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10.30总第661期实习生：刘卓雅编辑：魏巍
其实，医学的作用是有限的。西方医学家常常在这样阐释医学，“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可是当下的社会，却给了医生如此多的不能承受之重。
温岭杀医事件发生后，数百名医护人员聚集在浙江温岭市人民医院广场内，悼念25日遇袭身亡的医生王云杰，并抗议“医闹暴力”。活动在网上得到全国上百家医院的声援。
病人认为医生没有治好他的病，于是举起了刀
2012年3月18日，因患鼻中隔偏曲、慢性鼻炎、左上颌窦炎、筛窦炎，连恩青住进了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并于两天后接受了内镜下鼻中隔矫正术、双侧下鼻甲黏膜下部分切除术。2012年12月28日，连恩青来到该院医务管理处投诉，表示自己术后感觉鼻孔通气不畅，要求医院解释，并再次手术。为此，医务管理处当场请来耳鼻咽喉科主任应正标会诊，应正标认为，手术效果良好，连恩青在听取解释后离开。今年3月7日之后，连恩青又多次来到该院投诉，提出相同的要求，多位医生和行政人员都曾为他详尽解释并细心开导，但连恩青依然不满意。
10月26日，他再一次来到温岭市第一人民医院，将一把长约30厘米的尖刀捅入三名医生的身体里，造成一死两伤的悲剧。
可医生也是人不是神，不可能手到病除
为了证明手术不成功，连恩青曾多次到台州市的多家医院、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和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就诊。仅今年8月，他就到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就诊7次，并主动要求做CT检查，但诊断结果均为慢性鼻窦炎，鼻窦CT检查结果也未见异常。
中国人对于医疗的对医学的期望值过高，远远超过了医学科学所力所能及的范畴。医学是不断发展中的实践科学、经验科学，世界上几乎没有两个一模一样的疾病，同一疾病在不同患者身上有不同的表现，不同的疾病在同一人身上也可能又相同的表现。相同的疾病，相同的治疗，对于不同的病人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因此，及时准确的诊断治疗，是医学最美好的愿望，也是医生最努力追求的目标。可一旦生病，就要求医生百分之百的诊断和快速治病，这是有违医学科学规律的。
围观者的“叫好”之声更是让所有医生寒心
耳鼻咽喉科主治医师王文斌对记者说，他永远也忘不了，当大家心急如焚地守候在急诊室门外时，一位围观的老奶奶却说，医生态度不好，就应该被捅。还有人说，现在的医院就知道赚钱，肯定是医生把人家逼得没有办法，人家才会杀人。一位患者甚至说，杀死一个医生，下次来看病，服务态度肯定更好了。
类似这样令医生心寒的叫好之声在网络上并不鲜见。在2012年3月哈尔滨杀医案发生后，一项令人震惊的调查结果是65%的网民对医生被杀表示高兴。将刀捅向医生的可能只是偏执扭曲的极少数，对医生抱有敌意的却是大多数。
几十年的建设，医院的医疗条件和医疗水平，确实提高了不少，但这是以政府减弱了自己的责任，而靠着广大病人贡献出来的。
2012年哈医大弑医事件发生后，网友哀悼曾打出这样的横幅，可类似的悲剧还在不断上演。
畸形的“以药养医改”制度让医生成了替罪羊
人们往往将看病难、看病贵的矛头对准医生，认为医生多看药、开贵药就是赚“黑心钱”，但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医疗价格共由四部分组成：一是药品价格，二是医用器械的使用费用，三是医护人员的技术劳务费用，四是医院管理费用。正常情况下，医护人员可以获得技术劳务费用，就不该从药品、医疗器械中谋取利益。但是政府为了降低医疗费用、减轻患者负担，对医护人员的技术劳务费用进行了限制。
从本质上来看，政府限制医疗服务费用并没有减轻患者的负担，只是将医护人员推到了患者的怒火面前，成为财政投入不足的医疗制度的替罪羊。
医患对立情绪，媒体“功不可没”
医生收红包、收回扣、见死不救等等，各种医疗行业负面事件时常见诸媒体。不可否认，其中确有一些医生的不端行为使得医疗行业整体被污名化，但也有一些负面事件是媒体过度渲染乃至无中生有。患者眼中的医生，从白衣天使跌落成白眼狼，媒体“功不可没”。
在很多患者眼里，医患双方不过是金钱关系
医生和患者，救助者和被救助者，原本是一种温情的救助关系在今天被异化成一种简单的金钱关系。但矛盾的是，看病救人却不同于市场里使用金钱的一般交易。这种交易天然有风险，不能提供三包也无法保证售后。患者花了钱，却不一定能买到健康。并且，医疗行业是一种专业性极强的行业，患者和医生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
对于一般商品，消费者可以鉴别是否为假冒伪劣；对于“治疗”这件特殊的商品，患者却没有足够的专业知识和能力进行判断和评估，且具备判断和评估能力的医疗鉴定机构往往不被患者受信赖。这就造成，一旦出现治疗情况不理想，不管从专业角度来看医生是否有失误，患者都会主观认定是医生的责任。
频频发生的伤医案，不但使广大的医务人员蒙上了阴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行医成了一件危险的事情，其最终伤害的只会是每一个病人。
医患冲突终是零和游戏
医患冲突，受伤的不仅只有医生。对于患者来说，医患信任破裂的成本最终还会回落到自己身上：越来越多的医生为了规避风险会选择风险最低而非效果最佳的方案。
越来越多的医生或准医生会因为惧怕可能的风险选择逃离医疗行业。中国医师协会2011年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78%的受访医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也穿上白大褂。在医患冲突这场零和博弈里，只有两败俱伤，没有赢家。
给医生一个安全的执业环境是基本的职业尊严
面对不断升级的医患冲突，此前卫计委与公安部联合发出过医院安全指引，并呼吁医院安装报警按钮、保安门及扫描仪器来杜绝致命武器，并增加监视摄像头及加强巡逻。颇有讽刺意味的是，10月23日，国家卫生计生委公安部刚刚出台了关于医疗机构按照不低于在岗医务人员总数的3%或20张病床1名保安或日均门诊量的3‰的标准配备的安保措施，其旨在构建平安医院和谐医患关系防止医院暴力事件发生。这一通知在浙江温岭杀医案前显得苍白无力。
姑且不论这样升级安保措施所带来的安保成本是否是现行的医疗体系所能承担的。从实际效果来看，加强安保不过是治标不治本，医患之间的信任危机不解除，医生头上的安全警报就无法消除。给予医生一个安全的执业环境是基本的职业尊严，而这不仅有赖于安保措施的加强，更有赖于医患关系的重建。
允许自由执业，别再让医生为体制背黑锅
中国的新医改行至今天，“看病难、看病贵”的情况并没有如愿缓解，公立医院的医改迟迟没有真正拉开帷幕。医改缓行，受害的不只是患者，也是医生。畸形的“以药养医”制度让医生患者走向对立，使得医生为体制背黑锅，为体制缺陷承担了其不应该也无法承担的责任。
医患纠纷的解决和医患沟通，不能只是医生和患者之间的事，更不能在医患矛盾激化时让医生暴露在第一线。现在有些患者动辄将矛头指向医生，拿医生出气，实质是医院管理方和卫生主管部门的失职。
如果不能认真解决医疗制度根本结构性问题，浙江温岭杀医案不会是最后一个，也许只是暴戾行为的新开始。