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说的伊斯兰，是指政治属性的伊斯兰，也就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革命教义的伊斯兰主义。至于个人宗教领域，那请随意。本文从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奈保尔的观察入手，剖析了伊斯兰主义扩张的性质，并得出最后的解答。
一家之言，欢迎讨论。
伊斯兰源于阿拉伯半岛，正宗的伊斯兰信徒，是阿拉伯人。而那些非阿拉伯裔的伊斯兰信徒，称为皈依者。奈保尔在1979年一路走过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四个后发的穆斯林国家，他观察到一个社会现象：
“这些伊斯兰皈依者必须放下自己原有的一切，包括原来的本土历史记录，并完全重建自己的世界观。对于这些信徒，他们心中的圣地在阿拉伯，他们高贵的语言是阿拉伯语。也就是说，伊斯兰教要求他们贬低自己的本土文化。”
奈保尔在《信徒的国度》书中，对伊朗、巴基斯坦、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这几个后发穆斯林国家有这样的描述。
伊朗
古典时期的伊朗，波斯文化的源远流长令人肃然起敬－－征服埃及、对峙希腊、抵抗罗马等，波斯是古代人类史上最辉煌的文明成就之一，波斯的语言、诗篇、地毯与食物，都让人印象深刻。葡萄酒很可能是源于波斯。公元六三七年，先知归真后不过五年，阿拉伯人就开始侵入波斯，而波斯历史上，往日所有的光辉荣景，甚至皈依伊斯兰教之前的历史，率皆沉为黑暗时期。
奈保尔看到的伊朗人，对于自家旧日的辉煌历史只有模糊粗略的印象，对于自己祖先曾经对人类历史有何贡献所知不多。一位伟大波斯诗人，菲尔多西在阿拉伯征服波斯后四百年，还是拒绝阿拉伯语，坚持用波斯文字写作，创作了伟大的波斯民族史诗《列王纪》，对抗阿拉伯语加诸波斯文化的钳制。比较讽刺的是，菲尔多西墓地在马什哈德市，这是一个有阿拉伯语名字的伊朗大城市。马什哈德的意思是：“殉难的地方”，是什叶派穆斯林的圣城之一，什叶派第八代伊玛目阿里·里扎安葬于此。
被革命推翻的伊朗国王将前伊斯兰教的陈年往事昭告天下，并前往帕萨尔加德居鲁士大帝圣陵朝圣，原因之一就是想让自己和伟大的统治者沾亲带故。而霍梅尼明显对此不感兴趣，还有传言，革命者曾有摧毁波斯波利斯遗迹的设想，幸好后来爆发了战争－－漫长的“神圣抗战”。
奈保尔在伊朗感到的是一种对于信仰的狂热。伊朗街头遍布各处的革命气息，音乐被列为非法项目，男女混浴遭到严禁，肯德基炸鸡被更名为“我们的炸鸡”，各种现代化事业半途而废，一片荒凉肃杀的气氛。在革命的嚣张与血腥中，在被弃绝的现代化进程中，却有一条由鲜血滋养而成的信仰之路。
也许伊朗人因为波斯往日的荣光，而选择成为与阿拉伯人不同的什叶派。后来，伊斯兰化的波斯人逐渐认定自己是信仰最为纯净的穆斯林，他们根深蒂固地热衷于什叶派信仰，并对所有非什叶派人物有不共戴天的仇恨。
巴基斯坦摩亨佐达罗Mohenjo-daro古城遗址，作为人类最早的都市范例之一，全城用烧制的砖块建成，工艺精细，还发现了类似今日下水道的排水系统。摩亨佐达罗开建的年份，中国的历史记录还停留在尧舜禹神话阶段，数百年后，才有夏朝的传说。三千多年后，伊斯兰教才出现。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自身有悠久的历史，前身是公元七一０年被阿拉伯人征服的信德王国。信德是个幅员广阔的国家，大致包括了现在的巴基斯坦与阿富汗南部。公元前二千六百年开始建设的古文明城市摩亨佐达罗，被称为印度河流域文明的大都会。
伊斯兰进入这个国家的历史，是一部血腥杀戮的历史，但在巴基斯坦教科书上，却被描述成为一个神话故事。巴基斯坦的正史仅仅开始于阿拉伯人入侵与伊斯兰教，教科书上简练地概述先知行谊，先知离世后四位依序继任的哈里发，最后将诗人伊克巴勒、国父真纳先生带上一笔。
巴基斯坦逐渐地阿拉伯化，小男孩穿着阿拉伯服装，炼钢厂计划以阿拉伯征服者的名字命名。诗人伊克巴勒一心冀望着建设一个印度裔的穆斯林国家，可以让伊斯兰教摆脱“阿拉伯帝国主义者强加于上的标签”。结果，阿拉伯人反而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帝国主义者。因为，在信徒眼里，遭到阿拉伯人暴力征服，进而被近同化，仍旧代表着灵魂获得救赎。
在社会建设失败，经济捉襟见肘的巴基斯坦，奈保尔发现信仰成为了一种致幻药。“贫穷的张力和政治上的困境，同信仰的张力结合在一起”，关于个经济、政治的社会问题，最终都“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归到信仰的主张上”。换言之，信仰既像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又像是供整个国家用以自我逃避的避难之所。
印尼爪哇岛的婆罗浮屠，精美地超乎想象。这座公元八世纪的宏伟建筑，用二百万块灰黑色的火山岩石搭建而成，可以看到当时大乘佛教和印度教的兴盛。对应的中国时代，是唐朝。
1985年1月21日，信徒将十多颗定时炸弹置于婆罗浮屠的舍利塔之中，结果炸毁了9座。一位伊斯兰信徒HuseinAliAlHabsyie被指控策划了一系列爆炸事件，其中包括对婆罗浮屠的袭击，判终身监禁。
马来和印尼
而在另外两个被奈保尔视为“改教民族”的马来西亚和印尼，我们就可以看到信仰的逻辑是如何与本土文化颉颃对抗，最终反客为主。
东南亚各国的情况不同，简单地说，马来和印尼原来受佛教和印度教影响较大，通常被视为印度文化圈，伊斯兰化主要是由阿拉伯商人在当地传教的结果；而泰国、缅甸、柬埔寨和越南，因为与与中华文明较近，所以伊斯兰化的比例不高；至于菲律宾，因为作为西班牙殖民地三百年，西班牙和伊斯兰之间的恩怨，也影响了菲律宾排斥伊斯兰的侵蚀；为什么孟加拉国成为东南亚大陆国家的例外，本来孟加拉的人种语言习俗都是与印度一脉相承，德里苏丹国和莫卧尔王国，定都德里，都没有改变恒河流域的印度文明。而孟加拉国，虽然三面被印度环绕，但已经是印度文明的边缘，其相当独立的地缘板块，成为一块打入南亚大陆的伊斯兰飞地。
在马来西亚，奈保尔发现马来人不知道自己祖先的事迹，找不到集体的归属感，就像是两手空空无所依傍的孤独的人。尤其是那些出身农村的人们，“自身技能有限，资金有限，对于世界的领会更有限”，这时宗教就成了他们处理和世界的怨怼、抚慰自身不足的工具。而即便他们承认自己不及华人的知识科技水平，他们却认为自己在道德上要优秀得多。在奈保尔看来，马来人的心中始终在思考“如何期盼能够伪装成阿拉伯人，回归到先知时期纯净的生活”，他遇到的马来人所真正感兴趣的目标，并非如何推进社会改革，而是如何运用信仰的各种抽象观念来重新建构社会，他们相信只要一个国家信仰纯正而坚实，那么“所有内政外交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而在更为复杂混乱的印尼，奈保尔看到的是一个离奇的惶惑国度。一如他在书店所见，既有科技类的英语书籍，也有同样以英文书写的各种神秘玄学书籍，“科技与幻术并陈，却缺乏核心文明”。这就像是印尼的某种象征，不论他们向前踏步，进入新的文明，还是退缩向后，诉诸阿拉伯人的纯正信仰，“他们总是迈入别人的文明，益发远离自己的文化根基”。
人口众多的印尼，原有的村庄经济生态被打破，很多浑然无知于日本人或荷兰人曾经殖民印尼的历史的年轻人，不得已离开旧式生活方式，而这时的伊斯兰教竟很能引起他们的兴趣，因为信仰使得年轻人的满肚子委屈被“合理化”了。
奈保尔在这些国家的游历中观察到：在原来就存在高度文明的伊朗，基于传统自豪感，伊朗人热情拥抱与逊尼派对立的什叶派，但什叶派教义内核依然是原本的伊斯兰；在巴基斯坦，留着过往历史的遗迹，陈年往事的重要片断仍存在于衣着、习俗、仪式与节日之中，但现在除了宗教，只有宗教，而生活越发困顿；马来西亚人不顾一切地清除原本丰富的民间生活和风俗习惯，一门心思投身于舶来信仰；印尼人借助信仰来塑造“新人”，认为这才是未来社会的关键。
让我们把视线再放宽一些
世界视野
先看一下突厥历史。
根据昝涛先生研究，在突厥语各民族由漠北进入中亚接触伊斯兰教之前，他们的历史主要由汉文资料记载。而近世发掘的作为突厥学基础的暾欲谷碑、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三大突厥文碑铭，破译后的意思与汉文史料基本相符，有兴趣的可以自行搜索了解。如暾欲谷碑所记：“墩欲谷，本生于唐，因突厥当日属唐也”。从这句话看，早期的突厥语诸族是中国版图内的民族。（暾欲谷、阙特勤和毗伽可汗，均为公元7至8世纪的后突厥汗国贵族。毗伽可汗，是阙特勤的哥哥。）
不过，在突厥语各民族向中亚迁徙，尤其是接触伊斯兰教以后，他们对自身历史的看法发生了根本的改变。这种改变突出表现在：大量采信了伊斯兰教的历史观，在叙述其历史时，借用了许多阿拉伯和波斯民族的宗教神话和传说。与此同时，突厥语各民族早先在漠北草原游牧的历史被一笔抹去。就此，英裔美国学者学者伯纳德·刘易斯（BernardLewis）评价道：“前伊斯兰时代的突厥人并不是什么未曾开化的野蛮人,而是已有一定文明水平的民族。然而过去的一切,除去少数零星片段以外,都已在伊斯兰教中被人遗忘了。”
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伊朗、巴基斯坦、马来、印尼、土耳其这些后发信仰国家，回到伊斯兰的源头----中东。
作为轴心时代的文明体，希腊、中国和印度都有不曾间断的学术传统和持续的古代史研究，但古代的中东象是一片空白。仿佛过去被遗忘了，文字被埋葬了。古老的中东，希腊化－罗马化－基督化－和伊斯兰化的持续过程，都留下了一些痕迹，但当代中东人和前面三项历史进程的文化联结，基本上完全断裂了。那些人类最古老的语言，埃及语、巴比伦语、古波斯语等早已废弃不用，文化出现断层。
这和希腊、印度、中国等地完全不同。当罗马人、印度人和中国人多次被低文明状态的民族依靠武力征服时，被同化掉的正是这些彪悍的民族。无论蹂躏西罗马帝国的蛮族，或是不断统治印度的外族，还是占领中华帝国的牧族，都花了很大功夫去保持原先帝国的形式和结构，学习使用帝国的语言，接受帝国的文化。他们希望通过这些沿袭，为自己的统治增加合法性。这种高阶文明对低阶文明的同化是如此彻底，以致于我们现在几乎看不出来他们存在过的痕迹。
经常有人赞美伊斯兰教法的的灵活性和适应性。其实不然，在伊斯兰教法的订立过程中，确实会吸收不同地区的社会习惯、律法等方面内容。但是，这种调整是必须在一定模式和框架内进行的。也就是说，在任何时候，教法必须要和《古兰经》和《圣训》的原理相一致，教法的一切变化，不能触及伊斯兰信仰的核心。
所以，伊斯兰主义的理论先天具有封闭性，全天下信徒都是念一本经，遵循同样的社会规则。只要是虔诚的信徒，就应该是“原教旨主义”的。也就是说，人们所说的“原教旨主义”就是伊斯兰的基本特性。
伊斯兰传播图。在往欧洲印度中国传播中，都产生了大规模的冲突。而在向非洲和东南亚的扩散中，传播者主要依靠伊斯兰社团与商人。
当伊斯兰作为一种沙漠游牧文化与更落后的非洲原始部落文化相接触时，某种意义上是提升了当地的文明水平，伊斯兰得以在非洲快速扩张。这也可以从伊斯兰在美国的发展情况得到验证，除了源于中东的原生信徒外，其它皈依者大都是黑人，其它族群的比例很小。
当伊斯兰作为一种落后的文化与较高阶的文化相接触时，要想避免被同化，唯一可能就是坚持自己的核心信仰，并在此核心信仰的基础上吸收部分当地文化，并使其伊斯兰化。要做到这一点，伊斯兰就必须最大限度地蔑视当地的文化，并最大限度禁止信徒队伍出现任何对信仰核心有丝毫的怀疑。事实上，伊斯兰主义以非凡的群体性、封闭性、重复性和强制性实现了对信徒无以伦比的控制力，确保了纯正的“原教旨”特征。
比如，伊斯兰世界津津乐道的“翻译运动”。公元九世纪在阿拔斯朝哈里发的强力推动下，大量的希腊、罗马、波斯和印度文化被引进伊斯兰世界。但令人扼腕感叹的是，随着大量先进文明的引入，不仅没有使得伊斯兰基本信仰发生丝毫改变，反而成为论证伊斯兰辉煌历史的论据。对比是如此鲜明，这些被译成阿拉伯文的古希腊罗马文化经典倒流回欧洲后，成为了西欧文艺复兴的的基础；而在伊斯兰世界，却无法撼动伊斯兰基本信仰（伊斯兰主义）半分。
这从伊斯兰扩张区域的稳定性也得以验证。从七世纪伊斯兰创立到大航海时代的十六世纪，伊斯兰的扩张极为迅速。随着工业革命兴起，欧洲基督世界开始全面反击，伊斯兰世界虽然一败涂地，却保持了相当的稳定性。除西班牙、以色列和南俄罗斯的零星地区，七百多年前信徒们开拓的疆域今日依然是伊斯兰的领地。
有一点需要补充，在伊斯兰哈里发政权没有达到的东南亚和非洲，伊斯兰的传播没有借助于政治和军事的力量，而是通过伊斯兰信徒的结社和商人的活动进行。正如G·H·詹森观察到的，为了使教义传播得以顺利进行，他们不得不允许伊斯兰在核心教义之外尽可能地纳入当地的文化中，吸收地方风俗。这一点最容易从清真寺的建筑中得到证明。在欧洲之外的基督教堂总是千篇一律的哥特式建筑，尖拱式门窗、尖塔型屋顶。虽然中东的清真寺有固定形式，圆顶、尖塔和庭园，但并不坚持要别处照搬原样。非洲的清真寺象市场篷，印尼的清真寺是茅草屋，中国的清真寺则加上传统的飞檐翘角。在使这些地区的人皈依伊斯兰时，渗透过程拉得很长，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除身着伊斯兰服饰外，并不要求皈依者做什么事；在第二阶段，开始传授祈祷教义以及介绍禁止做什么和可以做什么；最后一个阶段，伊斯兰完全取代当地原有宗教，并使伊斯兰教法成为当地社会生活的规则。
奈保尔说：“这些伊斯兰皈依者必须放下自己原有的一切，包括原来的本土历史记录，并完全重建自己的世界观。对于这些信徒，他们心中的圣地在阿拉伯，他们高贵的语言是阿拉伯语。”
伊斯兰在同化这些地区的异教徒文化过程中，具有相当的耐心。在几个世纪的渗透中，伊斯兰呈现出二面性，在外表上允许尽可能地适应当地文化，但在基本信仰核心方面，决不会有一点迁就当地已有的信仰和世界观。
二战后，随着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习惯于政教分离生活的世人渐渐忘却了伊斯兰本身的政治性，于是对全世界的此类反常现象熟视无睹：一方面伊斯兰信徒以宗教自由之名在世俗世界大力建设清真寺，一方面却反对甚至禁止其它宗教信徒在伊斯兰世界建设教堂或佛寺。
注：部分内容参考李健韬先生论著，特此说明。
小结
伊斯兰的扩张，就是用伊斯兰思想去改变征服地区的世界观，用伊斯兰教法去改变征服地区的制度。对于认真的信徒来说，只存在信仰是否纯洁的问题，而无法被科学和逻辑说服。
伊斯兰的封闭性、群体性和进攻性，由其信仰核心－－《古兰经》和《圣训》决定。人们常说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并非是近代的产物，而是伊斯兰历史和传统的固有特征。
伊斯兰是在宗教形式下，政治、军事、经济和生活体制的高度融合，那么任何有关的社会变化都必然会直接触及信仰的核心问题。所以，伊斯兰要么征服别人，要么被别人征服，但不可能被同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