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医60余年，与医疗卫生事业结下深厚情缘。20世纪70年代受命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医官，见证中美建交和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20世纪80年代与同道一起创建中国肾脏病学科，创建协和肾内科。在国内最早报道IgA肾病；在国内率先探索慢性肾功能衰竭早、中期的非透析综合治疗……作为著名肾内科专家，退休后仍活跃在临床一线，看门诊、查房、会诊，抗震救灾等多个时刻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毕老的一生传奇而多彩，从他的讲述中可以看到新旧中国近一个世纪的时代变迁。
——访谈人董琳
到协和上班，是从实习医师开始做起。那时候院领导经常在各个科室里转，党政领导深入群众、深入基层，医院医、教、研井井有条。原来协和医院内科下面是分组，我在心肾组。当时流行一句话叫“有心无肾”，就是说心肾组以心脏为主，肾脏没有人具体落实，方圻主任就让我多注意肾脏病。当时我有一点闯劲儿吧，想正式成立一个肾脏病组，我直接打了一个报告给医院党委，党委同意了。那正是改革开放开始的时候，肾脏病学也发展起来了，我们刚好赶上了这个潮流。
肾脏病组的成立花了好大力气，最开始要什么没什么。金兰主任很支持我，分给我5张病床，我又从医院找了一些年轻的护士和技术员。沈亚瑾大夫建血透室，白天、晚上都要亲自动手，很费力。当时协和没有血透治疗用的“人工肾”，第一台血透机是李大钊的女儿捐赠的。她从日本回国到协和治疗，自己带了一个血透机，就把这台机器捐给了协和。当时国外的“人工肾”已经很成熟了，而我们国家才刚刚起步。
在中国，协和成立肾脏病组之前，有好几个地方已经成立了肾脏病专科。虽然协和起步晚，但是发展得比较快，因为我们抓住了一个关键问题。当时我有一个想法，要做好这个科，必须要找一个国内外大家都关心的、比较热的、没解决的问题，那就是慢性肾功能衰竭的治疗问题。当时美国也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提出的研究方向就是慢性肾功能衰竭的非透析治疗。我们搞中西医结合，还有综合治疗、营养治疗，把人看成是一个整体，不能说得了肾功能衰竭就一定不行了，就没法治了。
中华医学会肾脏病学分会一成立，我们就牵头开展这个课题，可以说一呼百应，也引起了大家的重视，协和对慢性肾功能衰竭的中西医结合疗法有了一定的影响。所以一个学科的发展，起点很重要，要符合广大人民需求。另外，既然是一个肾脏病学科，不能只抓一个病，要全面开展。
医生要保护患者的劳动力，这是很重要的，要把人看成是一个整体。譬如说老年肾脏病，老年人肾功能都减退，这个减退是老龄化的表现，可以稳妥一点保护肾脏，不要发展就行了。我有个病人，一听到肾脏不好就要自杀。后来他到协和来看，我们就给他治疗，不能断根儿，但可以扶持着、保护着劳动力，他照样工作了好多年，那就达到治疗目的。他继续劳动，没有躺在床上，心态不一样，人生观也改变了。
最开始，我们认为得了早期肾功能衰竭，病人就应该休息了。但有一次，一个日本人到协和看病，他说要到我们这儿透析，还说他白天要上班，我们说你的肾功能都那么差了还怎么上班。他说，我在美国都行，为什么在你们这儿就不行？这个事当时对我们有很大启发，给他做透析后，他回去照样工作，全部工作完成后就回国了。当时我们中国透析技术水平比较差，老百姓的认识也比较差，提到透析，那认为这个人就完了。从那之后，我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认识有了改进，对不是肾功能晚期的病人，能够正确安排疾病、劳动、生活、心理之间的关系。
一个临床医生，假如没有科研的训练，只是看病，可以平稳治疗病人，但要前进不容易，往往就是原地踏步，因为他没有思路，也提不出问题。临床医生必须要搞一些科研，在研究工作的基础上，思维也会改变。当然，我觉得不能要求全国所有医生都要临床也好、科研也好，但从临床发现问题然后探讨解决问题的思路，是必需的，因为临床本身要不断进步。
对病人，我是深深感受到张孝骞主任的那句话，“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在工作上，对病人，甚至于对病人家属，要换位思考，处在他们的位置上去想，可以站在一个位置上共同沟通，一对立就不好办了。做人、做学问要严谨，这些都是协和的好作风。年轻的同志在医疗工作上都应该有所前进，先不说要有大的创造，但至少应该站在前沿。思想上也要提高认识，一个人的思想境界如果不高，那他的人生道路也不可能走得好。无所作为、无所追求、满于现状，那不行，这世界发展得太快了。协和应该更上一层楼，不能吃老本儿，不能辜负国家和人民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