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昭洋（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朱春奎（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上海市科技创新与公共管理研究中心主任）
一、家庭居住模式转型：“单人户”规模与比重不断攀升
“单人户”正逐渐成为稳定的核心家庭模式。改革开放以来，高速的经济社会发展为个体独立生活提供了物质条件，建构在传统农业社会上的家庭、婚姻以及生育等观念也随之受到剧烈冲击。其中最为显著的表现之一就是家庭结构的转型，以往多代同堂的核心家庭模式正逐步被不断攀升的“单人户”家庭所稀释。根据历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从改革开放后快速进入收缩阶段，由1990年的3.96人降至2020年的2.62人。家庭户均人口规模之所以呈显著收缩趋势，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家庭居住模式的“原子化”，具体表现为“单人户”的规模和比重不断攀升。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在全国4.94多亿家庭户中，“单人户”规模超过1.25亿，占比超25%。“单人户”已逐步成为稳定的核心家庭模式之一，家庭居住模式的转型速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独居群体也从原先专指“空巢老人”扩展至“空巢青年”，由独居所引发的健康安全问题不断涌现。
二、疾病负担转型：生活方式转变造成急症发病普遍化
三、切实发挥“生命连线”作用，更好保障独居群体健康安全
面对家庭居住模式转型和疾病负担转型的双重叠加效应，紧急医疗服务便民热线若要切实发挥“生命连线”作用，就必须主动适应新的社会发展阶段，综合利用各方资源，突破传统服务响应模式中无法脱离“第三人”的局限。
首先，不断加强一线接线员的急救知识储备和应急处置能力。120接线员是“生命热线”实现功能发挥的关键枢纽。社会发展的快速转型也为120接线员的工作提出全新挑战，尤其是“单人户”面临急症情形时的应急处置。在“郑州120延误救治大学生”事件中，120接线员对传统急救模式存在高度的路径依赖，“周围是否有人”“二十多岁的人了，感觉应该没有什么事儿”等表述充分体现了其对呼叫者所处场景的不敏感以及对急症发作时个体生理机能反应的无知。因此，今后在急救热线一线人员的培训中，除了强化对基本业务流程的熟练掌握外，有必要在此基础上赋予一线接线员更为灵活的应急处置权，避免让求生的终极呼救遭遇冰冷的行政化铁墙。
其次，加快探索社区在紧急救助中的积极作用。社区是家庭的空间载体，是居民生活的主要场所。现阶段，我国在社区治理领域取得了一系列进展，社区公共事业建设取得显著进步。然而，社区在急症情形下居民健康安全的保障中还未真正发挥实效。个人居家健康看似是私人事务，但在紧急情况下，个人的居家健康安全就突破了私人的边界，并在一定程度上转化为局部空间的公共事务。社区或物业管理方可在现行规章制度下积极开展健康安全管理建设工作。例如，针对如何处理急症发病，定期举办面向社区居民的应急演练，演练既要包括“第三方”施救的内容，也要包含独居情形下如何开展自救等内容。更为重要的是，不同于120呼救时施救者与呼救者之间的陌生关系，社区紧急救助能够充分发挥社会网络的积极效应，为紧急情形下的快速识别定位提供坚实保障。因此，在今后的紧急医疗服务便民热线建设中，有必要加快设立社区一级的急救保障热线。急症发病时，120接线员一旦获知求救者所处社区的名称（亦可通过手机定位直接获取社区名称），即便求救者无法提供准确的地址信息，也可以快速查找其所在社区的急救保障热线，接通后可通过求救者的联系方式快速获取家户的准确位置。
总之，紧急医疗服务便民热线是人民的“生命热线”，是连接广大群众同政府和医疗服务部门的关键纽带。近期发生的不幸事件，除了从责任归因的角度进行处理和认识之外，还应促使医疗服务机构、卫生主管部门以及社会各界充分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快速转型对紧急医疗服务供给的深刻影响，加快提升紧急医疗服务便民热线的适配性，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与获得感提升研究”（16ZDA081）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