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当年为我起名的时候，显然没有预见到我有一天会在美国当医生。“秀实”这个名字用英语说，听起来极像日本“寿司”。这让我有点尴尬，美国人却觉得很酷。
我在美国洛杉矶圣盖博地区做心脏内科医生（兼顾心脏影像学），这里是巴顿将军的故乡，也是冯小刚的贺岁片《不见不散》的舞台。电影中葛优戏言：“巴顿连欧洲都打下来了，他老家却被中国人占了。”这里华裔人口比例相当高，当地的华人社区是我们的主要服务对象之一，我们接诊的病人中40%是华人。
我是祖国培养的医学生，毕业于白求恩医科大学（现附属于吉林大学）六年制英语医学专业，之后到北京阜外医院麻醉科工作，期间也在阜外心脏内科轮转了一年。3年后来美国念研究生，在哈佛读完博士后，我通过了美国医生执照考试。来美7年后我重拾本行，一转眼已经是第13个年头。
我服务于6家医院。在美国，医生和医院是平行关系。医生不是医院的雇员，而是跟着患者走，医院则想办法吸引我们带病人过去做手术和住院治疗。我所在的团队里有7名心脏科医生，并设有4个诊所。不包括住院病人，我们诊所一周接诊近800人。这800人当中包括来做检查的病人，例如心脏超声、血管超声、运动负荷试验、核医学检查、动态心电图等。
我每周看两天（其中两个半天）门诊，剩下的两个半天和两个全天要做手术，每天都要对住院病人进行查房会诊，工作强度大，节奏快。作为私人执业者，我们不需要带教住院医和专科训练医生，但是大事小情就得事必躬亲。在美国，百姓就医不迷信大医院，99%的医疗需求都是就近解决。除了换心脏，心血管方面其他问题都可以在我们这得到治疗。
美国医院只设急诊，处理需要立即救治的病人。急诊医生稳定病情后，病人多数回家，一周内去看家庭医生，少数严重的收治入院。病人回家后，由家庭医生负责。如果不舒服，病人不需要自己判断要去看哪一科的医生，家庭医生会做推荐和转诊，比如心悸气短、胸痛就来看心脏专科。一个好家庭医生的作用说再大也不为过。
今年8月，我回北京，阜外医院挂号厅的人山人海让我惊讶不已。我想，来挂号的一定不是病人本人，否则盛夏里如此拥挤，心脏病就算稳定了也会复发。
2010年的时候，我回国，赶上了姑姑胸痛，检查身体，我这美国大夫正好目睹了她的就医经历。去的是一家省会城市的小医院，挂号并不难。医生没有多问病史，听病人主诉胸痛后就让去检查。经过上上下下地缴费、抽血、做心电图之后，姑姑终于再次坐在医生面前。病人被告知心电图诊断心肌缺血，建议住院输液通血管。还好我在场，坚持说没有看见心肌缺血，姑姑才幸免住院。看诊结束后，我总觉着这病看得不明不白的。于是我为她解释每项检查都查了什么，结果如何，应该用什么药，注意什么，详细说完也不过5到10分钟。而这几分钟，或许就是就医过程中的“最后一公里”吧。
美国医生和病人之间有种“拥有感”——你是我的病人，我是你的医生，这是一种长期合作关系。医生再高明，药再好，病人这个主体不配合也不行。所以作为医生，我们不仅为病人推荐必要的检查和治疗，还会解答为什么建议手术，什么时候是最好时机，手术的好处和危险，不做有何后果，手术是怎么做的，病人会有怎样的体验，术后恢复预期，诸如此类。每一次看诊，双方满意了才算完，医患之间建立了信任，病人也因此能更好地听取医生意见，遵循医嘱。这种关系能让病人及时防病治病，提高整体健康水平。
在美国当医生也是了解社会的窗口，能看到一些社会问题。医生在美国是个高收入又受人尊敬的职业，所以山姆大叔在收税的时候对我们毫不手软。美国对穷人的福利好，本意是希望给需要帮助的人保障，可是也就因此养了一批懒人。那天有一个患者，拿着穷人保险，却穿着入时，用着iPhone6Plus，比我的手机还好。还有一位前来看病的42岁的单亲母亲，生了7个孩子，最小的才3岁；那边她21岁的女儿又已经是3个孩子的妈妈。我担心再多的税也不够养她们。
做医生是件荣耀的事情，我每天就像只忙碌的小蜜蜂，很累但很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