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史并非在人类历史上一直存在，它其实是人类历史发展的结果。
也就是说，世界史的概念直到近代才名副其实。因为，在人类文明发展之初，世界各地的文明是分割开来的，由于时代和地理知识的局限，各个文明的史学家们并不知道这个世界真正有多大，他们有为世界、为天下著书立说之心，而无写就整个世界和人类历史之能，是时代的局限性导致了各种文明中心论的产生。
1、大航海时代之前的文明中心论
希罗多德，被誉为西方历史之父，其所著的《历史》一书涉及古希腊人所知的各个国家，但其书无疑体现了希腊文明中心论。
《历史》成书于公元前443年，以希波战争为主线，大肆宣扬希腊人的声威，渲染“蛮人”中最强大的波斯帝国被希腊击败。
理性的说，希罗多德歌颂希腊无可厚非，其希腊人与蛮人的划分和我国的华夷之辨其实没有两样，但无论后世的史学家如何称赞希罗多德的胸襟，其以希腊为中心来看当时已知的世界是毫无疑问的。
波里比阿，是希腊后期与罗马帝国衔接时期的一位历史学家，其著作《历史：罗马帝国的崛起》被誉为人类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之一，他本人也认为此书是为“全部有人类栖息的世界”所作。
但无疑此书仅仅描绘了公元前3世纪至前2世纪的地中海世界，其以浩瀚的篇幅最终论证了一个主题——罗马统治这个世界的合理和必然性，其它的文明迦太基、希腊、埃及、叙利亚等等无不是众星捧月。
罗马帝国被西方人称为“世界帝国”，其实这个世界也仅仅是地中海一隅而已，如果说希罗多德是希腊中心论者，那么波里比阿便是罗马中心论者。
司马迁，是我国的历史之父，《史记》一书的写就便是为了“究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是为了“网罗天下放失旧闻”。
但今天的我们同样知道，司马迁的天下便是汉人已知的世界，就是今日的东亚和中亚，而其史观则体现了“华夷之辨”，司马迁笔下的世界是汉人的舞台，而周围均为“蛮夷”，他们不过是大汉天子怀柔和征服的对象。
由于华夏文明的早熟，加上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这一观念一直延续到清末。
塔巴里，是阿拉伯帝国著名的史学家，其著作《年代记》上起真主创世，下至公元915年，这部书被称为世界历史，但所著范围同样不出伊斯兰势力所及及其周边的区域。
同时，此书的叙述中心是伊斯兰世界，旁及邪恶的非伊斯兰世界。
弗莱辛的奥托，是中世纪基督教世界的神学家和史学家，其著作《双城史—至公元1146年的世界历史编年纪》被誉为中世纪极具价值的一部世界编年史著作。
其书将世界史划分为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和罗马帝国四个阶段，奥托认为基督教和罗马帝国的结合产生了基督教罗马帝国——神圣罗马帝国，自此世界史便是西欧的历史，其它非基督教世界完全被忽略不计，奥托把伊斯兰文明的中心之一开罗比作新巴比伦，在基督教中的巴比伦，是魔鬼和一切邪恶的代称。
这是欧洲中心论的滥觞。
因此，大航海时代之前，放眼世界，为世界著史而不能从天下着眼者，无论希腊中心、华夏中心、罗马中心、伊斯兰中心还是基督教中心，概莫能外，这是时代和地理的局限，是不可避免的。
2、大航海时代之后的欧洲中心论
大航海之前，人类有各种文明中心论，而之后，则只有欧洲中心论。
大航海之前，人类的各种文明中心论，主要囿于地理和时代的局限。
而之后虽然全球都被纳入了人类的视野，人类的发展进入了真正的世界史时代，但却是文明中心论——欧洲中心论登峰造极的时代。
19世纪的黑格尔曾言：“地中海是世界历史的中心，没有地中海，世界历史便无从设想了。”其主张将中国和印度排除在世界历史之外，将埃及和波斯视为世界历史的过渡，希腊才是世界历史的开端。
如果说大航海时代之前的各个文明是由于地理知识和文献传播不够，无法公正的看待人类各个文明，那么大航海时代之后的欧洲便是有意为之，并坚信欧洲中心论是世间真理。
从黑格尔开始，欧洲中心论成为一种体系的史学理论，欧洲人知道中国、印度、波斯、埃及的存在，但却视若无睹，认为无足轻重。
剑桥三史将世界史分为上古、中古、近代三部分，其划分标志为
这明显是欧洲历史的分期，但剑桥三史却推至全球，其内容以欧洲为主体，宣扬了近代欧洲文明如何扩展到全球，至于其它文明均为点缀。
汤因比是以反对欧洲中心论著称的，他分析了人类几十种文明，认为至今现存五种：西方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
除了西方文明之外的四种文明全部衰落，陷入绝境，其存在的意义便是为西方文明做前车之鉴，世界的历史就是许多文明毁灭和西方文明最终胜利和独存的历程。
实质上还是欧洲中心论，是光鲜亮丽包装下的欧洲中心论。
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便是这一论调，斯塔夫里阿诺斯曾强调其是从月球上看人类的历史，其实仍然是在论证欧洲文明如何和为何成为人类诸文明最后的胜利者，这在下册尤为明显。
完全站在太空客观的看人类历史真的很难，人类很难逃脱自身所处的文明、国家所限。
世界史不是国别史的堆积，应当是人类文明的万里江山图，如何完整的展现人类文明发展的完整画卷，是写作世界史的一大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