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宗教性测量；神灵；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作者：卢云峰，中华民族共同体与多民族文化繁荣发展高端智库研究员，贵州民族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盛禾，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一、引言
宗教性的测量是宗教社会学定量研究的根基。测量宗教性实质上是界定研究对象的过程，如果测量存在偏差，混淆了个体是否信仰宗教、信仰什么宗教，那么其他的问题就无从谈起。因此，如何在问卷调查中对宗教性进行测量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理论问题。
早在20世纪中叶，宗教性的测量就在西方兴起。在宗教研究的个人取向和量化取向推动下，20世纪60年代一系列量表被陆续开发用以考察个体的宗教特质。这些量表涉及信仰、实践、体验、动机等不同维度，大都采用史密斯(Smith)的宗教分类方案，将宗教划分为新教(基要派、温和派、改革派)、天主教、犹太教、其他宗教、无宗教信仰。[1]这一点不足为奇，因为早期的宗教性测量大多建立在基督教宗派主义之上，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色彩。尽管其后有学者提出要将种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纳入分类之中，但总体而言这套以宗派为中心的测量方案在西方被证明是有效且可信的。与西方相比，中国的宗教性测量起步较晚。早期的测量方案直接借鉴了西方惯例，即对受访者的宗教归属进行提问。例如，最常用的问题是“您的宗教信仰是什么”或者“您信仰哪种宗教”,选项设置为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伊斯兰教、其他。基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大多区分信教者和无宗教信仰者，继而将为数不多的信教者归入边界清晰的宗教派别之中。
宗教性的测量不仅涉及到问卷调查技术，其背后更有深厚的理论渊源，对宗教测量的革新有助于推动西方概念的中国化、本土化与操作化。那么究竟如何更好地对中国人的宗教信仰进行测量我们提出了一套基于神灵[2]而不是基于宗派的测量方案，并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中展开试验。具体而言，2012年和2016年采取宗派本位的提问方式，询问受访者“您属于什么宗教”;2014年和2018年则设计了神灵本位的提问方式，问题设置为“您信什么”。2020年第五轮调查调查则随机采用两种提问方式进行数据采集，即一半采用宗派本位，另一半采用神灵本位。在选项设置上，尽管2014年、2016年均为多选题，但是多选的情况并不理想。2018年改进采用了组合单选的形式，减少了受访者在填答问卷时可能出现的少选、漏选或只选排在前面的选项等现象。
本文主要论证从基于宗派到基于神灵这一视角的转换及其优势。以混合信仰、佛教、基督教三类宗教信仰的测量为案例，考察已有测量工具所面临的困难，并探讨这种视角的转换以及问卷工具改进的意义何在，何以帮助我们解决看似无解的争议，何以推进原本陷入迷雾的认识，何以更加贴近社会事实本身。
二、混合信仰的测量：中国人真的无信仰吗
中国社会中有无宗教始终是一个争讼不休的话题。从历史上看，“中国无宗教论”[3]具有压倒性优势。推崇这一观念的主要有三类人：一是来华的传教士，他们发现中国人的信仰不同于西方组织化的一神教，于是将其归结为“迷信”;二是早期西方汉学家，他们认为宗教在中国社会中地位并不突出；三是近代中国学者，如胡适曾认为中国是个没有宗教的国家，中国人是个不迷信宗教的民族。然而上述观点似乎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切身观察以及诸多定性的研究结论相去甚远。经验研究往往描绘出一派如火如荼的宗教景象：庙堂、幡塔、寺庵处处都是，各种神灵应有尽有，各大寺庙香火不断、信众络绎不绝，算命、测字、看风水、祭祖等宗教实践随处可见。杨庆堃对此指出，在西方占主导地位的是独立宗教(Institutionalreligion),而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是混合宗教(Diffusedreligion),它们常常与世俗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背后暗含着一套支配着中国人行动的超自然观念[4]。那么，中国社会的宗教性究竟如何
伴随着近年来一系列大型社会调查的开展，数据发现80%以上的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这似乎是对中国无宗教论极为有力的支持。然而，这些测量方案大多模仿了西方的路径，特点有三：一是在提问中包含“宗教”字眼，二是选项基于宗派设计，三是采用单选的形式。然而面对这样的问卷，受访者往往相当困惑。问题在于，中国的普通民众对“宗教”这一概念有清晰的认知吗他们能够顺利地将自己的信仰归入某一具体类别吗他们的信仰只能是单一维度吗
上述问题的答案均为否定，解决中国有无宗教之争论的关键在于将这些问题的考量纳入测量之中。为了弥补已有测量方案的缺陷，CFPS2018年的宗教板块设计了八道组合单选题，依次提问受访者“您是否相信佛或菩萨，神仙，真主安拉，天主，耶稣基督，祖先，鬼，风水”,选项为“是”或“否”。图1展示了2018年中国宗教信仰分布的状况。[5]
图1中国宗教信仰分布状况，CFPS201
我们首先考察独立宗教。数据显示，15.6%的受访者表示信仰佛或菩萨，2.1%的受访者信仰神仙，2.0%的受访者信仰耶稣基督，0.4%的受访者信仰真主安拉，0.3%的受访者信仰天主。如果与2012年的数据进行对比[6],不难发现部分独立宗教所占比例大幅增加。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宗教信众出现了快速增长呢尽管数年之间个体的宗教信仰可能发生改变，但是数值的增加更可能源自于测量的改进，视角的转换帮助我们挖掘出了隐藏的信仰者。由于2012年的问卷基于宗派进行提问，而2018年改为基于神灵提问，上述结果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受访者虽然声称自己并不归属于五大宗教，却相信具体的神灵，如认为自己信菩萨但是不信仰佛教。这一数值的增长证明了中国人对宗教的认知更可能是基于神灵而不是基于宗派的。[7]我们的追踪数据也印证了这一点，同是基于宗派提问的2012年与2016年五大宗教的比例没有发生较大改变，同是基于神灵提问的2014年与2018年独立宗教的比例也较为稳定，但是跨轮次的两种测量方案之间的差距却很大。
接下来，我们聚焦混合信仰的问题。“混合宗教”这一概念最早由杨庆堃提出，用以说明在中国“宗教制度和世俗制度是混合在一起的。”[8]当然，杨氏也探讨了中国社会中信仰的多元性问题。需要特别澄清的是，由于无法直接从数据出发探讨宗教与世俗制度的关系，本文使用的“混合信仰”概念是指多种宗教信仰之间的混合，其所指的范畴与民间信仰大致相同，只是基于学理上之连续性和积累性的考虑，我们采用了“混合信仰”这一概念。CFPS2018年的数据显示，全国仅有26.4%的受访者被认定为无宗教信仰者，远远低于以往数据所估计的八成。为何数据悬殊如此之大关键就在于混合信仰的测量。一方面，2018年的问卷通过增加“风水”、“鬼”两道题目帮助我们识别出了一些民间宗教信仰者，而这些人之前往往被模糊地归入了无宗教信仰的类别中。也即并非很大一部分人没有宗教信仰，只是它们并不信仰独立宗教。另一方面，2018年将宗教信仰这一道多选题改成了八道组合单选题，便于观察到多种信仰之间的排列组合。研究发现，仅25.7%的受访者只选择了一种信仰，其余近一半的受访者信仰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宗教。甚至还有一部分受访者选择了6至8种宗教信仰，也即“什么都信”[9]。
混合信仰的测量较好地帮助我们解决了一个事实问题：中国社会并非没有宗教信仰，混合信仰是中国的主流。混合信仰不同于独立宗教，它没有排他性的宗教组织，亦没有严格的人员准入门槛。这也就是为什么对中国人而言，以组织成员资格来判定宗教并不是十分理想的做法。在澄清这一事实的过程中，视角的转换起了重要作用。基于宗派的测量方案有其固有的缺点，即假定中国人清晰地知道自己的宗教归属；然而受到多神教传统的影响，大多数中国人只关心他们信的是什么神灵，并不关心自己到底属于哪种宗教。因此，基于神灵的测量方案更加符合中国人的信仰特点。
三、佛教信众规模的估计：一个难题
更加令人困惑的是，问卷调查在佛教信众的测量上常常失灵。一项台湾地区社会变迁调查显示，1984年台湾地区的佛教信众比例高达近50%。比例如此之高是因为佛教在台湾社会影响深远，人们往往认为自称佛教信众是满足社会期待的行为。但是到了2009年，调查发现台湾地区佛教信众比例下降到不及20%,似乎几十年间出现了急剧衰落。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在那三十年中佛教在台湾不仅没有衰落，反而日益兴盛，社会影响持续增加。这一矛盾该如何解释原因在于发生改变的并非信仰，而是人们对信仰的认知。随着社会调查的日益频繁，在不断回答是否吃素、是否拜过师父、是否定期礼佛等问题后，受访者逐渐调整了自己对佛教信众定义的认知。许多混合信仰者不再宣称自己信仰佛教，于是佛教信众整体比例下降，而虔诚度高的佛教信众比例增加。
图2佛或菩萨的信仰者、广义佛教信众、狭义佛教信众构成示意图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三种估计其实都是对佛教信众规模的“点估计”,与总体之间可能会存在一定的误差。但是这样的尝试是有意义的，为我们测量与估算佛教信众的规模提供了一种科学可行的办法。这种同心圆式的估算办法一方面展示了佛教信众内部构成的复杂性，另一方面也通过将佛教信众边界的界定从前置转为后置，从而解决了可能存在的认知问题。
四、基督徒的测量：如何化解“数字之争”
表1我国基督徒的规模估计
估计类型
估计方法
百分比(%)
规模(万人)
估计1
公开的基督徒
1.98
2763
估计2
名义的基督徒
3.17
4423
估计3
隐藏的基督徒
0.9
1256
估计4
虔诚的基督徒
1.47
2051
估计5
公开+隐藏的基督徒
2.88
4019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提出了一个新的中国人宗教性测量的研究视角：基于“神灵—宗教实践”的测量方案。这项测量方案最初源于田野实践，经验观察发现大多数中国人仅仅关心他们信的是什么神灵，并不在意自己的宗教归属，更很少加入某个宗教组织。“神灵—宗教实践”的测量与西方“宗派—成员资格”的测量侧重点完全不同，是对宗教测量的本土化和操作化实践。将这样一种研究视角纳入问卷调查之中，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从上述例证不难看出，基于“神灵—宗教实践”的新视角具有突出优势。它可以解决事实性问题，澄清问题的真相。当我们发现定量研究的结果与经验事实不一致的时候，不要急于否定经验事实，也可能是我们的测量工具造成了对事实的遮蔽。中国人不是没有宗教信仰，而是基于“宗派—成员资格”这一工具的信度与效度不足以揭示事实。另外，新视角还解决了对宗教的认知问题，从宗派到神灵是认知的转变，从前置佛教信众判定问题到后置给研究者来归类也是解决认知问题的有效方法。另外，这种新视角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敏感性的问题。通过回避“宗教”这一学术性的概念，受访者不会被置于需要暴露宗教身份的压力中，也不会因为宗教之间的排他性假设而让受访者两难。出于论述的方便，我们在三个例证中进行了对应的论述，但其实在每一例证中都兼具这些优势。
综上，本文主要考察了宗教性测量的视角的转变，论述了基于神灵的提问方式的改变如何能够给我们带来新的洞见，回应看似无解的争论，使很多困惑各界的问题迎刃而解。随着宗教测量方法的不断改进，未来可能会有更多的问题需要探讨和修正，也希望这种改进测量工具的努力与研究视角的转化能够为“求真”的进程做出一份贡献。
注释：
[1]吴越:《宗教性的测量:历史与脉络》,《世界宗教文化》2018年第6期。
[2]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神灵是一个统称,也包括风水、鬼等超自然信仰。
[3]张志刚:《“中国无宗教论”反思》,《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4]C.K.Yang,ReligioninChineseSociety:AStudyofContemporarySocialFunctionsofReligionandSomeofTheirHistoricalFactors.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1.
[5]数据已经过权数和抽样设计调整。
[6]卢云峰:《当代中国宗教状况报告——基于CFPS(2012)调查数据》,《世界宗教文化》2014年第1期。
[7]张春泥、卢云峰:《如何在社会调查中更好地测量中国人的宗教信仰》,《社会》2018年第5期。
[8]刘创楚、杨庆堃:《中国社会从不变到巨变》,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1年。
[9]ChunniZhang,YunfengLuandHeSheng.ExploringChinesefolkreligion:Popularity,diffuseness,anddiversities.ChineseJournalofSociology,7(4),2021,pp.575-592.
[11]ZheJi,SecularizationasReligiousRestructuring:StatistInstitutionalizationofChineseBuddhismandItsParadoxes.InYANGM.(Ed.),ChineseReligiosities:AfflictionsofModernityandStateFormation.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8,pp.233-260.
[12]瞿海源:《台湾宗教变迁的社会政治分析》,桂冠出版社,1997年,第4页。
[13]ReidJ.LeamasterandAnningHu,PopularBuddhists:TheRelationshipbetweenPopularReligiousInvolvementandBuddhistIdentityinContemporaryChina.SociologyofReligion75(2):234-259,2014.
[15]卢云峰、张春泥:《当代中国基督教现状管窥:基于CGSS和CFPS调查数据》,《世界宗教文化》2016年第1期。
[17]PatrickJohnstoneandJasonMandryk,OperationWorld,Westmont:IntervarsityPress2001.DavidAikman,JesusinBeijing:HowChristianityisTransformingChinaandChangingtheGlobalBalanceofPower,Washington,D.C.:RegneryPublishing,2003.
[18]PaulHattaway,HowManyChristiansareThereinChina.AsiaHarvest,2010.
[19]ConradHackett,BrianJ.Grim,VegardSkirbekk,MacinStonawski,andA.Goujon,GlobalChristianity:AReportontheSizeandDistributionoftheWorld'sChristianPopulation,PewResearchCenter,2011.
[20]卢云峰、吴越、张春泥:《中国到底有多少基督徒——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估计》,《开放时代》2019年第1期。
[21]本文对基督徒的区分与命名与2016年的测量是一致的,即“公开的基督徒”(openProtestants)和“隐藏的基督徒”(hiddenProtestants)、“名义的基督徒”(nominalProtestants)和“虔诚的基督徒(committedProtestants)。
[22]由于2018年缺少宗教实践的数据,我们只能退而求其次直接使用2016年宗教实践的比例。这样的做法基于以下几个假设:一是假定被访者在短期内对于某些问题的回答具有相对稳定性;二是两年抽样的样本在分布上具有一定的同质性。下文中对基督徒实践的测量也基于上述假设;三是2018年可以与2016年使用相同的“无宗教信仰”的定义,也即将2018年选择五大宗教之外的看作无信仰者。
（编辑：许津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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