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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文化与中国西部文学
一
与基督教文化形成、发展在世界文明进化最早、最快的西方世界，佛教文化产生、成型于东方的平和之邦、安适之境相比，伊斯兰文化自始至终面临的是酷烈的自然环境、艰难的生存条件和苛严的人文境况。随着19世纪欧洲殖民制度在伊斯兰诸国家的建立和巩固，在这种外来殖民主义文化剧烈冲击下，伊斯兰文化陷入深重的苦难之中，穆斯林史学家称之为伊斯兰文化的“黑暗时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一部伊斯兰文化史就是穆斯林的苦难史。萨义德在《东方学》中说“对欧洲而言，伊斯兰曾经是一个持久的创伤性体验。”(注：萨义德：《东方学》，北京三联书店，中译版，第75页。)这固然是指西方对伊斯兰教的莫名的“恐惧”，但就伊斯兰文化本身的发展经历而言，用“持久的创伤性体验”来描述正好精当地概括了笔者以上的评述。
也正因为这样，穆斯林民族都极力倡扬坚忍、敬畏、苦其心志磨其心力的人格风范，强调为人的血性和刚气，呼唤人的硬朗与旷达，以此来品悟“苦难”和拒斥“悲悯”并坚守宗教信念的虔诚。而且，伊斯兰文化在其主体精神上与基督教文化的崇尚恕道、佛教的以天达人，柔刚相济不同，它具有扬励刚强，崇武好胜的精神品性。
客观地说，伊斯兰文化的这种性格基调流贯到中国西部穆斯林们的精神和灵魂之中后它必然遭遇到中国传统的以“中庸”为文化准则的儒家文化和以“无为”、“不争”为精神取向的道家文化的稀释。准确地说，伊斯兰文化这种性格基调原有的强度和锐气必定会有所耗损。尽管如此，在中国西部，恰恰是这种文化血缘基因的顽强的自觉意识、强态的生命行为一方面促使西部人面对生命中所有的沉重，锻打着自己对严酷生存环境的顽强应变力，而对漫漫长途中颠沛流离的无尽的困苦，磨砺着自己的耐力、坚韧和生存智慧；另一方面构成了西部文学别具一格的审美色调和独特的艺术风采，其主要呈示形态：一是在西部文学中崛立起一批于灾难情境和炼狱氛围中生存着的、具有某种孤愤气质的西部“硬汉子”形象；其次是由“硬汉子”形象生发出的沉雄、刚烈、粗犷的艺术风格，激发起的悲怆、苍凉的悲剧性美学基调。
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初期张贤亮笔下的肩负着深重的苦难和“原罪”、经受血与火的洗礼的男主人公形象率先亮出了西部男子汉的精神徽记，那么杨牧的那首蜚声诗坛的《我是青年》则不啻为西部“硬汉子”们的高亢雄健的精神宣言。在西部文学中，那些走“西口”的流民、被发配西北的“苦囚”、自我放逐的独行客、永不驻足的迁徙者、远行不定的驼客和脚夫、本土化了的屯边人等等，他们追逐着西部人的共同的祖先――那个赤足前行、追日不息、倒毙于地仍抛出手杖化成一片桃林的夸父，秉承着“夸父追日”的精神志向，直视着生命中所有的苦难和前行中的磨砺与孤独，凭借一种宗教性的生命自律行为去追觅那种也许并不存在的存在。
仅张承志的小说就提供了一个颇具规模的、引人注目的“硬汉子”系列。其作品中以“蓬头发”为代表的男主人公们是一群在雄浑、莽苍、浩渺、酷烈的大自然背景下凸现出来的、具有铁一般质感的男子汉。他们犹如在朝圣路上身心憔翠的穆斯林信徒，其精神长旅漫长而无尽，然而他们却一意孤行、义无返顾地走下去。而在祁连山下长大的张弛的小说堪称纯粹的西部文本，其中的《汗血马》《驽马》《汉长城》中的臧山甲、刀达吉、巩合海是西部大地站起来的血性男儿，对苦难的故土如海般的忧患使他们无怨无悔勇往直前。《汗血马》中的汗血马更是一个人格化的象征，而“人是不会被打倒的”，作为生物种类的马终有一天会消失灭绝，但那忍辱负重仍猛气犹存的精神气脉决不会中断。这正是西部人的希望所在。
总之，西部的叙事性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硬汉子”的形象系列，尤其是，对“硬汉子”们的“苦难”的“考验”业已形成了一个共识性叙述模式，尽管对这样的叙述模式作家们有各自的表达方式，比如张贤亮在叙写“苦难”时着眼于它的“磨砺”与“完成”，通过“苦难的历程”达到灵魂的救赎――突出“苦难”的教化与省思功能。张承志对“苦难”注重的是“感获”，是对“硬汉子”们在“苦难”中挣扎、沉沦，甚至自虐和他虐(《北方的河》和《金牧场》)，其“苦难”带有蒸馏和净化的作用，因而更具宗教性特征。惟独如此，这种共识性的叙述模式又可看作一种悲剧性叙述程式，诸如人与自然的对立所导致的天人相悖悲剧，人与环境的矛盾所导致的人境对抗悲剧，道德与历史的错位所导致的冲突悲剧，人生追求与命运定数的逆反所导致的行运背离悲剧等等，都是悲剧性叙述程式的具体显影形式。
二
动态生存意识是伊斯兰文化与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等其他宗教文化得以区分的又一明显的标识。穆斯林是流动性极大、冒险精神极强的国际性公民。这里的“流动性”主要不是指对伊斯兰教义精神的流动性传播布道，因为在这一点上基督教的世界性传教活动，佛教的跨越国界式的宣经弘道都存在着异曲同工之妙。笔者所指的“流动性”主要是针对动态生存意识而言，更多的着眼于穆斯林们的生命化了的生存方式和人生取舍。
在笔者的印象中，似乎没有其他类别的文学作品像西部文学这样倾重于对“在路上”、“在途中”的创作诉求。而且，西部文学中的人物们不是将“在路上”、“在途中”视为手段式的、工具性的行为方式，而是回到“寻找”和“漂泊”行为本身。换言之，“在路上”、“在途中”成为创作的主体性内容，是对“寻找”和“漂泊”之后的含义的进一步追问，而“目的地”在某种程度上反倒被忽略了。于是，人的存在往往体现在“在路上”、“在途中”过程的发生和完结。人存在的意义也在“寻找”和“漂泊”这一生命实现的形式中被揭示。质言之，“在路上”、“在途中”成了一个心理的、精神的过程，它不需要靠“寻找”和“漂泊”的“目的地”就可以说明和解释自身。
笔者以为，西部文学上述这种创作取向，一方面受制于广义上的“走西口”的影响，“走西口”隐含着一个二重结构：落迫、凄惶与渴望、希冀同在。因为“西部”这片深幻莫测的新大陆充满了复生与创世的色彩，它甚至带有沉重的梦幻和严峻的童话性质：对于那些经过“磨难”“考验”的人而言它无疑是一个关于“成人”的企盼，关于创世的梦想。西部文学中“硬汉子”的成批涌现，西部文学之所以是“人”的成长、落难与最后完成的文学，也许正是对现代人在文化落寞的情状下不愿意与眼前的世界达成和解，通过“走西口”的“上路”方式寻求、追索乃至朝拜那些无所谓存在的神圣存在的印证。其实质是经由这种哲学式的远游或朝拜来完成“成人”仪式与灵魂的修炼，使“寻找”和“漂泊”走向某种类似于宗教情感的终极性之维。
三
与基督教文化、佛教文化求后世而舍今生相比，伊斯兰文化是典型的信仰与务实交融、宗教与世俗并举、今世与来世兼重的宗教文化类型。
与此相应，两世兼重的伊斯兰文化特征和具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的伊斯兰宗教精神在中国西部文学中的艺术转译方式就是诗性现实主义品质。所谓“诗性现实主义”主要地或者说是更多地体现在审美精神和艺术风貌上，而不是创作方法和写作原则上。
简言之，通过直观性到超越性、写实性与写意化双向对流的审美创造过程，实现“写忧而造艺”、真实性与批判性交融的境地，所谓现实主义的“诗性”也就尽在其中了。显然，这绝不是一种轻柔甜腻的“诗性”，而是有着痛楚感、殉道意识和内在的忧郁，倾重理想，信仰执着，即便是世俗的快乐与浪漫也被蒙上沉重色彩的“诗性”，它只能是也只属于“西部”。
迥异的维度，它被要求作为特定的精神力量深嵌于一切世俗世界之后，从而构成世俗世界的一种背景、底蕴和意义之源，最终使一切有限事物的真正价值得以显现。在这里，两世兼重的伊斯兰文化又显露出其对人类精神生活的诗性诉求的一面。也正在这个意义上，西部文学的诗性现实主义的“诗性”被提供了既通俗又高深的注解。
四
神秘主义是一个难以定义的既普遍又模糊的用语。神秘主义之“神秘”可以用来指一种现象、一种文化、一种思想或一种精神。神秘主义一词同时又具有各种广泛的含义，人们往往由此联想到宗教、巫术和各种超验现象，联想到各种奇迹和偶发性。不过，无论这些神秘指的是一种现象、一种文化、一种思想或精神，还是一种能力或感觉，人们之所以称其为“神秘”，就是它们都具有共同的性质――非理性，也就是通过理性无法理解、表述、把握的性质。可以说，非理性是一切神秘主义的本质特征。
毋庸讳言，在世界三大宗教中其宗教神秘主义有着共同的特征：本体论上主张神的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结合；认识论上主张神不可知论；方法论上主张与神直接相通。不过相对而言，基督教文化和佛教文化的神秘主义主要体现在上述三个层面，或者说局限于认知发生学与本源性的精神诉求层面，而伊斯兰文化由于是教、俗结合、务实与信仰交融的宗教文化，因而其神秘主义所牵涉的层面更为阔大、更为世俗――其中还容括着现象学的、经验化的、富于实践意义的层面。
尤其是，伊斯兰教中著名的神秘主义教派苏非派对伊斯兰教的影响甚大。古伊拉克的阿拔斯王朝时期，苏非派开始形成自己的神秘主义哲学。公元8世纪后叶出现了伊斯兰教文化的黄金时代，巴格达称为当时东方世界最大的学术和艺术中心，苏非神秘主义也形成了巴格达派、巴士拉派和呼罗珊派，其中堪称苏非思想巨匠的重要人物穆哈希比、哈拉智将苏非神秘主义推向成熟阶段。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公元11世纪时波斯著名哲学家安萨里将苏非神秘主义纳入伊斯兰教主流思想，并成为伊斯兰教官方信仰体系的最终形式。客观地说，基督教神秘主义哲学也随着历史的发展最终完成了其体系框架，但却不能像苏非神秘主义那样最终成“正果”，成为伊斯兰教主流思想，进而被视为伊斯兰教官方信仰体系的最终形式。或者说，基督教神秘主义思想之于整个基督教文化体系无论是在内在构成机制上还是外在表现程度和形态上都不如苏非神秘主义之于伊斯兰文化。而且苏非神秘主义在近世的勃兴尤其是对中国穆斯林的影响(伊斯兰教最初传入中国就是苏非教派的信徒带入的，而后苏非派迅速在中国西部繁衍了数十个派别)是有目共睹的。
维特根斯坦在其《逻辑哲学论》中认定：“确实存在一些不能讲述的东西。”在中国西部文学中“不能讲述的‘神秘的东西’”首推那种保持着原生态和混沌状的自然人文景观和有关西部经验中的物象感受。
中国古人所谓的“西出阳关无故人”，中国西部孤悬关外，艰不可攀。山川阻隔、浩大而近似虚无的空间，天荒地老人烟稀少，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宗教文化和语言的居住者逐绿洲而居，他们时而繁盛，时而又因频繁的战火、或者一次瘟疫和水流的改换就能使其湮灭，这种历史情形给人以强烈的无序性、非逻辑性。罗布泊于今仍然是个“谜”，古楼兰亦属经久不衰的历史悬念。所有这些恰恰和典型的中原文化形成强烈反差，个人或集团的身份诉求因归属感和认同感的缺乏而变得相当模糊(从回族人的“回回”的称呼可印证)，但感性冲创与抒情却因过于明显的历史的神秘化而变得极其丰沛。而恰恰是这种原始神秘的西部自然给未知的朦胧的灵魂和生命的原生态保留了地位，也提供了文学创作生成的资源和环境。
张承志在走进大西北回归神奇的伊斯兰大陆之际就注定了他只能从事“神秘”的写作。他笔下以“蓬头发”为代表的男子汉系列也总是那些在神秘的旅途中的踽踽独行者，他们所寻求的“北方的河”、“九座宫殿”、“黄泥小屋”、“金草地”、“金牧场”也是周而复始、缺乏年代与地域观念的神秘所在。实际上，张承志有关西部的作品都可视为“西部梦寻”录。完全可以说，张承志的神秘化写作真正触及到了文学与西部自然、创作者与西部世界之间的一种神秘莫测的本质性的生命关系，一种对神秘的生存状态的互文性的表述。章德益所有的诗歌的生命都是由西部大地铸成的。作为一个西部诗人之“西部”的重要标记在于他完整的诗歌形象体系的建立，那些西部宇宙时空中各种具有阔大气魄和巨大承载力的物象，诸如太阳、大漠、电光、雷霆、莽原、苍穹、山脉、圣火……之类，在他的诗歌中密集出现，与诗人注入其中的激情和魄气浑然一体，呈示着宏阔雄浑的意志和气势。显然，这样的形象生成是唯中国西部这一大时空所独有的，它不仅构成了灵魂与自由的神秘境遇，也体出了诗人生命体验的精微与幽深。
如果对西部文学中的神秘主义予以进一步审视便会发现，中国西部文学在其创作运思过程中往往追求出自于生命本体的内在感悟和精神感应，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一种大而化之的整体把握世界的致思方式。正是在这一创作致思方式的驱动下，西部作家面对着神奇广袤的“西天福地”，在人和自然的暗通中听到天籁的秘响，当合作者的生命主体与外在于自身的遍布于整个西部大陆时空的生命力相认同，从而获得生命力释放的喜悦感时，一种对西部的诗性的体认与出自于生命本体的内在感悟蒸腾而出达成同构关系，并铸炼成大而化之的整体把握式的致思方式。也
许，大而化之的整体把握式的致思方式并不为西部文学所独有，但却为西部文学惯用。
即以西部诗歌而言，所谓“新边塞诗”也好，“西部诗”也罢，都不过是经由大而化之的整体式把握的致思方式，向西部大陆找回心灵的自由空间，获得与西部精神同质同构的存在形式。西部也因诗人们的直觉灵魂的烛照充满灵性。西部的旷野、荒原、翰海、雄风、冰山、大坂、驼队、马群……一旦进入诗的视野和灵魂就会与诗人的情感记忆、历史经验发生神秘感应，虚化或生发为诗的幻像，这种幻像是诗人灵魂与西部精魂在对话过程中瞬间交流契合所生成的信息形象符号――“西部意象”，创作者在其间得到心灵的寄托和慰藉，西部世界的生命形式在其中得以永生。因为在这里，诗人灵魂的最高境界是与西部大陆的神秘本质合为一体。动与静、得与失、荣或辱、生或死都在西部大陆的宇宙诗心和诗人的诗性中获得齐一。
伊斯兰文化与生态环境保护探索
一、伊斯兰文化中关于环境保护的意识、观念和宗教思想
（一）伊斯兰文化中的自然观
（二）伊斯兰文化中的人类观
1.节约资源，禁止浪费。《古兰经》说：“你们应当吃，应当喝，但不要过分，真主确是不喜欢过分者的”。西北穆斯林社会还有许多家喻户晓的饮食道德圣训，例如穆罕默德劝告信士们饮食不可过饱。他说“：阿丹的子孙从来不应当在饭碗里装满撑破肚皮的食物。吃东西要少量，只须维持身体健康。充足的饮食只给肠胃三分之一的食物，三分之一的水分，留下三分之一的空间，让肠胃舒坦地呼吸。”（《艾哈迈德圣训集》）。穆斯林不但遵循伊斯兰规定的饮食法制，忠实遵守各种禁忌，而且对食物必须节约，严禁浪费。穆斯林对水是非常节约的，禁止浪费。《古兰经》云：“真主用水创造一切动物，其中有用腹部行走的，有用两足行走的，有用四足行走的。”生命是从水中诞生，万物都离不开水。《古兰经》指出：“我从云中降下清洁的雨水，以便我借雨水而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并用雨水供我所创造的牲畜和人们作饮料。”
2.保护动物，禁止乱捕滥杀。先知穆罕默德禁止人们对树木乱砍滥伐，对野生动物乱捕滥杀。他首先下令将麦加、麦地纳和塔乙夫三城及其周围定为保护区，不允许人们捕猎野生动物，不允许人们将动物捆绑起来，不允许将动物用做练习射击的活靶，不允许捕猎动物，宠养取乐或以戏耍动物为营生，如街头耍猴，动物表演等。他提出无论何种动物，只要对人畜无伤害的可能，就不要去伤害它们。
3.鼓励植树造林，维护生态平衡。《古兰经》还号召人们植树造林，绿化环境。“任何人植一棵树，并精心培育，使其成长、结果，必将在后世受到真主的恩赐”。禁止人们对树木乱砍滥伐，对野生动物乱捕滥杀。先知说：“任何人若手中拥有一棵树苗，明知明天就要死亡，也要把这棵树种下去。”这些“圣训”通过阿訇的宣传，对穆斯林群众的思想观念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对其行为也有较强的约束力。在西北民族地区，伊斯兰环境文化已深深扎根于广大穆斯林的心中，并以本土化和民族化的方式融进了当地居民的思维、行为、价值观念和文化习俗之中。
二、发挥优良的民族传统文化，促进环境保护
（一）在思想观念上吸收优良传统文化的精髓，确立人与自然的和谐观
（二）在环境保护的具体行为上吸收、发扬优良传统文化的.精髓
作者：张广裕马东平单位：甘肃省社会科学院
朝鲜族女性文化与女性文学
朝鲜族女性文化与女性文学是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互相促进的.朝鲜族女性文学是随着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朝鲜族女性文化的长足发展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并且真实地反映了朝鲜族女性文化的核心内容和变迁过程.朝鲜族女性文学又为朝鲜族女性的命运呐喊,为朝鲜族女性的真正解放探索、导向,促进了朝鲜族女性文化的'丰富和发展.朝鲜族女性文化,乃至女性文学的发展变化,又都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变化着的朝鲜族社会,特别是农村社会的社会环境和人物样态为根基的.
中国西部法律文化的基本型态与现实表征
[关键词]：中国西部；法律文化；臣民人治型法律文化；草民自治型法律文化；牧民神治型法律文化；
公民法治型法律文化
一、臣民人治型法律文化
臣民人治型法律文化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理想型态，也是中华法系的核心“法统”和文化特质，是中国传统社会超稳定秩序结构的文化基础。尽管近现代以来，在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进程中，通过一系列激进的社会变革和文化批判，对臣民人治型法律文化及其所依托的儒家宗法伦理思想进行了全面的征伐，然而，该种法律文化的历史惯性之大，超乎寻常，以至于在今天的中国政治文化氛围中仍然弥散着臣民人治型法律文化的气息。由于这种法律文化类型反映的是中华法系的共性和文化上的积淀，对于较少或较晚遭遇现代性之“格式化”的西部地区，便成为臣民人治型法律文化得以传承、存留和延绵的最佳时空。隋唐以前关中曾是我国统一王朝的畿辅之地，传统政治文化对西北地区产生了直接的辐射力，进而使该地区形成了底蕴更为深厚的臣民人治型法律文化传统。
臣民与公民是两个相互对应的概念。运用人和人格（personality）分离的学说，可以从实质内涵上区分臣民和公民。按照现代各国民法所包含的人本主义精神理解，自然人均应具有人格，但世界法制史证明，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国家，却有完全无人格之人（奴隶）和无完全人格之人（农奴）。据此可以认为，公民是能够形成并实践自己意志的社会主体，是完全人格之人；臣民是能够形成但却不能完全实践自己意志的社会主体，因而臣民是无完全人格之人。臣民观念是非独立产权主体或具有依附性的社会成员必然产生的一种价值观念，因而在经济基础落后、人口
[1][2]
浅析启蒙运动与现代欧美文学和文化
作者/贾京
一、启蒙运动的基本思想内涵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直接促成启蒙文学的产生
启蒙运动的核心内涵是理性主义，理性的基本内涵是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知。理性主义认为应当通过人们的推理和逻辑思维进行对事物的认识。理性主义产生的历史根源是欧洲在从中世纪向现代工业社会过渡的过程当中，从事工商业的资产阶级的产生和发展壮大。商品经济在欧洲中世纪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始终处于受压制的地位；商业活动受到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的严重限制的现实状况，使得资产阶级迫切需要改变自身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被压制的地位；资产阶级反抗封建王权的需要形成了启蒙运动产生的阶级、社会基础。启蒙运动的主导力量是一部分追求理性精神的知识分子。他们成为启蒙运动主导力量的根本原因是在欧洲逐步异化并偏离基本基督教信仰精神的中世纪天主教神学。中世纪的天主教会由于受到世俗贵族势力的渗透而逐步腐化。因此，启蒙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过程直接促成了启蒙文学的产生和发展。
（二）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使得启蒙文学带有思想政治倾向
启蒙运动的时代背景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进行激烈的斗争的年代。因此启蒙文学从产生开始就带有十分明显的思想倾向性并同政治理论主张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众多启蒙思想家通过文学形式宣传自己的思想政治主张，这给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艺术带来了鲜明的政论性特征。为资本主义制度鸣锣开道，向封建制度本身进行猛烈攻击是启蒙运动时期文学艺术的重要时代使命和历史特征。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对文学的影响
（一）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促成以思想主张为主流的启蒙文学
（二）启蒙运动的精神主张使得文学成为政治理论载体
1．形成以民主思想为主的文学
卢梭是民主思想的集大成者。卢梭通过文学形式折射了他的这些主张。《忏悔录》《新爱洛绮丝》是他的两篇著名的文学作品。《忏悔录》与以往的启蒙主义文学作品不同的是，该书注重平民的思想品质、感情和性格特点。卢梭在《忏悔录》中以诚恳直率的态度完整地记述了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情、内心动态的各个方面。他的另一部作品《社会契约论》，将这些文学作品中折射出的政治主张集中总结和反映了出来。在政治主张中，他主要的观点可以概括为：国家和社会的形成是个体为满足自身利益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所形成的总体。国家中每一个个体的目的是通过集体的存在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利益。基于这样的分析，国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应当在政治地位上保持平等。没有任何一个公民在国家当中应当具有比其他人更高的甚至能够奴役其他人的权利。当国家不能保证自身利益时，个体可以选择离开国家。国家政治权利的形成是公民为实现个人利益将公共权力提交给一些具有决策能力的管理者的过程的结果。由于公民推举政府的初衷是实现个人利益，因此公共权力的持有者具有保障公民利益的职责和义务。
2．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体现
启蒙运动中的重要思想主张是自由平等思想。这一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的文学作品当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在政治思想理论当中英国政治学家洛克旗帜鲜明地主张自由的观点。洛克以基督教神学作为依据，提出“天赋人权”的主张。天赋人权中主要包括的权利有追求个人幸福权、生命权和财产权。洛克认为，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人类一切行为的最终目的应当是向上帝赎罪，上帝赋予人们自由意志。人应当具有自由的思考能力。洛克的自由思想主要集中于人们思想的自由和政治自由。但自由具有一定限度，不能伤及其他人的自由，危害其他人的利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关于国家应当保障个人利益的观点也包括个人追求合法权利的观点，因此也蕴涵一定的行为的自由主张。在基督教神学的视野下，人类具有原罪，人的生命过程都是向上帝赎罪的过程，因此人的本质是相同的，人的地位应当是平等的，这一神学观点也为平等观念奠定了基础。在理性主义得以广泛传播的背景下，这一观念也逐渐被人们发掘出来。
3．法治思想和分权制衡思想形成的政治文学
启蒙文学的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同样身兼文学家和思想家于一身的孟德斯鸠。孟德斯鸠是法制和分权制衡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著名的文学作品是《波斯人信札》。在作品当中，他通过小说的形式将自己的法治思想逐渐描述开来。在《论法的精神》当中，孟德斯鸠提出了社会政治的基础应当是公正的法律制度。在孟德斯鸠的主要观点当中，社会同自然界一样具有相应的规律，上帝在创造世界与规律之后就让世界按照规律进行运转，而人类社会应当具有的规律就是社会的法律，社会应当严格遵守法律才可以正常运转。在基督教神学当中，由于人类本身具有原罪，因此人们在面临一定的特殊环境时就会产生犯罪的可能。政府组成人员同样也有可能违背公共利益而以权谋私，因此应当进行分权制衡以对政府进行约束和监督来保障公民的利益。
三、启蒙运动对欧美当今社会文化的影响
（一）促进西方现代文化的独立思考精神
（二）西方文学中人本主义的产生
人本主义是在启蒙思想当中占有重要成分的观念。理性精神本身要求人们按照自己的思考推理和认知事物。在人们的认识过程当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应当被充分调动和运用。人作为思考主体的价值和尊严应当被广泛认可尊重。在现代欧美文化中，这种产生于人本主义和理性精神的观念已经广泛推广。现代欧美社会强调的人道主义、人权等观念就是在启蒙运动的人本主义倾向的影响下发展而来的.。目前，在欧美各国，人道精神已经被广泛认可并对社会各方面产生了重要影响。死刑的废除、国际人道主义组织的广泛建立和发挥作用都是人本主义的重要表现。
（三）西方文学中个人价值的体现
由于理性精神和人本主义精神建立的重要基础是人个体能动性的发挥，因此个人的价值和作用在现代欧美文化中被广泛肯定，独立人格也因此在现代西方文化思想中被广泛肯定。个体的独立性是人们进行理性精神指导下的独立思考的重要条件。独立思考的意义和价值需要个体的独立作为实现条件。在社会生活当中，民主的政治环境也为个体实现价值和尊严提供良好的现实保证。
（四）选举文化的产生
在欧美社会当中，强调自由平等和民主法治的政治思想氛围是思想文化重要的特征。经过大革命和欧洲的广泛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欧洲现代社会已经基本形成了民主政治制度。代议制民主所产生的选举文化，已经成为欧美文化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人民实现政治诉求的方式已经逐渐多元化并得到充分的拓宽。人们通过具有法律保证的参政渠道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也更加促进了欧美文化中的其他诸如重视法制和契约等特征。
另外，经过启蒙运动建立起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也为欧美文化生活带来了重大影响。市场经济模式中强调的公平交易和诚信精神广泛存在于欧美文化生活当中。诚实守信的社会公共道德标准在西方社会当中正占据着越来越主要的位置。但欧美各国由于受到启蒙思想的影响程度不同，也形成了一定的文化差异性。现代欧美文化可以被概括为西欧文化、南欧文化和东欧文化等基本形态。由于启蒙运动长期以英国和法国为核心，因此法国和英国等国具有的理性精神更加明显。南欧文化具有更多的传统文化倾向，更加重视家庭的作用，法治精神弱于西欧国家。东欧国家相对其他国家比较缺乏民主精神。
四、结语
欧美社会生活的形态深刻地受到启蒙运动的影响。启蒙运动的思想主张在欧洲现代社会当中已经基本变成现实，启蒙精神的思想内核已经成为西方各国的重要精神特质和内涵，对西方社会发展前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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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宋爽，浅析卢梭政治思想［J］．中国科技博览，2010（19）．
［3］冯黎明．文学研究中本质主义与历史主义对立的知识学根源［J］．中国文学研究，2010（01）．
［作者简介］
贾京（1976-），女，河北石家庄人，河北体育学院讲师，学士，研究方向为英语教育和翻译。
尊敬的老师、亲爱的同学们：
你们好！
有首歌这样唱：“世上只有妈妈好，没妈的孩子像根草……”是呀！母亲无时无刻都不在保护、呵护着我们，她是我们生活中最亲的人啊！
记得一年级的时候，我得了红眼病。这个红眼病，真让人恼火！早上一起床，怎么也打不开眼皮，眼屎像一把枷锁一样，左开开不了，右开开不了，非得妈妈用药水轻轻扒开不可。这时我就会大喊:“疼死了！轻点啊！”妈妈只好轻轻地，轻轻地扒动我的眼睛皮，生怕弄疼了我。可“眼屎枷锁”打开了，眼屎碎片粘在眼皮上，好像偏要为难我!红眼病是传染病，妈妈可顾不上被传染的可能，始终细心地照顾我。没过两天，啊，妈妈也得了红眼病，我们成了难兄难弟，一起去看医生。
到了医院，医生说必须用消毒水清洗我们的眼皮内部，我一听，吓了一跳，飞快钻进妈妈的怀抱，颤抖着说：“不要啊，不要啊！”妈妈抱着我，用温暖的手摸摸我的头，安慰我：“没事啊，只一会儿就好了，你一向是个勇敢的孩子哦！回家妈妈给你做好吃的啊！”我一听有好吃的，心里一喜，马上答应配合医生。妈妈高兴极了，连忙把我带进诊室。
妈妈为了让我安心一点儿，主动先接受清洗。她的眼睛只微微眨了眨，脸上还带着微笑，不时用另一只眼睛逗我玩，看上去很轻松。几分钟后，妈妈站了起来——轮到我了。我颤颤抖抖地坐下，想到妈妈刚才的样子，心情不禁也放松了。妈妈蹲站在我的旁边陪伴我，衣服都被清洗液打湿了好多。她一手按在左腿上，一只手轻轻地握住我的手，轻轻对我说：“马上就好了啊!”妈妈的手暖暖的，我的小手似乎感受到了一股力量，哦，那是妈妈传递给我的勇气！我勇敢地睁着眼睛，乖乖地配合医生的动作，不一会儿就冲洗好了，医生不由冲着我举起了大拇指。
母爱，是一首韵味浓浓的诗；是一曲难以掌握的歌；更是一种难忘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