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克伟，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日本江户兰学、近代中日欧语言文化交流史研究。
引言：道不尽的《解体新书》
1774年，日本江户中期的日本知识分子据德国学者鸠庐模斯（JohannAdamKulmus,1689—1745）作品《解剖学图谱》（AnatomischeTabellen,1722）的荷兰语译本（OntleedkundigeTafelen,1734）翻译并出版了一部名为《解体新书》的解剖学著作。该作品一经问世便迅速传播开来，进而开启了一场名为“兰学”的西学运动。关于这部汉文译作（旁注训点符号），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中国，乃至欧美学界都有颇多论述，且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以至于研究者不禁有“业已道尽”之叹[2]。
《解体新书》书影
一、作为“高位语言”的汉文
我们知道，在近代以前的东亚世界，特别是日本，中国文化有着相当广泛且深远的影响力，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从文化上看，日本是中华文明的女儿”（Culturally,JapanisadaughterofChinesecivilization.）[8]；或“不言而喻，日本曾属于汉文化圈”（ItisatruismtoobservethatJapanwasintheChineseculturalorbit.），包括书写语言。[9]从这一角度来看，用共通语的概念进行解释，确能在一定程度上理解汉文在当时东亚的历史地位。
所谓“共通语”（Linguafranca），学界用以指称全世界或某一地区拥有较大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力的语言（Webster’sDictionary,2003&OED,2ndEdition,Version4.0）。当今世界的通用语自然非英语莫属；而历史上，希腊语、拉丁语、法语等在欧洲都曾发挥类似的作用。而在东方世界，受中华文明的影响，形成了汉字文化圈。当然，与欧洲不同的是，欧洲的共通语主要是指口语，而语言差异较大的中国、日本、朝鲜、越南等国家之间的历史交流，主要借助的是书面共通语，即汉文。在《解体新书》付梓前，作为主力译者之一的杉田玄白（1733—1817）在致友人的书信中就曾明确言道：“其属亚齐亚之日本、汉土、朝鲜、琉球等，言语虽别，书则同文，汉文作书，诸国可通。”[10]故对于汉文作为共通语，杉田玄白有明确的认知，且流露出译书传入中国知识分子视野的期许：“若此书幸传于汉土，唐音自有其用矣。若日本人读之，假名可也。”[11]故翻译成汉文，确有译者希冀其作品传入中国的期许。
但是，主观愿望与目的的实现需要现实条件。对此，其弟子则如是言：“译者，兰学者之真诀也。所谓译，取换彼言为此语，彼言所说之文能通于此方之人，使其事可速供我用也。......又有书汉文之才学，则应直译为汉文也。......又若有文才之人，直译为汉文，弘传于异朝，尤喜人之事也。凡为此学，解此等之理而从事斯业也。”[12]也就是说，他认为如果译者有书写汉文的才能，则应采用汉文予以翻译。
至于译者的汉文才能问题，或可通过双层语言现象予以释明。很早就有学者指出，一些“言语共同体”（speechcom-munities）存在同一语言的两种变种（或更多），供说话者在不同的情况下使用；并根据功能（function）、权威（prestige）、经典（literaryheritage）、习得（acquisition）、规范（standardization）、稳定性（stability）、语法（grammar）、词汇（lexicon）、语音（phonology）等要素，分为“高位变种”H（highvariety）与“低位变种”L（lowvariety）两个层级，即“双层语言”（Diglossia）。[13]后来，研究者对此做了进一步延伸，将同一社会中存在分工不同的两种语言（或更多）现象亦称为“双层语言”。[14]在双层语言社会中，“高位语言”与“低位语言”分别承担不同的社会功能：前者作为正式的语言，用于宗教、学术、媒体、行政等场合，向公众传达意见，通常这种语言的获得是通过制度化的教育实现的；后者通常用于口语中，用于个人或私下交际，通常是作为母语习得的。基于以上这些标准，汉文在汉字文化圈的各国，无疑长期扮演着双层语言中的“高位语言”角色。[15]
江户幕府将军出行
就《解体新书》问世的江户时代而言，幕府确立朱子学作为官学的地位。“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的阅读及相应的汉文训练，自然成了每一个受教育者必须接受的基本功课，汉文因此成为日本知识人的基本素养[16]。所以，经过训练而掌握的汉文有其权威性，是知识分子之间的学术语言；与之相对，自然习得并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日语则为“低位语言”。兰学勃兴之前，译者杉田玄白等学者亦不例外，在接受以中医为核心的汉方医学教育之际，培养了一定的汉文阅读与书写能力，所以用汉文译出确有其现实条件。尽管玄白声称“不娴文辞”，但通读全书，无论是译文，还是具有导言性质的“凡例”[17]，确以汉文完成。
其次，《兰新译地球全图》（1796）、《气海观澜广义》（1851—1856）等8作品中的主体纲要部分亦以汉文书写（类别II），具体解说部分则使用汉文的衍生文体（详见下节）。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所调查的资料群中，如其载序跋等推荐、介绍、论说、导读性质的内容，绝大多数均采用汉文书写（计63种）。[18]
综上所述，汉文在兰学译介过程中确有其权威性与实际运用。
二、汉文训读与汉字词
不过，包括兰学者在内，并非所有的日本学者（特别是一般读者）都可以自如地书写或阅读汉文作品。虽借用了汉字表记，但日语与汉语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且属于不同的语系，不但语序不同，日语动词、形容词等词语存在汉语不具有的形态变化。为解决这一问题，日本学者通过长期探索，逐渐发展出一套在原文上标注语序和读法的汉文训点符号，将汉文直接转换成日文的阅读方法。[19]所以包括《解体新书》在内的诸多汉文兰学作品，其出版之际，文中均标有这种训点符号。通过这种将汉文程序性地直接转译为日语的方法，衍生出一种名为“汉文训读体”的特殊文体（类别III）。
故在前述《兰新译地球全图》等纲要部分以汉文书写的8部作品中，其解释说明部分即采用了这一文体。如此一来，既彰显并确保了作品的学术权威性，又满足了众多不能直接或有效阅读汉文的读者之需求。此外，有近一半的兰学出版物，如《兰学阶梯》（1788）等38种在正文部分使用了该文体。
之所以如此广泛地使用汉文训读体，应与译者将汉文训读的方法运用于解读并翻译荷兰语文献有极大关系。
作为《解体新书》主力译者的前野良泽（1723—1803）在《和兰译筌·末编附录》（1785）中记录了名为“兰化亭译文式”的翻译方法：
凡为翻译者，宜先用线字，誊写原文（若有其以Hoofd[首字母大写]体者时，不可略书之。又如句读、点画，必不可失误）。其次，每言下记译字。……再次，应附甲乙等小字铃，指点语路。于末录切意。[20]
像汉文训读一样，先誊写原文，且需要注意大小写、断句以及关联；进而在各单词下标注译词，在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标记以特殊符号，再标明语序；最后“切意”，即翻译。所谓“兰化亭译文式”（良泽号“兰化”），其实质就是将汉文训读的方法用于荷兰文典籍的翻译中。这种方法在他和玄白的得意门生大槻玄泽（1757—1827）那里得到传承。
大槻玄泽（おおつきげんたく）
也就是说，当时的译者，特别是身在江户的兰学家，由于缺乏系统的荷兰语学习经验，只得将熟悉的汉文训读法迁移到荷兰语书籍的阅读与翻译中。显然，译者是有意识地利用汉文训读所积累的经验。其实，在当时的译者群体中，对汉文训读作为一种翻译，已有明确的认知。玄泽曾言：“中古以降，汉学之入于我，其文字则以国语读书，号曰‘和训’。物子曰：‘取诸训诂之义，其实则译也。而人不知其为译矣。和训与译无差别。’”[22]物子，即著名儒学家荻生徂徕（1666—1728），在《译文筌蹄·题言十则》（1715）中，曾明确将“和训”（即汉文训读）视为一种翻译[23]，只是人们没有意识到而已。正因为有了这种认识，兰学翻译者才有意识地从汉文训读这一翻译实践中汲取经验。
除了以汉文训读体呈现的兰学著述外，亦有《窝兰麻知加训译》等3部“未译作品”（类别IV），仅于荷兰语原文上施以训点符号，编著者或试图以训读的方法向读者阐释荷兰语文法（“窝兰麻知加”“俄兰磨智科”即语法，音译自荷兰语“grammatica”）问题。
概而言之，汉文是理想状态，但是汉文毕竟不是其母语，故大多数作品是用汉文训读体完成的。如《兰畹摘芳》（初编，三卷），虽然出版之际是以汉文呈现的，但目前所存世的大量稿本确为汉文训读体，无论这些稿本是出版物的底本，还是译者讲学抑或读者阅读所使用的转写，都反映了兰学展开之际汉文的权威性以及汉文训读文的实用性。
抑西书理义最精详，章句颇丁宁反复，而余固浅劣，不娴文辞，将此翻为汉文，或误其义。故今以国语缀之，务易了解。……此书者，原应余门入学之子弟欲省誊写之劳之请，非供大方诸家之瞩。故行文唯欲达其意而已，聊不顾其巧拙，览者察之焉。[25]
“不娴文辞”或为谦虚之言，但是译成汉文而致使“误其义”确也流露出译者对汉文水平的不自信。然而较之于文辞，译者认为正确传达知识更为重要。不仅如此，该书系面向弟子的作品，应以达意为主，故“缀以国语”。当然，这里“国语”的含义与今天不尽相同，而是汉文训读体，但较之于汉文体，无疑更接近当时的日文。
在笔者网罗的出版物中，《新订万国全图》（1810）为图册，虽有汉文“凡例”，正文为地图，其文体自然无从谈起。其余有《红毛杂话》（1787）等14部作品采用了日文——与今人印象中的日文（以汉字与片假名为书写表记，词汇和语法较为接近口语）更为接近，但也存在诸多差异。与此前的两类作品相比，这些作品如其名用语“杂话”“杂记”“夜话”“新话”“略说”“旅谭”“闻见录”“纪略”“问答”“辨惑”“事始”所示，为口语或书信问答、讨论，以及旅行见闻的记录汇编，所论亦多为基础知识，学理性相对较弱。不可否认这些作品以其通俗性在兰学知识传播过程中的作用，但对当时的学者而言，无疑是等而下之的。
汉文与汉文训读的普遍使用，使得兰学作品中具体概念术语的翻译，亦较青睐汉字词汇。不难理解，在纯汉文作品中，为了行文的统一，从音译词到意译词自然要采用汉字表记。在这些词汇中，一部分为新创，但大多来自此前既有的汉学典籍。正如引言部分所指出的那样，此前已有颇多关于具体译词的讨论，这里便不再重复，仅以玄白在序图卷“凡例”中明确交代的译词法予以简要说明。
译有三等：一曰翻译，二曰义译，三曰直译。如，和兰呼曰“偭验题”（beendren）者即骨也，则曰“骨”，翻译是也。又如，呼曰加“蜡假偭”（kraakbeen）者，谓骨而软者也；“加蜡假”（kraak）者，谓如鼠啮器音然也，盖取义于脆软；“偭”（been）者“偭验题”（beendren）之略语也，则译曰“软骨”，义译是也。又如，呼曰“机里尔”（klier，今译“腺”）者，无语可当，无义可解，则译曰“机里尔”，直译是也。余之译例皆如是也，读者思诸。
斯书所直译文字，皆取汉人所译西洋诸国地名。而合诸和兰万国地图相参勘，集以译之，傍书倭训，以便读者也，一不用臆见也。[26]
也正因为这种特殊的历史语言状况，使得日语即便在经历明治时期的“言文一致”运动的大变革后，其书面表达仍然与汉文（语）有着密切的关联。[30]虽然汉文在今天的日本业已丧失其“高位语言”的地位，但汉字及汉字词汇早已融入日语中。仅就此而言，汉字（语）之于日语不仅仅只是“不可避的他者”[31]，业已成为日语表达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三：作为参照系的汉学：以《解体新书》为例
兰学翻译对汉学典籍的参考并不限概念术语方面，还较多涉及具体知识。全面考察自然非笔者此时之所能及，但对《解体新书》这一具开创意义的兰学名著展开探究或可于现阶段窥全豹之一斑。
关于《解体新书》中的汉学知识参考问题，已有杉本孜[つとむ]的实证性研究，并查明其中国知识的参考使用主要是围绕着集中国科学精髓于一编的《物理小识》展开的。为了更加直观地把握所参考的具体内容及相互关系，特制简表。[32]
《解体新书》参引《物理小识》内容对照表
此外，笔者还发现玄白参考了一部稍早几年刊行的产科著作《子玄子产论》。子玄子，即当时的产科名医贺川玄悦（1700—1777，字子玄），其著《产论》（1765）虽非中国典籍，但作为日本古方医学，较之荷兰文所记述的西学，在学统上与中医关系更近，且用汉文写成，不应完全置之不理。在“妊娠篇第二十七”中，玄白如是论道：
翼尝读《子玄子产论》，曰：“大抵五月之后，腹中胎大如瓜，必背面而倒首，其顶当横骨上际而居焉。其胞衣，则盖于胎之尻上，而当母鸠尾之下。至临月，按之可得别其体貌而尽矣。”与古来论胎孕之状者异也。余疑之，理岂然乎因是取和兰解体诸本读之，未见说胎居之状者。按其图或正或横，或倒而不一也。盖和兰之俗，不可据实则不说不图。如花谱及草木状，画莲房不画其花叶，其国不产莲，故不书其所未见者也。其禽兽虫鱼之类，视干腊者，则图干腊之状。其质如斯也。以是知人人解割之时，写其真形，而不用臆，故其图不一。顷者视译官楢林氏所藏谙厄利亚国产科书，其言虽不解，阅其图。则从受胎，至临产，无不倒居者。其否者，则皆难产之状也。是和兰之人以未穷其理，故不为其说也。若夫谙厄利亚之人，则已穷其理，故制之图详悉如斯。子玄子说，暗与之合焉。因此视之，则余先疑者可谓误矣。今作此说者，以称子玄子之有功斯道也。学者无以所其不见，而生疑云尔。[33]
透过这段略显冗长的论述，我们不难把握其前后的态度变化：起初对《子玄子产论》关于正常胎位“五月之后......必背面而倒首”的论述[34]，玄白是持怀疑态度的；而荷兰典籍未有论述，其图又“或正或横，或倒而不一也”，不能得解；直到后来从英国（谙厄利亚）产科图那里得到印证[35]，感服不已。需要说明的是，此论系玄悦多年临床经验所得，是对当时所见中国乃至西方胎位错误认识的批判修正[36]；而对于荷兰书籍不见其说，玄白则以“和兰之俗，不可据实则不说不图”“以未穷其理，故不为其说也”进行辩解，或显得比较单薄，却凸显了通过“据实”而“穷理”的重要性。
但不应忽视的是，玄白在译文中多次提及“汉说”。以“解体大意篇第一”为例，在简要论述解剖书的性质、内容以及需解剖人体、禽兽等后，便开始论述解剖方法：
其解体之法，有六矣：
其一，在审骨节；其二，在审机里尔之所在〈汉人所未说者，大小不一，所在有之〉；
其三，在审神经〈汉人所未说者，视听言动〉；
其四，在审脉道所循，及脉之所见〈与汉人所说异也〉；
其五，在审脏之形状及所主；
其六，在审诸筋所集会〈与汉人所说异也〉。[37]
在以上所列的六项解剖方法中，除一、五外，其余四项均可见译者的说明，分别指出：中国学者未曾触及其二“机里尔”、其三“神经”，而其四“脉”、其六“筋”中西所论不同。从中不难看出，在其理解消化并翻译传播西方知识之际，特别注意“汉人所（或未）说”。也就是说，译者身后有一个作为参考系的中国学问。
至于“汉人未说”或“与汉人所说异也”的说法并不确切。“机里尔”（klier），今译“腺”，中医确不曾论及，先是玄白等人的消化译介，最后由一度为其养子的另一位兰学者宇田川玄真（1769—1834）译定。[38]筋络的交错集聚与中医并不完全一致，但通常被视作玄白创译的“神经”（zenuw）实际上是继承了葡萄牙语“nervo”——即所谓南蛮医术用语；汉方“筋·髓筋”或音译作“世奴”，进而受到汉语“神液经络”或“元神经脉”的启发，改译而成。[39]“动脉”“静脉”等问题，在具体的医理上存在异同；但就翻译而言，正如玄白自己在卷一“格致篇第三”所交代的那样，“私刺古亚题尔（slag-ader）〈此翻动脉，汉人所说动脉是也〉”“何儿亚题尔（hol-ader）〈此翻血脉，汉人所说青脉是也〉”[40]，并不完全是字面翻译（后者按字面翻译当作“洞脉”“空脉”等）。虽有差异，却也不能因此否认中西学说之间的相通处；正是因为有相通处，才使得理解、翻译并进而阐释成为可能。
不过客观地说，玄白的取舍判定并非那么客观公正。在“凡例”部分，他对汉学进行了强烈的批判：
盖和兰之国，精乎技术，知巧之所及，无不致者矣。而速有德乎四海者，医为最焉。唯以其言语侏离、文字曲钉、作用异常，虽有善书良法，天下靡得而称焉。我家世传而业厥疡医也，复藏其邦书矣。余继箕裘，自童艸习惯其事，因得窥其书也。然素罕觏之书，至乎其艰奥难解者，竟无由质访焉。望望焉似瞽师之索相者矣。于是乎幡然别取汉土古今之医籍而读之，回复钻味兹年矣。寻究其疗方论说，则穿凿附会，牵强踈卤。欲晰之弥暗，欲匡之弥谬，无可一以寓诸庸焉。芒芒乎若邯郸之学步者矣。盖兰书之所难解者，不过十之七；而汉说之所可采者，则不过十之一耳。遂又专精乎家学，而不问厥它也。......乃旁求获一二知巳焉。于是乎稍稍取其方书，优柔厌饫，相诹相咨，玩愒居诸之际，正得以冰释理顺焉。而后尝试诸事之与物，则左右取之能逢其原，章章乎明如观火矣。因取解体之书，依其成说，解割而视，则无一所失焉。脏府窍关、骨髓脉络，始得识其位置整列焉。岂不媮快乎!以是观汉说，则其前者近于是而后者不远于非也。唯《灵枢》中有“解剖而视”之语，则汉人古必有其法焉。后人不得其传，徒信糟粕为无稽之言，数千年来竟不识真面目，岂不哀哉!……[42]
这是玄白的一段现身说法，诉说寻求“疗方论说”的曲折历程：先是受阻于荷兰语文字而转求中国知识，然中国知识多牵强附会，实在难以匡正，几陷于“邯郸学步”之境地；虽有“解剖而视”之正说，但去古已远，后世学者不得其传，尽被无稽之谈的糟粕所迷惑。也正因为有感于“盖兰书之所难解者，不过十之七，而汉说之所可采者，则不过十之一耳”，才再次翻出家中所藏兰书，与志同道合者结成译社，并亲事解剖实验，终于得以拨云见日。中国学问值得留存者不过十分之一的批判，不可谓不激烈。
不过意味深长的是，就是在如此强烈批判中国学问之际，玄白还是援引《黄帝内经·灵枢经》关于解剖的论述。这并不是说“解剖而视”为其所谓可足采信的十分之一，而更多的是一种以古驳今，更确切地说是以中医权威论证自己所事解剖探究及其兰学的合理性。他的这番苦心通过稍后的这段文字表达得更加明确：
凡读斯书者，宜改面目也。汉士古今之医家，说藏府骨节者，不为不多焉。而其古者间有窥一斑者焉。虽漆桶扫帚，亦可取也。至乎后世马玄台、孙一奎、滑伯仁、张景岳辈所论三焦椎节者，皆相龃龉，唯阿其所好，臆度传会，千古遂不归一也。吁卤莽亦太甚矣。夫脏府骨节，其位置有一所差焉，则人以何乎立治因何乎施斯方先辈欲发乎旧染之际，见厥藏骨与旧说左者，则徒以狐疑，殆类燕人忘燕焉，卒不能矑分，以归灭裂也。又或震然掲旗鼓，亦皆不知解体之法徒属孟浪。岂不闵乎!惜哉世虽有二豪杰士，污习惑乎耳目者，未能披云雾而见中青天也。苟非改面目者，则不能入其室也。呜呼!人有能有不能，余之不才，断断无它技，唯独于斯业，专精得以明之，诚无惭乎古之人。而其所权舆，要在改面目也。如与余同从事于斯，则庶乎得而至也。虽然余不娴乎文辞，故于斯书者，迨余之生质访之可也。[43]
又是一段冗长的引文，但主旨非常明确，即希望读者“读斯书者。宜改面目”。因为中医关于人体构造的论说已经有很多，玄白便同样采取厚古薄今的办法，对马莳（字玄台，明代中期学者，生卒不详）、孙一奎（1522—1619）、滑寿（字伯仁，约1304—1386）、张景岳（1563—1640）等元明学者予以批判；并告诫读者既不要一味怀疑，亦不要以解剖博取眼球；必须改变面目，抛弃成见，才能不被“旧说”所束缚，进而有所发现乃至建树。相比此前的强烈批判，这里的希冀则平稳中肯很多。也正因为如此，其晚年寻思兰学成功的秘诀时曾言：“而今反顾，汉学辞章华美，其开亦迟，兰学仅言明其实可也，易于解悟，其开也速。抑或汉学已开人智在先，故兰学之成也速亦未可知。”[44]
四、结语：兰学中有待全面挖掘的汉学资源
至于杉田玄白等学者对汉学的批判，有着很浓的目的论色彩，即：摆脱其束缚，以抬高兰学的地位。也就是说，汉学在为江户西学译介提供资源的同时，也不得不接受质疑和挑战，逐渐丧失独尊的权威性。这也促使我们在探寻汉学等传统学问在日本以及中国等东方世界近代化进程中的积极作用，同时也不得不更加客观冷静面对如玄白所批判的缺乏实测等局限性问题。
附录：刊本兰学作品文体分布
后记
拙稿主体改写自笔者博士后出站报告部分章节（徐克伟：《日本江户西学的汉学基础（1606—1845）》，北京：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19年，第3章“解体新书（1774）的汉学参考问题”，第57—78页）。其中，前半汉文（语）与附录部分在笔者博士论文部分章节基础上修订而成（徐克伟：《日本兰学翻译中的汉学资源及其局限：以〈厚生新编〉（1811—1845）为中心》，[日本]大阪：关西大学博士学位审查论文，2017年，第5章“兰学翻译中的文体与译词问题”，第135—172页）基础上改订而成；后半汉学参考部分原系受北京语言大学教员胡珍子博士盛意邀请，于其比较文学研究所20周年所庆活动“2017跨文化论坛：比较视野下的古典与现代，西方与东方”（2017年10月14日）学术会议上宣读文稿，谨致谢忱。
完
[2]中原泉:“解体新書の絵師:小田野直武”，《日本歯科医史学会会誌》第19卷第3号，1993年，第97页。(本篇涉及日文文献部分均保留繁体原字，不予简化。——编辑补注)
[3]松村明:“翻訳、対訳、直訳、義訳:《解体新書》とその訳語”(一)、《国語研究室》第2号，1963年，第76—80页;佐藤亨:“第十三章《解体新書》より《重訂解体新書》へ:訳語の変遷”，——《近世語彙の歴史的研究》东京:樱枫社，1980年，第285—302页;酒井和子:“漢字による外国音の音訳法:《解体新書》と《重訂解体新書》”，《東京国際大学論叢教養学部編》第49号，1994年，第69—83页。
[4]杉本つとむ:“第三章近代日中言語交渉史序説”——《近代日本語の成立と発展》(杉本つとむ著作選集2)，东京:八坂书房，1998年，第357—382页。
[5]板泽武雄:“蘭学発達の基盤及び契機としての漢学”，《法政史学》第11号，1958年，第1—12页。
[6]岸田知子:《漢学と洋学:伝統と新知識のはざまで》，吹田:大阪大学出版会，2010年，第2页。
[7]同上，第46—55页;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受容与共享》，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5—69页。此外，后者新近有修订版可供参考，沈国威:《新语往还:中日近代语言交涉史》，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第62—66页。
[8]EdwinOldfatherReischauer,Japan:TheStoryofaNation,NewYork:AlfredA.Knopf,Inc.,1974,p.7.
[9]MariusB.Jansen,JapanandItsWorld:TwoCenturiesofChange,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80,p.9.
[10]杉田伯元校正:《建部清庵先生、杉田玄白先生往復書牘(問答書):和蘭医事問答》(卷上)，江户:须原屋善五郎，1795年，第14b页。汉语翻译参见拙译，并略有修订(徐克伟译、沈国威校:“和兰医事问答”[一]，《或问》第26号，2014年，第144页)。
[11]杉田伯元校正:《建部清庵先生、杉田玄白先生往復書牘(問答書):和蘭医事問答》(卷下)，第10a页。汉译见徐克伟译，沈国威校:“和兰医事问答”(二)，《或问》第27号，2015年，第144页。
[12]沼田次郎、松村明、佐藤昌介校注:《洋学·上》(日本思想大系64)，东京:岩波书店，第392—393，397页。
[13]CharlesFerguson,“Diglossia”.inWord,15,1959,pp.325—340.
[14]JoshuaFishman,“BilingualismwithandwithoutDiglossia;DiglossiawithandwithoutBilingualism,”inJournalofSocialIssues23(2),1967,pp.29—38.
[15]Cラマール:“コラム1:ダイグロシア(二言語併用)”，村田雄二郎、Cラマール编《漢字圏の近代》，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第34页。
[16]岸田知子:《漢学と洋学:伝統と新知識のはざまで》，第1—3页;桑原惠:“古典研究と国学思想”，赖祺一编《日本の近世第13巻:儒学国学洋学》，东京:中央公论社，1993年，第257页
[17]杉田玄白:《解体新書》(序图卷“凡例”)，东武:须原屋市兵卫，1774年，第1a—6b页。
[18]此前已有岸田知子(2010)与沈国威(2010)二氏的考察，笔者曾在其基础上做了进一步调查统计，此处及以下的各文体数据分布均为调查所得，并略有修正。
[19]汉文训读或肇始于佛经汉译，并在朝鲜、越南、日本等周边国家的知识阶层阅读汉文时普遍使用，尤以日本最为系统完善。关于汉文训读的研究著述颇丰，近年来尤以金氏的考证最为清晰明了(金文京:《漢文と東アジア:訓読の文化圏》，东京:岩波书店，2010年)。
[20]原文日语，笔者自译。翻译时主要逆向采用汉文训读的方法，即主要调整语序，尽量不增删或修改用词，以最大程度体现原文面貌。此后两段的玄泽引文皆效此(沼田次郎、松村明、佐藤昌介校注:《洋学上》(日本思想大系64)，第120页)。
[21]沼田次郎、松村明、佐藤昌介校注:《洋学上》，第358—359页。
[22]大槻玄泽重订:《重訂解体新書》(卷十二)，京都、大阪、江都:植村藤右卫门，铅屋安兵卫、秋田屋太右卫门等，1826年，第30a页。
[23][荻生]徂来(徠)口授、圣默吉有鄰(吉田孤山)笔授:《訳文筌蹄》(初编，卷一)，洛东:泽田左卫门，1715年，第2a页。
[24]森冈健二:《欧文訓読の研究:欧文脈の形成》，东京:明治书院，1999年;斋藤文俊:《漢文訓読と近代日本語の形成》，东京:勉诚出版，2011年。
[25]川本幸民译述:《気海観瀾広義》(卷一)，京都、大坂、江户:出云寺文治郎、河内屋茂兵卫、山城屋佐兵卫等，1851年，第1b—3a页。
[26]杉田玄白:《解体新書》(序图卷“凡例”)，第5ab页。
[28]佐藤亨:“第十三章《解体新書》より《重訂解体新書》へ:訳語の変遷”，《近世語彙の歴史的研究》，第285—302页。
[31]子安宣邦:《漢字論:不可避の他者》，东京:岩波书店，2003年。
[32]杉田玄白:《解体新書》(卷二)，第14b—15a页，18b—19a页;方以智:《物理小识》，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上册，第6—7页，下册，第200—204页;沈括:《梦溪笔谈》，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第15—16页;杉本つとむ:“第三章:近代日中言語交渉史序説”，《近代日本語の成立と発展》，第357—362页。“〈〉”中的内容为原文中的双行小字夹注。或因使用版本不同，简表中部分内容与杉田所论存在一定出入。
[33]杉田玄白:《解体新書》(卷四)，第13a—14b页。
[34]笔者未见1765年初刻本，参阅贺川玄悦:《子玄子産論》(卷三)，京师、东都:河南四郎兵卫、河南喜兵卫、须原屋茂兵卫，1775年，第3b页。
[35]玄白自言所见为英国书籍，英国这方面的论述始见于18世纪中叶威廉斯梅利(WilliamSmellie，1697—1763)的发现(WilliamSmellie,ASettofAnatomicalTables,London:[s.n.],1754)。
[36]贺川玄悦:《子玄子産論》(卷三)，第3b—4b页。
[37]杉田玄白:《解体新書》(卷一)，第1b页。
[38]宇田川玄真译述，诹访俊笔记:《医範提綱》，江户:青藜阁，1805年，“題言”第7b页，卷三第5a页。
[39]杉本つとむ:“第三章:近代日中言語交渉史序説”，《近代日本語の成立と発展》，第361页。
[40]杉田玄白:《解体新書》(卷一)，第9b页。
[42]杉田玄白:《解体新書》(序图卷“凡例”)，第1a—2b页。
[43]杉田玄白:《解体新書》(序图卷“凡例”)，第5b—6b页。
[44]载于1815年成书的《兰学事始》，当时仅以抄本流传，明治初期得以付梓。参阅刊本与中文译本，并略做改动。杉田玄白:《蘭学事始》(下卷)，[东京]天真楼，1869年，第11b—12a页;徐克伟译:《兰学事始》，《或问》第13号，2013年，第1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