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内心的价值观念和欲求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需要长期的积淀。我们首先谈到的是中国近三千年主要价值追求的第一个转折点，即西周商代开始的价值观从宗教主义向尘世主义和人文主义的转折，政治与宗教开始比较明显地分离。
尽管商朝以前留下的宗教意味的文献不多，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一种更崇拜上帝和天命，乃至政治与宗教合一的倾向。
而西周的统治者则主要关心人间而非天上的事务，这一脱离宗教的超越信仰，是自上而下的。
中国人的价值观再没有向宗教方向发展，不需要经历一个近代西方和其他文明“上帝死了”的精神挣脱过程，它在世俗化方面早就准备好了。
儒家思想虽然压抑物欲，基本上还是一种温和宽容的理论，它不以经济发展和财富追求为中心，但也基本上不干预民众的经济活动和物质生活。另外，它重视知识和教育，重视家庭责任，倡导和平和谐。
加之，与宗教中精英和信众是相对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不同，中国历史上的人文精英则和民众保持着相当大的距离，官民两分，形成一种政治和社会上的等级制。
尽管这种等级制是流动的，开放的，下层的读书种子可以通过古代的察举和科举跻身于上层，但上来的毕竟只可能是少数，而且这些少数与多数马上就拉开了上下的距离，他们追求的价值目标可能从一开始就相当不一样。
儒家淡化经济利益和物欲的价值观对民众的影响并不太大，加上它对人性的了解和宽容，并不主张压制民间社会的经济活动。
因此，在中国历史上，也有商品经济的多次繁荣，其经济体量和水平常常达到了当时世界上的最高峰。
总之，中国传统社会上层的人文精神价值观对下层民众的物质要求价值观构成了一种压抑，但还是一种比较“温和的压抑”，在近代当中国和西方大规模遭遇以后，即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中国开始了一种社会主导价值的转换——开始追求民富国强，这也就是我们要谈到的第二个转折点。
如果说从主导价值观的角度看，中国从西周开始的第一个历史转折点是从宗教转向人文，那么，近代开始的第二个转折点则是从人文转向富强。
张之洞与汉阳铁厂
02近代中国人主导价值追求的第二次转变和曲折
春秋以降，尤其是战国时期的列国也曾一度相当追求富强。从商鞅变法的秦国到统一中国的秦王朝，的确早已走过一条追求富强尤其是“国强”的道路。
但从西汉以后，尤其是宋以后，更多的则是以儒家的上层人士希圣希贤、全社会天伦和谐、君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思想为主导。
然而，自近代中国与西方在累次受挫和战败的刺激与震撼下，到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就基本确定了以追求富强为全社会主要的价值目标，而不再是过去的上层与下层两分、由上层主导的价值观了。
这样，近代中国可以说又有了一个价值地位的大翻转。我们可以借用这个提法，将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价值观称作大传统，不居于主导地位的文化观称作小传统。
那么，近代发生的情况是：过去在野的民众文化的小传统，现在变成了上层也必须顺应的大传统。也许这两种传统的基本内容并没有大的改变，但它们的相对地位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亚洲四小龙，后来也包括中国大陆的经济崛起是由于儒家文化的原因是不那么准确的，应该说这更多的是出自中华世俗文化的原因，是过去民间的小传统起了大作用，它也切合现代世界的追求平等和物质幸福的大潮流，因而其地位从过去的居下变成了居上。
但为什么20世纪初之后，中国大陆的走向富强或者说以经济为中心还是经历了近百年的曲折呢？这里有国际环境、内外战争动乱频繁的原因，也有手段一度异化为目标的原因。
与过去儒家思想对民间经济活动“温和的压抑”比较而言，这可以说是一种“激烈的压抑”。
在人们的物欲被压制得最甚之后，它的反弹也最厉害。一旦开放国门，人们从贫困和饥饿中走出来，看到了外面世界的繁华和富足，就更加增强了致富的动力。
中国人在历史上也许是第一次理直气壮、一心一意地谋求物质生活的改善。过去的制度和政策压抑了这种物质追求，而这种欲求一旦得到释放，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除了这些制度的改革以及全球市场经济和国际机遇之外，更根本的还是多数人的价值取向。其间重要的是：你最想要得到什么，你有没有合适的手段和路径能够得到。
如果说，多数人，尤其是那些很早就几乎完全转向了此世主义的多数中国人，他们最想要的是物质的安康乃至财富的充分占有，而在现代几经曲折，又找到了得以实现这一欲求的最恰当手段和道路——先发国家已经示范了的自由贸易和市场经济和现代产权制度等等，那么，中国经济的起飞也就顺理成章了。
03“物质生活主导型”价值追求和德性的分析与前瞻
我们或许可以说，中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早就是一种此世主义、人间主义，但在近代又变为以物质主义为主导。
如果和世界上其他文明相比较，大概可以说，所有民族的人们都是要追求一种美好生活的，但其中的确又有程度的不同，中国人在这方面表现出来的动机的确表现得更为强烈，他们又具有勤俭、灵活等能够有力地支持这一目标的德性。
这种对物质的追求和对财富的渴望，从低端观察是为了生存，为了解决温饱问题；如果从高端观察，则是获得财富，甚至希望成为豪富，希望暴富。
从低端——为了生存焕发出来的动力应该是最为巨大的，但均富也是普通人的梦想。
上面提到的有利于经济活动的各种德性，会影响到即便是尘世的幸福，从长远来说，甚至也有可能也会影响经济的持续发展。
另外，在中国人的价值观中，可能本就有一些制约人全面幸福和经济发展的因素，因为不甚重视自由，没有对自由的制度保障，科技的首创力也就有所欠缺；
诚信没有达到一个高水平，会增加交易的成本，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和人们因互信带来的惬意；
不够勇敢，也就不容易捍卫自己和他人的合理合法的产权；重视亲友也可能影响到如何与现代社会大量的陌生人合理地打交道；
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团队精神如果不够强大，也将直接妨碍企业做大做强，进而影响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和谐等等。
至于今后会发生什么变化，由于基本生存的压力不再，过去长期的压抑带来的刺激和反弹不再，人们是否还会有那么强烈的物欲动机和奋斗精神？
中国向世界开放了40年，现在和未来的年轻人价值观会不会发生一些重要的新变化？
是不是一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可能正在弱化，而不利于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正在增强？这些都还有待于观察。
我们现在也许只能说：在一个急剧变化和全球密切互动的时代，许多价值观念肯定要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