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00年前的8本书，都是德文原版马克思主义著作，书的封面上都有一个蓝色的印章，印章是六个字——“亢慕义斋图书”。
“亢慕义斋”，看上去是一个书斋的名字，它在哪儿？为什么叫“亢慕义斋”？为什么回首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要从“亢慕义斋”说起？
这是一份当年的北京大学日刊，上面登载了这样一则消息：《发起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启事》，这则消息公开宣布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存在。
《启事》里说，“该组织是以研究关于马克思学派的著述为目的。”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发起于1920年3月，它的发起人就是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触动了黑暗中国的一批警醒者，李大钊就是其中之一。历史将记住这个喜欢留两撇黑胡子，戴一副圆框眼镜的中年人，他宛如一位撞钟人，撞响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黎明的晨钟。而成立这个研究会，就是要唤醒更多的年轻人。
当时的北大校长蔡元培非常支持这个研究会，他专门辟出北大西斋宿舍的两间房给研究会使用。
这张模糊的照片就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早成员的合影，模糊的照片背后是一段清晰的历史。最早的成员共有19人，其中不乏我们熟悉的名字，比如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他们用英文共产主义的译音，给两间房取名“亢慕义斋”。
这，就是“亢慕义斋”的由来。
今天北京市沙滩后街55号院，就是一百多年前“亢慕义斋”的所在地。室内是根据原样重新修复的，正中悬挂的是马克思像，像的两边贴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出研究室入监狱”，写的正是陈独秀的经历，下联是“南方兼有北方强”，这一句则出自李大钊。这小小的两间房其实就是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办公室和图书馆。
从“亢慕义斋”向东就是建成于1918年的北大红楼，北大红楼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李大钊从红楼落成后就在这里工作，他的办公室在一楼的最东侧。
一楼还是图书馆阅览室的所在地，1918年毛泽东就是在阅览室担任助理员的工作。
紧邻北大红楼的箭杆胡同20号院，住着李大钊的北大同事、好友陈独秀。另外，这个院子还是陈独秀和李大钊、胡适等人编辑《新青年》的地方。
在各种思潮涌动的1919年，马克思主义之火终于被点燃。
这一年年底，毛泽东第二次来到北京期间，读到了“亢慕义斋”翻译的节选版《共产党宣言》。这一版本的《共产党宣言》虽然不完整，却给了毛泽东很大的影响。他后来这样回忆李大钊：“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为一个马列主义者。”
1920年春节前夕，李大钊掩护被北洋政府通缉的陈独秀秘密离开北京，两人相约分别在北京和上海建立党的组织，史称“南陈北李，相约建党”。
1920年8月，陈独秀等人率先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关于党的名称，陈独秀曾经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李大钊主张定名为“共产党”，陈独秀表示完全同意。
10月下旬，李大钊等人在北大红楼李大钊办公室也秘密成立了北京共产党小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最初的19位成员中，有16位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
1918年，李大钊曾经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也许他也不会想到，仅仅两年后，一个浸润过“亢慕义斋”油墨香的政党即将开始血与火淬炼的伟大征程。
老渔阳里是当年上海法租界的一条石库门弄堂，回到上海陈独秀就居住在老渔阳里2号，这里也是《新青年》编辑部。在这座石库门里，留下了他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一段时光。
这一年陈独秀41岁，吸引了一批富有理想的年轻人。李汉俊、陈望道、邵力子、张东荪等一批对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感兴趣的文化人物纷至沓来。
前来拜访的青年也越来越多，他被迫在客厅挂上小黑板，上面写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
回到上海不到一年，陈独秀在这里与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商讨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了声势浩大的五一劳动节集会，创立了上海机器工会，组织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与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共产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
1920年8月，以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的骨干为主要成员，在这里组建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取名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为书记，这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组织。随后，在这里创办了中国最早的工人刊物《劳动界》、创办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刊《共产党》月刊。
在中国共产党创建过程中，陈独秀起着重要作用。老渔阳里2号这座房子，不仅是陈独秀的住所，也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后来这里挂上了外国语学社的牌子，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办的第一所干部学校。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等著名共产党人就是在这里经过最初的俄语学习后，成为首批留苏的学生。
老渔阳里2号与外国语学社相隔不远，陈独秀不出弄堂就可以去学校讲课，渔阳里的弄堂后来被叫做“共产主义小道”。
这里也留下了许多中国共产党早期活动家的身影，他们中有翻译《共产党宣言》的陈望道，翻译《马克思〈资本论〉入门》的李汉俊，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俞秀松，后来成为著名作家的沈雁冰，还有外国语学社社长杨明斋，《共产党》月刊的主编李达。
1920年5月至7月间，27岁的毛泽东在老渔阳里2号拜访了陈独秀，讨论马克思主义和湖南改造等问题，这是令他记忆深刻的会面。
多年以后，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向美国记者斯诺回忆，“陈独秀谈他自己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老渔阳里2号作为中国共产党孕育初心的“秘密摇篮”，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地位，创立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诸多“第一”。
长沙市图书馆，我们来寻找一份1920年的报纸。
1920年10月中下旬，一个被称为“名人演讲会”的活动在长沙引起轰动。英国哲学家罗素连续举行了四次演讲。在《大公报》上，我们发现，这次演讲会的记录整理者就有毛泽东。
罗素来华前曾专程访问过苏俄，邀请他的蔡元培、章太炎等人都希望罗素能给中国的道路选择给出一个方案。
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当时的进步知识分子都在寻找答案。
然而，对于罗素的演讲，毛泽东感到非常失望。他在给好友蔡和森的回信中说：我对于罗素的主张有两句评语，就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早在两年前的1918年，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发起成立了新民学会，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最有影响力的革命团体之一。
1920年7月上旬，赴法勤工俭学的十多位新民学会会员在法国巴黎以南蒙达尔尼小镇开会，通过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作为学会的方针。在如何进行改造的问题上，蔡和森与萧子升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会后，蔡和森给毛泽东写信坚持自己的主张——中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阶级战争——无产阶级专政是实现社会主义必要之方法，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他建议毛泽东在国内不可不早有所准备。
此时，毛泽东领导的湖南自治运动，因为军阀的阻挠而走向失败。在经历了“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失败之后，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虎口里讨碎肉，是不能够的。
转眼到了1921年新年，一个大雪天，新民学会在长沙文化书社开了三天大会。到会的18人围炉畅谈，谈话中没有个人前途、职业规划，他们关心的只有“中国”和“世界”。最终，18人中有14人赞成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宗旨，有12人赞成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方法来实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
新年大会之后，毛泽东对蔡和森“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回信道：“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
这张照片，是我们找到的唯一一张新民学会会员在长沙的合影。当年他们的平均年龄不过20岁左右，但正是这些忧国忧民、志存高远的年轻人用他们的勃勃生机和活力，预示了中国的未来。
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内，珍藏着一顶清末民初的瓜皮帽。帽子的主人，是中共一大代表、曾经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的董必武。
从前清秀才，到剪掉辫子的革命党，再到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是如何接触到马克思主义，并走上革命道路的呢？
董必武，1886年出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18岁考取秀才，25岁加入同盟会，作为湖北革命党的重要成员，董必武先后参加过辛亥革命和护法运动。
1917年，他在湖北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遭受挫折后去上海找孙中山想办法，孙中山除了通电声讨外也拿不出对策。残酷的现实促使董必武痛心地思考：孙中山领导的革命道路是否还走得通？中国革命的路究竟在哪里？
也是在上海期间，董必武还结识了小他十岁的同乡陈潭秋。陈潭秋，湖北黄冈人，刚刚从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毕业，是五四运动中涌现的进步青年。
后来董必武曾这样回忆他与陈潭秋的初识：“我第一次见到潭秋是在1919年夏天……由于志同道合，我们一见如故，相互交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心得，畅谈改造中国和世界的抱负，同时商定回汉后用办报纸、办学校的方式传播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
1920年1月28日，武汉《国民新报》登载了一则报道：《私立武汉中学之成立》。这所学校就是今天的武汉中学。它的主要创办人就是董必武，他担任校董并兼任两个班的国文课老师，新生主要来自黄安（今红安）、黄冈、麻城等地。担任英文课的教师，就是陈潭秋。
私立武汉中学实行新的教学方法，指导学生课外阅读报刊、关心时事，引导学生逐步树立革命思想。学校逐步成为武汉乃至整个湖北地区进行革命宣传和活动的重要阵地，在后来的革命年代产生了36位革命烈士。
私立武汉中学开学后的四个月左右，1920年8月，董必武收到李汉俊的来信。信中，李汉俊传达了上海已经成立共产党组织的情况，并提出希望董必武等人在武汉也成立一个共产党小组。同时，陈独秀也派刘伯垂到武汉筹建共产党组织。
今天的武昌民主路，100年前叫做抚院街，这个97号门牌的所在曾经就是董必武的寓所。1920年8月的一天，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陈潭秋、包惠僧、郑凯卿、赵子健七人就是在这里召开武汉党组织成立会议。
刘伯垂主持会议，在会上介绍了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的情况。与会者传阅了他带回来的上海党组织起草的共产党党纲草案，研究武汉党组织日后的工作安排，推举包惠僧为书记，陈潭秋负责组织工作，正式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党武汉支部。
几乎就在同时，革命的火种已经遍地开花。在李大钊、陈独秀的推动下，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东京、巴黎先后建立起八个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党员发展到50多人。共产主义的火种在沉沉黑夜中逐渐蔓延开来！
在武汉二七纪念馆，收藏着一本翔实记述二七罢工英雄史实的小册子《二七工仇》。在泛黄的纸页中，我们找到了二七惨案死难烈士的名录，林祥谦排在第一位。
那么，林祥谦究竟是谁？他在二七罢工这场运动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这场大罢工对当时风起云涌的中国革命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到1922年底，京汉铁路沿线已建立起16个工会分会，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于1923年2月1日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但是，军阀吴佩孚下令禁止。
1923年2月1日清晨，郑州全城戒严。前来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不顾生死，冲破反动军警的重重包围，进入会场，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
由于反动军警捣毁总工会驻地，包围代表住处，会议无法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委员会决定2月4日举行全路总罢工，并将办公地址转移至汉口。
林祥谦是福建闽侯人，在陈潭秋、项英等共产党人的帮助下，1922年夏天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当选为京汉铁路江岸分工会委员长。
京汉铁路总工会秘密从郑州迁移到汉口办公后，一切公开活动都由江岸分工会出面。在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和京汉铁路总工会法律顾问施洋等共产党员出面领导下，铁路工人贴标语、发传单，组织工人纠察团严阵以待。
2月4日上午九时，林祥谦接到总罢工命令后，立即下达了罢工令，汽笛声迅速响彻武汉三镇。在三个小时内，京汉铁路全路所有客、货、军车一律停运，三万工人全部罢工，1200多公里铁路顿时瘫痪。
2月7日，在帝国主义势力支持下，吴佩孚调动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血腥镇压罢工工人，制造了骇人听闻的“二七惨案”。
当夜，天降大雪，敌人把林祥谦绑在江岸车站的电线杆上，以死亡威胁他下令复工，遭到林祥谦断然拒绝。敌人凶恶地在他左右两肩各砍一刀，逼他下令复工。林祥谦拼尽最后的力气怒斥敌人：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头可断，血可流，工不可复！敌人恼羞成怒，残忍地将他砍死，牺牲时年仅31岁。
施洋被捕后，被敌人秘密杀害于武昌洪山脚下，牺牲前，身中三弹仍引亢三呼：劳工万岁。
二七惨案中，全路各地牺牲者52人，受伤者300余人，被捕入狱者40余人，被开除而流亡者1000余人。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先后约有2000万名烈士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由于战争年代条件有限，许多先烈没有留下姓名。其中有史可查、壮烈牺牲的第一位中共党员，就是林祥谦。
第一次中国工人运动高潮，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正是带着这些经验和教训，进入大革命时期。
这张照片拍摄于1924年5月，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正为庆祝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三周年举办纪念活动。在这张照片中，我们发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毛泽东。他为何会出现在国民党官方举办的重大纪念活动上？这一切还要从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说起。
20世纪20年代初期，在西方列强操纵下，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不断加剧。“打倒列强，除军阀”，是中国人民的最强呼声。
当时，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刚刚经历了北洋军阀血腥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二七惨案，他们进一步认识到，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仅仅依靠工人阶级孤军奋斗是不够的，应该争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由于孙中山在人们心目中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象征，他领导的国民党在社会上有威信，又在南方建立了根据地，而孙中山深感国民党内许多人已经日趋腐败，决心寻找新的力量和出路。他开始同共产党人建立联系，真诚地欢迎共产党员同他们合作，欢迎苏联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援助。
1922年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前提下，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随后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等首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为了尽快促成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李大钊频繁与孙中山会谈，为酝酿和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作出重要贡献。
这里是广州恤孤院，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这里召开。此时的广州，已经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
中共三大决定，根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的倡议，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同时保持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正是在这次会议上，30岁的毛泽东当选为中共中央局成员，担任中央局秘书，第一次进入党的领导核心。
为了使国民党能适应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在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建议帮助下，孙中山排除重重障碍，积极推进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4年1月20日，还是在广州，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在这次会议上，孙中山提出新三民主义，事实上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李大钊、毛泽东、谭平山、林伯渠、瞿秋白等10名共产党员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
很快，以广州为中心，汇集全国的革命力量，开创了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新局面。
为了造就革命武装的骨干力量，在共产党人建议下，国民党决定创办黄埔军校。孙中山亲自兼任军校总理，廖仲恺任校党代表，蒋介石任校长。1924年11月，从欧洲回国不久的周恩来接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人恽代英、萧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先后到军校任职。第一期学生中有徐向前、陈赓、蒋先云、左权、王尔琢、许继慎等共产党员56人，占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
国共合作实现后，促进了群众运动的恢复和发展。
1925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五卅运动，掀起大革命风暴，各地约有1700万人直接参加运动。中共党组织也在领导运动的过程中得到迅猛发展，党员数从1925年初的不足1000人，发展到同年底的1万人，增加了10倍以上。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北伐军势如破竹，席卷大半个中国，击溃军阀吴佩孚、孙传芳部主力。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叶挺独立团英勇作战，为第四军赢得“铁军”称号立下汗马功劳。
在携手国民党发动大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以实际行动证明了李大钊所说：“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
这是一份形成于1926年的农村调查报告——《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它用一组细致详实的数据，记录下湖南一位普通佃农的真实生存状况：“支出：盐三元一角二分，灯油八角四分，牛力九元八角二分四厘……收入：十五亩共获六十石，交租四十二石。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且需绝无灾害、疾病，“全无休息”。
这份报告，来自毛泽东的一手调查。
在报告的结尾，毛泽东这样写道，“中国之佃农比牛还苦，因牛每年尚有休息，人则全无。”
毛泽东为什么会如此细致地去研究一位普通农民的生存状态？此时的他，又在思考着怎样的时代命题呢？
那时的中国，恰如“百舸争流”的竞技场。国民革命席卷南方，同北方的军阀统治遥相对峙。站在滔滔北去的湘江边，毛泽东不禁感慨，“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20世纪20年代，随着国民革命的蓬勃发展，由广东开始的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1926年6月，农民协会已遍及全国17个省、200多个县，会员达915万多人。这引起了国民党右派和封建地主豪绅的恐慌，他们攻击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说农民运动“糟得很”。在中国共产党党内也出现了激烈争论，不知该对农民运动持什么样的态度。
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决心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农民运动究竟发展得怎么样。
1927年1月4日，这位身着一袭蓝布长衫，脚穿草鞋的青年人，动身前往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以湘潭为起点，开启考察之旅。
毛泽东发现，此时的情形与此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祠堂成了农民协会的会址，农民协会组织农民修塘、修坝、禁烟、办农民夜校；
过去神庙里的游民，现在有的参加了农民协会，有的在劳动；
妇女也可以进祠堂开会了；
赌钱打牌和鸦片烟都被禁止了。
整整32天，毛泽东深入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五县农村，走过700多公里的乡村道路。
这里是武汉的都府堤41号。考察结束后，毛泽东就居住于此。妻子杨开慧也从长沙过来了。在这里，她协助毛泽东整理文件、抄写材料、接待客人。毛泽东则一气呵成，写完了两万多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在这篇著名的报告中，毛泽东列举了农民在农民协会领导下做的十四件大事，他指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农民若不用极大的力量，决不能推翻几千年根深蒂固的地主权力”，农民运动实际上“好得很”，农民是“革命先锋”。
距都府堤41号不远，就是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1927年初春，在这个旨在培养农村革命人才的课堂中，汇聚了来自大江南北的几百个被蔑称“泥腿子”的农会干部和一群青年学子。讲台上，毛泽东向学员系统讲授这次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内容。
这一年的秋天，毛泽东带领的秋收起义部队来到井冈山，开创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农讲所里的师生们也纷纷奔赴广阔的农村，成为中国共产党掀起土地革命风暴的中坚力量。
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组建南京国民政府，并立即签发“第一号通缉令”，将陈独秀、谭平山、恽代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193人列为通缉对象。
为什么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蒋介石就迫不及待通缉毛泽东等共产党人？1927年的春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1924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中走到一起。
1926年7月，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率军誓师北伐。
作为中国头号政治新贵，蒋介石第一次登上了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标题为：上海征服者。
此时，帝国主义列强已经认识到北洋军阀的垮台不可避免，正在积极寻找新的代理人。他们与蒋介石一拍即合。
3月26日，蒋介石从南昌乘军舰赶到上海，随即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流氓势力等举行一系列秘密会谈。
4月初，蒋介石约集国民党将领李宗仁、白崇禧等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
1927年4月11日夜，在蒋介石授意下，青帮头目杜月笙诱捕了时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的汪寿华，并将他残忍杀害。年仅26岁的汪寿华，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牺牲的第一位共产党人。
在上海发生反革命政变前后，四川、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和广东等省也发生以“清党”为名，对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进行大屠杀的事件。
5月21日，长沙发生“马日事变”，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
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首领汪精卫也公开背叛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纲领，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血淋淋的屠刀。
在北方，奉系军阀张作霖捕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4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和领导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
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全国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刚刚成立六年的中国共产党“命悬一线”！
据中共六大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害的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萧楚女、熊雄、陈延年、赵世炎、夏明翰、郭亮、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等党的著名活动家英勇牺牲。中共党员人数从大革命高潮时的近六万人急剧减少至一万多人。
1927年12月1日，春风得意的蒋介石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踏着共产党人的鲜血，蒋介石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两个多月后，在广州红花岗刑场也有一场特别的婚礼。新人是一对共产党员周文雍、陈铁军。他们高呼“让反动派的枪声，来作为我们结婚的礼炮吧！”慷慨就义。
1945年4月，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曾这样回忆那段经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大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磨灭的。中国共产党由此开始在实践中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途径，初步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开始懂得进行土地革命和掌握革命武装的重要性。
这是一份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的亲笔手稿。
手稿上，毛泽东特别批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上加上“八一”二字。
1927年8月1日，是南昌起义发生的日子。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南昌起义究竟有着怎样的重要地位，为什么要将“八一”两字标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上呢？
1927年，蒋介石和汪精卫先后发动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1927年7月下旬，新组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临时常委会决定了三件大事：
将党所掌握和影响的部队向南昌集中，准备发动武装起义；组织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四省农民发动秋收起义；召集中央紧急会议，讨论和决定大革命失败后的新方针。
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担任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到南昌领导这次起义。
这次行动极端机密。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后来这样回忆：当时，大敌当前，大家都满腔仇恨。我们只是在无言中紧紧地握手告别。这次分别后，不知何日相会？
1927年7月27日，周恩来秘密从九江赶到南昌。
在江西大旅社，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前敌委员会，决定于7月30日起义。
此时，叶挺、贺龙、朱德等也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在南昌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好了准备。
正当起义准备工作紧张进行时，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指示电：“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是可行的”。中共中央派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代表的身份，赴南昌传达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
7月30日晨，张国焘赶到南昌。由于对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存有幻想，张国焘主张“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之同意，否则不可动。”但这一看法，遭到其他与会者强烈反对。
这场激烈的争论，一直持续到7月31日上午，张国焘终于表示服从多数。
7月31日当天，贺龙、叶挺共同签署了由叶挺起草的作战命令：“决定于明（一）日四时开始向城内外所驻敌军进攻，一举而歼之！”
南昌起义进入倒计时。
刚入夜，贺龙命令负责封锁道路、断绝交通的部队进入战斗状态。部队官兵脖子上系着红布带，左臂系着白毛巾，马灯、电筒上贴着红十字，口令是“河山统一”。
由于叛徒告密，起义被迫提前，一场点亮中国革命前途的战斗，在深夜里打响。
1927年8月1日凌晨二时，南昌城头一声枪响，划破长夜的寂静。
在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的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人率领军队两万多人，举行南昌起义。
经过四个多小时激烈战斗，歼敌3000多人，占领了南昌城。
8月3日，根据中共中央计划，起义军陆续撤离南昌，南下广东。10月初，起义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保存下来的部队一部分转移到广东海陆丰地区，同当地农军会合，大部分在朱德、陈毅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地区开展游击战争。
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
在南昌起义后第六天，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毛泽东根据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
8月9日，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去湖南，改组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
在1955年授衔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位元帅和十位大将中，七位元帅和三位大将参加了南昌起义。8月1日后来成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
1927年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对敌情估计不足，缺乏作战经验，起义军遭受很大损失。9月14日，毛泽东决定改变攻打长沙计划，命令部队向浏阳文家市集中。此时，起义军由最初的5000余人，只剩1500余人。
9月19日，在文家市里仁学校，经过激烈争论，通过了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的提议，把起义军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9月20日，在学校草坪上，毛泽东给起义部队做动员，他说，“我们现在力量还小，还是一块小石头，可是总有一天，能够打烂蒋介石反动派那口大缸！”
那天，有个12岁的学生与伙伴们趴在学校的墙头上，这一幕让他终生难忘。这个孩子，就是后来担任过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小石头要打烂大水缸”的生动比喻，使他从小树立起“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坚定信念。
9月29日，起义军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在毛泽东领导下起义军进行了改编，史称“三湾改编”，将不足千人的部队由原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的支部建在连上，班排有小组，连以上设党代表，营团设党委；成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制度，政治上官兵平等，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起义军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一位连长在写给妻子的信中说：“我们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压迫；同志之间亦同心同德，团结一致。”
10月，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毛泽东团结和争取了农民武装袁文才和王佐，开始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1万余人，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在宁冈砻市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
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率领平江起义的队伍也来到了井冈山。井冈山的队伍壮大了，根据地巩固了，并多次挫败国民党军的进攻。在总结战斗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朱德概括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对红军游击战争起了有效的指导作用。
1928年底，井冈山颁布了《土地法》，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土地，满心欢喜，全力支持红军和根据地发展。
从1929年到1930年，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转战赣南、闽西，取得了战役的胜利，扩大了红军影响，开辟创建了赣南和闽西根据地，奠定了中央苏区的基础。
在全国革命处于低潮的时候，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地武装起义树立了榜样，提供了比较完整的经验，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到1930年夏，全国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共约10万人，建立大小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成为积蓄和壮大革命力量的主要战略基地。
在古田会议纪念馆，珍藏了一套1929年的红军军服。当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与会代表正是身着这套军服，参加日后彪炳史册的“古田会议”。
这也是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套正规的军服，军服设计由毛泽东亲自审定。
统一服装，只是毛泽东重整红四军的第一步。整个1929年，他都在思考一个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究竟要建立一支怎样的武装？党又要如何领导好这支武装？
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游击赣南、闽西后，在军队建设问题上，领导人之间产生了一些不同看法。军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流寇思想、军阀主义残余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有所发展，极端民主化和组织纪律涣散等不良倾向也开始蔓延。
1929年6月22日，红四军党的七大在福建龙岩召开，毛泽东打算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解决红军建设中的主要问题，但他的正确思想未被多数人所认识和接受。大会改选了中共红四军前委，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继续当选，这一职务改由陈毅担任。大会结束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
失去毛泽东正确领导的红四军，在“政策上发现许多错误，党及红军组织皆松懈”。9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召开红四军党的八大，由于认识不一致，大会未获结果。
8月下旬，陈毅到达上海汇报红四军工作。此前，周恩来已经代中央起草一封给中共红四军前委的“八月来信”，赞同毛泽东的观点。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陈毅按照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多次谈话要点，代中央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信，并经周恩来审定，对红四军党内发生的争论问题作了明确结论。信中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红军建设基本原则，要求中共红四军前委和全体干部战士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
9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给中共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即“九月来信”。
这座古色古香的客家院落，原是福建上杭县古田镇廖家祠堂。
1929年12月下旬，古田下了一场罕见的漫天大雪。红四军党代表、士兵代表等120多人齐聚这里，参加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这个决议由八个决议案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的决议。
古田会议根据中共中央指示，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书记。
古田会议结束后，便是1930年新年。红四军举行了一场元旦迎新晚会，度过了20世纪30年代第一个元旦。
新年伊始，为了回答一些人“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毛泽东在古田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他大胆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的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古田会议决议，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里程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34年10月8日，中共中央发布了一份长达数千字的训令。
训令指出，“正确的反对敌人的战斗与彻底粉碎敌人五次‘围剿’，必须使红军主力突破敌人的封锁。”
这份被认为是中央红军长征最早的军事和政治命令，清晰地传达出一个讯号，在当时的形势下，红军主力不得不选择离开中央苏区，实施突围转移。
中国共产党面临了什么样的问题？中央红军为什么一定要转移？
1933年下半年，中央苏区的上空硝烟弥漫、气氛紧张。
经历了四次“围剿”失败的蒋介石，开始发动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他自任总司令，首先调集50万兵力，分三路围攻中央苏区。
毛泽东此时已经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将军事指挥大权交给完全不了解中国实际情况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拒绝采纳毛泽东等人的正确意见，放弃过去行之有效的运动战，而是同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打阵地战拼消耗。
中央苏区在国民党军的“围剿”中，日益缩小。
毛泽东后来回忆道，当时“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情又是郁闷的。”
为了调动和牵制敌人，减轻国民党军对中央根据地的压力，并准备实施战略转移，中央先后派遣红七军团北上，红六军团西进。9月17日，博古致电共产国际，报告红军主力准备实施战略转移。9月30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
1934年10月7日，在中央红军实施战略大转移的前夜，蒋介石“围剿”中央苏区的“铁桶计划”被中共情报人员送到周恩来手中。
转移，迫在眉睫。
面对万分凶险的形势，中革军委于1934年10月9日发布了一份“行动日程表”。在这份手工绘制填写的表格中，周密地安排了10月10日至20日，队伍集结转移、休整补充的计划。
1934年10月10日晚，中央红军开始实施战略转移。10月16日，各部队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毛泽东，在出发前夕与贺子珍商量把儿子毛毛留在苏区。才满两岁的毛毛，正牙牙学语，讨人喜欢，可行军路上无法带上孩子，不得不忍痛分离。谁曾想，毛泽东、贺子珍从此再也没有见到毛毛。
时任少共中央局宣传部部长的陆定一，因为妻子唐义贞怀孕在身，行动不便，无法一起转移。陆定一没有想到，这次分离，竟是永诀。他在得知唐义贞牺牲的消息后，写道：“失眠半个多月，从此，无论是大喜事或大悲事，我都流不出眼泪来了。”
时任中华苏维埃政府教育委员徐特立，特地赶到30里外的地方，和留守中央苏区的老友瞿秋白道别。患有严重肺病的瞿秋白，要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斗争。他特意将自己的马匹和强壮的马夫都换给徐特立。两人分别八个月后，瞿秋白英勇就义。
“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秋风寒……”
1934年10月17日晚开始，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8.6万余人，伴随着于都河溅起的水花，开始踏上战略转移的征程。
夜色中，中央苏区百姓满怀不舍和期盼，十里相送。
不知道中央红军这一走，要走多远、走多久。
大多数红军战士离开家乡后，再也没有回来。
这是一次悲壮的行军，一路枪林弹雨，几近山穷水尽，但红军战士胸中不灭的理想信念，如黑夜里熊熊燃烧的火把，指引着漫漫征途。
“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它宣告了国民党围追堵截的破产，实现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骨干。
遵义会议会址，这是毛泽东在1964年所题的六个字,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旧址留下的为数不多的一幅题字。为什么在毛泽东心目中，遵义会议会有如此重的分量？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拥有最高军事指挥权的博古、李德使战略转移变成了大搬家式的行动。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由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多人。
当时博古、李德坚持按原计划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但蒋介石早已布置好口袋阵，如不改变原定的前进方向，中央红军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紧要关头，中共中央先后召开了通道会议、黎平会议。根据毛泽东的建议，中央红军最终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军力量薄弱的贵州北部前进。随后的猴场会议上，中央政治局剥夺了博古、李德的军事指挥权。
1935年新年刚过，中央红军巧取黔北重镇——遵义。在城中这座国民党军阀师长柏辉章的崭新公馆里，即将召开一场酝酿许久、又迫在眉睫的会议。
1935年1月15日晚上七点多，柏公馆二楼，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与会者陆续到来，房间里顿时显得有些拥挤。尤其是王稼祥被担架抬进来的时候，大家纷纷移动椅子。
会议首先由博古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把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归之于敌人力量的强大等客观因素。周恩来就军事问题作副报告，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了责任，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张闻天作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比较系统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
坐在房间门口的李德，无法理解那些中式幽默，但从大家的笑声中，他知道毛泽东的发言很受欢迎。
伤口还在化脓的王稼祥，体温很高，但他还是挣扎着站起来发言：批评博古、李德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建议其参与军事指挥。
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同意张闻天、毛泽东等人的意见。
会议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在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决定仍由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会后，在向云南扎西地区进军途中，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3月中旬，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决定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周恩来为团长，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
周恩来后来这样回忆，“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不知道要推迟多久。”
1935年2月底，遵义会议结束后一个月，中央红军攻克遵义北部的天险——娄山关，赢得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大捷。战斗结束后，毛泽东策马经过山隘，留下了气壮山河的诗句，“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遵义会议开始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75年，躺在病床上的周恩来特意让邓颖超找来《长征组歌》，陪伴他度过了最后时光。长征，是周恩来刻骨铭心的记忆，更是鼓舞他与病痛作斗争的巨大力量。
毛泽东曾说过，“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30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3万人，不到十分之一”。为什么工农红军能把一次前路渺茫的仓促撤退，变成了一场向死而生的英勇进军，谱就了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正是在崇高的革命理想与坚定政治信念支撑下，飞夺泸定桥，攻占泸定城，抢渡大渡河......屡遭挫折的中央红军开始走出失败的阴霾。
以往，人们大多知道中央红军翻越了夹金山等雪山。近些年经过考证踏勘发现，三大主力红军在长征中翻过的雪山，仅4000米以上的就有20多座。
在白雪皑皑的山上，有的战士停步坐下后就再也没能起来，有的不慎滑下悬崖，长眠于此。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与红四方面军李先念部在达维镇会师。6月1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到达懋功地区，和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总兵力达10万余人，红军实力增强士气旺盛。然而，等待他们的却是更加严峻的挑战。
8月初，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成左右两路军北上。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等率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等率红军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8月21日，右路军从毛尔盖出发，穿越荒无人烟的大草地，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
然而，张国焘自恃枪多势众，公然向党争权，不愿北上，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部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等连夜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党中央多次致电张国焘立即率部北上，张国焘置之不理。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将北上红军改称“陕甘支队”。9月17日，陕甘支队突破川陕边界天险腊子口，随后占领哈达铺。
此时，从鄂豫皖根据地出发的红25军已经到达陕甘根据地，与当地红26军、红27军会师合编为红十五军团，打破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10月19日，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中央红军主力纵横11个省，行程25000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1935年10月，反对北上、坚持南下的张国焘公然另立“中央”，自任“主席”。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为，在红四方面军中也不得人心，加上重新南下的红四方面军在作战中减员过半，张国焘在1936年6月被迫取消另立的“中央”。
原在湘鄂川黔根据地由任弼时、贺龙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1935年11月从桑植出发，历尽艰险，在1936年7月同红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党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与红32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委。
经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并得到徐向前等红四方面军许多干部战士的支持，红四、红二方面军终于共同北上。
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甘肃会宁，同一方面军会合。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隆德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同红一方面军会合。
至此，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它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红军长征，不仅创造了可歌可泣的战争史诗，而且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
长征是一次理想信念的伟大远征，是一次检验真理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唤醒民众的伟大远征，是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长征的胜利，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今天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珍藏着一枚罕见的六面密印。它通体木质。五面刻花，代表着加密信息。最后一面虽然四周有花纹，但中间是空白，一旦使用则表示“军情十万火急”！这枚印章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
这是1936年7月12日，中共闽东泰南区党委使用的六面密印调动部队的紧急调令。当时被敌军包围的红军和游击队几乎与外界失联。在危机四伏之时就是这种密印，担负着南方红军游击队传递绝密军情的重任，也是彼此验证的印信。
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等同志率领约300人突围到达赣粤边油山、梅山之间的广阔山区，坚持游击战。
中央分局还派赖昌祚到瑞金任特委书记，领导闽赣边区的游击战争，派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去闽西与张鼎丞部会和，坚持斗争。
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在江西、福建、广东、浙江、湖南、湖北安徽、河南等8省的鄂豫皖边、鄂豫边、皖浙赣边、湘鄂赣边、浙南、闽东、闽北、湘赣边、湘南、赣粤边、闽中、闽粤边、闽赣边、闽西和琼崖等地区，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都紧紧依靠群众，开展英勇顽强的游击斗争。
为了坚定各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的信心和斗争决心，陈毅提出：“真正的革命同志要坚定信心，能坚持到底的是将来革命的骨干，留下一点星火，必能燃遍万里江山”。
1936年冬，陈毅在游击战中经历了最为惊险的一次生死考验，由于叛徒出卖，他和项英等人在梅山的住地迅速被敌人包围。敌人以五个营的兵力在梅岭展开地毯式搜索。陈毅等人不得不昼伏草丛，夜间转移，他们没有粮食，靠着吃野果、野菜在寒冷的树丛中撑了20多天，情况危在旦夕。
期间敌人放火烧山，陈毅做好了牺牲准备，压在心头许久的思绪顷刻迸发，写下了“绝笔”诗《梅岭三章》：“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这位老人名叫刘士华，今年86岁。1936年8月陈毅腿伤复发，住进了他家二层阁楼中养伤，那一年他才一岁。他的母亲是中共地下交通员周篮，四处收集草药给陈毅进行治疗。疗伤期间，周篮时刻警惕，一旦发现敌情马上掩护陈毅转移至后山撤离。至今老人家中还保存着一张80多年前的珍贵照片。
【刘士华同期声】
这张照片就是陈毅1938年走的时候，留给我妈妈做纪念的，陈毅就讲“今后我们解放的话，我就抱着子孙来见你”，见我妈妈。
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中，留下来坚持斗争的领导干部何叔衡、古柏、阮啸仙、贺昌、万永诚、毛泽覃等先后英勇牺牲。瞿秋白、刘伯坚等被俘后，坚贞不屈，英勇就义，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献身精神和崇高气节。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牵制了大量的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配合了中央红军主力的长征，为长征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保存了革命力量，坚持了游击根据地。
全国抗战爆发后，南方八省保存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成为活跃在大江南北抗日前线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
【字幕】
南方红军游击队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各游击区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主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
这是一份1936年12月13日的美国《纽约时报》，在报纸的显著位置，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蒋介石将军已失去自由，但中国政局仍为彼所操持，全世界闻讯之余，皆为之震惊。”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扣留了来西安督促“剿共”的蒋介石，囚禁了从南京来的几十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并通电全国，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八项主张，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
他们为什么发动“兵谏”扣留蒋介石？
直到1991年，被蒋介石囚禁半个多世纪的张学良，在摄像机前说出当年的想法。“我反对内战，不愿意打内战，我一向讲对外的。”
1931年9月18日，日军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仅用4个月零18天就侵占了整个东三省。张学良和东北军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没有抵抗就退入山海关内。1935年，张学良和东北军被派到西北和十七路军一起“剿共”。
根据瓦窑堡会议确定的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中共中央向张学良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双方结束敌对状态。张学良和杨虎城同意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一起形成“三位一体”的“统一战线”。
从1936年10月到12月，张学良数次面见或写信给蒋介石，反对继续“进剿”红军，遭到蒋介石拒绝，两人为此多次发生争辩。12月4日，蒋介石抵达西安，迫令张学良、杨虎城立即将其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否则就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调离陕甘，由中央军接替“剿共”。连续几天，张学良、杨虎城反复劝说蒋介石应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容纳抗日主张，均遭蒋介石斥责。张学良、杨虎城决心采取非常手段，实行“兵谏”！用武力扣留蒋介石，逼其抗日。
西安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在如何对待事变问题上出现了两种主张。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主张讨伐，调动军队准备进攻西安；以宋子文、宋美龄为首的一派主张和平解决，积极谋划营救蒋介石的办法。
中国共产党事先并不知道西安事变将要发生。这是事变发生当天，张学良化名李毅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请教“高见”的电报译稿。电报中说：“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计，不顾一切……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告，并望红军全部速集于环县一带，以便共同行动，以防胡敌北进。”
中共中央经过紧急磋商后统一了意见，决定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抛却一党之利，制定和平解决方针，应张学良邀请，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亲赴西安协助解决一触即发的内战危机。
12月17日至23日，周恩来与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努力，经过多次谈判，迫使蒋介石作出了“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
12月25日，张学良在没有告知周恩来的情况下，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一到南京立即被蒋介石扣留。周恩来等共产党人在极其复杂的情况下及时解决了一系列棘手问题，巩固了红军和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团结，基本上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的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1937年1月，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迁驻延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国共双方达成合作协议。8月25日，中革军委发布命令，宣布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随后，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相继开赴抗日前线。
在与日本侵略者的殊死决战中，中华民族发扬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和“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主义精神，空前地团结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
1937年日本侵略军发动七七事变，由此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国共合作抗日，一面积极配合国民党军队作战，一面依托太行山向敌后实施战略展开，精心部署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
1938年5月，抗战局势异常严峻。徐州失守，武汉告急，日军的铁蹄踏破大半个中国。中国抗战的前途究竟在哪里？有人持悲观论调，认为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再战必亡。也有人抱盲目乐观思想，对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缺乏精神准备。
此时，在延安凤凰山下一个普通的窑洞里，毛泽东陷入深深的思考。针对人们对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迷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决定全面、系统、深刻地论述这一问题。
据毛泽东的警卫员回忆，当时，毛泽东废寝忘食地在窑洞里写作，经常通宵达旦地坐在油灯前奋笔疾书。有时实在太困了，他就让警卫员打盆凉水洗洗脸，然后坐下来继续写。有一次他写得太入神，炭火盆把鞋子烤焦了都浑然不觉。
1938年5、6月间，毛泽东以《论持久战》为题发表了激情洋溢的长篇演讲。
毛泽东指出：中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日本是一个小国，经不起长期的战争，中国是一个大国，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非正义战争失道寡助，中国的正义战争得道多助。毛泽东明确地说：“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论持久战》科学地预见到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还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只要动员全国老百姓，就会陷敌于如灭顶之灾般的汪洋大海，弥补武器等缺陷，造成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演讲结束后，《论持久战》讲稿很快被整理出来，油印成册。并很快在延安《解放》杂志正式刊出，出版单行本。为了让海外人民更了解中国抗战，中共中央指示把《论持久战》译成了英文，在热爱和平的人士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不久以后，就有了由中外翻译家翻译的若干版本的《论持久战》英译本相继出版。
事实证明，《论持久战》的问世，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取得伟大胜利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在《论持久战》思想指导下，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后开展游击战，开辟并巩固华北、华中抗日根据地，到1938年10月，与日伪军作战1600多次，抗日武装发展到近20万人。
1940年7月22日清晨，一封绝密电报从山西省武乡县的八路军总部发往晋察冀军区和第一二〇师、第一二九师，并报中央军委。这就是由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副参谋长左权共同签发的《破袭正太路战役预备命令》。
为什么在此时，八路军总部要下达这样一个重大的作战命令？
这是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后中国抗日战争形势图。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华北、华中、华南，八路军、新四军开创的16块连片抗日根据地与日寇控制的大城市和铁路线呈犬牙交错的胶着状态。由于战线过长，日军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逐渐将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对国民政府从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诱降为辅，转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在占领区内加紧扶植傀儡政权，建立和发展汉奸组织。
1939年初，日军相继从华中、华南正面战场和日本国内调集7个师团又5个独立混成旅团加强华北方面军，制定三期《治安肃正大纲》，对华北根据地实行大规模“扫荡”和“囚笼政策”。日军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岗楼为锁，企图困死各抗日根据地。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和日军的压力，将抗战前途寄托于国际援助之上的国民政府发生了动摇，妥协空气弥漫于国民党及其政府内部。为打破日军“囚笼政策”，克服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妥协危险，八路军总部决定实施一次大规模攻势作战。
此次八路军大规模攻势，覆盖了整个华北地区的主要交通线。八路军数十万将士在总长5000余里的破击线上，拔据点、夺关隘、毁交通、炸桥梁，使日本华北占领区的交通、通讯陷入瘫痪。
在这份《战役预备命令》上，可以看到，八路军最初部署的参战兵力是22个团。但当八路军总部作战科整理战况时，发现共有105个团20余万人参加了这次战役。彭德怀说，“不管一百多少个团，干脆就把这次战役叫做百团大战好了！”得知战役胜利的毛泽东发来贺电：“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为争取更大的战果，华北八路军各部继续奋勇进击。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报道中记录了这样的情景：“整个华北地区都成了战场。战斗日以继夜，一百团打击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交通线和封锁网。”
备受打击的日军，开始调集重兵，对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的报复性“扫荡”。
照片上这位身着皮衣的正是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他所在的位置距离关家垴战场不足500米。当时，日军冈崎大队500余人已经逼近八路军总部，彭德怀冲上最前线，指挥八路军血战两个昼夜，日军伤亡大半，仓皇而逃，八路军也付出重大牺牲。
1940年8月20日开始至12月初，参加百团大战的八路军共大小作战1824次，毙伤日军20645人、伪军5155人，俘虏日军281人，伪军1.8万人，破坏铁路470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摧毁敌人大量碉堡和据点，缴获大批枪炮和军用物资，沉重打击了日军“囚笼政策”和“以战养战”阴谋，打出了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军民的声威。
至1941年1月24日，百团大战胜利结束。
百团大战策应了正面战场的作战，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对八路军“游而不击”的污蔑，抑制了国民党内对日妥协的倾向，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抗战信心。
在延安革命纪念馆，有四块石板，石板上“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刚劲有力。
这是毛泽东在1943年为新落成的延安中央党校大礼堂亲笔所题。
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得到很大发展，但是广大新党员身上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老党员要适应新形势，也需要进一步提高自己。遵义会议后，党的路线已经走上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但对曾经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清理。为提高广大党员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思想理论水平，增强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了一场整风运动。
这是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的《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的手写稿。毛泽东强调“实事求是”的重要性，他尖锐地指出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运用，都是极坏的作风……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
然而，毛泽东这篇观点鲜明、思想深邃的讲话在党的高级干部中竟没有引起多少反响，宣传部门也没有在报上报道。
毛泽东决定先从统一高级干部的思想入手。
1941年9月，中央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对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到1935年遵义会议这一时期王明“左”倾错误的实质作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为统一全党思想做了充分准备。毛泽东在会上作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主报告，党的高级干部开始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求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为党的普遍整风作了准备。
整风运动分两个层次进行：一是党的高级干部的整风，二是一般干部和广大党员的整风，重点是党的高中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的整风。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整风运动在全党展开。5月，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由毛泽东任主任的中央总学习委员会，领导和组织全党整风学习。全党普遍整风的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以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作风。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是整风运动最主要的任务。在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深刻阐明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为中国革命文艺的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
从1943年9月起，中央领导层的整风进行到深入讨论党的历史问题阶段。1944年5月21日至1945年4月20日，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这次长达近一年会议的最主要成果，是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这是毛泽东亲笔修改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决议》总结建党以来，特别是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前这一段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阐述了“左”倾错误在政治、军事、组织、思想方面的表现和造成的严重危害，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中国民主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达到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一致。
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新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这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会。人们记得，上次中共六大还是1928年6月在苏联莫斯科举行。在这期间，中共中央曾经八次决定筹备召开七大，却一再推迟延宕。
中共七大与六大为什么会相隔17年之久？七大为什么被称为中共党史上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是当年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为迎接七大召开动手修建的。这座中西合璧的建筑，在当时的延安，是独一无二的。朱德风趣地说，这是我们党第一次在自己修建的房子里召开代表大会。
由于战争环境和其他条件不成熟，七大的召开一再延期。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的召开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为七大召开创造了充分的条件。
出席大会的代表共755人，代表全党121万名党员。在会场后面和两侧，悬挂着“同心同德、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标语，主席台上方正中“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的标语格外引人瞩目。
中共七大召开期间，国民党在重庆也同时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6月11日，在七大闭幕大会上，毛泽东说，两个大会有完全不同的目的：一个要消灭共产党和中国民主势力，把中国引向黑暗；一个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中国封建势力，建设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把中国引向光明。
紧接着，毛泽东给大家讲起“愚公移山”的故事。为了移走挡住家门的王屋山、太行山，愚公率领众儿孙不顾智叟的讥笑，毫不动摇每天挖山不止，终于感动了上帝，派两个神仙下凡把两座山背走了。毛泽东说，“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做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
全体代表对毛泽东的讲话致以热烈的鼓掌。
七大提出党的政治路线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七大通过的新党章提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
随后召开的七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后来有代表回忆说，在会上，大家喊“毛主席万岁”，毛泽东笑着说，“我52岁”。
中共七大是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全国代表大会。它总结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20多年曲折发展的历史经验，制定了正确的路线、纲领和策略，克服了党内的错误思想，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规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使全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毛泽东在七大的闭幕词后来以《愚公移山》为题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成为毛泽东的经典名作。
党的七大以“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而载入史册，为党领导人民去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基础。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场规模不亚于美国二战时在欧洲战场的大规模军运，在中国迅速展开。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甚至炫耀这次行动“无疑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
这场军事调动究竟由谁部署？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阴谋？
这张照片是毛泽东和蒋介石两人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合影。1945年10月10日，国共双方经过43天艰苦的谈判，终于签订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这是一件轰动国内外的大事，使许多人进一步认清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的真诚愿望。
但蒋介石却玩弄着“假和平、真内战”的政治伎俩。在《双十协定》公开发表的第二天，他就发布了一条“剿共”密令，要求对共产党“速予剿除”。
照片里的蒋介石满面春风。因为就在这一天，他接到报告，美国海军航空部队三个大队，已在当天同时进驻青岛、天津、北平，为国民党军在这三个大城市抢占先机。
1946年6月26日，蓄谋已久的蒋介石在完成各方面准备与部署后，对中原解放区发起大规模进攻。
从这组1946年7月国共力量对比的数据不难看出，不论是在兵力、陆地面积、城市数还是人口数上，两党军力都相差甚远。再加上自恃有美国武力的支持，蒋介石公然扬言要在三到六个月内消灭共产党军队。
面对国共军事力量的悬殊对比，很多人对中国的前途与命运深感担忧。毛泽东在接受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采访时指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这一论断，在战争爆发的头四个月便得到验证，人民解放军共歼敌约30万人。在随后4个月里，又有41万国民党军队遭到歼灭。
1946年9月12日，《解放日报》在《蒋军必败》一文中提到：“我军的每一个胜利，将受到全国各界人民最高的赞扬，……全国人民的希望，都寄托于我们人民解放军的胜利。”
为解决进攻兵力不足问题，蒋介石放弃全面进攻计划改为对陕北、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1947年3月，胡宗南率25万兵力向延安发动突然袭击。从全局考虑，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撤离延安，转战陕北，在与敌人转战周旋中继续指挥着全国战场。
毛泽东转战陕北期间，先后住过37孔窑洞。正是在这些纵横沟壑之间的简陋农家窑洞里，毛泽东镇定自若，以“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气势指挥战斗，与老对手蒋介石进行了一场民心、意志与战略的较量。胜利的捷报从各个解放区不断传来。
在山东，陈毅、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消灭敌整编72师后，又在孟良崮，一举围歼国民党“五大主力”之一、整编74师三万余人。
在陕北，彭德怀、习仲勋率领西北野战军，采用“蘑菇战术”，先后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大捷，歼敌1.4万人，随后在沙家店战役又获大捷。国民党的重点进攻宣告破产。
1947年3月，撤离延安前，毛泽东曾自信地说：“我们要用一个延安，换取整个中国！”
仅仅两年后，毛泽东的预言就变成了现实。
解放战争第一年，人民解放军平均每月歼敌8个旅，共歼敌112万人，总兵力发展到190多万人，开始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
这是一份1948年2月25日出版的《人民画报》。《人民画报》是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出版的以摄影图片的方式报道国内外重要新闻事件的刊物，新中国成立后成为国家画报。
与以往不同的是，这一期《人民画报》出的是特大号——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
这张照片中的两位正是指挥这次行动的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和政委邓小平，拍摄这张照片的1947年，刘伯承55岁，邓小平43岁，两人的年纪正好差一轮，都属龙。
毛泽东要的就是一支可以翻江倒海的军队。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一举突破黄河天险，发起鲁西南战役，歼敌6万余人。鲁西南战役刚刚结束，毛泽东就把目光投向战略价值更为重要的大别山。
大别山，不仅牵制国民党军的长江沿线，更对其指挥中枢造成直接压力。
1947年8月7日，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刘邓大军以锐不可当之势，提前开始千里跃进大别山的壮举。
从鲁西南到大别山，相隔千里，关隘重重，摆在刘邓大军面前的第一道难关，就是号称“死亡区”的黄泛区。
黄泛区遍地积水和淤泥，步兵、骑兵尚能涉水渡过黄泛区，但炮兵就困难了，能像这样人拉马驮蹚过去的重武器极少，大部分榴弹炮和卡车被就地炸毁。等部队渡过黄泛区，清理装备时才发现，多少年积攒下来的家当已经所剩无几。
蒋介石曾错误地认为刘邓大军是“北渡不成而南窜”，等刘邓闯过黄泛区，继而向汝河进军时，蒋介石才如梦方醒，他紧急调来军队驻守汝河南岸，阻击刘邓大军。
刘伯承就是在此时说出了那句著名的“狭路相逢，勇者胜！”他命令部队片刻不停，强渡汝河。所有的步枪都安上刺刀，每颗手榴弹都揭开盖，看到敌人就打，打完就往前插，不到24小时，刘邓大军共有4万多人渡过了汝河。
8月27日，刘邓大军经过20天的千里挺进，终于走到了大别山。
（歌）这首军歌就是创作于这20天的行军路上。当时，一个电影拍摄小组也一路跟随刘邓大军，留下了为数不多却弥足珍贵的镜头。
消息传到陕北，毛泽东欣喜地说：“20多年来，革命一直处于防御地位，自刘邓南征后，我们的革命战争，才在历史上第一次转为战略进攻！”
在中央统一部署之下，陈毅、粟裕领导的华东野战军挺进豫皖苏，陈赓、谢富治兵团挺进豫西，刘邓大军扎根大别山，在黄河与长江之间形成“品”字形。加上西北野战军在陕北战场、华东野战军东线兵团在山东战场两翼钳制，整个战争格局从此发生根本转变。
很多年后，当有人问起这段经历，邓小平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战略行动，这是毛主席定下的，二野挑的是重担，种种艰难我们都克服了，完成了任务，还是那句老话，叫做合格。”
这张照片正好拍下了当时一个站岗的场景，1947年冬季的大别山，气温都在零度以下，这两个解放军战士还穿着单衣，为了御寒，他们一人披了一条被子，被子裹不到腿，于是下半身取暖的任务就只能交给稻草了。
谁能料想，正是这样一支连棉衣都没有的部队，仅仅两年以后，就在举世瞩目的淮海战场，取得决战的胜利。
千里跃进大别山是解放战争中的伟大转折，揭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
河北，西柏坡。
这座土坯垒就的平房，就是毛泽东指挥三大战役的作战室。在这里，毛泽东总共发出了197封电报，指挥调动着在各大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数百万人民解放军。
一封封简短的电报，如何调动千军万马，决胜千里之外呢？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历史的天平开始倒向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边。此时，东北野战军已发展到103万人，而东北国民党军总兵力仅为55万人，被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等孤立地区。
毛泽东从全国战局出发，作出了夺取连通东北、华北的要冲锦州，“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的战略部署。9月12日，林彪、罗荣桓率领东北野战军发起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
历时52天的辽沈战役，歼敌47.2万人，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共军事力量对比。
东北战场上的硝烟刚刚散去，以徐州为中心、规模空前的淮海战役，又将国共双方的较量推向高潮。
徐州以东的碾庄，是淮海战役打响之后的第一个主战场。
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指示，1948年11月6日，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把国民党军黄百韬兵团约10万人围困在碾庄。
蒋介石急令增援,国民党军在淮海战场上增加到80万人。11月16日，党中央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淮海战役总前委，以邓小平为书记，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约60余万人。11月22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将被压缩在不到10公里包围圈内的黄百韬兵团全部歼灭，击毙兵团司令黄百韬。
11月23日至12月15日，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一部协同作战，将全副美式装备的黄维兵团12万人包围并歼灭在宿县西南的双堆集地区，生俘兵团司令黄维。1949年1月6日，华东野战军对拒绝投降的杜聿明部发起总攻，经四昼夜激战，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生俘杜聿明，击毙邱清泉，只有李弥等少数人逃脱。历时66天，歼敌55.5万人的淮海战役宣告结束。
1949年1月14日，解放军向拒不投降的天津守敌发起进攻。经过29小时的激战，全歼守敌13万人，活捉国民党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在强大的政治军事攻势面前，傅作义最后接受了和平改编条件，北平和平解放。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
1948年9月12日至1949年1月31日，历时142天的三大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余人，无论是战争的规模或取得的战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预示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全面胜利已经为期不远了。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胜利。毛泽东以伟大的革命气魄和高超的军事指挥艺术，及时抓住战略决战时机，正确选定决战方向，制定出各具特点的作战方针，有力地保证了这场伟大战略决战的胜利。
1949年3月23日，西柏坡，中共中央机关及所属机构即将向北平进发。
毛泽东却仍然安坐在那张半旧的躺椅上，翻看着一本书。秘书轻声催促道：主席，大家都准备好了。毛泽东站起身，把手里的书交给秘书说：“这本书你带上吧！”
是什么书，让毛泽东在这样的重大时刻依然不忍释卷？
此时此刻的毛泽东，又在思考什么问题呢？
在即将夺取全国胜利的重大时刻，毛泽东想起黄炎培和他在延安窑洞里那段“如何跳出兴亡周期率”的对话。如何保持清醒的头脑，成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最迫切的问题。此时的毛泽东心情是复杂的。
1949年3月5日，这天是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召开的日子。会场设在中央大院的西北角，是临时搭建的中央大伙房。
摄影师把机器架在门口一侧，两天的拍摄留下了包括中央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以及从全国各个战场赶来的彭德怀、邓小平、贺龙、聂荣臻、习仲勋等人的影像资料。
参加会议的委员们都会掀开门帘步入会场。会场大门口这个棉布门帘儿，成为了影像记忆中七届二中全会的符号。
下午3点左右，毛泽东面带笑容走进会场。在会议开始后，他首先作报告。在讲话中，毛泽东提出眼下的工作重心要由乡村转到城市，并计划在四、五月份占领南京后，在北平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
毛泽东挥着他的大手向全党提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国家，主要的就是人民解放军和我们的党腐化下去，无产阶级不能掌握住这个国家政权，那还是有问题的。”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制定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不要把中国同志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并列6条规定。
在讲话的最后，毛泽东用坚定的语气说出了对全党的要求：“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两个务必”的提出，为即将执政的共产党人敲响了警钟，成为“跳出周期率”“不当李自成”的铮铮誓言。
在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十天后，中共中央机关及所属机构即将离开西柏坡，向北平进发。
临上车前，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赶考’的日子，不睡觉也高兴啊。”周恩来笑着说：“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去就失败了，我们决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三年三次大搬家，都选择了早春三月。1947年3月18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转战陕北；1948年3月23日，中央前委离开米脂杨家沟，东渡黄河向西柏坡进发；今天又是3月23日，他们又一次出发了。
从1921年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斗了二十八年。无数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新中国的诞生！
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怀着敬畏，带着理想，进军北平，走进考场。他们改变了中国的命运，描绘了新中国的美景，改写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在中国革命转折关头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会议作出的各项政策规定，对迎接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对新中国建设事业，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北京香山南麓苍松翠竹之间，掩映着一座古朴幽静的院落。1949年3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与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进驻北平，这标志着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这里成为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部。
从1948年8月起，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周恩来的周密安排下，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和海外华侨代表，陆续进入东北和华北解放区。毛泽东来到北平后，广泛地同各界代表人物接触，和他们共商建国大计。
1949年6月，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召开，参加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各人民团体等23个单位的代表共134人。
这次会议成立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起草共同纲领，拟定政府方案等，全面展开筹建新中国的工作。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标志着100多年来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标志着爱国统一战线和全国人民大团结在组织上完全形成，标志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确立。
毛泽东在开幕词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
怀仁堂内，群贤毕至。洋务运动的亲身经历者、戊戌变法的风云人物、辛亥革命的元老、国民革命军的起义将领，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企业家和文化名流济济一堂。
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这个《共同纲领》成为中国人民的大宪章，在一个时期内起着新中国临时宪法的作用。会议通过了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一致选举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陈毅等56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会议通过北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将北平改名为北京；决定采用公元纪年，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全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大团结。
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闭幕式后，全体代表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礼。毛泽东宣读碑文后，亲手执锹铲土，为人民英雄纪念碑埋下了第一块基石。
【提示字幕1】毛泽东宣读人民英雄纪念碑碑文原声
【提示字幕2】碑文由毛泽东撰写、周恩来书写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中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视频资料：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城楼】
1949年10月1日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54门礼炮齐鸣28响，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奋斗28年的历程。
【毛泽东同期声】
同胞们，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
这声音传遍天涯海角，震撼神州大地。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揭开了中国历史新的篇章。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揭开了新的篇章！中华民族的发展进步开启了新纪元！全国各族人民革命热情高涨，中华大地呈现出万象更新的局面。
1950年10月1日，北京天安门广场气氛热烈，四十多万群众共同庆祝新中国的第一个生日。
然而，当天晚上的中南海里灯火通明，气氛紧张。丰泽园内，毛泽东来回踱步，一支接着一支吸烟，彻夜未眠。究竟是什么事情让毛泽东无法入眠？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作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公然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大业。10月初，美军无视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国边境，直接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值此紧急关头，应朝鲜党和政府请求，党中央和毛泽东以非凡气魄和胆略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历史性决策。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彭德怀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率领下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这是以正义之师行正义之举。
抗美援朝战争，是在交战双方力量极其悬殊条件下进行的一场现代化战争。在极不对称极为艰难的情况下，中国人民志愿军与朝鲜军民密切配合，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连续发起五次战役，此后又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体系，实施多次进攻战役，粉碎“绞杀战”，抵御“细菌战”，血战上甘岭，创造了威武雄壮的战争伟业。全国各族人民由衷称赞志愿军将士为“最可爱的人”！
面对强大而凶狠的作战对手，身处恶劣而残酷的战争环境，志愿军将士抛头颅洒热血，以“钢少气多”力克“钢多气少”！这种血性令敌人胆寒，让天地动容。
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中朝军队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对手，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迫使不可一世的侵略者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党中央统揽全局，实施有力的战争动员和正确的战略指导，采取边打、边稳、边建的方针，开展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运动，全国各族人民举国同心，支撑起这场事关国家和民族前途命运的伟大抗争。
骄横而愚蠢的对手无论如何也不明白，是什么让这些志愿军战士，在异国他乡的炮火中，一步都不后退。但对“最可爱的人”来说，这道理再简单不过：我们的身后就是祖国，为了祖国人民的和平，我们不能后退一步！
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中，志愿军将士用生命谱写了惊天地泣鬼神的雄壮史诗，涌现出30多万名英雄功臣和近6000个功臣群体。他们中有毅然抱起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的杨根思，有用胸膛堵住敌人枪眼为战友冲锋开道的黄继光，有烈火烧身岿然不动直至壮烈牺牲的邱少云。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第一批入朝参战，英勇牺牲在朝鲜战场。
当毛泽东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强忍丧子之痛，缓缓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嘛！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岸英是一个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这是毛泽东一家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第六位亲人。
19万7千多名英雄儿女为了祖国、为了人民、为了和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抗美援朝战争以伟大的胜利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人民志愿军用生命凝成的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
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国人民站起来后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宣言书，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这是1950年5月，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的刘少奇写给在湖南老家的姐姐刘绍懿的一封信。
刘绍懿在土地改革中被定为地主，写信给弟弟希望能够得到帮助。刘少奇接信后，没有利用职权为姐姐说话，而是回了这封信给她，详细解释新中国的土地改革政策，教育她告别封建剥削生活，自力更生。
刘少奇在信中这样写道：“你家过去主要是靠收租吃饭的，是别人养活你们的，所以你应该感谢那些送租给你们、养活你们的作田人。你们以后应该劳动，自己作田，否则，你们就没有饭吃……我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你们在乡下种田吃饭，那就是我的光荣。如果我当了副主席，你们还在乡下收租吃饭，或者不劳而获，那才是我的耻辱。”
此时，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废除封建土地制度的改革正在拉开序幕。
在漫长的岁月里，这样的画面成了旧中国农民苦难生活的典型写照。他们祖祖辈辈在土里刨食，梦寐以求能够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然而，广大农村中70%至80%的土地掌握在占农村人口不过10%的地主、富农手里，贫雇农和大多数中农终年辛勤劳作仍难以维持生计。
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程中，始终把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作为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
1947年10月，中共中央通过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到1949年6月，解放区2.7亿人口中，有1.51亿人口的地区完成了土改，有1亿农民分到了大约3.75亿亩的土地，同时还分到了从地主阶级手中没收的粮食、住房、衣物、农具、牲畜等财产，广大贫苦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迅速得到显著改善。
在开国大典欢庆的人群里，这些农民发自内心的喜悦被永久地记录下来。根据当年的人口统计，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5.4亿总人口中，有将近5亿生活在农村，而拥有2亿多人口的广大新解放区尚未进行土地改革。因此，继续推进土地改革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最重要的经济政策之一。
1950年6月30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签署命令，公布施行由刘少奇主持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法》总结了党过去领导土地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又适应新中国成立后的新形势确定了新政策，提出保存富农经济，不动中农土地，限制没收地主财产范围等，以保护中农和分化地主阶级，减少土地改革阻力，促进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从1950年秋天起，土地改革在广大新解放区全面展开。派往农村的土改工作队队员每年达30万人以上，机关干部、广大知识分子和许多民主党派成员都报名参加土改工作团，以巨大热情投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伟大斗争中。
没收地主的土地、耕畜、农具、多余的粮食及其在农村中多余的房屋，统一地公平合理地分配给无地、少地及缺乏其他生产资料的贫苦农民所有。从前一无所有的贫雇农，他们把土地证当做宝贝，一直珍藏下来。
到1952年底，除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外，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包括老解放区在内，全国近3亿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分得了约7亿亩土地，免除了每年向地主缴纳的3000万吨以上的粮食的地租。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提高，农村到处是一派兴旺气象。
同1949年相比，1952年粮食产量增长44.8%，棉花增长193%，油料增长64%。
分到田地的农民在地桩上写下这样的诗句：“春雷一声平地起，斗倒地主分田地。农民翻身心欢喜，感谢恩人毛主席。”
土地改革的完成，标志着在我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至此彻底消灭了，农民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它从根本上解放了农村生产力，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1954年秋天，北京政法学院的学生在赶制一个模型。
上面这几个大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出自这一年颁布的新中国第一部宪法。
那么，新中国第一部宪法是如何制定出来的呢？
随着国家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始，加强国家政治、法律上层建筑领域建设，更好地为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服务，成为重大而迫切的任务。
根据中共中央的提议，1953年1月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和以周恩来为主席的选举法起草委员会，为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进行紧张有序的筹备。
为了选举产生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普选在全国各地展开。
【字幕】1954年纪录片《庄严的一票》
90多岁的老画家齐白石在自己画室里投票；
在医院里治病的工人投票；
刚生了孩子的母亲投票。
这部新闻纪录片，拍摄了1953年的普选现场。
在民国初年，还只有少数有钱人能拥有选举资格。而这一回，全国人民都能以自己庄严的一票，行使他们的选举权。
中南海也设立了投票站，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和周恩来都来到投票站投票。
这是毛泽东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的证书。同样领到证书的，还有各民族、各阶层的人民代表。
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带着宪法起草小组成员，乘专列来到风景如画的杭州。毛泽东亲自挂帅，做一项为新中国法制建设奠定千秋基业的大事，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毛泽东广泛阅读和研究了世界各类宪法，他认为，制定本国宪法，参照别国宪法和中国历史上有过的宪法，是完全必要的。人家好的东西，结合中国国情加以吸收；不好的甚至反动的东西，也可以引为鉴戒。
2月28日和3月1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了宪法草案的初稿“三读稿”。3月12日、13日和15日，刘少奇再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毛泽东于3月9日提交的“四读稿”。3月17日，毛泽东一行回到北京，立即着手准备召集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讨论宪法草案。
3月23日下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陈云、董必武、邓小平和宋庆龄、李济深等出席会议。会议决定对宪法草案的初稿组织讨论修改。
经过81天的广泛讨论和反复修改，宪法草案刊登在1954年6月15日的《人民日报》上，提交全国人民公开讨论。
历时近三个月，全国1.5亿余人共提出了118万多条修改和补充的意见和问题，由各地党政领导部门及时上报中央，宪法起草委员会认真讨论、再作修改。
1954年9月15日下午3时，北京中南海怀仁堂，1200多位各地选举产生的全国人大代表，带着六亿中国人民的嘱托，步入会场。
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隆重开幕。
“我们正在前进，我们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
【周恩来同期声】
“现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于1954年9月20日通过。”
【刘少奇同期声】
“现在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选举的结果，投票的总数1210票，毛泽东得1210票，当选。”
毛泽东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朱德为副主席，刘少奇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根据毛泽东的提名，决定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
大会依据宪法的规定，选举和决定了国家领导工作人员。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确立，在中国政治发展史乃至世界政治发展史上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字幕】1957年电影《护士日记》
“小燕子，穿花衣……，我们盖起了大工厂，装上了新机器”。
上世纪50年代，一首电影插曲传唱大半个中国。
1953年6月15日，毛泽东提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简称为“一化三改”。工业化是主体，三大改造是两翼，两者只有同时并举，才能展翅飞翔。
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三大改造中列为首位。主要办法是通过自愿和互利原则，引导农民走互助合作的道路。1951年9月，中共中央制定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强调互助合作运动要根据生产发展的需要和可能，大量发展劳动互助组，在条件比较成熟的地区，有重点地发展土地入股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过渡时期总路线公布以后，1953年12月，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农村合作运动稳步前进。
对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般经过手工业生产合作小组、手工业供销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三个阶段，因地制宜，按照不同手工业者容易接受的形式由低级到高级，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地进行。国家坚持贯彻自愿互利原则，力求把合作社办得对生产者、国家和消费者三方面都有利。
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途径实现的。在1953年以前，着重发展以加工订货为主的初级和中级国家资本主义形式。
1950年5月，《人民日报》两次报道上海私营棉纺企业经营状况，他们大多负债过多、困难特重，一时无法做到保本。其中，申新纱厂的名字多次出现。
申新纱厂是荣氏家族的产业，在资本家最为集中的上海，荣氏家族被称为工商界第一大户。新中国建立后，年轻的荣毅仁接手了这些面临破产的企业。1950年，为企业生存考虑，荣毅仁提出为国家加工订货的办法。1954年，他又率先申请与政府公私合营。
从1954年起，国家开始转入重点发展公私合营这种高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1954年底，国务院决定采取“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加快了改造私营工业的步伐。1955年年底，毛泽东约见工商界代表人物，亲自给他们做工作。毛泽东说，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是可以走向更富更强的，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大家都有份。毛泽东推心置腹的话语，使仍然心存疑虑的资本家纷纷下定决心，接受改造。
1956年年初，全国各大城市出现公私合营的高潮。国家通过分红和支付股息的方式，付给私营工商业者3多亿元，超过了他们原有的资产总额，得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拥护，成功实现了马克思、列宁曾经设想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
在1956年的初春，为庆祝三大改造迎来高潮，新中国举办了历史上第一届“春晚”。
【字幕】1956年纪录片《春节大联欢》
“随着农业合作化突飞猛进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手工业合作化的高潮，也提前到来了。”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都已确立。中国这个占世界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成功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这些画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然而，当画面定格、截图、放大，你会发现接受检阅的飞机、坦克型号五花八门。如此隆重的开国大典，为什么连统一的装备都没有？
原来，受阅部队装备主要是缴获的杂牌武器，来自24个国家的98家工厂。后来有人将开国大典阅兵式说成是“万国牌武器展览会”似乎也并不为过。
毛泽东后来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经过抗美援朝战争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的较量，改变我国工业落后状况的要求显得尤其紧迫。为此，党中央做出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决策，要求首先保证重工业和国防工业的基本建设，特别是确保那些对国家起决定作用的、能迅速增强国家工业基础与国防力量的主要工程的完成。
1953年元旦，《人民日报》的社论中出现这样一段话：“工业化，这是我国人民百年来梦寐以求的理想，这是我国人民不再受帝国主义欺侮、不再过穷困生活的基本保证。”人们还听到了一个新名词——“第一个五年计划”。
但是，对于刚刚从战争硝烟中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怎样编制国家建设计划，完全是一件陌生的事。
1952年8月，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来到莫斯科。此次访苏的一项重要议程就是征询苏联政府对我国“一五”计划的建议，并商谈援助建设的具体方案。
以苏联为主要学习对象，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这是在西方世界敌视和封锁下的新中国，唯一可行的选择。
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就在参与编制计划工作的干部们不分昼夜地测算计划数据的同时，国内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已经热气腾腾地铺展开来。
在长春，1953年7月15日，第一汽车制造厂举行奠基仪式。
在鞍山，1953年12月，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工程——大型轧钢厂、无缝钢管厂、七号炼铁炉举行开工生产典礼。包头、武汉的大型钢铁企业先后开始施工。
为生产出新中国第一辆汽车，长春汽车制造厂技术人员自制的汽车零部件有2335种，各种工装、非标图纸达10多万张，描图员就有100多人。就是靠着工人们你追我赶不服输的干劲儿，1956年7月13日，在一汽建厂3周年的前两天，由中国人自己制造的第一辆汽车——CA10型解放牌卡车终于驶下了装配线，C指的是中国，也是长春的首字母，而A代表第一的含义。
从这一天起，中国不能制造汽车的历史结束了，人们热情洋溢的歌唱着收获成果的时刻。
“五十岁的老司机我笑脸扬啊，盼星星盼月亮啊，盼的那个国产汽车真就出了厂。”
在那个火红的年代里，在纵横960多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到处回响着的机械轰鸣声、劳动号子声和工具碰撞声，交织成一曲豪迈昂扬的奋斗者之歌。
“一五”期间，面对旧中国从未见过甚至从未想过的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新中国的当家人们利用有限的资源，办成了许多前人无法完成的大事。五年间，全国同时开展了一万多个工矿建设单位的施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中有68个全部或部分建成投产。一大批旧中国没有的工业部门一个个建立起来，一大批工矿企业在内地兴办，旧中国重工业过分落后的面貌和不合理布局大大改观。到1957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各项指标超额完成。
风雷动，旌旗奋，起宏图。从一穷二白到捷报频传，中国人民艰难而又坚定地走着自己的路，用奋斗为社会主义建设大业奠基。
1953年到1957年，“一五”计划五年间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新中国迅速从废墟上站起来，为我国建立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基础，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
这是1956年1月1日的《人民日报》，和前一天的报纸相比，很明显，竖排的文字改成了横排。从此，在中国大陆，传统的文字排版方式发生了变化。
人们也许能从这一打破陈规的变化中，感受到一个特殊年份的到来。
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面临的一个崭新课题。刚开始，全国各行各业学习苏联经验，但经过实践，党中央很快认识到苏联模式的局限。
为准备召开党的八大和迎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1955年底至1956年春，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进行了大量周密而系统的调查研究。1956年2月至4月，毛泽东分别听取了国务院35个部委关于工业生产和经济工作的汇报，逐渐形成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看法。
毛泽东明确指出，“最重要的是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为了听汇报，毛泽东竟改变了长期以来养成的夜间工作的习惯。周恩来除个别时候因事请假外，每次都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有时也来参加。
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毛泽东每天听一个部汇报，书面都写好，还要当面讲。毛泽东问得很细，比如说问什么分子式，或者问英文字怎么讲，所以很多部长都很紧张。这是毛泽东一生中所做规模最大的一次经济工作调查。
1956年4月24日，调查结束。毛泽东把汇报中发现的问题，概括为十个方面的重大关系。他先后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最高国务会议上，就这十个方面的重大关系发表讲话。这些讲话经过整理，便是著名的《论十大关系》。
十大关系前五条主要讨论经济问题，前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强调今后要更多地注意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第四、第五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并开始涉及经济体制改革。
十大关系后五条主要讨论政治关系，讲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论十大关系》为党的八大的召开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准备，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有了自己新的重要认识，对当时和今后的社会主义建设都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理论指导作用。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开幕。这是北京城里最新的建筑之一。
毛泽东早早来到了会场，今天他将在会上致开幕词。
这是党在全国执政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七次大会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不到3000字的开幕词，被30多次掌声打断。
八大的决议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党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组成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
党的八大宣告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确立。以《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为标志，党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有了良好的开端。
第三十三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在社会主义阵营引起极大震动和思想混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大的波折。这警示人们如果不能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特别是人民内部矛盾，社会主义制度将难以巩固，社会主义建设将难以进行。
在国内，由于社会主义改造的迅速完成，加上经济建设中出现的冒进的影响未能完全消除，领导工作中还存在官僚主义等问题，一些地方出现少数群众闹事等不稳定情况。积极面对和解决我国社会主义不断出现的新矛盾，成为全党特别是中央领导关心的重大课题。
1956年12月4日，毛泽东在给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的一封信中写道：“社会总是充满着矛盾。即使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也是如此，不过矛盾的性质和阶级社会有所不同罢了。既有矛盾就要求揭露和解决。”
在他看来，对于矛盾，“有两种揭露和解决的方法，一种是对敌我之间的，一种是对人民内部的。前者是用镇压的方法，后者是用说服的方法，即批评的方法。”
1957年1月至3月，毛泽东先后多次在规模不等、成员各异的会议上，讲到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最著名的一次，是2月27日在1800多人参加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四个多小时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讲话，气氛始终轻松融洽，不时传出笑声和掌声。
一位参会人员后来回忆说，“当讲到勤俭建国这个内容时，正好服务员给主席换水，主席不让换，就与服务员在台上夺茶杯，夺了几个来回，主席生气了，面对大家说，你们看，他强迫我，茶没喝完就换掉，这是浪费嘛！结果主席夺下茶杯，此时大家都乐了。”
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自我调整和完善，不断得到解决。毛泽东提出，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只能用民主的、说服教育的“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并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提升到国家政治生活主题的高度，他强调：革命时期大规模的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1957年3月17日，毛泽东乘专列离开北京前往杭州。他打算利用这次出行的机会一路演讲过去，题目仍然是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在天津、济南、南京、上海，毛泽东接连做了四场报告，他戏称自己变成了一个“游说先生”，一路走，到处讲一点话。
在上海的演讲中，毛泽东说：“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他殷切期望通过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经过毛泽东历时55天的修改完善，1957年6月19日，《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终于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发表，很快在国内外引发了巨大反响。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重要的理论著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
毛泽东深入研究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形成一套系统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丰富和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对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为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党力图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打开一个崭新的局面。但是，由于党对大规模建设社会主义经验的不足，由于背离了党一向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凭主观愿望和意志办事，结果事与愿违。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的经济困难。
1961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这些年来，我们的同志调查研究工作不做了。要是不做调查研究工作，只凭想象和估计办事，我们的工作就没有基础。所以，请同志们回去后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下决心。”
第二天，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向全党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要求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1961年1月，毛泽东就组织和领导3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之后，中央领导人也都身体力行，纷纷带头下去调查研究，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分别到湖南、河北、四川等省，和北京、上海的郊区进行调查。
5月，刘少奇回到了家乡湖南省宁乡县，邀请炭子冲的当地农民和基层干部到自己的旧居座谈。刘少奇诚恳地向亲人们承认了错误：“去年遭了旱灾，恐怕有一点影响，但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工作中犯了错误……”他还说：“这次教训很深刻，要子子孙孙传下去，以后再也不犯这个错误了。”
同样是5月，周恩来来到了河北武安县伯延公社调研，他看了生产队的集体食堂，走访了几十户农民家庭，农民张二廷直言不讳地说出了公社食堂的弊端，周恩来很感谢这位敢说真话的农民。在调研快结束的时候，周恩来宣布：“伯延解散食堂。”社员们都沸腾了，纷纷激动地和总理握手。
6月，陈云回到家乡上海青浦县小蒸公社开始调研，他不仅亲自到猪圈查看，田间地头、农舍树下，也都能看到他的身影。7月12日，陈云给在杭州的毛泽东写信，希望当面报告一些乡间情况。8月8日，陈云又给邓小平写信反映小蒸的情况，还就母猪饲养等问题写出了三个调查报告。邓小平把这封信和三个调查报告发给了正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组，对落实调整农村政策，调动农民积极性，解决农业生产的问题产生了积极影响。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有7118人参加的中央工作会议，通常称为七千人大会。刘少奇代表中央总结了“大跃进”以来经济建设工作的经验教训，分析了产生缺点错误的原因。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自我批评，强调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今后要下苦功夫调查研究，弄清楚社会主义经济的规律。邓小平、周恩来分别代表中央书记处和国务院在大会上作自我批评，并提出了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克服目前困难的主要办法。
七千人大会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取得了重要成果，增强了党的凝聚力，在动员全党团结奋斗战胜困难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从1963年夏开始，各项建设事业呈现明显的健康发展势头。周恩来在1964年底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四个现代化从此成为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
1955年，这封来自美国的求救信，避开了美国特工筛查，被辗转送到周恩来手中。写信的，是钱学森。此时的他，已被美国政府拘留长达五年之久。原因是，这位已名满美国的火箭专家、空气动力学家，一心希望归国参加伟大建设。他在信中写道，包括郭永怀在内的许多海外同胞，“欲归不得”，他们“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
科学家们的归国之路为何如此艰辛？他们唯恐错过的机会又是什么呢？
新中国成立后，屡屡受到核威胁、核讹诈。严峻的国际形势下，研制核武器迫在眉睫。1955年1月，中共中央、毛泽东做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毛泽东强调：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首的15人专门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两弹一星”，也就是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研制。
钱学森在周恩来的直接帮助下，终于回国。钱三强、邓稼先、郭永怀等许许多多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科学家，也都冲破重重阻碍，放弃个人学术成就的机会，因一个共同的目的，汇聚到一起。
郭永怀和众多科研工作者，秘密来到青海金银滩。在这个一度从地图上消失的“禁区”里，开始了为中国核武器研究隐姓埋名的历史。气候恶劣、苏联专家撤出、经济困难、粮食短缺，数十万人共同的决心，却未被动摇分毫。
1961年7月，郭永怀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人横跨“两弹一星”三个领域，工作异常繁重，常常彻夜不眠。警卫员要为他铺褥子，他却坚持只睡钢丝床，因为这样一翻身就能疼醒，不至于让自己睡得太久。
一切都在静谧而高速地运转着。
“五、四、三、二、一，起爆！”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见证了历史的人们欢呼、相拥。人群中，我们发现了郭永怀。这短短六分之一秒的镜头，是我们能找到的、他在试验现场仅有的活动影像。后来人们才知道，此时的他已率先投入导弹的研制工作。
有一年，年幼的女儿过生日，问郭永怀要礼物。这位忙碌的父亲满心歉意，只能指着天空说，那里以后会多一颗星星，那就是爸爸送给你的礼物。
但，郭永怀却没能等到再和女儿一起仰望星空的时候。
1968年12月4日，郭永怀带着一组热核导弹的重要数据，登上了飞北京的夜航班机。第二天凌晨，意外发生了……
在飞机失事现场，人们找到了两具烧焦的、紧贴在一起的遗体，是郭永怀和警卫员牟方东。两人紧紧抱住的，就是那份绝密数据。这份用血肉之躯守护的资料，安然无恙。
郭永怀牺牲22天后，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试验成功。
1970年4月24日，郭永怀参与研制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他许诺给女儿的礼物，终于出现在了天空里。
璀璨的星河，见证了科学家们一片赤诚、以身许国的精神。
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负责人邓稼先被确诊癌症晚期。他对妻子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选择你。
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钱学森说：我本人只是沧海之一粟，真正伟大的是中国人民，是党，是国家！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数不尽的闪亮的名字，把人们仰望的天空点亮。
邓小平说：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这段影像拍摄于20世纪60年代。画面里的人，身上绑着粗重的绳索，利用荡秋千的方法，在悬崖峭壁间飞来飞去，如果稍有闪失，身体与崖壁撞击，后果将不堪设想。
这些人是谁？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在悬崖上做什么？
河南省林州市，原名林县，历史上严重缺水，是一个十年九旱、水贵如油的贫穷山区。每逢干旱，不仅颗粒无收，连饮用水都成问题。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对农田水利极为重视，带领广大人民群众改建、维修、新建了许多重要的水利工程。
1959年，为了彻底解决缺水问题，林县做了一个大胆的规划——“引漳入林”：劈山导河、逼水上山，在太行山上修建一条引水渠，把浊漳河的水引到林县的分水岭，彻底解决林县水源不足的问题。
1960年“引漳入林”工程，也就是红旗渠工程正式动工。当时，正赶上国家最为困难的时期，物资十分匮乏，机械化程度也很低。仅凭高昂的斗志和简陋的工具，要想在太行山的悬崖峭壁上凿出一条宽8米、深4.3米的总干渠，远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没有水泥、石灰、炸药，那就选拔人才，自己建水泥厂、石灰厂、炸药厂；没有机械设备，那就靠肩扛手推、铁锤钢钎；没有精密的测量仪器，就用脸盆盛水自制简陋的水平仪来代替。就这样，几万人在太行山上日夜奋战。
图为任羊成
任羊成，94岁的老党员，当年是红旗渠除险突击队队长，曾先后四次身负重伤，九死一生。开篇的影像拍摄的正是他当年工作的场景。
为了防止风化的山体滚落石头影响施工安全，任羊成腰系绳索，悬挂在峭壁之上，通过不断地摇晃，用特制的铁钩清除险石，如果不留神，很容易被落石砸到，随时都有生命危险。有一次他被滚落的石头砸到失去知觉，昏厥在半空中，在半空中荡了一阵子才恢复意识。清醒以后，想到山下还在等他完工后才能上工的民工，任羊成又坚持工作了六个小时，才从悬崖上下来。
正是靠着这份坚定的信念，勤劳勇敢的林县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苦战十个春秋，一共削平了1250座山头，斩断了264座山崖，凿通了211个隧洞，架设了152座渡槽。
红旗渠总干渠长70.6公里，加上各支渠，总长度达1500公里。红旗渠修成之后，解决了林县60多万人口、54万亩耕地和40万头大牲畜的用水问题。红旗渠也被林州人民称为“生命渠”、“幸福渠”。
到上世纪70年代末，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新中国治水工程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水利建设的预定目标如期实现。这一时期建成的大型枢纽骨干工程和各类水库，不仅在当时发挥了作用，而且在以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继续发挥着效益。
在红旗渠工程建设中，共有81名干部和民工献出了生命，年龄最大的60岁，最小的只有17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红旗渠精神留传了下来，激励着一代代中国人。
“这是我们当时冶金部工作组唯一的一张合影，当时实验组的人员大部分都是25到30岁，现在都是80、90岁了，我是这个，当时我只有25岁。”
画面中的老人叫李身钊，他口中的“冶金部工作组”是1964年，由全国各地的冶金技术骨干紧急组建的临时实验组。当时，他们正在秘密研发一项冶炼技术，这项技术将应用于远在四川大山深处的一项机密工程。
这个最初连研发人员都不知道的地方究竟在哪里？那个机密工程又是什么呢？
四川省攀枝花市，坐落在这里的攀钢集团，就是当年的那个机密工程，它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工程之一。
1964年五六月间，毛泽东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战略布局考虑，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提出三线建设问题。
所谓三线，是按地区划分的。一线是东北及沿海各省市，三线是指云、贵、川、陕、甘、宁、青、豫、鄂、湘等11省区，其中西南的云、贵、川和西北的陕、甘、宁、青俗称大三线。二线是指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区；一、二线地区各自的腹地又俗称小三线。
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要打仗。我们把三线的钢铁、国防、机械、化工、石油、铁路基地都搞起来，那时打起仗来就不怕了。
据不完全统计，1964年下半年至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和续建大中型项目有300多个。在当年的诸多三线建设项目中，毛泽东考虑的重点在四川，而金沙江畔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的建设又是重中之重。他把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建设放在第一位，对它寄托着极大的希望。他说攀枝花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数以万计的建设者潮水般涌进金沙江畔，和李身钊一样，一待就是一辈子。
李身钊：“相当艰苦的当时，一排房子有大概十几户，拿几个木头支一个房顶，上面全是油毡纸。两家人家中间就隔一个席子，这个席子还不到顶，这一家人打灯，那一家人都看得着。”
“三块石头架口锅，帐篷搭在山窝窝，天作罗帐地是床，野菜盐巴下干粮。”
“不想爹，不想妈，不想孩子不想家，不出铁水不回家。”
在没有城市依托、不通铁路、气候恶劣、物资奇缺的艰难条件下，三线建设者们无私地奉献着他们的才华和青春。
攀枝花，铁矿资源丰富，但这种钒钛磁铁矿，极难出铁。李身钊所在的实验组，经过1200多次试验，最终攻克了用普通高炉冶炼高钛型钒钛磁铁矿这一世界性技术难题。
1969年12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七一出铁”的希望，极大鼓舞了攀枝花军民。建设者们克服各种困难，一年内，发电厂、选矿厂、焦化厂陆续投产，一号高炉全部安装完毕。
1970年7月1日，攀枝花出炉了第一炉铁水！
攀枝花，又称英雄树。1987年，攀枝花被正式命名为这个城市的名字。今天的攀枝花，依然是我国重要的工业之都。攀枝花开发建设史成为中国三线建设史令人瞩目的缩影！
三线建设的实施，是推进我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步骤，对于提高国家的国防能力，对于改善我国国民经济布局，推进中西部落后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初期，血吸虫病患病人数达1160万，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超过1亿人，遍及南方12个省市。而此时全国只有不到4万名西医大夫和30万左右中医大夫，缺少治疗血吸虫病的特效药。
在江西，一些疫区乡镇的血吸虫感染率在50％以上。在江苏省高邮县新民乡1950年发生血吸虫感染事件，1335人先后死亡。血吸虫病防治这个难题摆在了新中国领导人的面前。
为了人民健康，1955年毛泽东在实地调查血吸虫病疫情后，又专门听取卫生部和医学专家关于血吸虫病的汇报。毛泽东指出：“血吸虫病是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它关系到民族的生存繁衍，关系到生产的发展和新农村的建设，关系到青年能不能参军保国，我们应该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共产党人有责任帮助群众解除疾苦，把血吸虫病消灭掉。”
1956年2月17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发出了“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的战斗号召。
新生的共和国，必须在卫生领域打赢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在中央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统一领导下，血吸虫病防治工作在南方12个血吸虫病流行的省市区全面展开。1957年4月，国务院发出《关于消灭血吸虫病的指示》，卫生部设立血吸虫病防治局。
到1958年，我国血吸虫病高发的态势终于得到了有效遏制。
1958年6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第一面红旗──记江西余江县根本消灭血吸虫病的经过》的长篇报道。
记者采访的余江农妇邓汝梅曾饱受血吸虫病折磨，结婚八年无法生育。送走“瘟神”，恢复了生育能力，1958年邓汝梅生下了大儿子。她说，有了健康，才远离了苦、享受到甜！邓汝梅的家庭变化，是江西余江县血吸虫病流行区千百个家庭变化的缩影。
毛泽东看了这天的报纸，睡不着觉了。他“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写下了《七律·送瘟神》，感慨曾经“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而如今“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血吸虫病的成功防治，为构建新的卫生医疗体系吹响了胜利的号角。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广大人民的健康问题，为解决人民疾病丛生、缺医少药的严重局面，在“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四大方针的指导下，我国开始“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
到1966年，全国医疗卫生机构增加到20.7万个；省市级、地区级和县级卫生防疫站、妇幼保健站都已建立；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天花、霍乱、血吸虫病、鼠疫、麻风病等疾病，或被灭绝，或得到了有效防治。
按照“城乡兼顾、多种形式、合理分布”原则，我国城乡综合及专科医院由1957年的4179所发展到1965年的42711所，卫生技术人员占总人口的比例由1957年平均1.61‰增加到1965年的2.11‰。到1966年，全国城乡卫生医疗网基本形成。
这是1959年的北京，马路上许多公共汽车都会顶着一个大包来回跑。
36岁的石油工人王进喜，看到此情此景，深感纳闷。这个大包究竟是什么东西？
别人告诉他，国家缺油，公共汽车烧的是煤气，那是煤气包。上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石油禁运，而国产石油产量严重不足，连首都的汽车都因为缺油而只能背上煤气包，这深深刺痛了这位刚刚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的西北汉子。
“有些外国人啊，他是看不起我们中国人，又说我们中国是贫油国，我就不相信，石油都埋到他们国家地下了？我们国家就没有油？才怪了！”
在这段60多年前的录音里，我们真切感受到王进喜心里憋着的那股劲儿。
1959年9月，我国石油战线终于传来喜讯——发现储量巨大的高台子油田，因国庆10周年临近，油田被命名为大庆油田。这一发现打破了中国贫油的谬论。随即，一场规模空前的石油大会战在大庆展开。
憋着一口气的王进喜率领1205钻井队的37个人从玉门赶到大庆，义无反顾地加入了这场石油大会战。下了火车，王进喜一不问吃、二不问住，先问钻机到了没有、井位在哪里、这里的钻井纪录是多少。
“我们全队几十个人很高兴，大家就想啊，一下子到了大庆啊，一拳头砸出个井来。”
早春的大庆，最低气温达零下40多度，钻井边、棉袄边挂着长长的冰棱，生存条件极其艰苦，各项设施、资源都十分匮乏，但王进喜和他的队员们下定决心：“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1960年4月19日，王进喜带领1205队仅用五天零四小时便打出了第一口油井，创造了当时钻井的最高纪录。
同年，当王进喜带领工友打下第二口井的时候，突遇井喷，如果不赶快压住，就会造成井毁人亡的悲剧。
当时没有压井用的重晶粉，情急之下只能用水泥代替。工人们往泥浆池里倒入大量水泥试图压住井喷，可现场却没有搅拌机，水泥都沉在池底，加重了堵塞程度，井喷更厉害了。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身受腿伤的王进喜“扑通”一下就跳进了齐腰深的泥浆里。用自己的身体当做搅拌机，把泥浆池里的水泥搅上来。王进喜和他的战友们紧张地战斗了三个小时，终于制服了井喷。
王进喜的崇高思想和英雄行为深深感动人，当地群众称赞他是个“铁人”。王铁人是中国工人阶级最优秀的代表，“铁人精神”是忘我劳动、为国争光、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精神的集中体现。
1960年6月1日，第一辆载有原油600吨的列车在众人夹道欢呼中缓缓驶出，首车原油的外运标志着大庆石油会战初战告捷。到1963年底，石油人通过三年的石油会战，结束了中国使用“洋油”的时代，实现基本自给。
1964年，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工业学大庆”的伟大号召。王进喜光荣出席了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铁人”的事迹传遍全国。
1970年11月15日，日夜操劳、积劳成疾的王进喜患胃癌病逝，年仅47岁。“宁可少活二十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王进喜以生命践行了自己的誓言。
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各行各业涌现出无数像王进喜一样的共产党人：掏粪工人时传祥“宁愿一人脏，换来万家净”；年轻的战士雷锋“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之中去”；党的好干部焦裕禄以“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的赤诚，以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在兰考大地与深重的自然灾害进行顽强斗争……
这些闪亮的名字，成为那个年代激励各族人民意气风发、投身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精神力量。英雄故事，代代传承，英雄高歌，从未停歇！
这是新中国建设困难重重、艰苦奋斗的年代，是一个英雄辈出、精神昂扬的年代。
精神是一个民族赖以长久生存的灵魂，唯有精神上达到一定的高度，这个民族才能在历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奋勇前进。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橙县，这里是美国第37届总统尼克松的家乡。
在尼克松总统纪念馆里展陈着一个来自中国的军绿色木箱，这个看似普通的木箱为什么会摆放在一位美国总统的纪念馆里呢？
1972年的4月26日，中国的国宝大熊猫“兴兴”和“玲玲”，装在绿色木箱里乘坐专机到达美国华盛顿国家动物园。
尼克松夫人亲自出席了大熊猫馆的揭幕式，公开展示的第一天就吸引2万人排队参观。“兴兴”和“玲玲”打通了中美大熊猫外交的桥梁。这一年被美国民众称为“大熊猫年”。
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国际形势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20多年的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新的国际格局初露端倪。这为中国外交战略的转变提供了机遇。1969年，尼克松就任美国总统，表示有意改善中美关系。1971年4月，毛泽东同意邀请参加日本名古屋第31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的美国乒乓球队访华。这种“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出人意料地促进中美关系的发展和世界形势的变化。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华。这一消息震动了世界。
这是1971年10月，联合国历史上著名的“2758号决议”投票现场，大会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会议大厅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掌声足足持续了两分钟，2名年轻的非洲外交官兴奋地在会场上跳起舞来。
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这是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
1971年11月1日，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联合国升起。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联合国组织内为实现联合国宪章的宗旨、维护世界和平、加强各国友好合作、促进人类进步事业作出自己不懈的努力。
1972年2月21日，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抵达北京，正式访华。尼克松走下舷梯，将手伸向周恩来。周恩来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尼克松说：“我感到很荣幸，终于来到了你们伟大的国家。”
尼克松在他的回忆录里感慨地写道：我们的手一接触，一个时代宣告结束，另一个时代宣告开始。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住处会见了尼克松。
尼克松后来回忆说：这位年近80岁的老人，虽然语速缓慢，但是思维仍然像闪电一般敏捷。
上海锦江饭店，是尼克松此次中国之行最后下榻的地方。1972年2月28日，最后敲定的《中美联合公报》在这里发布，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始。在《公报》中，中国政府明确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用什么方式解决应该由中国自己来决定。美方则表示：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
中美破冰，举世瞩目！这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对国际形势产生着重大影响。到1976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已经有110多个，这包括了当时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
我国外交所取得的成就，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拓展了中国外交活动的舞台，也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更加积极地参与国际事务创造了有利前提，打下了基础。
北京京西宾馆，建成于1964年。
许多年过去了，宾馆的会议室大都经过改造和翻修，唯独有一个会议室仍保留原样。
这个会议室有什么特殊的纪念意义？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里召开。
1977年7月召开的党的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人们期待着邓小平的复出能给中国带来新的变化。而此时的邓小平和他的战友们则冷静地思考和寻找着拨乱反正的突破口。
关键时刻，邓小平给予及时而有力的支持。
1978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11月12日，一向话语不多的陈云在东北组讨论时，提出了会议原定议题之外的一件大事。他说：干部和群众对党内是否能安定团结有顾虑；有些影响大或者涉及面很广的问题，需要由中央考虑和作出决定。
陈云的发言“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与会者的强烈反响。代表们的意见像冲破闸门的潮水，喷涌而出。
11月25日，中央政治局作出为天安门事件平反、为“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等错案平反的决定，解决了一批重大历史遗留问题。
这三张16开的白纸上是邓小平亲笔写下的讲话提纲，在邓小平的工作习惯中，写这样长的提纲非常少见。仅此一点，足以看出这次讲话在邓小平心中的分量。
根据这份提纲，12月13日，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做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
“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
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实际上成为随后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
1978年12月18日，北京迎来一场罕见的大雪，这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就在这个至今仍然保留原样的会议室里召开了。
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标志着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工作在徘徊中前进局面的结束。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
中国，重新按下了“快进键”。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改革开放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幕拉开，邓小平理论也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一个伟大转折点而载入光辉史册。
1977年，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组织编写的《数理化自学丛书》重版发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套曾经默默无闻的教科书再版后受到了极大的欢迎，与其它课本一起，在新华书店掀起了一股抢购潮，排队的人流甚至阻塞了交通。
为什么曾经无人问津的教科书会在1977年突然成为畅销书，在这一年，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一切要从1977年8月4日说起。这一天，刚刚复出不久、主动要求分管教育科学工作的邓小平同志主持了有30多名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参加的座谈会。
邓小平的果断意见，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
1977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招生工作文件。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和《关于高等学校招收研究生的意见》两个文件，宣布当年立即恢复高考。
自此，中断了11年的高考招生制度重新恢复。
一个“考”字，犹如一声号令，荡涤了“读书无用论”的污流，为百废待兴的中国大地吹来了第一阵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春风，也成为教育领域拨乱反正的第一声春雷。
他们中，有十几年前就告别学校的“老三届”，也有刚毕业的高中生，年纪小的只有十六七，年纪大的已过而立之年。他们中有夫妻、师生、朋友、同事，所有人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地球物理学家黄大年，这一年19岁，只有考试大纲的他尽全力汲取所有能够接触到的知识。凭借从小养成的快速学习能力，他在考前背完了两本300页的政治和史地复习书。
经济学家钱颖一，这一年21岁，他找同学借来文革前的中学教科书，背到乡下进行自学，他的英语和数学都是在田埂上学的。
画家罗中立，这一年29岁，每天下班之后，他跟着辅导老师重新学画，离开课堂多年的他不敢怠慢，起早贪黑地复习，甚至熬出了结膜炎，终于补上了缺失的美术课程。
1977年11月至12月，570万考生用激情和渴望驱散了1977年的寒冬，这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唯一一次冬季高考。次年3月，27.3万名大学生，怀着对校园的憧憬和对未来的期待，走进了他们梦寐以求的“象牙塔”。
高考制度的恢复，为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大批知识青年敞开了大学之门，不仅推动了“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国教育的复兴，而且对社会变化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标志性大事。社会上和青年中重新出现了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热潮，国家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大批人才开始得到有计划的培养。
恢复高考打破了僵化的思想坚冰，给广大知识青年和全社会带来巨大的正能量，为中国拨乱反正、走向改革开放注入了无比强大的动力。
1978年的一个冬夜，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在破旧的茅草屋内，为了生存签下这样的契约：“我们分田到户，每户户主签字盖章，如以后能干，每户保证完成每户的全年上交和公粮，不在（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
小岗村的农民们，为什么要冒着巨大的风险，义无反顾地按下自己的手印呢？
1977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放映了一部只有10分钟的内部参考片，片中反映的是安徽农村的贫困状况。随后中央政治局迅速作出决定，要尽快派一名得力的干部去主持安徽工作。于是，万里被任命为安徽省委第一书记。
1978年夏，安徽发生特大旱灾，省委果断作出了借地给农民种麦种菜，所产粮菜不征购，不计口粮的决定。结果，肥西县大旱之年取得大丰收。在“借地种麦种菜”的影响下，安徽农村悄然兴起了包产到组、包产到户的做法。
小岗村创造的包干到户，就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个办法简便易行，成效显著，受到农民欢迎。小岗村的村民在包干到户制度的激励下，多年的干劲爆发了出来，承包一年就获得大丰收。粮食多了，笑脸也多了。
对于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农业生产责任制形式，党内外一度出现了不同意见。不少人心存疑虑，担心这样会影响农村集体经济，会偏离农村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
1980年1月，万里到小岗视察，对小岗的创举作了高度的评价，肯定了包干到户，他说：“我批准你们试5年！”
包干到户从暗处走到明处，从个别省份走到全国许多省份，观望和反对的声音也随之而来，未来向何处，还需要一个明确的指针。
就在这关键的时刻，邓小平对农村的改革及时给予了有力的支持。邓小平说，包产到户是“农民发明的”，“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凤阳花鼓’中唱的那个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面貌。有的同志担心，这样搞会不会影响集体经济。我看这种担心是不必要的。”
邓小平一锤定音，农村改革率先突破。
1980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印发，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
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五年发出中央一号文件，把以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为主要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向全国。
大包干带来大变化，据国家统计局统计，1984年，全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4000亿公斤，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1978年增长1.3倍，中国人均粮食拥有量接近400公斤。
随着“大包干”的实行，全国农业发展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小岗村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孕育了弥足珍贵的改革精神，有力地证明了群众在改革中的巨大创造力。
农村改革是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和亿万农民为改变农村面貌和自身命运，勇敢冲破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改革大潮。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就这样在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创造中，开始一步一步坚定前行。
2016年4月，距离蛇口20多公里处，599.1米的平安国际金融中心全面竣工，这是深圳的第一高楼。很难想象40年前的蛇口，还是一个偏僻的南海渔村。
40年前的蛇口渔村
究竟是什么，使这片土地在40年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要从蛇口工业区说起。1979年7月，招商局蛇口工业区炸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开山第一炮”，拉开了深圳历史交响的序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成为大势所趋，开放迫在眉睫。1978年5月，我国向西方发达国家派出了以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第一个高规格政府经济代表团。他们在考察中看到了中西方在经济、科技上的差距，也看到了彼此的需求：中国需要资金、技术，西方需要市场、出口。合作成为双方不谋而合的默契。
但突破口在哪里呢？
广东凭借毗邻港澳面朝大海的自身优势，抢下了这个机遇。
1978年底，主持广东省委工作的习仲勋建议，将宝安县、珠海县升格为深圳市和珠海市，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从香港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建成外贸出口基地。这个提议于1979年1月得到中央批准。
1979年4月，习仲勋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在发言中希望中央能根据广东紧靠港澳、华侨众多的特点，给予特殊政策，在深圳、珠海、汕头建立出口加工区。这一设想得到了邓小平的大力支持。
关于如何命名这几处实行特殊政策的地区，邓小平说，“还是叫特区好，陕甘宁开始就叫特区嘛！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的报告，决定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将“出口特区”定名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作出决定，批准广东、福建两省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经济特区建设正式通过立法程序确定下来，大规模的经济特区建设正式拉开帷幕。
南国春早。1984年1月24日至2月10日，近80高龄的邓小平南下先后视察了深圳、珠海、厦门三个经济特区，他充分肯定了特区的发展成就，也明确了办特区中“放”的指导思想——“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
1984年4月，厦门经济特区扩大到全岛，大连、烟台、青岛、上海等14个沿海港口城市开放，开放由点连成线；次年2月，长三角、珠三角和闽南三角地区开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开放由线到片；1988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表决通过撤销广东省海南行政区、设立海南省，在海南岛建立全国最大的省级经济特区。
1990年4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开发开放浦东，掀开了我国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的崭新篇章。几十万建设者开进浦东，架桥筑路，建厂造楼，一个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浦东新区在长江出海口崛起。
历史，在一个春意盎然的季节选择了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而后点燃了中国这个古老民族走向世界的激情。
一场改变中国也改变世界的变革，正见证着中国经济的奇迹！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进程的生动缩影，是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创举。
当年，在“统购统销”的国营企业管理体制下，年产能上千台机床的宁江机床厂，有劲使不出，产量不断压缩。
1978年10月，四川省确定宁江机床厂等六家工业企业率先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试点，得到中央的支持。
党中央决定进一步扩大试点企业范围。1979年底，全国试点企业扩大到4200个，1980年6月发展到6600个。在此基础上，经济责任制改革很快推行到全国3.6万个工业企业。
1980年，国家进一步放宽农副产品的购销政策，规定供销合作社基层社可以出县、出省购销，集体所有制商业、个体商贩和农民也可以长途贩运。这为加快城乡商品流转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1979年起，全国出现知青返城大潮，党中央、国务院果断采取支持城镇集体经济和个体经济适当发展的方针，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同时并存，目的就是开辟劳动就业渠道和搞活经济。许多地方都开始把改善所有制结构同扩大就业门路结合起来。
尹盛喜的大碗茶，开张第一天就卖了3000多碗。他后来成立了贸易公司，解决了更多待业青年的就业问题。
对此，邓小平提出：“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
这个明确表态打消了人们对发展个体经济及多种经济成分的顾虑。于是，街上走南闯北的生意人多了，摆摊做买卖的也越来越多了，“个体户”应运而生。
“啊，亲爱的朋友们，创造这奇迹要靠谁？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熟悉的旋律，唱出了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人开创未来、拼搏奋斗的精神活力。
1984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第35个金秋，改革进入第七个年头。
国庆盛典结束20天后，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所有权同经营权是可以适当分开的”，这是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取得的新认识。此后，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
1984年，中国出现了第一次下海经商的浪潮。万科、联想、海尔这几个在中国驰骋风云的企业都诞生在这一年。城市经济生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活跃局面。
随着各方面改革的陆续展开和推进，僵化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开始被冲破，我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农业和工业、农村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体制改革、改革和发展相互促进的生动局面。
这一不寻常的新举动，让参会的中外记者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同时也有了更多的疑问：中共为什么会如此重视十二大？它将引领改革开放刚刚起步的中国去往何方？
1982年9月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开幕。
一些出席过多次党代会的代表注意到，十二大会场撤掉了此前中央的领袖画像，改挂镰刀锤头组成的巨大党徽，但两侧的十面红旗仍然保留。这是党的历史上，第一次使用党徽与十面红旗的搭配布置会场的全国代表大会。从那以后，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都一直沿用这种布置。
邓小平在大会开幕词中说：“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作为重大而崭新命题正式提出。此后，历届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的题目中，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概念。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认真总结和汲取以往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经验教训，以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开始起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得到恢复和发展。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作为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务委员会领导下的经常工作机构。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明确了基本的指导思想。
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实事求是地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充分肯定毛泽东思想作为党的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的伟大意义，实质上初步提出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标志着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胜利完成。
党的十二大通过了新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新党章规定，党中央不设主席只设总书记，由总书记负责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政治局常委会议和主持中央书记处的工作；中央和省一级设顾问委员会作为新老干部交替的过渡性机构，以发挥从第一线退下来的富有经验的老同志对党的事业的参谋作用。一大批德才兼备、比较年轻的党员第一次参加中央委员会，担负起中央的领导工作；一大批德高望重的老同志从第一线退出，参加了中央顾问委员会的工作。实现了党的领导机构新老结合和交替，成为党的十二大的一个历史性贡献。
十二大结束一周后，在西去四川的列车上，邓小平向来访的朝鲜领导人金日成介绍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
党的十二大是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自这次大会起，按照党章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五年召开一次，实现了制度化。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大命题，回答了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后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一人们最为关心的重大问题，成为指引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旗帜。
1979年10月30日，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许多消失已久的作家、艺术家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邓小平在大会祝辞中多次强调文艺的重要性，他说：“文艺发展的天地十分广阔，不论是对于满足人民精神生活多方面的需要，对于培养社会主义新人，对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文艺工作都负有其他部门所不能替代的重要责任。”
此时，邓小平为什么会着重强调文艺工作和人民精神生活的重要性呢？
随着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压抑已久的文艺创作很快迸发出勃勃生机。1980年7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明确以“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取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从此，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和“二为”方向一起，成为党在社会主义新时代领导文艺工作的基本遵循。文学艺术引领着时代风尚，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精神风向标。
1981年11月16日，第三届女排世界杯在东京举行，中国女排以亚洲冠军的身份参加角逐。经过了七轮28场激烈的争夺，中国队以七战全胜的成绩首次夺得世界杯赛冠军。
消息传回国内，中国一片沸腾！受“女排精神”鼓舞，北大学子率先喊出“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时代强音。
也是在女排第一次夺冠的这一年，一个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心灵美、语言美、行为美、环境美，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中国共产党为主要内容的“五讲四美三热爱”活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1983年3月，中央成立了“五讲四美三热爱”委员会，各省、市、自治区随后也成立相应机构。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对促进党风和社会风气好转起了积极作用，涌现出了一批时代楷模。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蒋筑英，在追光路上积极探索，成功研制出我国第一台光学传递函数测试装置，成为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航天工业部771所的罗健夫，淡泊名利、勇于攻关，为我国航天工业作出重大贡献，被誉为“中国式的保尔”；武汉空军部队的朱伯儒，与群众同忧乐、共甘苦，为群众服务，像一团炭火燃烧自己，温暖别人，被誉为“80年代新雷锋”；福建省东山县县委书记谷文昌，以“不治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精神，率领东山人民苦战十几载，终于在沿海建成了一道防护林，在老百姓心中竖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这些动人的事迹，为全国人民投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的风风雨雨清楚地表明，物质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穷同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全面进步的社会。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辅相成、协调发展的事业。
为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深入开展，1986年9月，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研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
《决议》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布局的高度，阐述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和根本任务，强调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这是党的第一个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纲领性文件，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基本指导方针。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它为物质文明的发展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为它的正确发展方向提供思想保证。搞好精神文明建设是关系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大事。
1981年9月，人民解放军在华北地区举行军事演习，代号802。这是一次规模空前的大演习，参演部队11万多人，出动飞机数百架，坦克、装甲车上千辆，火炮千余门。已经77岁的邓小平每场必看，但很少说话，只是看到演习高潮时鼓掌。他在思索着人民军队建设的方向和改革举措。
演习结束后，举行了阅兵式。邓小平首次以军委主席的身份检阅部队，并发表讲话。他明确提出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的总目标，为新时期军队建设指明了方向。
改革开放以来，人民军队建设的国际国内环境也在发生变化，这支具有光荣传统和历史的军队将走什么样的发展道路？
为应对可能发生的大规模侵略战争，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中国军队规模逐步扩大，最高达到600多万。在武器装备、编制体制、训练水平、作战手段等方面与发达国家的军队相比存在很大差距，也不适应现代战争要求，肿、散、骄、奢、惰成为制约军队发展的严重问题。
1980年10月，中央军委举行全军高级干部战略指导问题研讨会，邓小平在会上一锤定音：我赞成“积极防御”四个字。
这一年，中央军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确定第一步先进行消肿，把数量减下来，人民解放军连续两次进行大规模精简整编，撤销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领导机构，撤销基建工程兵，铁道兵集体转业，裁减生产建设部队，剥离军队代管的地方行政部门，将总员额减到了400多万人。而新调整、新变化也随之而来。
1983年，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总部宣告成立；1986年，预备役部队正式列入人民解放军建制序列；上世纪八十年代，运载火箭、前射导弹和通信卫星研制工作展开。
在这个会议室里曾经召开过许多次重要会议。1985年6月4日，中央军委在这里举行扩大会议。邓小平伸出一根指头，宣布减少军队员额一百万。
这次会议通过了《军队体制改革、精简整编方案》，决定军队建设实行指导思想战略性重大转变，从准备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准备状态真正转入和平时期建设的轨道上来，充分利用大仗打不起来的这段和平时期，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实行精兵政策，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根本建设，减少数量、提高质量，增强军队在现代条件下的作战能力。
1985年下半年至1987年初，举世瞩目的百万大裁军基本完成。大批军官脱下军装告别军营，摘掉伴随他们青春律动的领章和帽徽。队列还是那么整齐划一，军姿还是那么挺拔严整，但是最后一个军礼却那样凝重。
通过调整，大军区由原来的11个调整为7个，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各大军区机关精简近一半。1988年，开始新的军衔制度，建立文职干部制度。人民解放军在精兵、合成、高效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军队的正规化建设迈出新步伐。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防和军队建设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人民解放军建设全面融入国家的改革发展，进入了全面改革的新时期。一批军事设施陆续改作民用，国防科技和民用科技开始走向融合，培养出大量军地两用人才，有力支援了国家经济建设。
1983年，美国总统里根发表电视讲话，公布了震惊世界的“战略防御倡议”，也就是著名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和东欧迅速制定“科技进步综合纲要”与之针锋相对；西欧17国联合签订“尤里卡计划”；日本提出了“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新技术的浪潮冲击着整个世界。
此时的中国，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对很多人来说，高科技还只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模糊概念。是立即投入大量资金，跟进科技发展浪潮；还是先全力发展好经济，在科技发展方面采取“拿来主义”，各方争论不下。
1985年3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战略方针，加快技术成果向生产能力的转化的步伐，激发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
1986年2月的一个夜晚，无线电电子学家陈芳允来到中科院宿舍楼，敲开了光学家王大珩的家门。这两位为共和国科技前途而焦虑的“两弹一星”元勋，彻夜长谈。他们达成一个共识：中国必须尽快提出自己的高科技发展计划。
于是，他们与核物理学家王淦昌、航天技术及自动控制专家杨嘉墀一起，联名起草了一份《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四位科学家建议，中国要从现在抓起，用力所能及的资金和人力跟踪新技术的发展进程，而不能等到十年、十五年经济实力相当好时再说，否则就会贻误时机，真正的新技术是引进不来的。
1986年3月3日，这份建议书被递交到了邓小平的案头。早在1978年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邓小平，显然再一次被建议书中提到的严峻的国内外形势所触动。仅仅过了两天，他就亲自批示：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随后的半年里，国务院先后召开七次会议，组织两百多位专家反复探讨、论证。1986年11月18日，这份面向21世纪的中国战略性高科技发展计划——《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正式发布。由于科学家的建议和邓小平对建议的批示都是在1986年3月，这个宏伟的计划简称“863计划”。
“863计划”从世界高技术发展趋势和中国实际需要出发，选择生物、航天、信息、先进防御、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等七个领域15个主题项目，作为我国发展高科技的重点。1996年又新增了海洋技术领域。
在整个计划的讨论过程中，经费无疑是最关键又最敏感的问题。因为高科技就意味着高投资，但考虑到当时国内的经济条件，王淦昌提出：“能省就省，一年能给两个亿就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的是，邓小平和中央最后竟批了100亿的专款，相当于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的二十分之一！
这样的决断和投入，开启了新中国科技腾飞的征程。
我国第一座高能加速器——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对撞成功，揭开了我国高能物理研究的新篇章；曙光高性能计算机的研制成功，打破了国外长达几十年的技术封锁；中国参与完成了人类基因组的测序任务，在基因研究领域站到世界最前沿；两系法杂交水稻技术的创新实践，引领了全球水稻杂种优势利用的发展方向。
邓小平提出的“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也成为了“863计划”最鲜明的特征之一。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科技成果的大量转化，使高科技如同阳光、空气和水，渗透进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邓小平：“过去也好，今天也好，将来也好，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必须在高科技领域里边，有一席之地。”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国家先后实施了星火计划、“863计划”、火炬计划、973计划……
“863计划”的实施，为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纵观古今历史，每个时代都会有自己的“主题”。那么何谓“时代主题”？简单说来，就是人类社会在一个时代面临的全球性、战略性和关乎全局的核心问题。上世纪80年代，世界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该如何把握新的时代主题呢？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和国家工作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展开，争取一个有利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国际和平环境越来越成为全党的共识。
1979年1月29日，美国总统卡特在白宫外的草坪上举行隆重仪式，欢迎30年来首访美国的中国领导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
实现中美建交，结束了两国之间30年的不正常状态，为我国正在推进的改革开放提供了一个更稳定、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基于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党中央开始对外交政策进行重大调整。
首先是改变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观点，对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新的科学判断。邓小平反复说明，“我们的对外政策，就本国来说，是要寻求一个和平的环境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争取二十年的和平环境是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郑重申明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指导发展同各国的关系。邓小平说：“我们一定要兢兢业业地做好自己的工作，加强同全国各族人民的团结，加强同全世界人民的团结，为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人类进步事业，而努力奋斗。”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会见日本商工会议所访华团时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为新时期党和国家制定对外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他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抓住了这两大问题也就从错综复杂的国际矛盾中抓住了制约影响其他矛盾的主要矛盾，把握住了时代的主题。
处理中美、中苏关系是这一时期外交工作的主要方面之一。中美关系虽因售台武器等问题受到严峻考验，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仍保持稳定发展。1989年5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破裂20多年的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为建立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新型大国关系，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为新时期党和国家制定对外政策提供了重要依据。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现代化建设创造了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
随着中国外交方针的调整，中国外交得到全方位的发展，一个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外部环境初步形成。到1989年，同中国建交的国家达137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