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英美作家会把《圣经》中的人物直接拿来用到他们的作品里。这种引用不仅形象地描绘了作品中人物的性格特点，也给文学作品增加了一定的深度。威廉莎士比亚是善用《圣经》中典故的大师，在其众多剧作中直接引用了来自于《圣经》的人物名称，例如《亨利四世》的第一幕第二场中，约翰福斯塔夫说自己“是像约伯一样穷的”；《威尼斯商人》中女扮男装的鲍西娅被称作“但尼尔”。作者借用《圣经》中的名字提及了他们的典故，从而衬托了说话者当时的心情，收到了较好的艺术效果。在文学作品中广泛引用《圣经》中人物的用法不仅使作品平易近人，易于被西方读者理解和掌握，同时也使作品本身具有了更加深邃的文化内涵。
2.直接引用《圣经》中的故事
3.直接引用《圣经》中的句子
《圣经》文学研究是当代国际国内文学研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课题,值得引起我们足够重视。本文就从《圣经》对欧美文学和中国文学的影响方面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一、《圣经》对欧美文学的影响
1.《圣经》对欧美文学中诗歌、戏剧的影响莎士比亚作品中处处体现着《圣经》的博爱思想仁慈、宽恕和博爱始终是莎士比亚戏剧竭力表现的主题,从而构成了莎士比亚作品鲜明的个性。而《圣经》自始至终也鲜明地贯穿着仁慈、宽恕和博爱的基督精神。这些思想对作为一个真正基督徒的莎士比亚来说,无疑会产生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但丁的《神曲》，歌德的《浮士德》，弥尔顿的《失乐园》和《复乐园》，这些世界著名诗章，都是从圣经中汲取主题和题材，字里行间处处都交织着圣经的人物及典故。
2.《圣经》对欧美文学中小说的影响《圣经》对欧美文学中小说的创作有巨大影响。如在文学中反复出现的、被无数作家使用的文学原型“替罪羊”就源自一个宗教典故。霍桑代表作《红字》中的人物白兰很好地体现了替罪羊原型的主要特征。法国大文豪雨果的《悲惨世界》，全书以宗教的感化为出发点或转折点，讲述了冉阿让一生在努力行善，舍已为人，以济贫救困为己任。他的爱无私宽容一直展现在读者面前，这正是《圣经》中精神的体现。
二、《圣经》对中国文学的影响
一、基督教对西方政治的影响
二、基督教对文学的影响
基督教对西方文学有着重大的影响，“我们的艺术正是形成和发展于基督教中，我们一切的思想正是有了基督教的背景才具有意义。”[3]
1、自身的文学价值
《圣经》是世界上最大的一部宗教典籍，是全世界公认的人文科学的伟大文献和文学作品。《圣经》中的故事反映了犹太民族的形成和发展，这些故事带着犹太人心酸的发展以及他们的光辉历程，其中的许多故事具有深刻的内涵，不管是对于他们还是别的名族都是一部财富巨大的著作。犹太人在《圣经》中所创造了神话传说、史诗、赞美诗等内容和文学形式，运用直喻、引喻、拟人、夸张等修辞手法，让《圣经》具有一定的文学价值，并且对后人也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一、犹太教义中体现出的家庭教育思想
（一）关于教育目标
传统的犹太教教义中并没有专门明确地论述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书或章节。其中也没有一个系统的教育理论。但是，圣经原文中一些章节，反映了犹太教义中有两种基本的教育目标：
其一，教导孩子敬畏上帝。犹太典籍中多处提到了要对上帝报敬畏之心。例如“智慧的开端是对上帝的畏惧。”[3]“你应该全心全意地爱你的上帝，用你所有的心血，所有的精神，所有的力量。认真对待今天我告诫你的这些话。让你的孩子们也深深铭记住这些话语。”[4]
（二）关于教育内容、方法及要求
一、源自希腊罗马神话的典故
希腊罗马神话那种“神人同形同性”的特征，倾倒了无数的哲人和文学家，也因而获得了永久的艺术魅力。即使是现在，神话中所反映出来的文化精神，也深深地影响着西方人的文化生活；许多希腊神话故事经过千百年的流传，早已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和词汇中，成为人们普遍使用的具有特殊意义的语言。
【摘要】
从国际法的原则和规范中不难发现基督教、伊斯兰教和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事实上，无论《圣经》、《可兰经》，还是《论语》、《孟子》等中西古代典籍，皆为国际法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和理论资源。耶伊儒三种文化中的一些共同价值，如自然法、契约、正义、天道、人道、博爱等等，早已成为国家关系的伦理基础、战争的合法性基础、多元宽容的跨文化基础，以及实现永久和平的制度基础。
【关键词】圣经；可兰经；儒家思想；国际法；和平
一、自然法和契约论作为国家关系的伦理基础
在实证法的背后寻求形而上的正义原则的支持，以作为实证法的立法依据和其合法性的检验尺度，是谓“自然法”。自然法是作为国际法主体的国家强制力的合法性依据。在初期以战争法为主要形态的古典国际法，正是以神启自然法为法理依据的。而《圣经》[1]中的“十诫”则为古典国际法提供了最早的自然法的形式原则的蓝本。（《出埃及记》，第20章，第2－16节，或《申命记》，第5章，第1－21节）。对自然法的内容虽有非常不同的理解，但可以确定的是，自然法的背后意味着神的世界秩序的存在。而要确立自然法首先就必须确立神的威严：耶和华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戒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申命记》第7章第9－11节）。[2]
在穆斯林的社会里，法律和宗教同属于一个密不可分的价值体系。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既是神学家的经书，又是法学家的法典，是所有法律的源泉。[3]《古兰经》这样说：“真主，除他外，绝无应受崇拜的”（《古兰经》第二章，第255节），“一切赞颂，全归真主，全世界的主，至仁至慈的主”（《古兰经》第一章，第2节、第3节），“你所佑助者的路，不是受遣怒者的路，也不是迷途者的路”。（《古兰经》第一章，第7节）。“不义的人改变了他们所奉的嘱言，故我降天灾于不义者，那是由于他们的犯罪。”（《古兰经》第二章，第59节）。对安拉的命令和禁令的遵从不仅是教徒法律上的职责，也是其神圣的宗教义务。
关键词:灵性文学;基督信仰;圣经;文学创作
手捧这套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和中国电影出版社联合出版的小说家兼诗人施玮主编的“灵性文学丛书”，[1]
非常高兴。终于在中国见到了有中国作家自己撰写的，正式出版发行的，切入当今生活的又与基督教文化有着某些关联的文学作品。这套丛书主要选编了海内外一百多位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包括散文卷《此岸与彼岸》、诗歌卷《琴与炉》、小说卷《新城路100号》（上、下）、长篇小说《放逐伊甸》（中国电影出版社）共五册。
心想何不干脆就用“基督教文学丛书”，为何却要绕着弯子起名“灵性文学丛书”呢？掩卷三思，终于还是明白了施玮先生之所以这样做的独特见解和良苦用心。我在举双手赞成的同时，甚至也萌生了一点个人的领悟和感受。适逢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点与“灵性文学丛书”主编施玮合作，于2008年10月11日（星期六）在上海师范大学举办“汉语灵性文学”学术研讨会，金秋十月，佳美良机，旧朋新友，学术畅谈，我也来凑凑热闹，把自己的这点看法谈出来，岂不快哉！
“传播学是研究人类如何运用符号进行社会信息交流的科学。”[1]人类社会信息的交流，实质上就是信源操纵可选的符号系统，实现对信宿的影响。这一过程中，信源得到了传播，从而实现了信息的交流。就电影传播而言，如果受众是异国文化和语言背景，要实现有效传播，就必须借助翻译，翻译是实现有效传播的桥梁。电影翻译是一种特殊的传播，有别于一般信息的传播，电影翻译传播的信息是跨语言、跨文化的。
一、传播学视角下电影翻译的特征及文化意象
二、中国电影“卧虎藏龙”中文化意象的顺应传播
三、西方电影《魂断蓝桥》中文化意象的转换传播
摘要《店员》中通过讲述非犹太青年弗兰克·阿尔班在与犹太人莫里斯一家的交往中，从一个“街头浪子”成长为“有责任感、正直、诚实的人”，并最终选择成为犹太人的故事，反映了美国大萧条时期下层犹太人的生存困境，折射出犹太民族的价值取向与信仰理念。马拉穆德所着意的绝不仅仅是犹太人，他所要表现的其实是整个人类的“生存困境”，他所具有的不仅仅是“犹太关怀”，而是对整个人类的“人文关怀”。
关键词马拉穆德《店员》犹太文化
美犹太作家伯纳德·马拉穆德(BernardMalamud。1914－1986)曾获得“国家图书奖”与“普利策奖”。其代表作《店员》中通过讲述非犹太青年弗兰克·阿尔班在与犹太人莫里斯(Morris)一家的交往中，从一个“街头浪子”成长为“有责任感、正直、诚实的人”，并最终选择成为犹太人的故事，反映了美国大萧条时期下层犹太人的生存困境。折射出犹太民族的价值取向与信仰理念。本文略论书中所反映的犹太文化因素。
一、主题简疏
《店员》的“犹太身份”决定了“苦难与忍受”必然成为其一大主题。“犹太”这个词，因为犹太人在历史上所遭受的苦难屈辱，已经萌生了一个隐含意思——“苦难”。在历史上。犹太人可谓是历经劫难。从《圣经=》中所载摩西率希伯来人出埃及，到上个世纪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正如小说主人公莫里斯所说，“他们受难，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苦难”已经成为犹太文学的母题。
杂货店老板莫里斯一生穷困。他经营一生的小杂货店其实无异于囚禁他的监牢。他被终身“埋”在店里。但是，他默默地忍受，心中始终存在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忍受”是他的另一个名字。这样的隐忍精神在弗兰克·阿尔班身上也有体现。弗兰克本来和同伙要打劫莫里斯的店，但他心中一丝良知还未泯灭，为受伤的莫里斯递上一杯水，从此与这个小店，与这家人结了不解之缘，从“入侵者”成为“成员”(店员)，并最终接受割礼成为犹太人，成为第二个莫里斯。把小店维持下去，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勇气与忍耐精神。
1.英美文学作品中的语言艺术
2.跨文化视角下英美文学作品的语言特点
本文是站在跨文化视角上分析英美文学作品的语言艺术，从《圣经》、古希腊神话中了解英美文学作品的语言艺术，并深入探讨英美文学作品的语言特征，同一事物在不同国家代表的意思不同，英美国家对“red”、“old”的认知与中国人也不同，运用戏剧性独白的基础上，英美文学作品语言的艺术魅力得到了呈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