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绿色审计”;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企业环境表现;三重差分模型
回顾过往,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令无数人摆脱了贫困处境,但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负面环境危机,时刻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发展。面对资源日益紧张、环境问题频发的现状,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并写入党章;党的十九大提出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并实施最严厉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党的二十大强调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未来,为建成天蓝、地绿、水净的美丽中国新画卷作出贡献。不难看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在大环境的助推下迎来了繁荣阶段,这背后无疑体现出国家对于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视和大力发展绿色经济的决心。
图12022年环境风险榜A股上市公司数量(单位:家)
环境负面问题与以往我国单纯以经济增长评定政绩的官员考评制度紧密相连[1]。长期以来,GDP和财政收入增长被地方官员看作是反映其政绩的“硬指标”,由此造成“经济发展—资源紧缺、环境恶化—发展受阻”的恶性循环[2]。企业是市场经济的主体,也是环境保护的主体,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参与者。据《每日经济新闻》发布的“A股绿色周报”显示,暴露环境风险的企业居高不下,生态环境领域违法违规问题频现(见图1),亟须借助政府“绿色审计”监督手段对产业和企业进行强制性“精洗”,解决生态保护市场失灵的问题,赋能企业绿色发展[3]。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全面逐步推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政策,优化政绩考核指标、增加生态环境效益权重和考核力度,势必会对官员环境治理决策产生影响[4]。与此同时,企业在权衡外部环境监管对内部长远发展的利弊后,优先选择绿色低碳转型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形成改善环境表现、提升环境质量的自觉行为。鉴于政府与企业双方在改善生态环境过程中的倾向诉求,本文借助“绿色审计”宏观政策背景,以离任审计试点为契机,探讨政策试点对微观企业环境表现行为的影响,并以此为前提进行作用机制发掘和异质性分析,为充分发挥政府生态治理效能、提升企业环境治理效率、凝聚社会协同治理效力提供有益启示。
本文的边际贡献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聚焦微观企业环境行为,为离任审计的政策效力提供了实证依据。本文从官员政绩观转型视角检验离任审计对微观企业的环境治理效应,将刘文军和谢帮生(2018)[4]、蒋秋菊和孙芳城(2019)[5]、李秀珠和刘文军(2020)[6]对公司财务决策的探讨延伸至环境治理层面,充实了政府“绿色审计”与环境治理领域的交叉研究。第二,通过因果识别揭示试点政策的影响效应及作用路径,为离任审计的制度完善提供了政策参考。本文进一步结合官员环境治理行为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内在机制进行剖析,在黄溶冰和谢晓君(2022)[7]的基础上,补充了行政干预手段——政府环保补助的实现路径检验,并从企业内外部差异角度考察离任审计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异质性影响,凸显了政府审计发挥微观环境治理职能的特有优势,对于健全领导干部政绩考评机制、推动环境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
虽然中央政府多次提出并强调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大力促进清洁发展、加强环保和生态建设等措施,但是生态环境整治步伐相对迟缓,收效甚微。“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我国政府明确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目标,但随之而来的“雾霾”问题却成为破解环境失灵的棘手难题;一场由亚洲开发银行主办、国家发改委和生态环境部官员参与的跨国研讨会上发布《中国环境分析报告》,其中强调虽然中国政府在治理生态污染方面以良性的财政和行政手段为依托,但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数量仍占据全球十分之七。东部地区的雾霾,儿童血铅中毒,广西贺江铊、镉污染,中石油的水体污染等事件频发不得不让人反思。然而在这一时期,中央政府各项环保法规政策的落实仅作为一项地方官员非经济性考核指标,缺乏具体且有针对性的规定指导,官员环境绩效的评价标准多以主观判断为主,其优劣程度没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也难以用精确的数字来衡量,从而无法对地方官员的环保权力和行为起到真正的激励与约束效果。
2013年,党中央和国务院相继出台《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晰领导干部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并提出实行离任审计政策,成为“绿色审计”监督的重要制度保障。自此,全国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开展离任审计工作。2014年山东青岛、湖北武汉等部分地区首批先行试点;2015年颁发《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再次督促领导干部切实履行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义务,并提出在山东胶州、湖南娄底等地区继续执行;2016年试点范围扩大到40个地区并安排18个审计署特派办和32个地方审计机关组织实施。审计试点坚持“问题导向”,边试点、边探索、边总结、边完善,截至2017年,试点项目开展827个,政策波及领导干部1210人;2018年《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规定(试行)》出台,离任审计由试点转为全面推广;2021年,在总结实践经验基础上,新修订《审计法》明确了离任审计的法律地位。迄今为止,全国共开展离任审计8400多项,涉及领导干部1.24万余名,该项制度正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是政府环境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有机结合的具体体现,各级审计机关依法对地方官员任职期间管辖范围内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资源以及矿山生态环境治理、大气污染防治等重点领域的数量、质量变化情况进行审计[8]。该项审计制度将“经济体检”与“生态体检”充分融合,以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官员、各级发改委以及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水利、农业农村等承担资源利用规划与保护的单位领导干部为审计对象,积极揭露资源环境领域存在的重大违法违纪违规问题、严重损毁自然资源资产和重大生态破坏环境污染典型问题,防范经济与生态环境决策风险[9]。利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层次分析法等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对领导干部任职期间的重点事项履责情况给予差异化评分,判定其有无切实履行自然资源管理责任,实施相应的问责以强化审计整改提升审计成效,为促进我国自然资源资产节约集约利用和生态环境安全筑牢生态屏障[10-11]。
从以上文献可以发现大多数学者仍停留在评述离任审计的规范研究范畴,以离任审计的内涵、要素和方法等基本理论为主,对其政策作详细解读;以离任审计的结果运用为辅,对其适用范围作深度剖析。尽管学术界对离任审计研究工作的脚步方兴未艾,但仅有少数学者实证检验该项制度是否影响微观企业行为,尤其是在离任审计工作逐步常态化的现实环境中,这一新型“绿色审计”制度实施如何影响企业环境表现的探讨还屈指可数。
现有对企业环境表现影响因素的研究大多从企业内外部环境的角度展开。
在企业外部治理机制层面,政府的环境治理能够有效降低企业污染排放,对环境违规行为的执法处罚为企业改善环境治理提供负向激励[16]。社会公众监督也能有效地解决政府和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问题,更多的社会公众群体参与可以提高企业的环境绩效水平[17]。此外,企业环境治理行为不仅受到政府制定的环保法律法规等正式制度的限制,还受到习俗、惯例、规范、文化以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等非正式制度的制约[18]。
在上述影响因素中,政府强制性压力是企业采取环境管理实践的核心驱动力,现有文献集中于探讨环保立法、环境执法监督等政府行为的影响,对政府环境审计重视不够。与上述环保措施相比,离任审计作为“绿色审计”制度的创新性成果,其强有力的政治监督和经济监督职能更有利于推动审计成效的发挥,理论上可弥补其他环境监管手段的不足和缺陷。因此,本文基于离任审计试点的准自然实验,旨在探索政策试点如何赋能微观企业的环境表现,并以此为前提进行作用机制发掘和异质性分析,以期对贯彻落实离任审计政策、有效提升政府和企业在环境治理方面的责任意识和工作效率,推进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提供有益参考。
图2研究假设逻辑关系图
以监督为主的政府干预将行业法律法规视为制度遵循,对有不良行为的企业进行问责惩戒,并对其他公司起到震慑作用。离任审计制度发挥约束效应的原因在于加强环境规制监管,以法律法规、政策标准等强制性手段迫使地方官员切实履行生态环境受托责任,提高企业环境违法成本,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生态环境保护主体责任,改善企业环境表现。
另一方面,从组织合法性理论看,离任审计加强了重污染企业的监督性质合法要求,促使企业为减轻环境规制监管压力而谋求可持续发展道路。在当地政府官员承受着离任审计问责压力的情况下,会有强烈动机加大管辖范围内的环境管理力度,制约企业不合法行径,促使企业自觉进行内部环境合规管理。“波特假说”提出适当的环境管制可以刺激企业采取技术创新提高生产率和竞争力,从而抵消外部环境成本。离任审计带来的环境监管压力增加能够激发企业转型意识,引导企业通过“创新补偿”效应与“学习”效应推动自身环境表现水平的提高。因此,为满足政治合法性要求,企业更可能积极提升环境表现,打造良好企业形象,减少外界对企业有关环境污染的负面预期,增强外界对企业绿色发展的信心,以得到政府认可,改善外部政治环境,提高企业环境合法性。
以激励为主的政府干预主要由财政部门发起,对企业进行政策扶持或奖赏补贴,发挥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地方经济绿色高质量发展。离任审计制度发挥激励效应的原因在于加强政府政策性扶持,完善生态环境监管考核体制以推动地方官员切实履行生态环境受托责任,以营商环境优化、环保补助和税收优惠等软硬手段并施,鼓励企业加大环保投入支持生态文明建设事业,改善企业环境表现。
另一方面,在组织合法性理论下,离任审计加强了重污染企业的激励性质合法要求,驱动企业为追逐环保经济补助、放松融资约束政策而谋求可持续发展道路。当地政府可能为了加强对污染企业的控制,试图通过经济补助手段诱使企业主动改善高排放、高污染的现实局面,主要体现为政府为支持地区产业绿色低碳转型而无偿提供的财政拨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转型升级过程中财务紧张的压力。其中大量涉及节能改造、循环经济、资源保护等项目补贴,完善稳定普惠的产业技术升级政策,保障企业满足政治合法性要求的持续性。地方政府不但可以通过财政补贴等方式鼓励企业进行绿色研发和技术升级,推动企业向绿色可持续发展转型,还可以对企业的环保软硬件购置和环保设施建设进行直接的财政支持,缓解企业因治理环境污染而资金负担过重,引导企业形成由环保倒逼发展转向激励发展的体制机制,激励企业加强污染前端管控,从源头控制污染排放问题,助推企业环境表现水平大幅提升。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其他条件不变,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能够提升重污染企业的环境表现水平。
根据离任审计试点工作的实施情况(具体统计见表1),本文选取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试点城市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实验组,试点城市其他行业及非试点城市企业为对照组,将实验组和对照组样本开展离任审计前后的环境表现水平进行对比。
表1离任审计试点情况
双重差分法(DID)是一种常用来评估政策效果的分析方法,但是由于存在着很多复杂的因素干扰,例如地区异质性以及同时期的相似政策,这些仅使用双重差分难以排除,会对最终结果的准确性造成影响。本文借鉴任胜刚等[20]的研究,尝试使用三重差分模型(DDD)以处理上述因素的干扰。具体而言,以试点城市重污染型行业上市公司作为实验组,非重污染企业作为对照组的第一组,再以非试点城市的全部企业作为对照组的第二组。由于非试点区域内的企业基本上不会受到试点区域的政策影响,因此可以排除其他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对试点区域离任审计的政策净效果进行精确衡量。构建模型如(1)式所示:
CEPit=α0+α1Treatit×Timeit×Industryit+α2Controlsit+δ+θ+εit
(1)
表2企业环境表现得分指标体系
表3变量定义表
首先对本文的主要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明显看出,样本企业的环境表现(CEP)均值是0.143,标准差是0.135,最小值是0.0238,最大值是0.857,意味着企业环境表现整体水平稍低,不同企业个体之间差距较大,促使企业切实履行环境责任刻不容缓。控制变量列示中,企业规模(SIZE)的最大值与最小值相差9.59,标准差达到1.045,样本公司规模差距悬殊。资产负债率(LEV)的均值与中位数相差不多,说明样本企业的负债水平和风险程度处于合理范围内。董事会规模(BZ)在8～9人左右,监事会规模(SZ)在3～4人左右,契合证券市场要求。其余控制变量无明显异常。
表4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5是将所有的观测样本按政策实施前后分类,对企业环境表现(CEP)进行均值差异的显著性检验。结果显示,离任审计实施后企业环境表现均值有所增加,且这一差异在1%的水平上显著。这一结果初步说明了离任审计的实施有利于提升企业环境表现。
表5单变量均值检验
注：***、**、*分别表示在1%、5%、10%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下同。
前文单变量检验可以粗略看出离任审计试点对企业环境表现有着正向促进作用,但未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结果可能不可靠。因此本文接下来构建三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检验。表6报告了离任审计与企业环境表现的基准回归结果。第(1)(2)列的回归结果不包含控制变量,交乘项Treat×Time×Industry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第(3)列为包含所有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的拟合优度明显上升,且回归系数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正的,意味着离任审计试点的实施促使企业提高自身环境表现,以上回归结果验证了本文的假设。可见,离任审计发挥着环境污染治理监管作用,迫使企业为满足政策的强制性约束进行战略调整,增加治污减污技术创新投入,转变生产模式,向产业绿色转型升级靠拢,具体表现在改善自身环境表现以谋求可持续发展。
1.平行趋势检验
双重差分模型的有效性建立在实验组与对照组平行发展的基础上,也就是在离任审计政策开始执行前,要求实验组企业与对照组企业在环境表现方面具有相同的发展趋势。为此,本文参考陈运森等[22]的研究,设定模型实证检验离任审计试点的动态效应。以政策试点当年为基期(Current),分别在各自基期的基础上提前3年和滞后6年生成一系列虚拟变量Pre-3、Pre-2、Pre-1、Post1、Post2、Post3、Post4、Post5、Post6。根据模型(2)的设定,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CEPit=
(2)
如表7所示,政策实施前的试点虚拟变量交乘项系数值偏小且不显著,说明政策发生之前,实验组与对照组在环境表现上无显著差异,满足平行趋势假设。进一步从动态效应来看,在政策实施当年试点虚拟变量交乘项系数不显著,但之后交乘项系数显著为正并持续上升,意味着离任审计试点初期效果不明显,但随着政策的深入开展离任审计发挥出长期改善企业环境表现的政策效应。
表6多元回归结果
表7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图3倾向得分匹配前后标准偏差检验
2.安慰剂检验
3.PSM—DID检验
由于本文研究样本和变量的选择都不是随机的,因而产生的选择性偏差可能会对离任审计影响企业环境表现的政策效果造成内生性干扰。所以,本文进一步使用倾向值评分匹配法(PSM)予以解决,构造一组在企业基本特征和财务状况上非常趋近已试点实施离任审计城市的企业对照组,采用协变量1∶1最近邻匹配法,协变量包含本文设定的全部控制变量。图3是倾向得分匹配前后的标准偏差检验,可以发现在未进行PSM时,实验组变量明显不同于对照组,两者差距较大;执行PSM操作后,两组协变量的分布基本区域一致,标准偏差均小于5%,达到了进行倾向值评分匹配的目的。
接下来,继续利用PSM后的样本进行回归分析,并将回归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进行比较。表8列(2)是调用PSM样本回归后的结果,交乘项Treat×Time×Industry的回归系数为0.025,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上文的回归结果具有稳健性。
4.排除同期政策干扰
5.增加控制变量
作为一项“激励约束型”环境政策工具,离任审计增加了政府官员的环保考核压力,处于其管辖范围内的高污染行业企业自然成为当地政府重点管制的目标,因而这些企业试图通过改善环境质量来满足地方政府的要求。基准回归结果已然表明,离任审计试点明显改善了辖区内重污染企业的环境表现水平。但这并不能完全断定离任审计政策带来的正向效果到底该归因于地方官员在“绿色审计”制度下的短效环境干预惯性行为,抑或是政府领导干部真心实意的长效环境治理措施的彰显。鉴于以上困惑,在进一步分析中值得推敲的是,在离任审计改善企业环境表现过程中,不同政府干预手段的作用机制如何离任审计对微观企业环境表现的改善效果是否存在异质性影响
表8稳健性检验结果
1.作用机制分析
图4“绿色审计”进一步分析思路图
离任审计制度的确立,“督政”的同时也在“督企”。面对离任审计试点所带来的环境治理压力,地方政府倾向于通过企业这一污染主体解决生态环境治理失灵问题,采取积极措施改善企业环境绩效,激发企业绿色创新活力,推动企业绿色发展进程。总体而言,地方政府的干预行为带来的作用机制包括“约束效应”和“激励效应”,前者主要是颁布地方环保规章、增大监管处罚力度等行政手段,后者包括政府补助等经济手段。
(1)基于政府环保监管的约束效应
离任审计可通过地方政府强制性监管增加企业外部环境治理压力,促使企业为迎合地方政府官员晋升利益需求而改善原有环境表现,提升自然资源利用效率、降低环境污染,从源头上进行污染防治。本文选择“城市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HIPI)衡量政府环保监管水平,并通过模型(3)、模型(4)与模型(1)验证政府环境监管的中介作用。模型及具体检验步骤如下:
HIPIit=γ0+γ1Treatit×Timeit×Industryit+γ2Controlsit+δ+θ+εit
(3)
CEPit=μ0+μ1Treatit×Timeit×Industryit+μ2HIPIit+μ3Controlsit+δ+θ+εit
(4)
表9是中介效应检验的回归结果。表9列(1)显示,当HIPI对CEP回归时,回归系数为1.549,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政策实施以后,试点城市企业受到政府环保监管的力度加大。表9列(2)显示,Treat×Time×Industry的系数为0.042,在1%水平上显著,HIPI的系数为0.000,在10%水平上显著。与此同时,γ1×μ2和μ1同号,均为正。同时使用Bootstrap检验法后的95%置信区间为[0.0000452,0.0008244],不包含0,可见在离任审计实施和企业环境表现提升之间存在由政府环境监管水平引起的部分中介效应。
(2)基于政府环保补助的激励效应
离任审计可以促使政府以向企业提供补助资金的方式缓解产业转型升级过程中所面临的融资约束难题,提升企业承担环境责任的积极性,以提高自身环境表现水平。本文基于企业财务报表附注的政府补助详细数据,通过手工筛选含有“环保”“节能”“除尘”等词语的项目组成政府环保补助原始数据,并利用模型(5)、模型(6)与模型(1)验证政府环保补助的中介作用。模型及具体检验步骤如下:
SUBit=ρ0+ρ1Treatit×Timeit×Industryit+ρ2Controlsit+δ+θ+εit
(5)
CEPit=σ0+σ1Treatit×Timeit×Industryit+σ2SUBit+σ3Controlsit+δ+θ+εit
(6)
表9是中介效应检验的回归结果。表9列(3)显示,当SUB对CEP回归时,回归系数为0.006,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政策实施以后,试点城市企业获得政府环保方面的补助增多。表9列(4)显示,Treat×Time×Industry的系数为0.028,在1%水平上显著,SUB的系数为0.003,不显著。针对SUB进行Bootstrap检验后的95%置信区间为[-0.0001204,0.0000441],包含0,也不显著。可见在离任审计实施和企业环境表现提升之间不存在由政府环保补助水平引起的中介效应。
综上,离任审计的实施显著提高了地区环境监管水平和环保补助力度,但实证检验结果则是仅环境监管水平带来的约束效应起到了中介作用。也就是说,当面对离任审计带来的环境考核与问责压力时,地方政府官员更倾向于不断加大环境监管力度,给予试点地区企业一定的制度压力和市场压力,迫使企业在追求利益的同时注重环境保护,以环境质量改善为核心,在节能、降耗、减污、增效方面深挖潜力,持续提升自身环境表现水平,实现企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2.异质性分析
(1)外部环境异质性
对于审计强度(Intensity),借鉴李兆东和郭磊的研究[24],使用地方审计机关“应上缴财政、应减少财政拨款或补贴、应归还原渠道资金以及应调账处理金额之和与被审计单位个数的比值”来衡量(3)。根据样本企业所在地审计强度的中位数划分为低、高两组分别进行回归,表10报告了检验结果。在审计强度高的样本中(Intensity=1),Treat×Time×Industry的回归参数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审计强度低的样本中(Intensity=0),Treat×Time×Industry的回归参数不显著。这表明离任审计政策促使政府加大对企业的环境监督约束,在审计强度高的地区对企业环境表现产生更显著的治理效应。
表9作用机制检验结果
(2)内部环境异质性
表10外部环境异质性结果
对于内部控制水平(IC),以迪博内部控制指数作为企业内部控制水平的衡量指标,依据样本企业内部控制指数得分中位数划分为内部控制水平低、高两组分别进行回归,以此考察不同内部控制水平下离任审计对企业环境表现的影响。表11报告了检验结果。在内部控制水平较低组(IC=0),Treat×Time×Industry的回归系数不显著;在内部控制水平较高组(IC=1),Treat×Time×Industry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这说明离任审计政策主要对内部控制水平高的企业环境表现产生更显著的治理效应。
对于产权性质(SOE),根据企业实际控股方是否为国家单位划分样本为国有和非国有两组,表11报告了检验结果。在非国有企业样本组(SOE=0),Treat×Time×Industry的回归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在国有企业样本组(SOE=1),Treat×Time×Industry的回归系数不显著。这表明离任审计政策主要对非国有企业的环境表现产生更显著的治理效应,非国有企业为了树立更好的形象,相对于国有企业会更为积极地改善自身的环境表现。
表11内部环境异质性结果
离任审计工作从2018年开始由试点正式进入全国推广阶段。在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离任审计折射出官员政绩考核方式的“绿化”现象,为了督促各级政府官员切实履行生态环境保护和监督责任,调动企业提升治理环境污染的积极性,在“绿色审计”中书写生态文明建设高分答卷,结合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离任审计作为一项长期有效的生态问责制度,通过强化地方政府及官员的环境治理责任以达到化解微观企业环境污染风险的效果,责任追究主体向决策机构转变,强调“党政同责、精准追责”,确保权责一致、责罚相当。本文的研究表明,离任审计政策能够激发地方政府官员改善辖区企业环境表现的动力,在日常行政管理和行政执法中落实生态领域的保护职责。因此,本文建议在离任审计问责机制方面进一步做好顶层设计,逐步推进离任审计的常态化和制度化,充分发挥离任审计的震慑力,强化官员晋升机制与绿色发展业绩的绑定。同时,为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事件持续发生,审计工作必须严格落实“行为后果”双重追责机制,通过显性化政府官员在生态环境领域的责任红线对无视生态环境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等行径从严追责,同时担任生态环境监管职务的工作单位、纪检监察机关、组织部门之间需相互配合,形成各级机构分工协作、共同负责的闭环追责系统,确保对生态环境损害行为“零容忍”。
政府治理工作的原则就是要统筹兼顾,既要考虑企业对当地经济发展的贡献,又要加强对企业的环保监督力度,实现地区经济效益与生态环境齐头并进,从而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有力支撑。本文的研究表明,面对离任审计带来的环境治理和经济发展双重考核标准,地方政府官员更倾向于强化环境监管执行力度,从而提高辖区内企业的环境表现要求。因此,本文建议继续加强环境法律制度的建设,对于绿色环保和节能减排表现较好的企业,要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和奖励支持;对于违法违规排放表现较差的企业,应取消污染处罚“天花板”上限,增加违法处罚金额,实施按日连续处罚,借机揭露和警醒严重污染生态环境的单位和个人,引导和督促企业主动担起环保主体责任,及时改正环境违法行为。同时,受国家宏观审计政策的驱动,企业应加快发展方式和生产方式绿色低碳转型,将环境保护目标纳入长期企业战略,增强自身环境治理责任意识,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持续增加绿色创新投入,推行清洁生产,以绿色高新技术作为力量支撑提升自身的绿色技术研发和创新能力,以达到政府和公众对其环境合法合规的要求,因而获得更大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