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企业产品与服务越来越需要借助网络进行推广与售卖。企业期望通过购买网络服务商的网络推广服务，打造企业品牌、销售产品或服务，但网络推广服务作为一种新型的服务模式，具有各种不确定性，如若双方对服务合同条款的约定过于简单，则服务合同履行的过程中容易产生纠纷。
一、案情简介
2016年10月24日，A公司向B公司转账支付20万元。2017年1月18日，B公司向A公司发送律师函，要求A公司支付合同尾款266,000元。B公司于2016年11月2日向A公司开具了金额为10万元的上海增值税发票一张，于2016年11月3日向A公司开具了金额为10万元的上海增值税发票三张，以及金额为66,000元的上海增值税发票一张。由于A公司声称没有收到，B公司于2018年2月8日重新向A公司开具金额共计为466,000元的上海增值税发票。因A公司认为合同没有履行，故拒绝接受上述发票。
关于主体，C公司股东为林某(持股70%)、蔡某某(持股30%)，法定代表人为林某。B公司股东为林某(持股70%)、蔡某某(持股30%)，法定代表人为蔡某某。C公司向一审法院出具《情况说明》，载明：C公司与B公司系由同一大股东控股，C公司参与了涉案项目的招标活动，中标后由B公司与A公司签订合同，并由B公司履行合同义务。
由于双方就合同是否履行、是否应当支付后续费用无法达成一致，B公司向法院起诉，请求：A公司支付B公司合同尾款266,000元；A公司支付B公司公证费损失13,000元。
A公司向一审法院提出反诉，请求：B公司返还A公司不当得利款20万元；B公司支付A公司公证费损失1,500元；B公司支付A公司利息(以20万元为基数，自2016年10月24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以1,500元为基数，自2017年4月5日计算至实际清偿之日止；两项均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存款利率计算)。
二、法院判决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作出(2017)沪0106民初9814号一审判决：A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B公司合同价款266,000元；驳回B公司的其他本诉诉讼请求；驳回A公司的全部反诉诉讼请求。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作出(2018)沪02民终5592号二审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法院认为
（一）关于本诉
根据双方往来邮件可以显示，A公司的X项目的传播执行权由C公司中标，实际由B公司(B公司与C公司系同一法定代表人)与A公司形成关于涉案活动的合同关系。
A公司虽然抗辩称A公司与B公司之间没有形成涉案活动的合同关系，A公司没有在合同上盖章，但从双方往来电子邮件的内容看，双方关于涉案活动的服务内容、价款等重要事项均已达成了一致，B公司发给A公司的电子邮件所附合同文本亦已经得到A公司的回复为同意签署，故B公司与A公司之间就涉案活动的合同已经成立并有效。
A公司虽然抗辩称闫某仅系A公司的实习生，没有取得A公司的授而与B公司签署涉案合同，但A公司为闫某缴纳社保，可以认定闫某系A公司的员工，闫某与B公司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系闫某的职务行为，其后果由A公司承担。
根据双方电子邮件，合同总金额为466,000元，A公司已经支付200,000元，B公司为此主张A公司应支付剩余合同价款266,000元。虽然B公司提供的《公证书》仅有7个主播直播推广，但考虑到网络直播具有一定的时效性，且在涉案活动结束后B公司并没有收到A公司关于B公司是否完全履行合同的异议，故法院认为B公司已经完全履行了合同，A公司应向B公司支付剩余合同价款266,000元。关于B公司主张的公证费损失，法院认为B公司支出的公证费系B公司为证明自己的诉讼请求所提供证据的诉讼成本支出，B公司应当自行承担。
（二）关于反诉
A公司坚持以不当得利为由起诉要求B公司返还20万元，并认为A公司没有委托他人为涉案活动进行宣传。法院认为，A公司于2016年10月24日向B公司转账支付的20万元，系为涉案合同所支付的首付款，故对于A公司要求B公司返还不当得利及相应利息的反诉请求不予支持。
四、案例评析
（四）B公司已经提供证据证明其已按约履行了合同义务，故依法有权要求A公司支付剩余合同价款。
（五）至于涉案合同的履约主体问题，C公司已经出具相应的《情况说明》，用于证明C公司与B公司实际均由林某、蔡某某出资设立，并由同一大股东林某实际控股，C公司参与了涉案项目的招标活动，中标后由B公司与A公司订立合同，并由B公司实际履行合同义务。因此，本案由B公司主张合同权利并无不当，且反而能够印证涉案争议的合同项目系由A公司对外发布和招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