，指向空间距离对人口迁移的影响有所减弱，可能与交通便利程度的提升有关。
图18：南方地区向广东的集中度减弱
图19：2010年吉林、黑龙江人口主要迁入辽宁
辽宁是三个省份中最靠南、也是距离北京最近的，因此成为东北地区人口的主要流入地区。另外在建国初期，三个省份人均GDP水平差别不大，黑龙江而非辽宁拥有最高的人均GDP，但在上世纪70年代被辽宁反超，其后直至2015年，辽宁都是东北三省中人均GDP水平最高、增长也最快的[注6]。
图20：东三省人口呈下降趋势
20_20230203024617539.jpeg"/>
图21：三个省份中辽宁人均GDP最高
四、省际迁移驱动：经济与产业
（一）经济发达程度
然而，广东作为迁入人口规模最大的省份，却是一个异常值：2015年广东的人均GDP为6.75万元，排名全国第八。当年北京、天津、江浙沪的人均GDP都高于广东，但迁入人口/户籍人口的比例却远低于广东。
（二）产业结构变迁
（1）劳动力的产业迁徙
图26：三大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不变价）
图27：二三产业平均工资中位数显著高于第一产业
图29：2018年农民工就业领域
我国劳动力从第一产业向二三产业的迁移形成了庞大的农民工群体。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但选择进城务工，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业劳动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虽然近几年农民工的增长显著放缓，但其绝对数量仍在上升，2017年达到2.9亿。在本地、省内流动和省外流动三类农民工[注8]中，留在本地的农民工比例上升，由2009年的36.8%上升为2017年的40.0%；省内流动务工的比例较稳定，一直保持在33%左右；而迁出省外的农民工比例则有所下降，从2019年的32.3%下降至2017年的26.8%。
虽然外出农民工（省内+省外）占农民工整体的比例降低，但其数量仍有小幅增长。由于2014年以来流动人口数量呈下降趋势，外出农民工占流动人口的比例自2014年来开始反弹，2017年达到70%，仍是流动人口的主力。
图30：农民工数量增长但增速下降
图31：农民工占流动人口的比例上升
农民工的迁移主要是为了更好的就业机会。他们由第一产业转向收入更为丰沃的二三产业，故而前往经济更为发达的地区寻找工作机会。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发展，以及产业结构的变迁，我国的农民工群体也由此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劳动力迁移的主角。
（2）产业结构与就业份额
图32：美国各产业GDP贡献率
图33：美国就业在各产业间的分配
而从我国的情况看，各产业吸纳的就业与其对GDP的贡献率并不匹配，特别是第一产业的就业份额远高于其对GDP的贡献率。建国初期，我国第一产业创造的GDP占比超过50%，吸纳的就业份额超过80%；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分别为20.8%、28.7%，吸纳的就业份额均不到10%。其后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也不断进化，二三产业的就业份额和在GDP中的占比逐渐上升，但第一产业的就业份额仍大幅高于其在GDP中的占比。2018年，我国第一产业对GDP的贡献率已降至7.2%，但吸纳的就业份额仍达26.1%；二三产业对GDP的贡献分别为40.7%、52.2%，就业份额分别为27.6%、46.3%。
图34：中国各产业GDP贡献率
图35：中国就业在各产业间的分配
再分别选取我国人口流入和流出的代表地区北京和安徽分析，可以发现主要迁入地北京第二三产业的占比高达99.6%，吸纳的就业占比达96.1%。尽管北京的第一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和吸纳的就业份额极低，分别为0.4%和3.9%，但北京的第一产业所吸纳的就业份额仍显著高于其在GDP当中所占的比重。而主要迁出地安徽虽然二三产业的经济份额在不断提高，但其劳动力仍有相当一部分集中在第一产业。安徽省第一产业GDP占比从1978年的47.2%降至2017年的8.8%，但第一产业的就业份额2017年仍达30.8%。
图36：北京各产业部门GDP份额
图37：北京各产业部门就业份额
图38：安徽各产业部门GDP份额
图39：安徽各产业部门就业份额
参考美国经验，不难推断我国人口的产业迁移仍在进行中。美国农业的就业份额/GDP份额的比值为1.6：1，即美国的农业部门用1.6%的劳动力可以创造1%的GDP；而我国农业部门的这一比例为3.6：1，需要用3.6%的劳动力才能创造1%的GDP。这一方面表明我国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仍有较大提升空间，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我国的第一产业仍然是二三产业的劳动力“蓄水池”：2018年，我国的就业人口为7.76亿，若以美国第一产业的就业/GDP比值计，我国第一产业7.2%的GDP份额对应11.5%的就业份额，相较当前26.1%的水平将释放14.6%的劳动力，即1.13亿。若假设我国劳动力基数（就业人口）不变，第一产业GDP占比降至1%且劳动生产率与美国相当，将释放1.9亿劳动力。
（三）房价“挤出效应”
（1）一线城市人口迁入：显著放缓
从中期看，2009-2018十年各省的数据统计数据显示，各省人口流动的净值[注9]有18个省份为净流入，13个省份为净流出，与普查数据分析结果基本一致：净流入规模最大省份依次为广东、上海、浙江、北京、天津和江苏。
结合前述经济和产业两个维度，取2013年数据将各省人均GDP、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与全国各省的中位数进行比较，发现人口净流入的省份大多人均GDP及第三产业/GDP均高于各省中位数（散点位于第一象限）。有3个人口净流入的中西部省份分布在第三象限（人均GDP和第三产业/GDP均低于全国中位数），但距离原点（全国中位数水平）仍相当接近。西藏、海南位于第二象限（人均GDP<全国中位数，第三产业/GDP>全国中位数），但这两个省份的人口净流入规模极小，十年间人口流入的规模仅为23.9万、2.2万。
在人口净流出省份中，山东是个异常值，尽管其人均GDP显著高于全国中位数，但由于产业结构的原因，人口总体上仍呈净流出状态。
图40：2009-2018各省人口净流动
聚焦最近三年的数据，发现人口省际迁移的趋势出现了显著变化。一方面，迁移的方向总体上更为集中，人口净流入的省份数量下降到13个，人口净流出的省份数量上升到17个[注10]。另一方面，有9个省份的人口净流动在方向上发生了变化。其中，内蒙古，海南的人口净流动规模不大，十年间在零附近小幅波动，其符号变化并不意外；北京、上海、辽宁、湖南的人口从净流入变为净流出；安徽、四川、陕西的人口从净流出变为净流入[注11]。
选取2017年经济数据，依然从人均GDP和产业两个维度分析，发现这两个中期人口迁移的驱动因素与人口流动的关联性大幅减弱。特别是北京和上海两个直辖市，尽管人均GDP和第三产业/GDP占比均远高于全国各省中位数，但其常住人口近期并未延续增长，反而出现了净流出。北京于2016年首度出现了6.5万的人口净流出，此后净流出规模不断增长，2018年升至22.3万；上海于2015年首度出现16.4万的人口净流出，2016-2017年流出幅度有所收窄，2018年则出现了1.1万的净流入。
图42：2016-2018各省人口净流动
同时考察广州和深圳，发现一线城市的人口流入近年来开始显著放缓。从2015年到2018年，北上广深的常住人口净流入从82万降至47万，降幅达43%；而自2016年起，一线城市的净迁入人口在全国净迁入人口中的占比也开始连续下降，从42%回落到20%。深圳和广州的常住人口近年虽仍为净迁入，但近两年迁入规模却连续减小，占总体净流动的比例也显著下降。这表明一线城市对迁移人口的吸引力均显著下降。
图44：近年来一线城市人口流入显著放缓
图45：北上广深人口净迁入/全国净迁入
（2）住房价格与限购政策
我国一线城市房价不论水平还是增速均显著高于全国水平。根据百城价格住宅指数，2015-2016年，北京、上海和深圳的房价快速攀升，相较2014年末分别上涨了29.7%、44.2%和78.7%，分别突破4万、4.5万和5万元每平方米的大关。户籍政策最为严格的北京和上海便在此期间首度出现了人口净流出，深圳的人口流入也有所放缓。根据贝壳找房最新发布的《2019新一线城市居住报告》，2019年北上深的房价收入比[注12]分别达到22.5、17.5和24.4倍，房租收入比则分别高达93.4%、70.7%和91.4%。对于迁移人口而言，不论是租还是买，想要在一线城市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已成为生活中“难以承受之重”。
图46：一线城市房价远高于二三线城市
图47：一线城市房价收入比
快速上涨的房价也使得房地产调控政策日趋严格。自2010年4月30日“国十条”推出以来，各地陆续推出限购政策，北上广深的购房限制尤其严格。在购房条件和套数限制方面，一线城市均要求购房者缴纳当地社会保险或个人所得税5年及以上，且只能购买一套住房。在首付比例上，北京和上海均要求不低于35%的首付，而广州与深圳首付比例要求则稍宽松，为30%。另外北京还规定暂停发放期限25年以上的个人住房贷款[注13]，这无疑增加了人们的购房难度。
对于迁移人口而言，在新城镇开始新生活，衣食住行、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是最基本的需求。一线城市对户籍与购房的限制，以及高企的房价，开始令人“望而却步”。在一线城市中，北京对户籍和购房的限制性政策最为严格、房租收入比最高。这也可以很大程度上解释其为何成为四个城市中人口净流出最显著的一个。
四、人口迁移的经济意义
（一）城镇化
城镇化是指人口从乡村迁往城市的过程。我国人口内部迁移的直接结果便是城镇化率（城镇人口/总人口）的不断提升：流动人口的主力农民工正是生产活动转移的一大体现，而人口与经济活动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的转移，直接推动了我国的城镇化进程。
图48：城乡净迁移是城镇化主要动力
中国社科院近期发布《2020年社会蓝皮书》，表示2019年我国城镇化率首次超过60%，相较改革开放之初（不到18%）提升了超过42个百分点。根据国际标准，我国已初步完成从乡村社会到城市社会的转型，进入城市社会时代。当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显著高于世界平均水平（55.3%），但较发达国家仍有相当距离：美国的城镇化率为82.3%，日本的城镇化率达到91.6%。
（二）区域分化
理论上，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能够解决劳动力边际产出不均衡的问题：当各地区以及城乡部门之间要素投入的边际产出相等时，资源的分配会达到最优（即最优化的一阶条件）。在此基础上，有经济学家认为，农村劳动力到外地打工后，家里的土地可以出租，并且务工者可以向家中汇款，在返乡时还能够将掌握的技能、储备的资金带回来，所以人口迁移能够降低区域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差距。
但数据显示，伴随着大规模的人口内部迁移，我国经济的区域分化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张。这也与诸多实证研究的结论一致，并不支持上述理论假说。
图50：各省GDP/人均GDP的标准差
图51：各省GDP/人均GDP标准差
不论从GDP还是人均GDP上看，各省增速不一，且数值差距持续扩张。以标准差衡量各省GDP/人均GDP的离散程度，发现该值持续上升、斜率愈发陡峭，且人均GDP的标准差显著高于GDP。进一步考察GDP/人均GDP的复合年化增速，发现各省的增速水平均有所下降，但近五年（2014-2018）与近十年（2009-2018）比各省的增速差异进一步拉大。这指向随着人口迁移规模的增加，各省经济总量之间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扩张。
这很可能是由于人口流动所带来的集聚效应（agglomerationeffects），使得区域之间的分化趋于扩张而非收敛。例如，城镇人口密度上升会使得公司的分布趋于集中，随之而来的规模效应（scaleeffects）和网络效应（networkeffects）将促进整个经济体生产率的提升。如前文所述，省际迁移的目的地愈发集中，这也会使得生产要素与资源更为集中，产生更强的集聚效应。
余吉祥，沈坤荣（2015）[注14]归纳了经济集聚的几种方式，包括厂商层面的规模经济、行业层面的外部规模经济，以及劳动力流动与经济集聚的相互作用。厂商层面的规模经济是指劳动力跨省迁移使得迁入地的市场规模扩大，从而令厂商的平均生产成本随着其生产规模扩大而下降；行业层面的外部规模经济是指同行企业集聚带来的劳动力市场共享、中间投入品共享与知识溢出三大优势。在此基础上，劳动力流动与经济集聚将相互作用：劳动力流动会使得外部收益递增的产业集聚，而外部收益递增又会吸引劳动力集聚[注15]。如此循环将导致区域间的经济差距逐步扩张。
此外，当劳动力迁到其他地方，虽然理论上当地的边际生产率应当得到提高，但是留在当地的劳动力却可能只是没有生产力或生产力很低的人。而返乡者更多可能是老人、病患或在外打拼不成功的人，并不能带回劳动力、技术和资金可能促进家乡的发展。
（三）资源集聚
五、小结：“孔雀东南飞”之因果
人口流动与经济发展互为因果。伴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国境之内的大规模人口迁移成为令人无法忽视的宏观现象。2010年后，我国的人户分离人口接近3亿，占总人口的比重约20%，其中省内迁移占2/3，省际迁移占1/3。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省际迁移总体呈“孔雀东南飞”的趋势，广东、浙江、上海、江苏、北京、福建六个头部省份吸引了超过40%的迁移人口。
我国人口迁移的直接结果便是城镇化率的不断提升。近年来我国人口净迁移对城镇化的贡献超过80%。2019年我国的城镇化率首度超过60%，但与主要发达经济体相比，我国人口的城乡迁移、特别是人口从第一产业往第三产业的迁移并未完成，仍有巨大空间。若假设我国劳动力基数（就业人口）不变，第一产业GDP占比及劳动生产率与美国相当，将释放1.9亿劳动力。
数据显示，人口迁移并未使得区域间的经济发展趋于平衡，反而由于集聚效应使得各区域间的经济差距日渐扩张，呈现出显著的马太效应（MatthewEffect），表明人的集聚同时意味着经济和资源的集聚。
注释：
2.常住人口=户籍人口+流入当地半年以上流动人口-流出当地半年以上流动人口。
3.市辖区内人户分离人口：指一个直辖市或地级市所辖的区内和区与区之间，居住地和户口登记地不在同一乡镇街道的人口。
4.在讨论省内迁移时，需要以人户分离数据为准，因为该指标覆盖范围全面；在讨论省际迁移时，因本身不包括市辖区内人户分离情况，以流动人口或人户分离人口为准均可。
5.以“按现住地、户口登记地分的户口登记地在外乡镇街道的人口”为口径统计。
6.2017年辽宁省主动对2016年GDP“挤水分”，使得2016-2017年辽宁的人均GDP略小于吉林。
7.因该数据为1%抽样调查结果，所以与实际量级有差，但不影响关于迁入迁出相对关系的讨论。
8.三类分别为：留在当地、外出省内务工与外出省外务工的农民工；农民工总量=外出农民工+本地农民工，其中外出农民工=省内流动农民工+跨省流动农民工。
9.人口流动净值=常住人口增量-常住人口自然增长量。其中，人口自然增长=出生人数-死亡人数。
10.根据统计局数据，河北近三年的人口流动恰好等于0。
11.2009年以来，除2010-2011年，四川省人口均处于净流入状态，但因2010年人口流出规模较大，使得2009-2018十年间四川省人口整体处于净流出状态。
12.房价收入比=套均住房市场价值/平均家庭年收入=（住房平均销售价格*套均住房面积）/（人均可支配收入*户均人口数）。
13.2017年3月发布的《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和差别化信贷政策的通知》。
14.余吉祥,沈坤荣.跨省迁移、经济集聚与地区差距扩大[J].经济科学,2015,Vol.35(2):33-44.
15.徐承红[1].聚集经济理论研究新进展[J].经济学动态,2010(6).
16.指一国或一地区在一定时期内由于人口迁入和迁出而引起的人口数量变化，此处根据人口增量减去自然增量计算得出。
17.与统计年鉴选择相同方法，根据当年的全民生产总值除以年初和年末从业人员均值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