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松滋县委及其各级党组织认真贯彻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工作重点转移、国民经济调整、拨乱反正、农村改革、党的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等许多方面开展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松滋由此进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历史又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贯彻与松滋工作重点的转移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重新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开始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方针，结束了前两年党的工作在徘徊中前进的局面，并从根本上冲破了长期“左”倾错误的束缚，实现了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
1979年2月，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议，传达贯彻中共湖北省委三届十四次全体（扩大）会议精神。会议着重讨论松滋如何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问题。同时贯彻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和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加快农业发展，夺取1979年农业大丰收的决定》；落实党在农村的各项方针、政策，制定措施，夺取1979年农业大丰收。三级干部会议的召开，迅速扭转了1978年11月召开的中共松滋县第四次代表大会和松滋县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来的被动局面，开始把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上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会后，县委又组织全县广大党员干部认真学习领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在县委党校培训理论骨干的基础上，对各社（镇）党校组织农村党员和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进行培训，开展深入学习和讨论。全县参加学习培训的人数近5万人，同时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大张旗鼓地开展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宣传贯彻。
9月，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1月，县委召开四级干部会议，回顾了一年来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情况，进一步把广大党员干部的思想统一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精神上来，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通过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思想得到解放，工作重点得到转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明显加快。1979年上半年，贯彻执行中央发展农业的两个文件，调整了1500多个生产队的规模，将实行“穷过渡”的256个大队恢复到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取消了大寨式的标兵工分制，普遍实行了定额管理、专业分工和联产计酬责任制，初步改变了在分配上吃“大锅饭”的状况，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1979年农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12.1%，粮食突破了3亿公斤，创造了历史最好水平。1980年农业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粮食、棉花减产。县委重视抓多种经济来弥补损失，全县油菜、柑桔、菜叶等多种经济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工业战线认真贯彻“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推动了生产的发展。1980年，工业总产值比1979年增长9%。
二、全面拨乱反正的重大成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委及其各级党组织深入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领导松滋人民开始全面拨乱反正，并取得重大成就。
县委首先开始了在政治思想理论上的拨乱反正。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少党员干部甚至县委领导干部由于对三中全会精神缺乏全面领会，对发展的形势认识不一致，有人认为，“路线偏了向，政策偏了右，民主过了头”。对此，县委认真贯彻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的讲话精神，在全县干部、群众中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有效地遏制了党内和社会上出现的另一种摆脱党的领导和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错误倾向。
1979年下半年，全县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形成高潮。开展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主要是解决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焦点问题。如“不提阶级斗争为纲，还抓不抓阶级斗争？”“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还要不要加强党的领导？”“什么是正当的家庭副业？”“是发展集体经济，还是靠个人单干？”“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会不会导致‘两级分化’？”等问题。通过讨论，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进一步解放思想，明辨是非，冲破禁区，提高觉悟，增强了贯彻执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
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解除了长期“左”的路线对人们思想的严重束缚，使全县党员干部认识到不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原则，就不可能恢复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不可能彻底平反历史遗留下来的冤假错案，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进行拨乱反正。这场讨论是松滋当代历史上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它对于促进全县干部群众的思想解放，推动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起到巨大作用，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1980年2月，在全县劳模表彰大会上，县委第一次提出“越富越好，富得越快越好”的口号，使全县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的思想得到解放。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县委通过组织干部群众深入广泛地学习《决议》，完成了松滋从上至下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
在思想上拨乱反正的同时，县委遵照中央“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把一切冤案处理好、解决好”的指示，加快了平反冤案错案、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步伐。1982年11月以前，共复查各类案件4571件，其中纠正和改变原结论的2650件，占复查案件的57.9%。对375名因冤假错案株连的家属子女给予抚恤和生活安置；对在反右斗争中被错划的435名“右派分子”全部复查平反；对1946年中原突围时复员、隐蔽和掉队的人员也按政策作了妥善处理。在平反冤假错案的同时，县委注意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对642名原工商业者恢复劳动者身份，对其中一些工商业者被扣发的工资、未领的定息给予补发，已死亡的给予抚恤金；对8844名“四类分子”摘掉其“地、富、反、坏”的帽子，并为其子女31000多人改变了家庭出身；对142名原国民党投诚起义人员的身份予以落实，对其中曾受到错误处理的27人全部落实政策。
在经济上，县委及其各级党组织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实行了对全县国民经济的进一步调整。在农村，通过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调整经济政策、逐步推行多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克服了集体经济中长期吃大锅饭的现象，使全县工农业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1982年，全县工农业总产值分别比1978年增长39%、14.9%；财政收入比1978年增长12.6%。
在组织上，开始着手实行干部制度的改革和解决领导干部青黄不接的问题。1979年12月，县委召开组织工作会议，贯彻全国组织工作座谈会精神，从干部队伍中选拔了74人担任各级领导职务。此后，又陆续选拔了两批年富力强、有专业知识和实践经验的干部充实各级领导班子。各级领导班子成员的年龄结构、文化结构与“四化”建设不相适应的状况有了改变。
1980年2月，党中央公布《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全县自上而下地组织党员学习，把学习《准则》和建立健全党的生活制度、严格党的组织生活和严肃党的纪律结合起来，在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和加强。
三、率先进行的松滋农村改革及松滋城镇改革的起步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作为草案提出来的《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议》，在1979年9月的四中全会上正式通过。《决议》强调，各级行政机关的意见，“除有法律规定者外，不得用行政命令的方法强制社、队执行，应允许他们在国家计划的指导下，因时因地制宜，保障他们在这方面的自主权，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决议》的作出，为农村的体制改革敞开了大门，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迅速发展起来。
松滋率先进行的农村改革，就是从联产计酬到包产包户逐步完善起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到1980年9月，恢复和发展原小段包工、定额计酬责任制，并试行联产到组和小宗作物联产到劳动者个人的生产责任制。对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这种责任制形式，当时党内不少干部存在着相当大的顾虑，担心这样做会不会离开社会主义轨道。对此，邓小平在1980年4月和5月，两次就农村政策问题同中央负责人谈话，提出农村政策要继续放宽，将土地承包给个人不会影响我们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同年9月，党中央发出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文件，首次突破多年来把包产到户等同于分田单干和资本主义的观念，肯定在生产队领导下，实行包产到户，不会脱离社会主义轨道，没有复辟资本主义的危险。在中央的肯定下，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责任制在松滋得到逐步推广。1980年10月，县委贯彻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开始推行单项作物联产承包到劳动者个人责任制，少数社队实行专业承包、联产计酬，个别贫困小队搞“双包”（包产、包干）到户。到1981年7月，全县农村已实行各种形式联产责任制的有3745个生产队，占生产队总数的75.4%。
但是，县委在大力推行以联产到劳动力为主的生产责任制时，只允许边远山区和贫困地区实行“双包”到户。因此，这一阶段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发展缓慢。1982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中央1号文件在松滋贯彻后，9月，全县已有99.8%的生产队实行不同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其中实行统一经营、联产承包到劳动者个人的生产队占59.2%，实行包干到户的生产队占33%。包干到户责任制又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其特点是：全年土地收入“交齐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生产经营的责、权、利三者统一于承包户。农民群众欢迎这种责任制，他们高兴地说：“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既省事、又简单，干部群众都喜欢。”因此到年底，全县所有生产队都实行了包干到户这种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松滋农村率先进行改革，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广大农民生产积极性。1982年全县第一次向国家交售商品粮2500万公斤，摘掉了“缺粮县”的帽子；农民人均纯收入大幅度增加，“万元户”大量涌现，整个松滋农村一派繁荣景象。
但是，松滋在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过程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是对保护、改革和发展社队企业（即后来的乡镇企业）的问题认识不够明确，有的地方把社队企业和集体财产都简单地分了，给后来建立与发展乡、村两级统一经营这个层次的集体经济带来困难。
在农村改革取得突破的同时，城镇改革也开始起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有企业改革从扩大自主权入手迈出了最初的步伐。1979年以前，松滋工矿企业的管理模式是政企不分，企业生产任务由上级主管部门决定；企业只管完成生产任务，不重经济效益；产品由国家包销，资金由国家下拨，职工吃企业的“大锅饭”，企业吃国家的“大锅饭”。1979年7月，国务院连续颁布了5个扩大企业自主权的文件，各省先后开展扩大企业自主权试点。湖北也先后进行了两批试点。尔后，松滋的城镇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展开。1982年11月，中共湖北省委第一书记陈丕显来松滋，视察了湖北省松滋灯泡厂，表明省委对松滋企业改革工作寄予厚望。
在城镇经济体制改革中，县委、县政府先后取消管理国有企业的老办法，实行政企分开、权力下放和厂（矿）长负责制；打破“大锅饭”制度，改由企业自负盈亏；变单纯生产的封闭型企业为产销统一的开放型企业；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贯彻“多劳多得，按劳付酬”的分配原则。经过初步改革，企业的经济效益明显提高。
在县属国有企业改革的同时，商业、供销体制也进行初步改革。1981年，商业部门进一步纠正过去对个体商户管得过紧、限制太严的做法，实行统筹安排，在供货方面，与系统内的零售单位一样看待。年底全县有个体商户547户，从业人员550人。供销合作社系统在管理体制上也进行了初步改革。1982年县供销社所属专业公司和基层社的大部分零售单位实行经营承包责任制。
四、松滋两步走战略目标的制定
经过4年左右的努力，到1982年，松滋工作重点实现了转移，拨乱反正任务已经完成，国民经济调整取得好的效果，农村改革和城镇改革开始向纵深发展。在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征途中，全县人民需要进一步明确较为长远的战略目标。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提出从1981年到20世纪末的20年，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的战略目标。
会后，新的县委围绕两步走的战略目标和党的十二大提出的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要求，加强了实现新老干部的合作交替和干部队伍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选拔45名具有大中专文化程度的干部进入县、社领导班子，调整19名老干部的职务，为150名老干部办理离退休手续，确定135名后备干部名单，对45岁以下、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的2000多名干部开展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培训工作。进行了县级党政机构改革，县委工作部门由13个减少到11个，政府工作部门由53个减少到43个。深入开展了城乡经济体制改革，在农村实行以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第一步改革基础上，积极推行经济管理体制的第二步改革，在城市完成对工商企业全面整顿的基础上，建立健全了各种经营承包责任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