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而言之,中国人会求神拜佛,却又独立于神明,拥有个性的思维,相信人才是世间一切的根本,主观意识极强,说有宗教信仰,却也没有宗教信仰。
事实上追溯到三皇五帝时期,中国也是一个神明遍地的国度,如创世神盘古开天辟地、女娲造人补天、伏羲演化河图洛书、神农尝百草、轩辕黄帝败蚩尤统天下御龙飞升等等,这些神明以他们的神通造福于人,享受极高的尊崇与虔诚供奉。
三皇五帝末期,帝禹之子启,建立夏朝;夏朝末年,商汤灭夏桀,建立商朝。正是在这一朝代开始,中国的宗教信仰,从“信神、敬神”拐进了“敬神”却不“信神”的道路,至此,商周两朝一千多年中,神与人的交锋,从未停止过。
商朝崇信“国之大事,在祀在戎”,神权与王权被统一在商王的手中:商王既是神权的控制者,也是王权的主宰者,上至军事战争,下至农业生产,民众都要听从神明的神谕,而神谕却恰恰就是商王之意。近现代以来考古挖掘出土的商朝甲骨文便是祭祀神明、沟通神明所用的特殊材料,其中有很多诸如“甲申卜,王,贞余征猷”的记载,其“王贞”的意思便是商王亲自主持占卜,发布命辞,也就是说虽然商朝巫师的地位很高,但祭神的主体却是王,而非巫师,商王才是神权的最高代理人。
可以说,这一时期神明,已经从至高无上的超然地位,沦为王权统治民众的手段,算是一种政教合一,避免了神权与王权的冲突,却也颇具亵渎色彩。
到了武王伐纣、灭掉商朝建立周朝,这种王权凌驾于神权之上、神权服务于王权强化政治统治的趋势越加明显。一方面周王自诩为天子,取代了巫师沟通神明上承神意下告民间的独特地位;一方面民众对神明的信仰不再坚定,却不信神。在春秋战国时期,练气士、方士甚至认为神明是凡人修炼得道、羽化飞仙之后的样子,神明的本质也是人,神明与人并无二致,人也可以成为神明。
从神权至高无上,到人主天下,2000多年前中国人就知道人就是神。
春秋战国之后,秦国一统天下,开启了大一统封建王朝的统治。此后两千多年,政权全面压制神权,人主天下。而在宗教本身,儒释道三教,全都围绕着封建政权各使手段强化自身的政治地位,可以说,这两千多年里中国的鬼神观、宗教信仰完全不同于神话时代,进入到了“天人合一”、“民本”的程度,也就是如果“民贵君轻”,那神明与宗教便更轻。(演化过程:神权--君权--民权;神主--君主--民主)
而中国完全是相反的,自始至终,神权都屈尊在王权之下,没有形成专门的宗教阶级,更没有力量与王权斗争。
甚至本质上来说,不论是伏羲、神农、黄帝等三皇还是尧舜禹等五帝这种上古时期,都是一种崇尚贤人、贤德政治秩序的时代,而几乎一切中国本土宗教的神明,原本都是先祖,也就说由祭祀祖先形成了中国最早的宗教信仰,完全区别于佛教,完全区别于世界各国的宗教体系。崇拜祖先,就是崇拜神灵。祖先=神灵!
我们祭祀的先祖或神明,是因为他们有大爱,如女娲造人补天功德无量,如道祖老子济世救人倡导天人合一、与世无争,如观世音菩萨救苦救难能慰藉受创的心灵,我们之所祭祀、信仰他们,是因为他们值得我们敬重,他们身上有一种积极性的精神能够引导我们更好地前行。
个人认为,不管哪个时代、哪个阶段,民族都需要有一个精神上的寄托,但这种寄托不一定非的是宗教,而是一种超越理性的信仰。万事万物,鬼神之说也好,科学解释也行,我们什么都信,也什么都可以不信,科学能解释的我们相信科学真理,科学无法解释的我们相信未来终归都会有答案。
宗教神明,信则有,不信则无,何必强求?
我们中国的信仰,是人生为人对自由意志的理性探索,不是蒙昧于特定宗教阶级宣传、解说的神明信仰,而是自身不盲从、不懦弱的对世界的精神渴求。
我们中国的信仰就是我们中国人本身。我们相信人定胜天不畏环境艰险,我们相信民族团结的力量能战胜一切困难,我们相信和平发展是人类唯一的未来,一切美好的寓意都是我们中国人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