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卫生健康的保障能力是维护城市居民安全感与幸福感的重要支撑。健康的医疗硬件环境是2019年中国城市宜居竞争力构建中的重要内容，需要高度重视。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出席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时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医疗卫生环境建设关乎民生，更与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引领城镇化发展来解决城市可持续发展与城市宜居性问题的中国方案。值得注意的是，如何不断满足居民对城市可持续性和宜居性的诉求正在成为每一座现代城市需要不断面对的挑战。
医疗卫生事业作为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幸福安康，关系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在城市竞争力发展和提升中占据重要的地位，是决定城市整体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方面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体现。健康的医疗硬件环境也是2019年中国城市宜居竞争力中构建的重要分项指标之一。
表1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指数的分项指标体系
编号
分项
代表含义
权重
1.1
每万人拥有医生数
基本医疗条件
0.5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1.2
拥有医生数
2.1
每万人医院床位数
2.2
医院床位数
3
三甲医院数
优质性医疗资源
2
卫计委官网、网络搜索
4
流动人口健康档案覆盖率
包容性医疗覆盖
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
从2019年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指数看，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武汉、成都、太原、重庆、杭州、西安位居前十名（见附表1）。从前十强城市的区域分布看，四个直辖区全部位居其中且排名较为靠前，北京位居首位，其余均为省会城市。除十强外的城市排名中，省会城市也同样领先。可见，直辖市与省会城市在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建设方面优势较为突出。
观察全国各城市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指数分布（见图1）可知，我国各等级城市的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分布较为分散，东部重点城市特别是直辖市、部分省会城市及一线城市的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普遍较强。
图1全国各城市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指数分布
观察附图2的综合指数可知，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领先的城市其多数分项指标竞争力相对发展较为均衡，但仍在个别指标上存在明显短板，发展均衡性较差；而排名较为落后的城市其分项指标多数处于落后位置，综合水平较低制约其医疗硬件环境整体提升的重要原因。
在每万人拥有医生数指标排名（见表2）中，前十位城市分别是双鸭山、舟山、太原、克拉玛依、济南、海口、杭州、北京、乌鲁木齐和昆明，以东部城市居多，人口与规模上多属II型城市与I型城市，在行政等级上以地级市与地级省会城市居多，且其中三、四线城市占主体。
表2每万人拥有医生数排名前十城市统计描述
城市
六区域
城市群
人口规模
行政等级
城市层级
标准化
排名
双鸭山
东北
哈尔滨
II型大城市
地级市
1.000
1
舟山
东南
长三角
0.911
太原
中部
Ⅰ型大城市
地级省会城市
0.774
克拉玛依
西北
--
II型小城市
0.773
济南
环渤海
山东半岛
特大城市
副省级与计划单列市
0.765
5
海口
西南
琼海
0.751
6
杭州
0.642
7
北京
京津唐
超大城市
直辖市
0.634
8
乌鲁木齐
0.629
9
昆明
0.584
10
在拥有医生数指标排名（见表3）中，前十位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重庆、成都、广州、杭州、天津、武汉、济南和石家庄，仍以东部城市为主，在人口规模方面均为超大城市与特大城市，在行政等级方面，直辖市与东部省会城市领先优势明显，且均为一、二线城市，表明其医疗人员资源总量较为充足。
表3拥有医生数排名前十城市统计描述
上海
0.729
重庆
成渝
0.721
成都
0.608
广州
珠三角
0.519
0.421
天津
0.417
武汉
0.382
0.379
石家庄
0.349
一方面，观察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与拥有医生数分项指标的散点图（见图2）可知，随着医疗资源总量的增加，其人均水平经历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曲线变化趋势，表明各城市在提高医疗卫生资源总量水平的基础上应多注重提高人均医疗卫生资源的保障能力，合理控制城市人口规模，避免人口过度聚集对城市医疗卫生资源形成压力。
另一方面，具体从散点图在四个分区的分布情况可知，第一，落入左上方分区的城市主要为部分地级市，这些城市尽管在拥有医生数方面水平较低，但由于其人口规模较小，流动人口较少，加之其医疗硬件环境基础较好，所以在人均医疗卫生资源方面压力较小，其中双鸭山虽为四线城市，但其人均医疗卫生资源水平尤其突出；第二，落入左下方分区的城市主要为包括铜川等在内的四线城市，这些城市线级较低，医疗卫生硬件环境建设较为落后，因此尽管人口规模较低且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较小，但仍然由于在拥有医生数方面水平过低而导致人均水平不足；第三，落入右上方分区的一线城市仅有北京，尽管其在人口规模和吸引流动人口方面存在较大压力，但由于集中了较多的医疗卫生资源，医疗硬件环境建设良好，因此在医疗卫生资源总量与人均水平方面均位居前列。第四，落入右下方区域的城市为包含上海、广州、重庆和成都在内的一线城市、直辖市与省会城市，尽管这些城市医疗卫生硬件资源总量较大，但由于其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较强，人口规模较大，因此导致在人均拥有医生数方面水平不足。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如丽水、攀枝花等部分低线城市尽管其拥有医生数总量较少，但人均水平与一线城市或直辖市不相上下，尤其是双鸭山在人均拥有医生数方面远远领先于一线城市北京，而深圳则在拥有医生数的总量与人均指标两方面均水平较低，因此位于左下方分区。这进一步表明在城市发展和医疗卫生硬件环境构建的过程中，要注意保持总量与人均水平的协调性与同步性。
图2每万人拥有医生数与拥有医生数散点图
在每万人床位数指标排名（见表4）中，前十位城市分别是长沙、太原、郑州、攀枝花、昆明、西宁、成都、鹤岗、乌鲁木齐和雅安，区域分布方面主要以中西部城市居多，人口规模方面主要以Ⅰ型和Ⅱ型大城市为主，行政等级上中、西部省会城市优势明显，且均为非一线城市。
表4每万人床位数排名前十城市统计描述
长沙
长株潭
0.991
郑州
中原城市群
0.977
攀枝花
-
Ⅱ型大城市
0.927
0.913
西宁
兰州
0.891
0.873
鹤岗
0.870
0.869
雅安
0.864
在医院床位数指标排名（见表5）中，前十位城市分别是重庆、上海、成都、北京、郑州、广州、武汉、哈尔滨、长沙和杭州，区域分布方面主要以东部与中部城市为主，人口规模方面均为超大与特大城市，行政等级方面以省会城市与直辖市为主，且一、二线城市较多，排名较为领先。
表5医院床位数排名前十城市统计描述
标准化得分
0.712
0.681
0.617
0.451
0.450
0.440
0.396
0.360
0.358
一方面，观察每万人医院床位数与医院床位数对数散点图（见图3）可知，随着医院床位数总量的增加，其人均水平经历先下降后上升的正“U”形变化趋势，同样表明各城市在注重提高医疗卫生硬件资源总量的基础上应适当控制人口规模，避免人口过度集聚对人均医疗卫生资源形成压力，进一步达到医疗硬件资源使用的最优效果。
另一方面，具体从散点图在四个分区的分布情况可知，第一，落入左上方分区的城市主要为诸如攀枝花、金昌等四线城市，这些城市尽管在医院床位数方面水平较低，但由于其人口规模较小且医疗硬件条件较好，所以在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这一医疗卫生资源方面压力较小；第二，落入左下方分区的城市主要为包括陇南、中卫等城市在内的多数中西部四线城市，这些城市地理位置较为偏远，人口规模较小，在医院床位数等医疗卫生硬件环境建设方面相对滞后，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较小，因此在拥有医生数方面总量水平较低且人均水平不足；第三，落入右上方分区的城市既包括北京、上海、广州一线城市又包括十堰等部分四线城市。这些一线城市医疗硬件环境建设良好，医院床位数总量较大，但由于城市人口规模较大，对流动人口吸引力较强，因此在人均医院床位数水平方面仍然存在此分区的部分四线城市。第四，落入右下方区域的城市主要为包含南阳、衡水在内的四线城市，这类城市尽管医院床位数总量较大，但由于其人口基数较大，因此导致在人均医院床位数方面压力较大。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部分低线城市，如黄山、三门峡等，尽管其拥有医院床位数总量较少，但人均水平与一线城市不相上下，尤其是包括攀枝花、鹤岗、雅安在内的大量四线城市在人均拥有医院床位数方面明显领先于一线城市广州，而深圳则在拥有医院床位数的总量方面较高但人均指标水平较低，因此位于右下方分区。这进一步表明在大城市发展和完善医院床位数等资源总量的同时要注意人均水平的同步提升与匹配。
图3每万人医院床位数与医院床位数对数散点图
总体而言，通过观察图2和图3可以发现，部分低线城市不但总量指标落后，而且人均指标同样落后，同时，部分中小城市的总量指标落后但人均指标较为领先，而相当数量的规模领先城市尤其是深圳，出现了总量充足但人均不足的问题，仅有极个别城市总量与人均指标均较为领先。这一发现在一定程度上暴露出大城市人口过度聚集带来的医疗卫生设施相对不足问题已成为当前我国城市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今后应在补齐人均资源短板、提升城市整体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方面多下功夫。
在三甲医院数指标排名（见表6）中，前十位城市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武汉、深圳、西安、杭州、太原和南昌，东部地区仍然居多，在人口规模方面超大城市占主体，行政等级方面直辖市与省会城市依然优势突出，且前十城市均是一、二线城市。
表6三甲医院数排名前十城市统计描述
0.829
0.800
0.571
0.486
深圳
西安
关中
0.457
0.371
南昌
环鄱阳湖
在流动人口健康档案覆盖率指标排名（见表7）中，前十位城市分别是宿州、枣庄、荆门、淮北、韶关、湛江、张掖、伊春、双鸭山和邢台，在区域分布上以东部与中部城市居多，人口规模方面以Ⅱ型大城市为主，行政等级方面均为地级市，且均为三、四线城市。
表7流动人口档案覆盖率排名前十城市统计描述
宿州
徐州
枣庄
荆门
淮北
0.976
韶关
0.964
湛江
0.941
张掖
伊春
0.894
0.880
邢台
0.876
一方面，观察流动人口健康档案覆盖率与迁出人口比例散点图（见图4）可知，二者呈现较为明显的正向关系，表明对流动人口的医疗卫生服务与管理方面工作较为到位的城市，对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较强，其接收从武汉迁出的人口比例也较大。因此，此类城市面临的疫情防控压力较大、形势较为严峻。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四个一线城市虽人口规模大，且流动人口数量较多，但在流动人口的公共卫生管控方面还存在较为明显的短板，因此虽然接收从武汉迁出的人口比例较低，但疫情防控形势仍然不容乐观。可见，对流动人口有效管理不足是领先城市面临的又一重要挑战。
图4迁出人口比例与流动人口健康档案覆盖率散点图
将286个城市划分为六大区域（见图5），按照六区域城市医疗硬件环境指标均值排序，从高至低依次为：环渤海、东北、东南、中部、西北和西南。呈现东中西总体趋势，但又与经济发展略有背离，经济发达的东南屈居相对落后的环渤海和东北，西南经济比较活跃但医疗环境却在最后。总体差距不大，可以分成四级：最大环渤海接近0.25，东北东南在0.19上下，中部西北在0.16-0.17之间，西南地区在0.15。
图5六区域划分的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指数均值对比
观察各线城市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指数可知（见表8），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指数随城市等级的提升呈正向变化。具体表现为一线城市由于其经济、政治、人口在我国城市社会中的重要地位与雄厚的城市基础实力，因此，表现出较强的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其余城市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随等级下降而依次降低，四线城市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最低，医疗硬件环境建设亟待提升。可见，三四线城市与一二线城市在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方面差距较大，亟待弥合。
表8各线城市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指数描述
地区
城市数量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变异系数
一线城市
0.722
0.232
0.455
0.322
二线城市
30
0.142
0.132
0.693
0.372
三线城市
69
0.192
0.079
0.008
0.443
0.414
四线城市
183
0.131
0.062
0.000
0.370
0.473
观察各城市群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指数均值可知（见图6），东部城市群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整体领先，京津唐城市群位列首位，西部区域银川城市群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均值较低且与其他城市群差距较为明显。
图6各城市群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指数均值对比
从分项指标情况看（见图7），东部城市群在各分项指标上总体表现较好，特别是京津唐城市群不仅在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总体水平较为领先，且各分项指标发展相对较为均衡。西部城市群医疗硬件环境总体发展较为落后且均衡性较差。
图7各城市群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分项指标对比
观察武汉市人口的向外流动迁移情况（见图8）可知存在明显的距离效应和层级效应即距离近和城市层级高的是主要迁出地。从2020年1月10日至2月11日，首先，人口迁移多数发生在省内，迁出人口占比最高的前10位城市均为湖北省内城市，其中孝感、黄冈和荆州排在前三。其次，向河南、重庆、湖南等与湖北省相邻的省市迁出人口占比也较多。最后，向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大一线城市迁出人口占比也较多，占比均在前30位城市之内。
图8湖北武汉人口迁出目的地城市分布地图
另一方面，具体从散点图在四个分区的分布情况可知，首先，左上方分区与右下方分区均无落入城市，这表明从武汉迁出到各城市的人口比例与被迁入城市的确诊病例数呈现较强的正向关系，无特例城市出现。其次，落入左下方分区的城市既有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全部一线城市，又有包含信阳等在内的部分四线城市。随着从武汉迁出人口到这些城市的比例不断增加，确诊病例数不断增高，尤其是湖北省内城市，由于地理位置距离武汉较近，接收从武汉迁出的人口比例较高，因此确诊病例数同样较高。最后，落入右上方分区的城市为湖北孝感与黄冈，其同样是由于受地理因素影响，导致其确诊病例数较高。
图9迁出人口比例与确诊病例数的散点图
图10治愈-确诊病例比值与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散点图
首先，在左侧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水平较低的第一阶段区间，一些城市虽然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水平较弱，但治愈率水平却相对较高，反映出这些城市的服务能力和应急反应能力可能较强，这些城市包括：亳州、徐州、驻马店、温州等。另一些城市则呈现出治愈率水平较低且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水平较弱的现象，说明出医疗硬件条件外，这些城市的医疗服务能力与应急反应能力可能均水平较低。这些城市主要包括鄂州、宜昌、襄阳、荆州等湖北省内城市及东莞等。
其次，在中间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水平居中的第二阶段区间。一些城市的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水平相对居中，但治愈率水平却较高，反映出这些城市的医疗服务能力和应急反应能力可能较强，这些城市主要包括：宁波、福州、杭州、南昌、西安、郑州和合肥等。另一些城市虽然具有类似的医疗硬件环境水平，但治愈率却较低，说明这些城市的服务能力和应急反应能力可能相对较低。这些城市主要包括佛山、成都、南京、哈尔滨等
再次，在右侧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水平较高的第三阶段区间。一些城市的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相对较好，同时治愈率水平也较高，反映出这些城市的医疗服务能力和应急反应能力也较强，这些城市主要包括：上海、广州和天津等。但相对而言，北京市的医疗硬件环境相对很好，但治愈率却并不高，一定程度上反映其在医疗服务能力与应急反应能力方面仍待提升；而武汉市虽然医疗硬件环境也相对较高，但是治愈率却较低，反映出其医疗服务能力和应急反应能力相对较弱。
2019年全国286个地级以上城市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指数均值为0.180，变异系数为0.714，中位数为0.155，表明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总体水平偏低（见表9）。从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指数分布直方图看（见图11）总体存在一定右偏，从核密度分布图看我国仍有半数以上城市的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指数在均值水平以下，其主要原因是由于我国在卫生方面的投资存在不足现象，正如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黄奇帆（2020）所指出的，1978年全国医院数量为9293个，2018年为33009个，增长了3.55倍。在这四十年GDP增长240倍的背景下，卫生方面的投资稍显不足，2018年中国卫生领域政府财政支出1.6万亿元，占GDP比重不到1.7%。全国2000多个县、400个地市州大都存在着各级医院等医疗体系不健全，人数也不到位的现象。到2018年末，我国卫生人员总数有1230万人，按照美国1900万卫生人员总数来看，我们国家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这也表明我国各城市的整体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水平仍有待提升。
表9各城市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指数总体统计描述
年份
样本数
均值
中位数
2019
286
0.180
0.155
0.129
0.714
图11各城市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指数分布直方图与核密度图
根据各区域均值的差异来考察区域间医疗卫生硬件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可以发现，按照四区域划分的结果显示（见表10），东部区域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均值最高，西部区域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均值最小，二者相差近一倍，表明东部与中、西部医疗卫生资源存在明显差别。按照六区域划分的结果显示（见表11），环渤海区域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均值最高，西南区域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均值最小，二者相差也将近一倍，表明环渤海区域与西北、西南区域差异较大。反映出我国的城市医疗卫生资源在区域间存在较为明显的分布不均等问题。
表10按四区域划分的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指数统计描述
东部
86
0.211
0.162
0.010
1.00
0.768
34
0.101
0.063
0.526
80
0.169
0.105
0.039
0.609
0.620
西部
0.156
0.117
0.600
0.745
根据各区域变异系数的差异来考察区域内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可以发现，不论按四区域还是六区域划分（见表10和表11），各区域内部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变异系数均在0.5以上，表明各区域内城市间医疗硬件环境建设差异较大，反映出我国各区域内城市间的医疗卫生资源也存在较为明显的分布不均问题。
表11按六区域划分的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指数统计描述
29
0.248
0.189
0.033
0.764
55
0.191
0.146
0.797
0.763
0.104
0.616
39
0.167
0.102
0.037
0.495
0.606
49
0.150
0.127
0.846
不同行政级别城市之间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差异较大。观察不同行政级别城市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指数均值可知（见表12），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其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指数均值越高，且不同城市之间均值差异较大，表明医疗卫生资源过多地集中在直辖市，而行政级别较低的城市特别是地级市的资源则相对不足，这种行政级别间的资源分配不均导致了不同行政级别城市之间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差异较大的问题，也进一步导致了行政级别较低城市频繁进出高级别城市来以获取优质医疗卫生资源的现象，从而加剧了高级别城市人均医疗卫生资源相对不足的问题并使流动人口公共卫生防控的风险不断增加。
表12不同行政级别城市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指数统计描述
行政级别
0.761
0.187
0.555
0.246
15
0.447
0.116
0.219
0.260
16
0.369
0.083
0.262
0.579
0.226
251
0.143
0.323
各城市群之间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差异较大。观察各城市群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指数均值可知（见图12），东部区域城市群其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指数均值较高，京津唐城市群位列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首位，其均值甚至接近南宁城市群均值的两倍。医疗卫生资源过多地集中在东部区域，且与中部和西部的城市群之间在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方面差距较为明显，而中、西部城市群医疗硬件资源则相对不足。
图12各城市群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对比图
另外，观察由变异系数反映的不同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见图13）可知，各城市群内部城市之间分化较为明显，25个城市群中有18个的变异系数在0.5以上，表明城市间的医疗硬件环境差距问题仍较为突出且亟待弥合。
图13各城市群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内部差异对比图
观察各分项指标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指数均值与变异系数的对比情况（见图14）可知，三甲医院数均值在分项指标均值中排名末位且变异系数排名首位，表明我国各城市优质医疗资源普遍较为匮乏，水平较低，且城市间优质资源差异较大，存在相当明显的短板和分布不均现象。
图14各分项指标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指数均值与变异系数对比图
进一步根据各区域三甲医院数均值的差异来考察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分布不均的问题，按照六区域划分的结果显示（见表13），环渤海区域三甲医院数均值最高，西北区域三甲医院数均值最低，表明环渤海区域与西南、西北区域差异较大。反映出我国各城市的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在区域间呈现出更为明显的分布不均等问题。根据各区域三甲医院数变异系数的差异来考察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区域分布不均的问题，可以发现（表13），各区域内部三甲医院数变异系数均在1以上，表明各区域内城市间优质医疗资源的差异情况比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更为严重，反映出各区域内城市间的优质医疗卫生资源也存在更为明显的分布不均问题。
表13按六区域划分的三甲医院数统计描述
区域
三甲医院数均值
三甲医院数变异系数
1.720
0.107
1.437
1.084
1.334
0.058
1.393
0.051
1.747
不同行政级别城市之间优质医疗卫生资源的差异更为明显。观察不同行政级别城市三甲医院数均值可知（见表14），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其三甲医院数均值越高，且不同级别间的均值差异与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相比更为明显，表明资源较多集中在直辖市等行政级别较高城市，优质卫生资源在不同行政级别之间存在更为明显的分布不均等问题。
表14按行政级别划分的三甲医院数统计描述
0.736
0.400
0.331
0.373
0.227
0.408
0.043
0.929
东部与西部城市群的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差异更为明显。观察不同区域的城市群三甲医院数均值可知（见图15），东部区域的城市群其三甲医院数均值较高，京津唐城市群位列优质资源首位，且与西部区域的部分城市群均值差异比医疗硬件环境竞争力更为明显，表明优质卫生资源更为集中地配置于东部区域城市群，不同区域城市群之间存在更为突出的分布不均问题。
图15各城市群三甲医院数均值对比图
此外，观察由变异系数反映的不同城市群内部城市间的优质卫生资源（见图16）可知，各城市群其内部城市之间优质资源分化更为明显，25个城市群的三甲医院数变异系数均在0.5以上，其中，中西部城市群内部分化现象尤为严重，表明城市间的优质医疗卫生资源差距问题更为突出且亟待弥合。
图16各城市群三甲医院数变异系数对比图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健康医疗领域的广泛应用，在各地医疗资源相对紧张的背景下，各级政府应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对疫情防控做出的“以疫情防控为切入点，健全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与重大疫情救治体系”的重要指示，一方面，充分利用互联网和大数据等整合全国乃至全球资源开展远程医疗新模式，积极开展远程会诊、远程探视、移动查房、远程接诊等方案减少医护人员的近距离暴露，做到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另一方面，以疫情为起抓点，各地应进一步集成医学大数据资源、构建临床决策、疾病诊断、药物研发等支持系统，拓展公共卫生监测评估、传染病疫情预警等应用。通过医疗卫生设施服务的网络化、数字化和智慧化，拓展以城市群为基本单位的医疗资源共享模式，有效降低由于人口过度集聚于少数大型城市所带来的公共卫生安全风险。此外，还应制定完善法律法规和标准，建立健康档案等基础性数据库，规范居民健康信息服务管理，严格健康医疗大数据应用准入，建设实名认证等控制系统，保护个人隐私和信息安全，使医疗网络化、数字化与信息化对优化资源配置、创新医疗服务的内容与形式产生了积极影响，并为深化医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供重要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