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中国人会求神拜佛，却又独立于神明，拥有个性的思维，相信人才是世间一切的根本，主观意识极强，说有宗教信仰，却也没有宗教信仰。
事实上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中国也是一个神明遍地的国度，如创世神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伏羲演化河图洛书、神农尝百草、轩辕黄帝败蚩尤统天下御龙飞升等等，这些神明以他们的神通造福于人，享受极高的尊崇与虔诚供奉。
三皇五帝末期，帝禹之子启，建立夏朝；夏朝末年，商汤灭夏桀，建立商朝。正是在这一朝代开始，中国的宗教信仰，从“信神、敬神”拐进了“敬神”却不“信神”的道路，至此，商周两朝一千多年中，神与人的交锋，从未停止过。
商朝崇信“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神权与王权被统一在商王的手中：商王既是神权的控制者，也是王权的主宰者，上至军事战争，下至农业生产，民众都要听从神明的神谕，而神谕却恰恰就是商王之意。近现代以来考古挖掘出土的商朝甲骨文便是祭祀神明、沟通神明所用的特殊材料，其中有很多诸如“甲申卜，王，贞余征猷”的记载，其“王贞”的意思便是商王亲自主持占卜，发布命辞，也就是说虽然商朝巫师的地位很高，但祭神的主体却是王，而非巫师，商王才是神权的最高代理人。
可以说，这一时期神明，已经从至高无上的超然地位，沦为王权统治民众的手段，算是一种政教合一，避免了神权与王权的冲突，却也颇具亵渎色彩。
到了武王伐纣、灭掉商朝建立周朝，这种王权凌驾于神权之上、神权服务于王权强化政治统治的趋势越加明显。一方面周王自诩为天子，取代了巫师沟通神明上承神意下告民间的独特地位；一方面民众对神明的信仰不再坚定，却不信神。在春秋战国时期，练气士、方士甚至认为神明是凡人修炼得道、羽化飞仙之后的样子，神明的本质也是人，神明与人并无二致，人也可以成为神明。
从神权至高无上，到人主天下，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知道人就是神。
春秋战国之后，秦国一统天下，开启了大一统封建王朝的统治。此后两千多年，政权全面压制神权，人主天下。而在宗教本身，儒释道三教，全都围绕着封建政权各使手段强化自身的政治地位，可以说，这两千多年里中国的鬼神观、宗教信仰完全不同于神话时代，进入到了“天人合一”、“民本”的程度，也就是如果“民贵君轻”，那神明与宗教便更轻。（演化过程：神权--君权--民权；神主--君主--民主）
而中国完全是相反的，自始至终，神权都屈尊在王权之下，没有形成专门的宗教阶级，更没有力量与王权斗争。
甚至本质上来说，不论是伏羲、神农、黄帝等三皇还是尧舜禹等五帝这种上古时期，都是一种崇尚贤人、贤德政治秩序的时代，而几乎一切中国本土宗教的神明，原本都是先祖，也就说由祭祀祖先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宗教信仰，完全区别于佛教，完全区别于世界各国的宗教体系。崇拜祖先，就是崇拜神灵。祖先=神灵！
我们祭祀的先祖或神明，是因为他们有大爱，如女娲造人补天功德无量，如道祖老子济世救人倡导天人合一、与世无争，如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能慰藉受创的心灵，我们之所祭祀、信仰他们，是因为他们值得我们敬重，他们身上有一种积极性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更好地前行。
个人认为，不管哪个时代、哪个阶段，民族都需要有一个精神上的寄托，但这种寄托不一定非的是宗教，而是一种超越理性的信仰。万事万物，鬼神之说也好，科学解释也行，我们什么都信，也什么都可以不信，科学能解释的我们相信科学真理，科学无法解释的我们相信未来终归都会有答案。
宗教神明，信则有，不信则无，何必强求？
我们中国的信仰，是人生为人对自由意志的理性探索，不是蒙昧于特定宗教阶级宣传、解说的神明信仰，而是自身不盲从、不懦弱的对世界的精神渴求。
我们中国的信仰就是我们中国人本身。我们相信人定胜天不畏环境艰险，我们相信民族团结的力量能战胜一切困难，我们相信和平发展是人类唯一的未来，一切美好的寓意都是我们中国人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