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君亲师”到“天地国亲师”——清以来滇东南边疆民族的国家认同
作者：聂迅，西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天地君亲师”牌位是中国传统社会崇奉和祭祀的对象，明代中期以后“天地君亲师”供奉广泛流行起来，至清代雍正皇帝诏谕确立“天地君亲师”的序位。牌位不仅普及于汉民族地区，与汉族杂居的边疆少数民族大多也如此。辛亥革命之后，帝制被推翻，国家不再有“君”，以民主国家取代封建帝制，部分地区民众自发地将牌位改为“天地国亲师”，这种现象在诸如云南、贵州等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尤为明显，并一直延续至今。
近年来国家建构、疆域形成、国家认同等成为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取得了丰硕成果与理论创新。但从帝制时代向民族国家转变过程中国家治理如何抵达最边远的区域？边疆少数民族如何保持对国家的认同？对此问题的研究仍有待进一步深化。本文从历史学的角度，以清以来中越边境地带为中心，从滇东南边疆行政区划正式政区的建构、现代边防军事体系构筑和国家对基层社会组织治理三个维度探讨国家治理进程中“君国转换”下的国家观念，进而解析边民国家认同与国家治理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天地君亲师”：清代国家治理下滇东南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
二、“天地国亲师”：民国政府对滇东南边疆的治理
辛亥革命之后，帝制被推翻，“君”已不在，“国”之将行。“天地君亲师”之“君”便成为国人批判的对象。于是在民主共和思潮引领下，民间便将“天地君亲师”改奉为“天地国亲师”，以民族国家取代了封建帝王，并以“天地造化我，国家护卫我，亲人养育我，老师教导我”诠释这五者的意义，成为民国时期民间重要的精神信仰和象征符号。边疆少数民族地区虽滞后，但在国家政令和地方官员指引之下，也大多改奉“天地国亲师”，且由于地处国防前沿，对国家认同的情感更为强烈。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滇东南边疆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铸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积极颁布一系列政策，在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以改变社会风气、破除迷信为主的思想教育运动并深入基层。改革开放后，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破坏的神龛又逐渐恢复起来。据笔者实地调查，在滇东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延续旧传统，继续供奉“天地国亲师”位。
为稳定边疆秩序、增强民族团结，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此地区先后进行了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等运动，在工作中尤其注重处理民族关系，充分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逐渐消除了历史上遗留的民族隔阂。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关怀下，滇东南地区开始了全新的建设。在1979年的自卫反击作战中，滇东南各民族一起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为守卫国防大门、捍卫领土完整做出巨大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此后，国家为恢复滇东南边疆民族地区生产生活秩序并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省、州、县、乡（镇）各级政府都采取了积极的应对措施，如加大边境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启动了千里边防文化长廊建设工程，茅草房改造及沼气池、小水窖建设。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滇东南各族人民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怀着朴素的爱国情感，积极支持、配合当地驻军，守卫祖国每一寸土地，国家认同以及对国家的责任感进一步增强。
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在滇东南边疆全面展开，新农村建设、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及农村低保工程等陆续开展。1986年3月，国家施行加强贫困地区经济建设、加快脱贫致富步伐的政策，在文山州成立了贫困地区工作领导小组，并分别设立州级、县级扶贫办公室，全面开展扶贫开发工作。2001年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经济社会与国际接轨，西方各种思潮开始大量涌入国内。在开展经济建设的同时，鉴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性，国家尤其注重从观念和意识层面强化对边民的教育。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着眼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和新观点。各地政府干部身先士卒，激励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助推脱贫攻坚，建立分片调研制度，采取日常了解、专项考察、上门家访、印证核实、分析研判等方式，及时了解掌握干部处理问题、完成任务、服务群众等方面的具体表现。
四、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增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延绵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各族人民群众的爱国主义是激昂的主旋律，对国家的认同始终贯穿在边疆少数民族为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做出的努力与国家对边疆地区的治理进程之中，滇东南边民对国家认同、热爱和护卫之情在“天地国亲师”的供奉中彰显和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