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种职业都有其特定的评价标准和行为规范，比如，医生救死扶伤，教师教书育人，司机保证乘客安全、准时抵达目的地。从事什么职业就按照那个职业要求的规范行事，这是起码的要求。
之所以强调“起码”二字，是因为对职业道德的理解有误区。不少人一谈到“职业道德”就以为是很高的标准，一般人很难达到，只是少数人可以达到；就以为是要大家加班加点、舍己救人、捐款献血。并不是说不鼓励、不提倡这些行为，而是说这些不属于职业道德的范畴。否则，会混淆职业道德标准和“先进模范”标准，甚至会降低“先进模范”标准。比如，报纸经常刊登这样的“先进事迹”：某某幼儿园阿姨从不打骂小朋友，从不接受小朋友家长的礼金或购物卡；某某大学教授，坚持给本科生上课，当社会讲学和学校授课发生冲突的时候从不调课，等等。
概言之，职业道德或者说相应的行为规范，只是对从事这个职业的人的“底线”要求，换句话说，你在这个行当就得按照这个行当的规矩办事，你吃这碗饭就得对得起自己拿的这份工资，尽心尽力把本职工作做好。这是很朴实的道理，也可以说是“常识”。
公务员职业道德有“普适性”规范
公务员职业道德属于职业道德这个大概念下的子概念，首先必须反映职业道德的一般规定，也就是爱岗敬业，忠于职守。但由于前面有“公务员”三个字，所以和其他行业相比，公务员职业道德又有其特殊的规定。我国公务员职业道德的内容是：忠于国家，服务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有人说，这几个方面要求太高，很有“中国特色”，意思是别国不是这样要求的。这是需要澄清的另一个认识误区。比较国外尤其是发达国家的公务员或公职人员职业道德标准会发现，虽然措辞不同，但基本意思还是这几个方面。甚至这几个方面的内容在中外历史上也都提出来过。
为什么对公务员职业道德的要求，古今中外都具有相似性？因为只要有公共权力，就有履行公共权力的人员；只要有公务人员，就要限制和约束他们的行为。公务人员和其他职业的人员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手中握有公权力。权力会使人傲慢，使人疯狂，会使“公仆”蜕化为“主人”，会被用来攫取个人的利益，从而使权力异化。公务员职业道德就是针对这一根本问题提出来的。
如前所述，职业道德属于“底线”伦理，对于公务员来说，忠于国家、服务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就是其行为的底线或者说最基本的要求。如果一个人觉得自己不喜欢这个活儿，干不了这个活儿，受不了这些规矩的约束，觉得工资太少，待遇太低，可以辞职。但不能利用职业身份去谋取法定待遇以外的东西。问题就在于，一些人没有其他本事，干不了其他的事情，所以他不愿意放弃公职岗位。但他发现，自己手里没有其他资源，但多多少少拥有一些权力，可以用权力换取希望得到的东西，于是就出现了权钱交易现象，出现了吃喝卡拿要现象，出现了乱作为以至胡作非为现象。还有一些人觉得待遇不高，但工作安稳，没有明显差错不会被辞掉，所以就尽力少干活儿或不干活儿，于是就出现了“散懒庸”现象，出现了不作为、慢作为现象。
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需要“双管齐下”
公务员的职业行为与公共权力紧密相连，其职业道德比其他职业要求更高更严，因此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也必须有特殊的机制、特殊的路径。这些机制与路径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外在的政治、法律制度的约束，内在的个人良心和道德感的指引和警示，换言之，就是他律和自律、外约和内约。从现实需要来看，应该是他律在前，自律在后；他律为主，自律为辅。
之所以要强调这种先后、主辅次序，是因为存在着认识上的又一个误区。长期以来，由于没有认清公务员职业道德的特殊性，结果在治理导向上出现了偏差。许多人是这样理解的：公务员职业道德属于道德范畴，而道德属于个人认识和个人实践的问题，因而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方式主要是唤起公务员的认知和良知，使之自省自律。这实际上还是沿袭了传统的“修齐治平”思维。中国古代也曾对官员有各种要求，许多要求和现在近似，但实际执行情况如何大家都心知肚明。没有制度保障的戒律是没有通电的高压线。反观世界各国特别是发达国家公职人员的道德建设，会发现一个基本的规律或趋势：将公职人员的道德建设纳入法治化的轨道，这就是所谓行政伦理的制度化和法治化取向。
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的外在机制包括以下内容：第一是严密的制度，第二是严格的执行，第三是科学的评价，第四是科学的选任，第五是必要的保障。这方面的实践不用说西方国家，只说说我国的香港。为了避免公私利益发生勾连，香港实行利益申报制度，10多万名各级公务员都必须如实申报接收的礼赠、持有的物业和公司股权，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处。“防止利益冲突”已经写入党的十八大报告，这意味着这方面的制度建设将进一步加强。
从公务员个体角度看，职业道德建设包括三方面要求：第一，提高对职业道德的认知水平。尤其要强化“底线”意识，即遵守公务员职业道德是最基本的要求，突破“底线”就是失职。第二，把握公务活动的基本标准。在制度尚不健全完善的地方和时候，在有较大自由裁量权的情况下，怎样衡量、如何处置自己的行为？标准只有一条，即坚持公共、公平、公正标准，坚持以最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为标准。不能基于个人利益、部门利益、单位利益的考量而采取行动。第三，克服“环境决定论”。不能把职业道德问题归罪于外部环境，推卸自己的责任。因为在你的眼中，别人是环境；而在别人眼中，你也是环境。(曾峻)
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也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只要认识正确、措施对路，我国的公务员职业道德一定会达到一个新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